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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触龙说赵太后》：本篇见于《战国策·赵策四》。触龙，过去《战国策》中写作触詟。《史记·赵世家》写及此人作“触龙”，人们即疑“触詟”有误。1974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发现《战国策》帛书残本，亦作“触龙”，遂确证写作“触詟”是由于过去竖行本将“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名中“龙言”二字连写而致成此误。
（2）锥刺股：战国时期的纵横之士苏秦西游秦国，但却遭到了秦王的拒绝。落魄不堪地回到洛阳家中，结果“妻不下絍，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从此以后，他发愤读书，重新研究合纵的策略。有时候读书读到深夜，又累又困，他就用锥子扎自己的大腿，以保持头脑清醒。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锥刺股”，用来表示刻苦读书的精神。
（3）前倨后恭：指先前傲慢，后来恭敬。这个典故出自《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苏秦最初游说不成，落魄不堪返回家中时，对他非常冷淡，以至于不为远道而回的他做饭。而当后来苏秦身兼六国相印，衣锦还乡之时，他的嫂嫂则“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像蛇一般爬到他身边，跪在地上向苏秦道歉，承认自己的过错，恭敬讨好苏秦。苏秦因此讽刺他的嫂嫂道：“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后司马迁在《史记·卷六十九》中改为：“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后世则用“前倨后恭”来形容先前傲慢后来谦恭以及见风使舵的人。
1.本文表现了苏秦怎样的性格特征？
2.本文的艺术成就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3.本文在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方面运用了哪些手法？
4.文章中苏秦与其嫂的对话表达二者怎样的心理？
所谓先秦说理散文，也称为先秦诸子散文，是指先秦时代，尤其是战国以来诸子百家阐述个人或学派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伦理道德思想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有些属于弟子后学对先师言论的记录，有些是个人的著述加上弟子后学的补充，还有些则完全是个人的著作。春秋战国之际，说理散文逐步由产生走向了高度繁荣的局面，开创了我国思想学术以及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些著作是春秋以迄战国时代思想学术论争的结晶，是我们民族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也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仅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也反映了我国早期说理散文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研究，并给以继承和发展。
一、先秦说理散文发展成熟的原因
和其他事物一样，先秦说理散文的发展和繁荣，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1.激烈的现实斗争催生了说理散文的发展和繁荣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社会急遽变革的时代，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催生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新兴的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并要走向全面的确立。这就使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新旧势力的斗争你死我活，革新与守旧对立异常尖锐，整个社会处于激烈的动乱之中。即若到了封建制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的战国时代，在一些尚未完成封建改革或社会改革不彻底的角落，还存在着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一些封建官僚和贵族还大量使用家内奴隶，买卖奴隶的现象还非常普遍，这些往往激起奴隶的逃亡或起义。
与此同时，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地主阶级多个集团之间、多个诸侯国之间为了消除对方的威胁，扩张自己的势力，也进行着激烈的兼并战争。此外，由于诸侯国林立，关卡重重，工商业者与封建领主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他们不仅希望统一和减少“关市之征”，也希望天下统一。那些富商大贾为了保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也积极地由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进行扩张和渗透，甚至以商人的心理和方式进行政治投机，如“阳翟大贾”吕不韦就是这方面极为典型的代表人物。
在上述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旧势力、旧思想逐渐衰落、崩溃，新的势力逐渐崛起，新的社会制度、新的社会秩序有待确立，这就使当时的社会出现了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新的重大问题。比如，在旧制度的废墟之上建立什么样的新制度？如何结束这种分裂动乱的局面？如何实现天下的统一？如何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如何巩固和完善新兴的封建制度？如何去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农业生产与工商业的关系，即“本”和“末”的关系该怎样处理？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军事与政治的关系该怎么处理？以及用什么样的哲学思想去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等等问题都需要人们去探讨，都需要人们以理性的思考作出阐释和回答。面对这些广泛涉及政治、军事、哲学、伦理、教育等方面的问题，社会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都企图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用自己的愿望去改造世界，描绘出自己心目中未来世界的蓝图。这必然在整个社会的思想界引起广泛的骚动和激烈的争鸣。先秦说理散文的成熟和繁荣，正是这种社会现实的产物，换言之，复杂的社会现实向人们提出了这一要求，诸子散文的发展和繁荣正是适应了这一现实需要。
2.“士”阶层的兴起
随着社会生产分工日益细密，社会上需要有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人。一方面，“私学”的兴起不断为社会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拥有文化知识的人才，于是就促成了“士”阶层的迅速兴起。这一阶层的人都通晓某一方面的专门知识，他们都积极参与了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探讨和论争。另一方面，在激烈的现实斗争中，随着一些旧贵族、旧诸侯的垮台，也解放了一大批“士”——原本依附于那些旧诸侯、旧贵族的知识分子，从而把他们推向了社会，推进了更激烈的矛盾斗争之中。这些士以他们的专长和才智，在当时分裂、动乱的社会条件下，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他们或依附于诸侯贵族门下，为诸侯贵族在政治、外交方面设计献谋，奔走游说；或“著书立说，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面对激烈变革的社会，提出自己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案；或四处奔走，游说诸侯，以其高明的政治眼光，敏锐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积极介入社会斗争之中，往往是“三寸不烂之舌，胜于百万之师”“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因此，各阶级、各阶层的统治者不得不重视他们的社会作用，他们的主张一旦被诸侯贵族接受，立刻就会身价百倍，“朝为布衣，夕为卿相。”那些诸侯贵族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巩固和提高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也积极地招揽人才，养士成风。在天文、历算、地理、政治、军事等方面略有一技之长者，都成为诸侯贵族网罗和收养的对象。
苏轼《志林·论养士》中甚至有这样生动的叙述：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异国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
经济基础的变革及社会制度的转化引起了思想的大解放，这种社会风气使这些掌握着文化知识或仅有一技之长的人得到了社会的尊重，也得到了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给他们著书立说、学术交流、学术探讨都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甚至齐国，两代齐王在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稷门附近设立学宫，专门为这些士提供生活及学术交流的条件，像孟子、荀子、尹文子、宋銒、邹衍这样的名流就有70多人曾从不同的国家到过这里，其他不见经传者，当然还会更多。这样的社会环境也进一步增强了士阶层的热情和自信心，使他们能以更大的热情、更强烈的自信心、更积极地去参与学术的争鸣和现实的斗争。这种状况使当时学说纷纭，学派林立，形成了空前未有的思想活跃、精神解放、生动活泼、盛极一时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散文作为记事、论辩和著述的有效工具，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外交、军事、文化活动的需要，发生了质的飞跃。这必然对促进先秦说理散文的发展繁荣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百家争鸣的直接成果就是一大批议论散文著作的出现。在这一过程中，这个富有才华、充满活力的士阶层为先秦说理散文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社会发展的现实向人们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人才。正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指出：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义·诗教上》）
章氏之言，虽未免夸大，但从散文发展的历史来看，战国时代确实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从文体的发展演变、论说问题的技巧，还是表达的方式等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3.理性思维意识的强化和提高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认识问题的能力在不断提高，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在不断地发展和提升。尤其是周文化的理性精神的高扬，使人们特别是那些思想敏锐的思想家、政治家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他们把原先对天、天帝、天神的关注的眼光移向了对人类自身的关注，他们汲取殷商王朝灭亡的教训，开始从对人类自身行为的思考中去把握人类的命运，开创人类的未来，去理性地思考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这种理性思维意识的不断强化和理性思维能力的不断提高也在锻炼和提升着人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思想表达的能力，为先秦说理散文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和前提。
二、先秦说理散文发展的基本概况
先秦说理散文就其纵向的发展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后期到战国初期为第一阶段，这时有《论语》、《墨子》相继出现，文章多为语录体，或为简明议论的短章。战国中期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以《孟子》、《庄子》为代表，其特点是文章的篇幅加长，形式逐渐由语录体发展为对话式的论辩文，体现出从对话式的议论文向成熟的议论文的过渡。战国后期为第三阶段，以《荀子》、《韩非子》为代表，有了许多论点突出、论证手法丰富成熟的，可以称为鸿篇巨制的专题议论文。这些文章完善了论说文的体制，标志着我国说理散文的成熟。
第一阶段：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以《论语》、《老子》和《墨子》三部著作为代表的语录体议论文。
这一阶段是先秦说理散文最早的文体形式，文章多为语录体，或为简明议论的短章。所谓语录体，即记录或摘录他人的言论的文章。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品是《论语》、《老子》和《墨子》三部著作。
《论语》之名，乃编纂者所定。一般认为，“论”即论次编纂，“语”指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语。语经论纂，故称《论语》。《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是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今本《论语》共二十篇。大约于战国初年由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纂录而成。
《论语》是早期语录体散文的代表作，从中可以看出早期诸子散文以记言为主的特征。首先，《论语》各章都以“子曰”“孔子曰”或“××曰”，甚至有的则以“××问××”提起，然后孔子作答，所记也多为孔子的只言片语或孔子与其弟子短小简约的对话，一般只叙说观点，而不加以充分的论证，未能形成独立的文章。文字长短不一，各篇之间并没有严格的时间顺序和逻辑联系，各章之间也没有共同的主题。语言尽管也吸收了书面语典雅洗练的长处，但总体而言，基本以当时明白晓畅的日常口语为主，文字简括，毫无雕琢之处，读起来使人感到言简意赅、亲切自然，形成了隽永有味的独特的艺术风貌，可以说是语录体的典范之作。如其所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等，都以极为简练而通俗的语句表达出丰富而耐人寻味的生活经验和人格理想，显示了高超纯熟的语言技巧。再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一句，语气极平易，却蕴藏着深沉的人生感喟，既有人生苦短的悲凉，又有自强不息，逆流勇进的决心，可谓言浅意深。
书中也有些较长的段落，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对话时的背景、人物、性格及个人的形态、神情。如《先进》篇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节，详细地记载了孔门师生间的一场谈话，它通过孔子问志、学生言志、孔子评志三个环节，将孔子的和蔼平易、子路的率直鲁莽、冉求的怯懦谨慎、公西华的外谨内恃、曾皙的潇洒脱俗的思想性格，通过比较、对照都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可以说是早期精彩的对话式议论文。
总的说来，《论语》文辞简约、意蕴丰厚，语言上表现为深厚隽永的特征。作为叙事记言文字，《论语》与说理文显然还有一定距离，还没有能够真正形成形式完整的篇章。但《论语》这些语录，特别是有论点并有简明论据与推论的那些言论，已初步具备了议论文的必要因素，孕育了议论文形成与发展的基因。尤其是它在语言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是很高的，给后世人们学习语言、运用语言提供了一种典范，给后世散文的发展以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此外，被范文澜先生誉为“有极大智慧的古代哲学家”的老子，其著作《老子》一书，也属于语录体，可它却体现出以韵文为主、散韵结合、句法整齐的新特点。体现出在语言形式上的新的创造。它的各章虽然也大多是三言两语，但是与《论语》的纯散文体则有很大的不同。全书约五千字，各章节大致都有一定的中心思想或逻辑上的连贯性。他的文体既不是《论语》那样的语录，也不是零散的谈话记录，它只是以高度凝练深刻的语言表达出对某一哲理的感悟和揭示。《老子》一书没有具体的人物对话与叙事成分，完全是对其哲学思想的直接阐发。文句在整齐中亦见长短变化，错落有致，对后世骈文的形成和赋体的韵散结合有一定的影响。《老子》在语言及其形式上具有它的独创性，在先秦诸子中独标一格。
为了更好地表明所要阐述的道理，老子采用了寓理于形的表现手法，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合，显示出独特的语言与思想魅力。例如，第六章描写“道”孕育万物、生生不息的情状：“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以形象的比喻表现玄妙的哲理，借助物象来表述，不仅说理透彻，而且鲜明的物象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引起丰富的联想。它的语言无所修饰，多接近口语，平易自然，明白如话：如“天长地久”“金玉满堂”“去彼取此”“六亲不和”“出生入死”“根深蒂固”“抱怨以德”等。《老子》还出现了许多闪耀辩证法光辉的至理名言，千古流传，脍炙人口：“大器晚成”“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词句用语简洁，惜墨如金，凝练精妙，形象而深刻地浓缩了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经验教训，反映出中国先秦时代哲学思想的透彻性，闪耀着思想的光芒与智慧的结晶。它不仅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也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稍后出现的《墨子》一书较之于《论语》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在先秦诸子之文中，《墨子》的影响不及《论语》，也不如其他诸子。但就诸子散文发展的过程而言，《墨子》文章独具一格，创制了结构完整的专论体议论文，奠定了我国议论文的基础，在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墨子名翟，鲁人，年代略后于孔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一书是墨子讲学的记录，也多为其弟子所记，仍然具有记言性质，书中也多以“子墨子言曰”起篇，可以看出语录体的痕迹在《墨子》一书仍明显存在，如《耕柱》、《贵义》、《公孟》等篇还保存着语录体的对话形式。但《墨子》的文章每篇都有标题和明确的论题，并有充实的内容和清晰的层次，这与《论语》、《老子》的有文无题相比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墨子》的文章不太重视文采，显得文风质朴，但却论述周详而注重逻辑性。墨子之前，论说性散文体制短小，多为一些简单的说明、论断的文字，并无明确的主题。而墨子则围绕一个主题展开论述，形成了结构完整，条理清晰，推理严密的论说文。《墨子》一书，文字条理谨严，层次分明，明辨是非，论证周详，极具说服力。特别是文中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善用归纳法和类比法进行辩论说理，运用具体的事例、形象进行说理，进一步从具体问题的争论发展为概括性的辩难。例如，《兼爱》、《非攻》等篇层层推演，由小及大，以此及彼，既是说理，又是譬喻，语言虽质而不华，但却道理明晰，通俗易懂，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可以说是说理散文的一大进展，文体已呈现出由“对话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趋势。这无疑是散文文体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对后来的《荀子》、《韩非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阶段：战国中期，以《孟子》和《庄子》为代表的说理散文。
这一阶段以《孟子》和《庄子》为代表的说理散文，上承前期的语录体，仍然留有代师立言的语录体及对话记录的传统痕迹，但文章篇幅增长，形式上又呈现出由语录体向对话式的论辩文与专题议论文演进的趋势，文章风格也出现多样化的特点。比如《孟子》就是一部以对话为主要说理方式的著作，其中有部分语录其说理迂回绵密，犀利善辩，长于比喻，富于感情。
《孟子》共七篇，主要记述孟轲及其同时代人的言行和学说，是继《论语》之后儒家最重要的著作。与《论语》写作不同的是，《孟子》是孟子及其弟子共同所著，全书以孟轲为中心，通过对他的言行举止、神情语态的生动描述，不仅系统地表现了他的思想，也鲜明地展示了这位思想家的情感倾向和性格特征。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孟子》一书仍然属于语录体，但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孟子》较《论语》已有显著发展，主要表现为：一是相较于《论语》而言，《孟子》文章的篇幅加长，已将简明扼要的语录，发展为长篇大论，像《论语》那样三言两语几个字或十几个字的对话在《孟子》一书中几乎没有了；二是其中不少章节已经具备了议论文论点、论据和论证的必备因素，对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具有了自己的观点，并且文章按其思路和内容分为若干段落或层次。特别是其中一些在表面上看来是记叙人物对话，但其内在却是议论和相互辩难的文章，往往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逻辑严密，因势利导，层层递进，使对方陷入论辩的困境，从而具有了更强的文学性，体现出了语录体向专题议论文过渡的新发展，标志着先秦散文由“章”到“篇”的发展趋势，如《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章》、《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另外，《孟子》中还有一些单篇的议论文章，一般只记录孟子的言谈，但却并非是只言片语，而是有论点和论证过程的篇章。比如《告子上·鱼，我所欲也》、《告子下·舜发于畎亩之中》等，如果将文首“孟子曰”去掉，根据其内容加上适当标题的话，可以称得上是一篇已相当完整的议论文了。这些文章所具有的议论文的雏形，深深影响了后代议论文的发展。
此外，在语言风格上，孟子继承发展《论语》、《左传》、《国语》等语言特点，形成了精练简约、流畅明快、风趣幽默，感情强烈的特点。其论辩自如，灵活多变，时而循循善诱，使对方不便于断然拒绝；时而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使对方无言答辩，只好同意他的观点。此外，排比、反问的使用使文章充满激情，比喻、寓言的巧妙使用更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总之，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是很突出的，在语言及表现手法上都对后世散文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宋的一些散文大家如韩愈、苏洵、苏轼等不仅在思想上受他的影响，而且从文章方面也从孟子散文得力不少。
《庄子》一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庄子著书五十二篇。司马迁也说他：“著书十余万言。”晋代郭象为之作注。郭注《庄子》为三十三篇，分为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这就是现在通行的《庄子》一书。后人认为，内篇七篇是庄子自著，外篇、杂篇是出自于庄子门人及后学之手。庄子是继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又一位大师，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庄子》就是庄子哲学思想的系统、全面地反映，也是其卓越的文学成就的全面体现。
全书思想大致统一，风格基本相似，虽然书中也保留了一些记言的痕迹，但已不是简单的语录体、对话体了。特别是其内篇中第一次有了真正的题目，如以《逍遥游》为题代表文章的中心主旨，全文围绕题目主旨表达思想，这种文章样式的出现标志着文章体制已经脱离语录体的形式，标志着先秦散文由“章”到“篇”的过渡的完成。
《庄子》这部哲学著作充满了浓厚的文学色彩。从文学角度而言，它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首先，最具特点的是浓厚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如《逍遥游》一开头就以极富想象力的夸张性的笔力写了天地之间十分开阔的意境和大鹏变化遨游的壮观景象，让读者感受到一种艺术的震撼。特别是他作品中运用的寓言，看起来似乎是“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但却体现出想象丰富、构思奇特、夸张大胆、意境雄阔、震人心魄的浪漫主义色彩，读来令人拍案叫绝。其次，运用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是《庄子》散文的突出特色。作为一个思想家，庄子在讨论问题、阐述思想时，并非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而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将他缜密的思维、严谨的推理、明晰的语言融入各种各样的艺术形象之中，一事一物到了他的笔下，都写得富有色彩，富有生气，情趣盎然，从而生动地表现了他丰富深刻的哲学思想，表现了他对天地宇宙的感悟、对人生的思考。如《逍遥游》、《人间世》、《德充符》、《秋水》等篇，几乎都是用一连串的寓言、神话、虚构的人物形象连缀而成，把作者的思想融入这些形象及其对话之中，超出了以故事为例证的意义。再次，《庄子》文章的语言艺术在诸子散文中成就最高。他的语言造语新奇却又自然流畅，气派浩大而又富于变化，感情充沛，文辞富丽，大量运用比喻、铺排等修辞手法，对所写事物进行穷形极态的描写，表达他那深刻微妙的思想，使文章生动传神，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总之，庄子散文高度的艺术成就得到了后世学者普遍的赞赏和肯定。司马迁赞美过他；郭象在《注庄子序》里就称之为“诸子之冠”；马叙伦称其“辞趣华深，度越晚周诸子”；郭沫若称他有“古今独步的文笔”，又说“以思想家而兼文章家的人，在中国古代哲人中，实在是绝无仅有。”
第三阶段：战国后期，以《荀子》、《韩非子》为代表的成熟的议论文。
在这一时期，诸子散文已经完全突破了语录体的局限，形成了论点鲜明，中心明确，论证手法丰富，技巧成熟的议论文。主要著作有《荀子》、《韩非子》等。
荀子，是儒家学派正宗的传人，他系统地研究总结了各家学派的学说，从切实致用的角度出发，革除了孔孟理论中许多狭隘、守旧和“迂阔于事”的色彩，同时，吸取了它们的精华，融会贯通，紧密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和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求。荀子是极富批判和创新精神的思想家，他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论”，也大胆而猛烈地批判了西周以来的天命论，认为所谓天就是自然，是没有意志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它有自身的运行规律，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荀子强调人只要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就会有富裕满足的理想生活。他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精神风貌，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言。
荀子的著作，汉时称为《孙卿子》，三十三篇。唐代杨倞为之作注，改称《荀子》。今存三十二篇，内容涉及哲学教育、道德伦理、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学说及其思想。在文学方面，他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文学上来讲，诸子之文发展到《荀子》，已更趋成熟完善。荀子的文章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形成了新的特点。其一，《荀子》已经摆脱了前人语录体的痕迹，不再是如《论语》、《孟子》的语录或对话的连缀，而是自成体系地形成了围绕一个中心展开论述的专题性学术论文，标志着议论文体制的成熟和完善，成为后世论说文体的典范。其二，他的文章擅长论辩，论点明确，论证全面，推论清晰，结构谨严，逻辑严密，文章恢宏博大、稳健浑厚，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在先秦诸子说理散文中别具一格。其三，《荀子》一书还大量运用许多日常生活常见的事物为譬喻，生动巧妙地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深入浅出，辞理并茂地说明抽象高深的道理，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如《劝学篇》中的比喻层出不穷，前半篇几乎全用譬喻重叠构成，辞采缤纷，令人应接不暇。最后，《荀子》一书语言通俗流畅，辞采缤纷，大量运用铺陈手法和排比句式，并使用韵语调谐音节，整齐流畅，适于诵读，从而也增强了文章的抒情色彩和气势，使他的文章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总之，《荀子》的文章论点集中，结构完整，论据有力，论证严密，语言质朴，是标志先秦诸子散文臻于成熟的典型的“经师之文”，兼有阳刚和阴柔之美，对后世有巨大影响。
代表先秦说理散文最高成就的另一部著作是《韩非子》。韩非是荀子的学生，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时又受到儒、道、墨诸家思想的影响。他批判并扬弃了儒家思想中狭隘保守的东西，适应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主张。同时，也提出了进步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所以，法令制度也应该因时而变。他反对儒家传统的“法先王”而主张“法后王”。他的学说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政治需要。他死后，后人搜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韩非子》一书。
《韩非子》共二十卷，五十五篇，多为韩非所作，全面论述他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主张。其代表篇章有：《五蠹》、《孤愤》、《显学》、《说难》、《定法》、《难势》等篇。
《韩非子》所录之文多属政论文，但体裁多样，既有长篇或短篇专论，又有驳论和辩难之文。众体之中，特擅驳论，其驳论技巧甚至要高于《荀子》。韩非在辩论中总是锋芒锐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对后世散文的发展影响深远。如《说难》论述了谏说君主时的种种难处和不期而至的麻烦，提出了劝谏游说时要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对社会和人君心理进行条分缕析，揣摩投合，鞭辟入里，缜密透彻。韩文中的长篇大论，如《显学》、《五蠹》、《孤愤》等，都写得波澜壮阔，淋漓尽致，代表了先秦议论文的最高成就。
由于韩非的文章大讲特讲用法术威势治人，用严刑峻法治国，故文章直率陈辞，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正如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所言，故为文“深刻明切，锋利无比，具有严峻峭拔的风格”，同时却又“条理分明，严密透彻，有很强的说明力”。《韩非子》散文的另一特点是“善用寓言，巧设譬喻，使得文章更为生动”。《韩非子》全书寓言多达300余则，优秀的寓言数以百计，著名的如《郑人买履》、《自相矛盾》、《郢书燕说》、《卜妻为袴》等等，皆以平实朴素的语言、构思精巧的情节、明晰深刻的哲理、丰富生动的内涵而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
总之，先秦诸子的哲理散文发展到《韩非子》，其体裁样式、论证方法等也已臻于完备，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深度大大增强，说理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了。《韩非子》以论辩的透彻、逻辑的严密成为先秦说理散文论辩艺术的集大成者，标志着专题议论文的完全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