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帝国后，统治者十分重视编修方志工作，开创“一统志”之先例，并著称后世。
元世祖为掌握全国形势，显示国威，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令大学士札马剌丁和秘书少监虞应龙主持编修志书。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十月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全国一统志——《大一统志》。由于该志缺漏较多，元成宗时决定重修，至大德七年（1303年）完成，定名为《大元大一统志》。除朝廷主持修“一统志”外，地方上还编修了一些省级志书。元代的方志编修，无论形式、体例还是内容，基本上继承、沿袭了宋代的成规，并无明显变化和发展。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即着手修志。洪武三年（1370年）十月，《大明志》编写完成。天顺五年（1461年），《寰宇通志》成书，英宗为其作序且赐名为《大明一统志》，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二部全国一统志。朝廷还诏令地方修志，如永乐十六年（1418年）“诏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并两次颁布了“纂修志书凡例”22条，规定内容应当包括建置、沿革、疆域、贡赋、古迹、人物等类目，还规定了每个类目下所收录的具体内容。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封建朝廷制定的全国修志条例。明代时宁夏编纂了6部志书，且为宁夏现存最早的优秀历史文化典籍。
明代修志有自己的特点，表现在以下3方面。
1.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许多乡镇也编修志书，并且向专志方向发展，如《崂山志》《崇正书院志》等。
2.许多志书中始定凡例，以交代该书的编纂宗旨和原则，这是明代方志的一个新贡献。
3.编纂者开始注意研究方志的性质，强调方志的作用。如“志，固一邑之史”，“夫志，郡史也”，“邑之有志，即国之有史”，等等，都是明代方志学者对方志的界定。他们还强调修志的目的性，即要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认为“志之为书，有关治体，有补风化，其为益也大矣”。他们把地方志的作用上升到理论高度，认为方志不仅性质与国史相同，而且作用也是一样的，只是范围大小而已，故在明代就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名言。
我国封建社会的方志编修发展到清代进入了鼎盛时期。无论是志书数量、种类、编修规模及方志理论研究方面，都超过了前代。
1.朝廷重视，成效显著。在历朝历代中，清廷似乎更为重视修志，曾下令三修一统志。康熙十一年（1672年），要求各省按照河南、陕西通志的款式修通志，朝廷于乾隆八年（1743年）汇编《大清一统志》342卷，以彰“兴隆盛世”。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又编成《大清一统志》424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最后一次编成《大清一统志》560卷。
清建立初年，有些地方官吏由于习惯，先自发编修本地方志，并令各府州县相继编纂志书。清朝也多次下令要各地修志。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礼部奉旨催促各地在3个月内完成通志编修。雍正六年（1728年），朝廷针对修志中存在的问题，明确要求编修各地人物志要做到“详细查核，无阙无滥”。次年，又规定各州县志每60年修一次。为了编修地方志，地方官府中一般都设有志局（馆），把修志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此外，清代私家撰修的方志、专志，数量也很多。
由于上下重视，清朝的方志发展处于鼎盛时期，省有通志，府有府志，州有州志，县有县志，还有各种专志。据统计，在我国现存的8300多种志书中，仅清一代就独占5700多种，其中以康熙、乾隆年间最多。就宁夏而言，自明至今传世的且以志而名的旧志有30种，其中清代的就有15种。
2.两个派别，针锋相对。由于方志事业的发展，许多著名学者开始对方志的性质、作用、体例及编纂方法等进行理论探讨，形成了两个派别，即考据派与文献派。
（）考据派。考据派，亦称“地理派”“厚古派”“旧派”。代表人物是戴震、洪亮吉、孙星衍等。他们主张修志重在考证地理沿革，且又主张以考证历史为主，此派指导思想是崇古薄今，认为方志是地理书。
戴震是考据之风盛行时出现的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为一代考据大师，他认为“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洪亮吉是考据派中坚人物，他认为编修方志的重点在于地理，反对修志过程中的不良风气，主张要从本地实际出发，既不失之于简，又不失之于滥。
（2）文献派。文献派，亦称“详今派”“历史派”“新派”。代表人物首推著名的方志学家章学诚，还有谢启昆、阮元等，他们认为方志是史书。
章学诚对方志研究提出了许多影响后世的理论。首先，他认为方志是史书，地理沿革只是方志内容的一部分，不能以偏概全。“志属信史”“志乃史体”，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其次，他认为一部方志要讲求实用，“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其主要作用在于“裨风教”。第三，在方志的体例方面，主张立“三书”定“四体”。“三书”，即将志书分为志、掌故、文征三大部分，另加丛谈。志包括记、表、考、传、图、略六体；掌故指档案材料汇编；文征是各类诗文汇编；丛谈即异闻、杂说。“四体”，即用记、年谱、考、传4种体裁记录方志的内容。他还强调在写作过程中要克服“五难”（修志中容易碰到的5个问题），排除“八忌”（修志中应注意预防的8种弊病），确立“四要”（编纂志书的标准，即简、严、核、雅）。
清代是方志发展史上的全盛时期，众家从方志的起源、功能、体例及编纂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推进了方志学体系的建立和方志学的形成。特别是章学诚系统科学地论述了方志理论，建立了较为完整、系统、科学的方志学体系。梁启超说：“方志学之成立，自实斋（章学诚的字）始也。”
民国时期，新旧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根本不具备修志的物质前提和社会条件，修志因此步入衰败时期。从全国范围来讲，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其间，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也曾先后发布过编纂地方志的命令。民国三年（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发文，要求各地纂修地方志。民国十八年（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修志事例概要》，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又公布《地方志纂修办法》，将地方志分为省志、市志、县志3类，并规定省志30年一修，市志及县志15年一修。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国民政府重新颁布《地方志书纂修方法》，规定凡未设立修志馆的省、市、县，应设立文献委员会，负责修志工作。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省当局对编修志书根本不感兴趣，只是为敷衍上级，筹措少量经费，临时找人兼职，修志馆大都没有从事地方志书的编纂，即使编志，也是抄袭旧志，没有体例创新。但是，一些从事方志研究的学者，仍笔耕不辍，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理论名著，如李泰芬的《方志学》、王葆心的《方志学发微》、黎锦熙的《方志今议》、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等。在方志学的理论研究方面，民国时期的志书也有一些积极的因素和进步，比较注重国计民生的记载，提高了方志的使用价值，方志目录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中国旧方志发展到民国时期，最终衰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形成，社会主义新型方志随之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