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唐纳关于殖民地解放的思想在他对印度问題的态度上体现较为清哳。虽然印度的问题比其他自治领远为复杂，但从他一贯的态度中仍可看出他促进印度觉醒和独立的决心与苦心。
1.第一个实地考察印度的社会主义者
麦克唐纳自从当选为议员后，以工党领袖的眼光，注视着殖民地，特别是印度。他曾多次计划访问印度，但因公务而放弃。1909年9月末到12月末，他终于推开其他政务，在即将到来的大选前夕访问了印度，作了实地考察，较为客观地，以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和观点，勾勒出一幅印度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社会民情等多方面交织的图画。这个被英国殖民者弄得畸形的国度给他留下了长久的印象，“孟买工业区的烟云，加尔各答商业街的喧闹，恒河平原上城市的废墟，圣都本那里斯的密集的庙宇，以及狭窄的山路上拥挤不堪的朝圣的人群，一幕幕浮现于我的脑海。”因此，他写下了《印度的觉醒》一书，较全面地分折了印度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印度民族解放的主张。由于他对印度问题的深入了解，被当时英国首相阿斯奎斯任命为“王家印度事务委员会”委员，并于1912年12月至1913年夏季，再次对印度进行调査访问。这次调查长达半年之久，使他进一步明确了印度独立的前景和道路。
麦克唐纳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提出了印度问题。其特点是：第一，以往来印度的英国人（无论是什么阶级、阶层）都很难摆脱殖民主义影响，从来没有人以谴责殖民制度的目的来考察印度。麦克唐纳则是第一个踏入印度的殖民主义的批判者。他揭露了英国在印度的种种罪恶，作出了从实质上消除殖民主义的结论，丰富了他的关于殖民地解放的理论。第二，他是英国第一个以同情劳动人民的态度进入印度的人。他注意到“瘦骨嶙峋的人们在辛苦劳作、辛苦劳作、辛苦劳作着，他们步履艰难地走着、走着、走着；在其他地方很难见到的苦难人民带着惨淡的表情在崇拜着、崇拜着、崇拜着。”他从一句格言中揭示出原始游牧式的人们的苦难生活，“如果你不会偷，你就得饿死。”这中间寄予麦克唐纳多少同情！还有，偕他同行的夫人玛格丽特，还专门写了两篇关于印度妇女解放的论著。这足以看出他们的崭新立场。第三，从制定印度觉醒和解放的政策和策略出发，考察印度。他宣告：“本世纪初，一股生活的清风吹遍了东方，东方觉醒了。”为了促进这一觉醒和解放，他详察了印度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纷杂敌视的宗教对立，印度知识分子的进步思潮，民族运动中各党派的状况，英国殖民当局的残酷统治和无耻阴谋。从实际出发，他除了反对英国殖民当局的压迫以外，还指出最大的困难来自印度人本身的不团结、落后、愚昧。
“印度人缺少纪律、毅力、以及在议会中反对统治种姓的勇气。他们缺乏内聚力。许多名人分裂自己的组织，个人感情用事，易被谎言欺骗，没有什么价值。”因此他提出了首先各省自治，经过过渡最后全国独立的路线。第四，他揭露英国人在印度不得人心，督促他们放手让印度人进行政务自治和各省自治。他不相信英国官员所谓“我当然深得声望”的假话，认为“最糟糕的就是他们相信自己得人心。”其实，“这些官僚们嘴里说的声望，就像乞丐们嘴里说的‘屁股’一样。”英国“殖民政府的总的政策再自由一些就好了。责任政府、各省联邦，这就是印度将要自我实现的道路。事实上，它正在实现。”印度的情况不同于英国其他殖民地，它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没有社会的民主制度，更没有工党这样的工人阶级政党。它的第一步是民族统一、民族独立，而麦克唐纳的以上主张，显然是推动这个历史潮流的。
2.筹备并主持印度圆桌会议
麦克唐纳在执政过程中，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采取了与保守党、自由党显然不同的政策。早在1924年第一届工党政府执政时，麦克唐纳就主持释放了押在狱中的印度民族运动领袖圣雄甘地，结束了他自1922年3月18日以来的监禁生活，促进了当时民族运动走向高潮。由于随后保守党上台执政，对东方殖民地实行血腥的镇压，印度自治运动也形成高潮，并于1928年出现流血惨案。1929年6月麦克唐纳再度任首相时，立即着手解决印度问题。其主要实践为主持印度圆桌会议。
召开印度圆桌会议解决印度的立宪和自治问题的建议，最早是1924年2月18日由藩迪特·莫蒂拉尔·尼赫鲁提出来的。1929年底麦克唐纳正式提出召开印度圆桌会议，由英、印各方面的代表出席。但与此同时，印度国大党把争取印度自治领地位改变为争取完全独立，甘地于翌年发动了大规模的和平抵制运动，并因而被捕入狱。所以第一次印度圆桌会议没有国大党代表参加。会后由于麦克唐纳的努力，甘地等人才被无条件释放。
麦克唐纳主持了三次印度圆桌会议，即1930年11月12日至1931年1月19日的第一次，1931年9月7日至12月1日的第二次，和1932年3月的第三次。会议主要宗旨是解决印度立宪自治的问题。三次圆桌会议期间，麦克唐纳虽然受到英国其他两大政党的制约，受到印度各方利益的牵制，但他却尽力推进印度自治问题的进展。实践证明了他的这一立场的进步性。
1930年的第一次圆桌会议虽然未完成顶定的自治计划，但也有其历史性功绩。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确定了建立印度联邦实行自治的总方针。会议一开始就成立了“联邦关系委员会”，并向大会提出了关于建立联邦的12项具体措施。这些措施的实现将使印度具有自治领的地位。麦克唐纳首相作为圆桌会议的主席，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更是明确她指出了自治的方向：“英国当局和政治家一再作出的宣言很清楚，英国在印度的工作就是要为建立自治政府作好准备。”“王公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联席会议上与英属印度的人民代表坐在一起，这是逐步实现印度统一的一个标志。”会间他还坚持：“宪法必须制定，宪法必须有不断进步。”与会的印方代表（包括土邦王公们）都发言一致赞成宪法的实现方式为联邦制。“各党派都接受：中央政府应为全印联邦。”这个方针的确立并被各方代表接受，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印度自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统一，更没有过宪法。确定类似自治领地位的自治，这是向完全独立的一个过渡。印度当时还远未具备完全独立的条件：内乱不止，宗教对立，无法出现统一政权，更不能完全独立。当时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运动，也不具备实现完全独立的领导力量和纲领。从这个角度看，当时的联邦制是唯一可行的方针。这是会议成绩之一。
第二，消除派别分歧，创造了合作气氛。会议正式代表92名，印方代表就占73名。印方顾问12人也与会。分歧不仅在英、印之间存在，而且还在印度土邦与英属印度各省之间，印、回教徒间，以及当政的统治阶级与在野的民族主义者之间存在。麦克唐纳预见到，对于自治方案，有人会说还不够好，也有人会说走过了头，会出现很多对立的意见和不可调和的冲突，所以会议不定框子，充分讨论。麦克唐纳首先引导他们顾大局，向前看，消除分歧，坦诚合作。他在会上号召：“我们必须以互相信任、远见卓识和政治家的风度来完成我们的任务。”“切记，你们必须正视的首要的事情就是要确信：我们已到了一个里程碑，它标明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一种前途。”“我们不要做记录过去的人，而要做掌握未来的人”。在他的至诚感召下，各方代表都表示了善意合作的愿望。分歧在缩小，合作的气氛开始形成。印度土邦王公代表盖亚瓦尔（Gaekwar）表示：“为了实现如此伟大的目的，我们要以互相信任和善意全心全意地合作。”克什米尔的土邦王公也表示：“我们必须克服困难，力争成功。我们必须有耐心、通融、忍让；相互间一定要有谅解和善意……使个别利益服从共同的利益。”有的代表生动地把缔造联邦比做绘画，说：
“如果我们绘出的图画对于重要的少数派、王公、或少数派其他部分来说不尽人意，我们就重来一次；如果我们失败，我们就再干一次。”在会上，许多王公改变了自己顽固坚持的片面看法，代之以实际解决问题的态度。印度自由党领袖萨普鲁（Sapru）迫切要求圆桌会议揭开印度历史新篇章。虽然会议没有达成最后协议，但印方各代表纷纷在演说中向麦克唐纳致深切的谢意，把他誉之为“和平的勇士”。印方代表纳瓦茨（B。S。Nawaz）在闭会式上说：“我国的最大成功不在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巨大成就，而在于消除了大家头脑中的猜疑和不信任。大家自由交换意见，以平等的地位坐在一张圆桌前进行个人接触，这就等于创造了相互合作、相互信任、相互持有善意的一种环境。……种子已经播下，幼苗已经长出，我们要为这棵幼苗提供适宜的土壤，让它日趋长大，直到成为参天浓荫的大树。”这足以看出，第一次圆桌会议在各方代表心目中留下的无形的成就。
第三，设立了建立联邦的准备机构。为了切实解决印度联邦的建立，圆桌会议设立了九个附属委员会，分别进行充分讨论研究，制定最后方案。这九个方面的委员会分别负责联邦结构、各省宪政、少数派、緬甸、西北边远省份、公民权、国防、文官、信德省等专项问题。各附属委员会都在认真调查、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详细、可行的报告。如第一附属委员会（联邦结构）提出购报告，不仅对行政、立法权都作了原则规定，而且每项权力的详细内容都有各方面的建设性方案。单是行政权问题，就有13个方面的措施。再以麦克唐纳为主席的第三附属委员会（少数派）为例，它是由英、印各方40名委员组成，堪称最庞大的一个附属委员会。这对于解决最为困难的少数派问题显然是有利的。麦克唐纳作为大会主席兼任该附属委员会主席，更体现了解决这一最棘手问题的信心。
所以，第一次圆桌会议的历史作用是不宜抹煞的。它没有达到原定目的，主要是印度土邦王公意见不一致，各教派意见不一致，而不是对联邦制的根本方针提出什么原则性的意见。阿尔华王公赞成土邦王公自主体制的自治，而毕甘纳王公只愿参加全印联邦，反对各土邦自治方案。麦索尔的土邦王公主张代表制政府，而两个最大的土邦（海德拉巴邦和克什米尔邦）王公则要求保护专断权力。印度教与回教两大教派分歧尚未消除。回教内部也有分歧。第三委员会在讨论关于规定英、印及欧洲人在印贸易权利的第14条款项时，回教大首领真纳认为经过修改的条文“仍嫌笼统和空泛”，表示不能同意，而另一回教首领沙菲则立即指出：“真纳发表的意见只代表他个人意见。我以其余所有回教代表的名义声明，我们接受以上读过的条款。”这种繁杂的内部纷争，正是印度统一的最大障碍，要解决这类纷争显然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时间，不能一蹴而就。
第二次圆桌会议与第一次相比有三个特点：第一，国大党领袖甘地正式出席会议，表明会议接受民族独立运动的力量。这当然是由于麦克唐纳努力的结果。第二，讨论的主要议题不再分散为九个，而是集中在两大问题上，即联邦结构和少数派问题。麦克唐纳如此安排，完全是力图甩开枝节的争议，尽快在建立统一的全印联邦这一主要目标上达成协议。第三，与会的印方代表增加，由73名增至92名，英方代表仍为20人。
第二次圆桌会议由于集中接触实质性问题，又由于国大党的参加，斗争更加复杂。印、回两教派互不相让，争执不下。英、印双方疑虑重重，都怀疑对方没有诚意。国大党代表甘地，又声称只有国大党才是全印度的代表，其他代表只是少数人的、部分人的代表。佘议进行几周无进展。1931年11月8日国大党电召甘地回国，会议遇到了危机。当时全国大选中保守党占了绝大多数席位，使印度方面的代表丧失了对内阁的信任。麦克唐纳推动全印联邦的计划受挫，保守党马上左右内阁，提出分两步走的作法：第一步先搞分省自治，第二步搞中央政府。麦克唐纳对此十分愤怒，他在日记中写道：“分省自治是不够的，但我的劝告被否决。我孤立了。”第三天，由15名印度代表签名的信件发表，否决了内阁的作法。而甘地却认为政府不会答应国大党能够接受的分省自治。在11月30日的一次会议上，甘地全面批判了圆桌会议中的一系列做法，认为国大党代表了85%的印度人口，代表了所有少数派，是唯一的全国性的党，不能只被视为一个派别。
“我要的是完全独立……国大党要的也是完全的独立。”这种主张显然是相当彻底的，然而也是其他印度代表所不能接受的，也是国大党自身无法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麦克唐纳利用印度方面的压力，在原则问题上同保守党顽固派进行了有效的斗争，尽力维护印度人民的利益。12月1日的闭会式上，麦克唐纳在他的长篇讲话中，明确地否定了内阁所谓分省自治的主张，坚持争取全印联邦的进步方案。他声明：“只要立法和行政都建立在全印联邦的基础上，政府就准备承认其职权的组织原则。”“特别指出的是，我的内阁同事们重新把全印联邦的信念作为印度宪政问题唯一有希望的论断提了出来。”麦克唐纳还信心百倍地宣称：
“宪法要给各个阶级、各个信仰者以保障。……我们已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我相信你们还将取得更大的进展。……这两次圆桌会议从任何意义上说也不是失败。这种会议必须开，必须克服障碍。……它们不仅使我们唤起英、印人们的善意，而且还触动了印度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使我们大家一起来面对严酷现实，集中精力，决心克服困难。……切记，要与我们肩并肩，交换观点，互相合作。我们将以善意和良机来解决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我们将看到一个自治自尊的印度屹立于世界。”麦克唐纳的闭幕讲话改变了会议的气氛，一再被印度各方代表的欢呼声和掌声打断。甘地十分激动地打断麦克唐纳讲话，提议大会向麦克唐纳致谢，赞扬他“惊人的操劳”、“鞠躬尽瘁”，“祝贺你经常给予我们以时代感的教导”，“我回印度后，十分高兴也有义务转告印度人民，英国首相以时代感所做出的一切。”“我愿一遍、两遍、三遍，必要时更加经常地、一字一句地学习你的宣言，弄懂字句中的真正含义。”继甘地之后，回教派代表奎约姆（Quaiyum）也同意甘地向麦克唐纳致敬的建议，表示对唆克唐纳声明“十分满意”，“没有任何与我不同的意见。”主公代表也赞同麦克唐纳的意见。可以说，第二次圆桌会议虽未成功，但在麦克唐纳的主持下免于失败的命运，他为印度进步而斗争的立场得到印度各方代表的公认。
第三次圆桌会议对解决印度问题更加不利了。甘地因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而被捕，国大党分裂，只有印度自由党与会。由于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占支配地位的种姓与回教徒、“贱民”之间形成僵局，麦克唐纳只好于1932年8月发表了《教派自治公裁书》。其主要内容为：所有作为少数派的人都分别设立选区，分别立宪。但这又被印度教的人视为“分而治之”政策的重演。甘地又发动了绝食斗争的高潮，反对教派分裂的倾向。看来，印度苦难挣扎了100多每的繁杂的教派分立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这需要时间。麦克唐纳最后的议案只能被理解为这样一个过渡。
总之，从麦克唐纳主持三次印度圆桌会议的实践中，可以看出，他的立场与保守党、自由党不同，他是印度走向解放的促进者，是印度人民的朋友。
3.在印度问题上与保守党顽固派的斗争
麦克唐纳在印度问题上的进步立场和政策，是在与保守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实现的。他掌握政策的“度”是：既不能引起独立工党的反对，又要使保守党人不得不接受。
在与保守党人的斗争中，麦克唐纳争取保守党中较开明的鲍尔温的合作，集中对付被称为保守党“死硬派”的温斯顿·丘吉尔、张伯伦等人。当丘吉尔肆无忌惮地抨击政府的圆桌会议计划时，鲍尔温被麦克唐纳说服，批评丘吉尔的态度，支持麦克唐纳寻求“印度合众国”的探索。以致麦克唐纳在日记中写道：“温斯顿被分割开来了。鲍尔温完全抛弃了温斯顿。”1930年夏季，以张伯伦为首的许多保守党人顽固坚持西蒙报告，鲍尔温则向麦克唐纳私下保证，他不会支持他们。
为了争取鲍尔温这个保守党魁作同盟军，麦克唐纳下了极大的功夫。他的社会有机体论及其在印度问题上的运用深深影响着鲍尔温。后者1931年关于帝国的未来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讲话，使人似曾相识。他说：“如果要说帝国是个什么东西，那它就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有机体，我们国内许多人也许忘了这一点。今天的帝国已不是维多利亚女王即位50周年庆典时的帝国了。……它是有机的、活着的、永远处于进化过程之中，而且进化的速度与日俱增。甚至在几年以后，也很少有人能预见到那种演进会把较大的自治领和母国的关系发展到何种程度。而且，在这个进化的世界里，谁也无法想象印度能单独保持静止状态。”这种以进化、有机体演进的观点分析帝国问题和印度必然走向自治、独立的道路，在鲍尔温的思想武库中是颇为罕见、极其别致的。稍加追溯，即可看清这是麦克唐纳社会有机体理论灌输的结果。有了鲍尔温这位同盟者，麦克唐纳在推行印度自治的斗争中就免除了许多后顾之忧，有利于他更好地处理印度问题。
由于这一有利的条件和麦克唐纳的持续努力英国议会于035年8月2日通过《印度政府法案》，基本实现了全印联邦自治的计划。虽然印度各派对该案从不同角度表示不满，但印度的统一和自治毕竟向前迈进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