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古人又云：一国之忧不在外国，而在萧墙之内也。作为领导者即使在安定、繁荣时期也应具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只有这样方可有备无患，避免突然出现大的危机，或是及时发现危机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造成损失。所谓“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便在于此。
1.居安思危以求有备无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
译：国内如果没有通晓法度的大臣和辅佐的人才，国外没有敌对的国家和侵扰等外患，国家常常会被灭亡。这样，就知道忧愁祸患让人生存，安逸享乐让人灭亡的道理了。
大凡领导者在初创崛起之时，不可无勇，不可以求平求稳，而在成功得势的时候则应该求淡、求平、求退，莫要在势盛之时，头脑发热，忘乎所以。在保泰持盈之时应静思谦让，居安思危，才能有备无患。
自古强臣的下场多是凄惨的。如果据此简单地说高官显位都是害人的，也会失之片面。其实，人的因素才是第一位的，一个人的位置变了，地位高了，最易产生骄狂之心，凡事没有了小心谨慎，问题便会油然而生。身处高位的人面对的诱惑是最诱人的，意志薄弱的人往往会因一念之差，从而走上看似美妙的死路。这就要求为人下者不仅要时时自爱，更要刻刻自省、自律，万不可因一时的得意而放纵胡为，方可高枕无忧。
西汉显贵最久的家族，非张安世莫属。终西汉一朝，张氏家族屹立不倒，成为历史上一个鲜有的特例。
张安世本是著名酷吏张汤的儿子，张汤死后，汉武帝怜其遭人暗算，便对张安世着意提拔，加恩眷顾。他历任三朝，深得皇上信任，虽是朝廷重臣，却从不敢骄狂自恃，反是如临深渊，凡事无不小心谨慎。
他确是一个有心之人，凡事都用尽心机，即使有些事看似没有必要，他也考虑再三，不敢疏忽。每当和皇上商量国政作出决定之后，他必称病不朝，掩人耳目。一待政令颁布之后，他还故作不知地派人去丞相府探问详情。如此一来，当真瞒过了群臣，没有人知道他参与决策的事。
霍光死后，有人奏请皇上让他接任大将军之职。他得知此事，不喜反忧，向汉宣帝极力推辞。汉宣帝不准，他便勉强接受，却从不以大将军自居，为人处事倒比从前更加谦恭了。
有人向汉宣帝报告说：
“张安世辱没大将军的威名，实不堪任。有此卑微的大将军，当是我朝的耻辱。”
汉宣帝痛斥了那人，正声道：
“张安世掌大权而不揽势，居高位而不显扬，何人能及？如此大贤大德之人，朕最是放心，实是我朝的大幸。”
张安世身兼选贤拔能的大权，这本是能给他带来利益的肥差，可他却从不让被提拔的人知道是他荐举的结果。有人闻得风声向他送礼致谢时，他也拒不受礼，坚不承认此事，以至常有人误会他尸位素餐，不任其事。
更为难得的是，张安世生活俭朴，夫人竟是亲自纺织，家中仆人耕种土地，自给自足。他总是教育儿孙要戒除骄气，不可恃势凌人，如有犯者，他必亲自动手，予以严惩。
如此经营，苦心孤诣，张安世富贵久长，祸事不招，自不能说是幸运的缘故了。
张安世的做法别具一格，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处在算人的最有利位置上，做的最多的却是防人算，这也正是他的大聪明之处。就做人来讲，这样的城府于己有益、于人无害，再深一点又何妨？
多往坏处想，才能使事情往好处发展。任何事情好与坏都是相对的，凡事多往坏处想一点，做事就会多一分谨慎、少一分张狂和粗暴，事情成功的机率自会大些，自己的安全系数自会高些。
〇别让莽撞毁了自己
上述的例子是封建时代的特定现象，拿到今天已不适用，但是在“慎重为官”方面的启示意义仍是巨大的，尤其对于刚刚到达一个新起点，渴望创新的新任领导者更是如此。
新任领导者的实干能力对其未来是否成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一定要记住这句话：“用慎重为创新做好铺垫。”这是因为：
成为领导者不外经由两条途径：一是在此工作单位很久、工作经验丰富，因而晋升为领导者；另一种则是由其他工作单位调过来的。前一种情况，由于相处的时间很久，晋升的领导者能够很清楚地了解每一位同事、下属的个性，在管理上不会发生太大的困难。而后者可就难说了。
当你刚刚调到新的单位担任领导时，所见到的都是陌生的面孔，这时绝对不可全凭私见，对他们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因为这样往往会造成错误的判断。另一方面，在尚未到达新工作单位时，这些同事、下属可能对你已掌握了相当多的情报。
“这次新调来的主任，听说是位很能干的人。”
“听说是不喝酒、不抽烟，像木头般的人。”
诸如此类的事情，下属可能已经调查得一清二楚，然后睁大眼睛等着看你的表现。这时，你大可不必在乎别人的评论，因为这只会徒增工作上的困扰而已。要将自己当做一张白纸，一切从头开始。
“我还不了解诸位，对新工作也得有个熟悉的过程。同样地，诸位对我大概也很陌生，但不管如何，既然今后大家都要在同一单位工作，希望大家能和我共同合作，支持我的工作！”新任领导者要用这样的态度开始才可以。
新官上任三把火，但这火还是缓一缓再烧。领导者即使有看不顺眼之处，也不要说：“这件事要这么做才对”或“我以前的地方不是这样的”，否则会引起同事、下属的反感。要带着新鲜的心情来开始此项任务，即使对新单位业务已有十足的信心，也要谦虚地对下属说：“我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希望诸位能多多指教。”
对于新任领导者来说，新单位的一切信条、规定、制度、方针……，也都要从头仔细学习。对于不熟悉的事务，应当征求下属之意见或请他加以说明。
自然，塑造一个成功的新任领导者形象的最好方法是工作成绩突出。你的杰出表现及其带来的声誉，将使人们知道你是多么了不起。人们从你昔日成功的记录，或仅仅通过目睹你工作时的风采，就可认定这一点。当人们看见你在所从事的领域里的非凡表现时，他们也不会怀疑你的执业水平。
世界上没有不可克服的难题，只要新任领导者抱着实干的态度，扎实地走好每一步，就能走向成功。如果缺乏一步一步的实干精神，只能是“四面楚歌”，创新更是无从谈起。
2.深谋远虑，防患于未然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第十二》）
译：孔子说：“听讼辞以断案，我同别人是差不多的。不过，在我，一定要教化老百姓，使不发生诉讼案才好。”
公正无私地审断案件的是非曲直，固然是审理诉讼的主要目标，但是还不应仅止于此，孔子提出通过仁政德治的方法，对百姓进行教化，使人际关系和睦，从根本上消除引起诉讼的因素，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远见。一个具有深谋远虑的领导者，与一般人不同之处是能看到有可能出现的“漏洞”，并作出果断的决策。防患于未然，是做人办事的基本功。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故掌揽朝政，定要深谋远虑，除祸患于未然，斩逆端于萌芽，切不能优柔寡断，而对于已然出现之问题，更须彻底解决，免成燎原之势。
清朝康熙年间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撤藩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但这毕竟是一次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康熙帝“慎重图维，详细商榷而后定”，终使这一项大的政治改革顺利完成。撤藩，为巩固清朝统治之需，势在必行，但年轻的康熙帝一纸通令，三藩并撤，未免过于简单。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使他受到锻炼，趋于成熟。他总结自己战争前后的变化是：“前者，凡事视之以为易；自逆贼变乱之后，觉事多难处。”因此，他在战后撤藩中采取了区别对待、分期分批的办法，稳步进行。
康熙十九年三月，四川、湖广、广西已平定，即将进兵云贵时，康熙帝暗中着手处置尚、耿二藩问题。
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归顺朝廷后，康熙帝原指望他能出兵湖南，协助剿灭吴三桂，然而他却心怀贰意，不肯出力。康熙乃于三月初六命刑部侍郎宜昌阿、郎中宋俄托等，以巡视海疆为名赴广东，会同平南将军赖塔秘密处理此事。藩下都统王国栋领会意图，伪造尚之信之母舒氏、胡氏的《告变疏》。尚之信其弟尚之节一怒之下杀死王国栋，其部下八千余人也在五月十三日夜从广西隐蔽撤回。将军赖塔以此为口实，立即率满兵擒拿尚之节等人，经审讯，“悉得其状”。为了安抚尚藩军心，稳定局势，康熙于八月十三日以假言相欺，宣布：令尚之信来京是为了核实情况，并非欲治以法；不欲解散藩兵，尚之信来京期间，藩兵暂属尚之孝；令诸官兵常念国恩，释去疑虑，各保身家妻子。
半个月之后，即八月二十八日，准备就绪，才对尚之信及有关人员作出处理。即：尚之信不恩不孝，法应当斩，但因曾授亲王，从宽，赐其自缢；逆党尚之节、李天植等按律正法。但对一向忠于清廷的尚可喜，则不因其子反叛而受株连。康熙以其“航海归诚”，“不肯从逆”，而对其妻舒氏、胡氏从宽免死，并免于没收财产。对尚之孝、尚之璋、尚之隆等也从宽，免革职枷责。
由于掌握时机，注意策略，区别对待，因而未大动干戈就顺利解决了尚之信。
康熙对耿精忠的处理更为谨慎。早在康熙十六年十一月，藩下参领徐鸿弼等即遣人赴部，首告耿精忠归顺之后仍蓄谋反叛，列罪状五款。康熙留疏不发，策划调虎离山之计。康熙十九年五月初六谕令康亲王杰书设法劝耿精忠自动要求赴京，但“不可轻举”。杰书遵旨开导，耿精忠于四月上疏自请陛见。康熙立即准其来京，并借机削夺其兵权，授耿藩所属都统马九玉为福建将军，统福州府靖南藩下官兵。
同年八月，耿精忠至京后，康熙将以往有关耿精忠罪状的留疏交法司勘问，但并未按部议立即黜爵磔死。康熙二十年九月，平叛战争接近最后胜利时，康熙帝将耿氏家口编为五佐领，连同耿精忠之弟耿昭忠、耿聚忠，一并归入汉军正黄旗下，直到次年正月，方才以逆党之罪将耿精忠磔死。
通过上述步骤，撤藩基本完成。康熙为消除隐患，于平定云南之后，令将分布在福建、浙江、广东等地的耿精忠、尚之信属下旗员撤回京师，重新安置。一般均革职入旗，以原品随旗上朝，世职不准承袭；遇到旗下有缺时，其中个别“堪用之人”“酌量补用”；马九玉在耿精忠反叛时曾哭劝再三，归正后又对清廷尽忠效力，故“以原官解任来京”，这充分表明康熙此时仍坚持区别对待的原则。
从康熙帝的整个政治生涯来看，此次平叛和撤藩对加强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都大有裨益。而对康熙帝人生体验来说，实为一笔不算太小的精神财富。从康熙做人办事的过程看，他是一个防患专家，一生历尽大小事件，均告成功，说明了他为人处世的高明。
〇没有胜算不要盲动
《孙子》中说：“多算胜，少算不胜，由此观之，胜负见矣。”这里的“算”是指“胜算”，也就是制胜的把握。胜算较大的一方多半会获胜，而胜算较小的一方则难免见负。又何况是毫无胜算的战争更不可能获胜了。战术要依情势的变化而定，整个战争的大局，必须要有事先充分的计划，战前的胜算多，才会获胜，胜算小则不易胜利，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果没有胜算就与敌人作战，那简直是失策。因此，若居于劣势，则不妨先行撤退，待敌人有可乘之机时再作打算。无视对手的实力，强行进攻，无异于自取灭亡。
三国时的曹操便是一例。他的作战方式被誉为“军无幸胜”。所谓的幸胜便是侥幸获胜，即依赖敌人的疏忽而获胜。实际上，曹操的制胜手段确实掌握了相当的胜算，依照作战计划一步一步地进行，稳稳当当地获取胜利。而要做到有把握，就必须知彼知己。孙子说：“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这句话虽然很容易理解，实际做起来却颇难。处于现代社会中的人，均应以此话来时时提醒自己，无论做何种事均应做好事前的调查工作，确实客观地认清双方的具体情况，才能获胜。
决策有时候还是需要运用“不败”的战术来稳固现况。就像打球一样，即使我方遥遥领先，仍须奋力前进，掌握得分的机会。荀子说：“无急胜而忘败。”即在胜利的时候，别忘了失败的滋味。有的人在胜利的情况下得意忘形，麻痹大意，结果铸成意想不到的过错。须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预先设想万一失败的情况，事先准备好应对之策。
3.不要忽略小事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
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论语·子张第十九》）
译：子游说：“子夏的门人，叫他们做洒扫应对进退这些事是可以的；但这不过是末节，根本的东西却没有学到，怎么可以呢？”
子夏听到这话后说：“唉！子游说错了。君子育人之道（由浅入深，有一定顺序），不会因为（洒扫等小道）是末节而先传授，也不会因为（仁义等大道）是根本放在后面就不传授了。（小道、大道）像草木一样，是要区别开的。君子育人之道怎么可以歪曲呢？教育弟子能够有始有终（成一完整系统）的，大概只有圣人吧！”
子游大概是瞧不起子夏的教学方法，他说，子夏的门人只是做些洒水扫地的事情，这是末节，根本的东西却学不到，有什么意思呀！很有些蔑视的味道。子夏却不以为然，他说，君子之道，哪些先传授，哪些后传授，是有区别的。能够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有始有终，大概就是圣人了。子夏是对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天下难事必做于易。万物一理，许多的小事情其背后却隐藏着大道理。如果对小事不屑一顾，眼高手低，最终也一定不会做成大事，只有小事大做，则小事也能变成大事，大事小做，则大事也就变成了小事。
康熙三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刑部等衙门报告：太监钱文才打死民人徐二，应处以绞刑，监候办理。为此，康熙对大学士们说：“凡是太监犯罪，决不能宽恕，应该加等治罪。朕发现自古以来，太监善良者太少了，关键在人君防微杜渐，开始就注意，如果开始就姑息纵容，逐渐玩弄权术，等到势不可遏，虽然想制服，却并非易事。如汉代的十常侍、唐代的北司，窃弄成权，甚至皇帝起居服装饮食，都在其掌握之中，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太监原来是被阉割的人，其性情与一般人不同，有年已衰老而一言一行还像个婴儿，外表装作老实厚道者，内里却居心叵测。必须是太君英明，这些家伙才无法施展权术。朕听说明代皇帝将朝廷奏章的批答权委托给司礼监，司礼监又委之名下内监，此辈素无学问，不知义理，委之以事，怎么能不发生谬误呢？其间闹出多少笑话，简直不可思议。”康熙帝又说：“钱文才杀人案，你们要记住，到秋天审判犯人的时候，一定要严加惩办，不能让他漏网，逍遥法外。”
四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江南道御史张援上疏，要求将西山碧云寺后葬有前明太监魏忠贤之墓及石碑二座，彻底平毁。出于对太监佞臣的痛恨，康熙帝特旨批准。
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康熙阅读明史，将其心得体会讲给大学士们说：朕自幼年的时候，即每件事都好问个为什么？明代太监的事，朕都看过，所以那时候的事，朕知道的很详细。太监魏忠贤的恶劣形迹，史书仅仅记其大概而已，还没有详细记载。明朝末年的皇帝多有不识字者，遇到讲书时，就垂幔听之，诸事听任太监办理，所以生杀大权，尽归这些人操纵。
康熙又说：明史记载杨涟、左光斗死在北镇抚司狱中。闻此二人，在午门前受御权而死，太监们用布裹尸拖出去。至于随崇祯殉难的人，乃是太监王承恩，因此，世祖章皇帝作文致祭，并立碑碣。
以上不烦征引，说明康熙对历代作恶多端的太监深恶痛绝，只有个别的如王承恩例外，因其忠君随死。如魏忠贤之流，因其恶迹昭彰，康熙对其墓、碑下令平毁，似有不共戴天之仇。为什么呢？因为此辈害国害民：清代宫中太监仅供洒扫使役，不给权柄。权衡利弊，忠奸分明，太监小人，不可重用，是康熙对太监任用的指导思想。
康熙由一个太监作恶联想到中国历代太监干政带来的祸患，从而对太监的行为作了严格的限制。我们从秦王朝往下数，能如清代这样几百年间太监都无法兴风作浪的实在不多，这不能不说是康熙实施圣明的管人之道的结果。
〇从小事中显真情
假如你是一个领导者，你会过问每一个下属的饥寒冷暖吗？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精力。
但是，这不是说关心下属的冷暖是无所谓的事情。相反，应该适时、适当地做一些细致入微的事情，使下属能够充分感受到你对他们的关心，这不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而所取得的效果却往往出人意料、令人鼓舞。如果你总是摆出一副官架子，遇到不愉快的事就露出满脸的不高兴，不屑于做或根本不情愿去做小事，那么，你的下属就会对你产生成见了。
在处理一些小事的时候，如果你处理得不合理、不恰当，下属们也会小视你，因此千万不要忽略对一些小问题的处理。作为一个上级领导，如果连一点小事不愿做，或者连一点小事都做不成，便会威信扫地。一个连小事都做不好的人，又何谈做大事呢？
况且有一些小事，你作为领导，是必须努力做到的。
例如，你的下属得了一场病，请了半个多月的病假在家里养病，今天，他恢复健康，难道你对他的到来会面无表情，不加半句客套，没有真诚的问候话语吗？
再比如，你的一位年轻下属找到了一位伴侣，不久就要喜结良缘，或者这位年轻下属在工作中取得了突出成就，为本部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难道你能不冷不热、无动于衷地不加一句祝贺称赞的话语吗？
这种事情确实很小，往往会使一些领导者觉得无足轻重，不值一提，但正是这些小事折射出领导人品质的整体风貌，下属也往往通过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去衡量和评判一个领导。小事往往是成就大事的基石，这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领导者要善于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使两者相得益彰。
如果领导者能在许多看似平凡的时刻，勤于在细小的事情上与下属沟通感情，经常用“毛毛细雨”去灌溉下属的心灵，下属便会像禾苗一样生机勃勃，茁壮成长，最终必将结出丰硕的果实。
4.将不利因素化为有利因素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孟子·尽心上》）
译：孟子说：“具有德行、智慧、本领、才识的人，是由于他长期处于忧患之中。”
忧患意识应作为领导者始终绷紧的一根弦，即使是在歌舞升平的繁荣时代也不可掉以轻心，高枕无忧，比如中国古代军事上的征服往往相对容易，精神上的征服则往往难而又难。而且，后者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出现转化，即从精神上的反抗转而变为军事行为。尤其是领导者在位初期，虽然尚未出现公开的反抗，但暗中的反抗势力却仍然存在。在这方面，应始终保持着清醒的估计，要有打江山的智慧更要有在打下江山之后守江山的智慧。
秦始皇嬴政懂得，在费尽艰辛地统一了六国之后，中原诸侯国的领土尽管已悉归己手，但是六国贵族的残余势力哪能自甘灭亡呢？他们必然会以各种方式在暗地里对抗秦的统治。有鉴于此，他就必须采取措施防止死灰复燃，将反抗苗头扼杀于从前状态。正缘于秦皇嬴政对此深有所知，为了防患于未然，巩固新政权，他以极大的热情对全国民众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迁徙，使原来一盘散沙的百姓全部规划进他为大秦帝国勾画的蓝图之中。
在向偏远地区迁徙民众和朝廷罪犯的过程中，始皇嬴政还作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迁徙决定，那就是迁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此后，嬴政又多次陆续下令将数万户或零星的豪富迁往他乡。
从始皇嬴政所指定迁徙的这些人来看，他们不是巨富，就是政治威望高的人。很显然，嬴政的目的是为了在新的领土上巩固秦的统治而削弱旧势力对新政权的敌对力量。而将这些有头脑、有实力、有手艺的豪或者富，迁到经济落后的地区，兼有使他们在那里落地生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题中之意。
正如嬴政所希望达到的政治经济效果那样，迁豪是富有成效的。因为那些原来的豪富们因经营有道、生产有方、身怀绝技，走到哪里都可以一展身手，富己而利国，嬴政的迁豪决策其实也是有一定科学性的。
在秦的历史上迁徒虽屡见不鲜，但是一下子迁徙十二万户豪富齐聚秦的政治统治中心咸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嬴政对此是有过一段时间考虑，而且自然有着强烈的政治性和目的性。
在统一战争过程中，以及战争刚完成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六国贵族豪富们薪尽火传、此起彼伏地对大秦政权不断地进行颠覆活动，他们还在幻想不堪一击的故国会奇迹般地重现于中原，还在企盼那个在战争中崛起的巨人忽然倒下。
对于这些反秦的暗势力来说，突然出现眼前的新的皇帝、国家都不是他们所期盼的。他们虽然表面上在俯首，但俯首并不等于妥协，他们的内心还在燃烧着复仇的余烬余热，只是在苦等着时机而已。
迁豪的目的，就要让这些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生活，纳入最快捷、最有效的控制状态。
正是这样，六国豪富们在目瞪口呆的诧异和无奈之中不得不变卖家产，领着双亲妻儿踏上了通向咸阳的风雨不归之路。来到咸阳后，六国豪富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原来的生活环境，他们的邻居、他们的朋党、他们所熟悉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咸阳这个城市中，他们变成了一个个孤立的异乡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环境要重新适应，新的谋生之道要重新寻求。家庭生计、人际关系的重新建立等等，这些琐碎繁乱的事情早已把他们搞得焦头烂额，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基础，加上为生计所迫，哪里还有精力去搞颠覆活动呢？在当时的情况下，而且还有各种道路通行法规的制约，串连和偷返故地不仅有生命危险，而且是不可能的。
就在六国豪富慢慢地融进秦人的过程中，始皇嬴政总要不时对他们加以敲打，使这些人不得不努力去适应这个新的国家、新的皇帝。在把家人和钱财带到咸阳的同时，六国豪富们还为咸阳带来了各地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等生产技术，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经营和管理之道，这自然会加速咸阳经济的发展速度，也能加强咸阳同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和交流，更能大幅度地增加秦王朝的赋税收入，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从而不断地维护和巩固新王朝，也奠定了咸阳成为一个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基础，通过迁豪，秦始皇的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由此可以看出他在胜利之后对形势的清醒的把握，把原本对国家稳定的不利因素转化成了强化统治的有利因素。
〇领导工作中扭转局面的方法
很多领导者都会有自己的反对者，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成熟的领导者都会驾驭反对者，变反对者为支持者，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怎样变反对者为支持者呢？这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1）虚怀纳谏，勇担己过
一个管理者必须具备虚怀若谷的胸怀、容纳诤言的雅量。遇到下属反对自己的事，要扪心自问，检讨自己的错误，并且在自己的反对者面前勇敢地承认。这不但不会失去威信，反而会提高权威。对方也会因为你的认错更加尊重你而与你合作。千万不可居高临下，压服别人，一味指责对方过错，从不承认自己不对。即使心里承认但口头上却拒不承认，怕失面子，这是不可取的，也是反对者最不能接受的。
（2）弄清原因，对症下药
反对者反对自己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只有弄清楚，方能对症下药。有的是思想认识问题，一时转不过弯来。对于这种反对者切不可操之过急，而应多做说服工作。实在相持不下，一时难以统一，不妨说一句：还是等实践来下结论吧！有的下属反对自己是因为自己的思想工作方法欠妥或主观武断，脱离实际；或处事不公，失之偏颇。对于这种反对者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从善如流，在以后的行动中来自觉纠正。还有的反对者则是因为其个人目的未达到，或自己坚持原则得罪过他。对于这种人一方面要团结他，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指出他的问题，给予严肃的批评与教育，切不可拿原则做交易，求得一时的安宁和和气。总之，管理者要冷静地分析反对者反对自己的原因，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3）不计前嫌，处事公道
这是一个正直、成熟的管理者的基本素质，也是取得下属拥护和爱戴的重要一条。反对者最担心也是最痛恨的是管理者挟嫌报复、处事不公。管理者必须懂得和了解反对者这一心理，对拥护和反对自己的人要一视同仁，切不可因亲而赏，因疏而罚，搞那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官场作风。只有这样，反对者才能消除积虑和成见，与你走到一条道上来。
（4）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一个群体内部有亲疏之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也是如此，无论你承认与否，这是不可否认的一个客观存在。因为在一个单位中总有一部分同事由于思想、性情、志趣与自己接近，容易产生共鸣，获得好感、赢得信任，这种亲近关系常会无意中流露出来。而那些经常反对自己的人，在一般人看来是不讨领导喜欢的，无疑与领导的关系是“疏”的。一个领导者与被领寻者之间的“亲疏”，是下属最为敏感的问题。如果一个管理者对亲近自己的恩爱有加、袒护包容，而对疏远者冷落淡漠，苛刻刁难，那么团体内部必然产生分裂，滋生派性。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亲者从严，疏者从宽。也就是说对亲近者要求从严，而对疏远者则要宽容一点。这样可以使反对自己的人达到心理平衡，迅速消除彼此间的隔阂和对立情绪。
（5）关怀下属，情理并重
下属总有自身难解决的问题，需要管理者去协调、去解决。作为管理者理应关心他们的疾苦，绝不可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尤其是主动帮助那些平常反对过自己的人（这是沟通思想的好机会）。只要符合条件：符合政策，就应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哪怕一时没办到，但只要你尽了努力，他们也会铭记在心，备受感动。相信只要你付出真情，自然会得到回报，他们就会变反对为支持。那么你所领导的群体就一定会出现一个众志成城、生机勃勃的局面。
5.远见卓识让人总是领先一步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译：孔子说：“一个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必定会遭受眼前的忧患。”
远虑是长远的战略目标，近忧为随时出现的问题：无前者的深思远虑，就必然会有后者随时随处发生的忧患。古语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应该高瞻远瞩，见其远；不要短视浅见，只把眼睛看在鼻尖上，见其近。
在近代中国，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是如何加强海防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仿造外国船舰的主张和活动，显露出了中国海防近代化的新迹象。
1863年，左宗棠正式上书总理衙门，提出要仿制外国轮船，以求“为海疆长久之计”。后来左宗棠把自己的这一主张和如何富国强兵联系在一起，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师夷长技”的思想，使洋务运动具有了更深刻的时代和历史意义。
1865年，左宗棠上书总理衙门，再一次陈述自己的观点。
他说：“至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此项人断不可不罗致，此项钱断不可不打算，亦当及时竭力筹维。转瞬换约，届期须预为绸缪也。”
就清政府方面的情形而言，清朝统治集团面对着“内忧”与“外患”的困厄，同样把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视为对内镇压和对外抵御列强侵略的工具。咸丰十年，西方列强鉴于通过发动侵华战争攫取到了新的权益，向清政府表示了“中外合好”的姿态，并建议清政府“借师助剿”，以便共同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左宗棠抓住了清政府与列强关系暂时缓和这一机遇，开始了仿造轮船的活动。同治四年十二月（1866年2月），左宗棠镇压了太平军余部后，集中精力把加强海防，以御外侮，设厂造船的问题置于主导地位。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八日（1866年4月3日），左宗棠行抵福州。此刻，他作为总督闽浙的封疆大吏，深为身莅林则徐的故乡任职而备感自豪。
他决心将林则徐仿造轮船的未竟之业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经两个多月的深思熟虑，于五月十三日（6月25日）正式向清廷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奏请。
左宗棠认为，中国东南部的安宁，在于海防是否安全，而自海上用兵以来，西方列强的火轮兵船横行于中国沿海，无法抵挡。
左宗棠觉察到了世界许多国家争先恐后的军备竞争情况，深刻指出：“西欧国家以及俄罗斯、美利坚，多年来很讲求轮船的性能优劣，相互借鉴学习，制造方法日趋精湛，东洋日本开始是买轮船，拆开研究后想仿造未能成功，近来又派人去英吉利学语言，研究这些轮船数据，为仿造打基础，不多年以后，日本必然也能造船，而独独只有中国因年年军事繁忙，没顾得研究，这样双方隔海相望，它有能力来要挟我们，而我们却没有，就像是渡河，人家划船而我们撑筏，等于人家骑马而我们赶驴，这样能行吗？”
左宗棠能认识到世界大势的这一变化，诚为难得。这时，中日两国的造船计划都处在起步阶段，左宗棠设厂造船的主张及活动，使中国的海防暂时还没有落伍于日本。很明显，抵御列强对中国沿海的进一步染指，达到未雨绸缪之目的，是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思想动因。
清廷对左宗棠设厂造船的奏议表示赞许，在“上谕”中称：“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见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意思是中国自强的道路，在于振奋精神破除陈规，讲究实际运用，令你按计划在福建选择场地建厂，买机器，雇外国技师，试造轮船，实为当前要办的急事。于是，福州船政局得以创办，它成为近代海防的产物。
左宗棠的远见卓识，计划周密，使他成为清政府建设海防的重要人物，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都是值得推崇的一位民族优秀人物。
〇用战略眼光经营未来
唯有具备展望远景和预见未来的能力，才能称得上出色的领导人。
实践告诉我们，下属通常希望领导人能“向前看”，拥有“长远的眼光或方向”。不过，虽然有长远的眼光是必要的，但是很少领导者会将精力花在建构未来上，这正是许多领导者失败的重要原因。
领导人应该有为自己设定目标、开发预见未来三五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的能力。此外，领导人还必须为经营未来及时提早地采取行动。
怎样才能具有远见卓识，培养自己预见未来的能力呢？下面这些提示你不妨一试：
（1）直觉未来
直觉是远景的不绝源泉。事实上，就定义来看，直觉和远景有直接的关联。而正如远景一样，直觉是一个“看”的字眼（直觉的拉丁字源是去看）：也就是我们有能力去描绘图像及想象。成功的领导人，通常会说他们的直觉一直都在主导着重要的决策。
（2）大胆计划
具有远见卓识、能预见未来的领导常采用大胆计划，作为推动进步的有力方法。任何一个健康的组织都有目标。
（3）视经验为最佳良师
的确，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是先去看过去的事，然后才去建构未来的。同时，随着回忆过去的经验，我们也丰富了未来，让未来更详细。
“回顾从前”可以强化我们向前看的能力。领导人应该尽其所能，好好利用丰富的经验。他们的经验越丰富，他们的承受力也就越大，从而，经营未来的时间长度也就会越长。
未来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这对领导者们而言，必须要有洞察未来的睿智，要有长远目光，着眼于长远利益，而不是只顾眼前、步人后尘的。他们所想的是创造自己的前途，和预测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而毫不犹豫地开始在新的征途上披荆斩棘。这样的领导经常鼓励他的下属对传统思想进行挑战，尽可能地改变本组织，以取得持续不断的创新和进步。这些领导考虑的不仅仅是生存，他们更多规划如何发展，并以未来为导向领导潮流。它们是规则的制订者，其他组织则是跟从者。
显然，多思考未来，并以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才能看清方向，把握机会。而要做到这一点，领导者们就要不断经营未来，练就战略眼光，善于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从而“运筹帷幄之中，决定未来之上”。许多成功的领导者正是由于习惯以未来为导向，才在经营中如有神助，屡创奇迹。
以未来为导向的领导人，才能着眼长远，树立品牌。事实证明，如果一个领导者目光短浅，急功近利，那么他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会“捞一把”，这样就必然缺少应有的信用意识和品牌观念，他所领导的组织也就不可能获得长远发展。着眼未来的企业家，他们的着眼点不是一时一地的得失，而在于组织的长远发展，因而往往把诚信作为经商之本。
的确，面对不断变化的境况，必须经常地去思考未来、经营未来，以未来为导向把焦点对准。只有如此，你才能成为未来竞争的大赢家。
6.谨防小人谗言蒙蔽双眼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论语·颜渊第十二》）
译：子张问怎样算是明智？孔子说：“像浸渍般的谗言，像切肤般的诉怨，在你这里行不通，就可算是明智了！像浸渍般的谗言，像切肤般的诉怨，在你这里行不通，也可算是有远见了！”
任何时候都会有“小人”出现，他们成为一己之私，或为讨好上级领导常常会诋毁、中伤别人，身为领导者如果不能正确的识别。就会冤枉有功之人，让下属们寒心。因此，加强自我修养，提高本身的道德素质，摒除私心欲念，做到公平、公正，这是首要的；其次，培养自己明辨是非、曲直、善恶的能力，做到审问、慎思、明辨，有自己的独立主见，绝不人云亦云。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领导人物还要从多个角度获取信息才能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从而作出科学理性的决策。
领导者如果不能明辨是非，听信小人谗言，小则损人害己，大则误国误民。
冯忱是西晋前期大臣，为晋武帝司马炎所宠信。然而此人最为嫉贤妒能，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他不惜排斥异己，谗言顷陷。
当时，张华以其渊博的学识，卓异的识见，为朝野所敬重，是名重一时的大学者、政治家，最为司马炎所倚重。当讨伐吴国时，举国上下一片反对之声，只有他力排众议，坚持出兵，并参与决策，负责后勤保障事宜。战争起初不顺利，权臣贾充甚至提出要斩张华以谢天下，可在张华的坚持之下，终于取得了伐吴的胜利。三国分裂局面的结束，天下的重新统一，张华是功不可没的。西晋立国之初的种种典章制度、朝廷文件几乎都是由张华一手制订。后来在出任幽州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时，他也取得了十分出色的政绩。
朝廷想将他调回京师担任丞相，并赠以最高荣誉称号。这遭到了冯忱的反对。他决心阻止其事。但他知道，张华德高望重，朝野归心，要想说他的坏话，就是没有把柄，凭空捏造也没人相信。可此人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采取了另一种手段。他一次故意对司马炎说：“我想钟会当年的谋反，其实是由太祖促成的。”
钟会是当年伐蜀的总指挥，可他是一路败绩，伐蜀的成功，完全是由于老将邓艾，而他将邓艾诬陷杀害，贪天之功为己功，由此得到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即太祖）的信任、倚重。可此人既有贪心，又有野心，最后谋反被诛。如今冯忱居然将钟会谋反的责任推到司马昭身上，司马炎自然不答应，当时脸色就变了，责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冯忱不紧不慢地说：“臣出言不敬，罪该万死。但臣这么说，也是有依据的。”司马炎让他继续说下去。他说：“钟会这个人，才能和见识有限，而太祖对他夸奖得太过分了。称赞他的主张，抬高他的身望，给他很高的官职，委以统兵的重任。这样使得钟会自以为战无不胜，谋无不成，功高盖世，目中无人，野心膨胀，终于走上了叛逆的道路。”司马炎想了想说：“你的话也不无道理。”
其实冯忱的这番话只不过是个前奏，主题在后面。看到司马炎同意了他的话，他这才图穷匕见，说：“陛下既然以为臣的话还有点道理，就应该防范于未然，别使有人重蹈钟会的覆辙。”司马炎惊异地问：“难道如今还有像钟会那样的人吗？”冯忱依然含糊其辞：“陛下最为信任的大臣，又有大功于天下，海内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大名，如今又独当一面，执掌一方军政重务的人，陛下心里一定有数。”冯忱指桑说槐，其矛头所指，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司马炎果然被冯忱所蛊惑，终他之世，不再重用张华。
这件事显示了冯忱的险恶，显示了谗言的威力，但，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张华个人，都没造成太大的影响。真正做到“利口覆家邦”的，是他对齐王司马攸的谗毁。
司马炎唯一的儿子司马衷是个白痴，将皇位传递个这么个人，司马炎也不放心。而当时在皇室中，众望所归的，是司马炎的弟弟齐王司马攸。司马炎一度病重，也曾动过传位于这个弟弟的念头。这令冯忱及其同伙十分害怕，因为齐王其人十分英明，对冯忱等人的奸佞面目看得十分清楚，一旦他上台，可就没有冯忱之流的好果子吃了。而司马衷的妃子贾南风，是由冯忱及其同伙保的大媒，而贾南风的父亲贾充，又是冯忱的后台，由司马衷继承帝位，他们就可以永保富贵荣华了。因此，他们极力要排挤齐王。这个“重任”自然又由冯忱来承担了。他对司马炎说：“前些日子，陛下的病若是未能及时治愈，太子的地位就十分危险了。齐王其人，众望所归，公卿拥戴，如果真的有人推戴他继位，他自己想推让都办不到。看来还是应该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去，这样江山社稷才能安定。”
司马炎采纳了他的意见，以十分隆重的礼仪，将齐王打发回其在山东的封地。
他仅仅利用了司马炎做父亲的舐犊之情，就轻而易举地达到了目的。齐王明白自己遭到小人的暗算，悲愤难平，最后吐血而死。司马炎十分伤心，冯忱却安慰说：“齐王名过于实，而天下归心。如今他自己病死，其实是大晋的福气，陛下又何必如此哀伤！”
所有的对手都扳倒了，潜在的威胁也消除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保住了，而西晋的江山却完了。司马炎死后，白痴司马衷继承了帝位，结果是祸起萧墙，皇室内部同室操戈，一个刚刚统一的王朝，不到五十年便分崩离析了。从此开始了南北对立，北中国的大片河山沦于异族之手。这才真是“利口覆家邦”啊！
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小人是善于伪装的，他们能够在自己最痛恨的人面前露出最甜蜜的微笑，而当自己的异己还迷惑于他的微笑时，他就会对他们毫不留情地下毒手，“口蜜腹剑”是这种小人品格真实的写照。“口蜜”只是为了麻痹对方，而“腹剑”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小人多是阴诈狠毒、口蜜腹剑，极具欺骗性，善于察言观色，揣测人的意图，投其所好行事，因此，容易得到领导者和别人的欢心。可一旦取得他人信任以后，就会欺上蒙下，堵塞言路，为所欲为，为自己牟取私利，对集体造成极大的危害。所以身为领导，一定不能被别有用心的下属的花言巧语所蒙蔽，而应擦亮。自己的眼睛应远离这种小人，广开言路，做一英明果断的领导者。司马炎未能做到这点，重用冯忱等口蜜腹剑的奸臣小人，导致晋朝一步步走向衰落。
古往今来，由于个人利益驱使，面带微笑而陷害别人反不被人知者有之；因善良无知，受人花言巧语的蒙蔽而深受其害的又何其之多。人心难测，小人难防，尤其是口蜜腹剑的人，不易被人察觉到他的险恶用心。所以，身为领导者，一定要牢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隐藏自己的好恶，不给下属溜须拍马的机会，以防闭目塞听。小人当道，影响整个集体的正常运行。而作为个人，则要“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多留意一下身边的小人，尽可能地免遭他们的伤害。但如果不幸你没能躲过那些射来的暗箭，受到了欺骗和陷害又当如何处置呢？
寒山、拾得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诗僧，二人十分要好，世称“和合二圣”，且听他们的禅对。寒山设问：“要是有人侮辱我，冷笑我，藐视我，诽谤我，伤害我，嫌弃我，憎恨我，欺骗我，我该怎么办？”拾得作答：“你且忍他、容他、让他、躲他，装聋作哑、淡然处之、冷眼观之，看他到时如何收场。”如果说忍耐掺杂了无可奈何的佐料，那么宽容则是发自内心的襟怀坦白。人的成熟表现在性情上的温厚平和，岁月的烘烤不知不觉地蒸发了心灵中多余的水分，使虚涵的胸怀不至于动辄滥觞，而外面投来的石子也难以激起大大的水花和波纹。
在人生的竞技场上，我们谁都难免遭受暗箭的伤害，只要我们不把这种伤害和欺骗梗塞于心，就会摒弃许多个人的痛苦和烦恼。
7.防止祸起萧墙
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季氏第十六》）
译：孔子说：“我恐怕季孙氏所应忧虑的并不在颛臾，而在我们国君的门屏之内呢！”
作为领导者一定要站得高看得远，不仅应察觉到外部的忧患，还应感受自己内部的忧患，内部忧患解除了，方可强己以御外。所谓“一国之忧不在外国，而在萧墙之内”是也。
作为卓越的领导者在事业取得一定成就之后，不能陶醉于自己的伟大业绩之中，故步自封，而是应以超前的眼光，居安思危，为巩固基业，果断地向自身内部的危险力量开刀。大一统的秦朝建立之初，嬴政虽然在议帝号、废分封、定法制这些事情上忙活了一段，但他没有忘了将王朝之中的“火药桶”或者说“定时炸弹”清扫出来，这是最令他担心的一件事。所以，在行动时嬴政做得很彻底，甚至于在几十年之后，当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军攻向咸阳之时，不得不“斩木为兵，揭竿为旗”。
公元前221年，始皇嬴政下令收缴天下兵器，以弱天下之兵。所收缴的对象中既有平民也有军士，但重点是残余的六国贵族。
兵器向来是权力的象征，它以武力的形式向世人炫耀它所代表的政权和力量。在任何一个时代，拥有大量的武器便是身份和地位及势力的象征。战国时期几百年间混战积累起来的兵器有多少，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数目。战国七雄为了争夺地位和权力，纷纷组建了庞大的军队，有了庞大的军队理所当然要有数目巨大的兵器。
当时燕有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赵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魏有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楚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而秦的兵力恐怕不在楚之下。粗略算一下，战国七雄竟拥有士兵数百万，车数万乘，骑十几万匹，这么多的兵力拥有的武器会有多少呢？
嬴政灭了六国之后，已收缴的兵器车马数量非常巨大，除了自用之外，余下的也不是个小数目。而散落在各地的六国贵族根本不可能不做对武器的储蓄，掌握一定数量的兵器，在适当时机东山再起，用这些武器来和秦王朝对抗。这并不是虚言。嬴政灭韩之时，韩国贵族张良曾散尽家财，四处暗地寻求刺杀嬴政的英雄豪杰。后来得到一个大力士，在搏浪沙狙击嬴政。只是由于铁锥竟误中副车，嬴政算是幸免于难。
正是在张良与大力士狙击事件之后，嬴政才更加彻悟到六国贵族对他的仇恨程度，他这时心里比刚建立帝国并发布收天下兵器的命令时，更进一步有了对于六国贵族的警惕之心。亡秦的历史最终证明，在他死去之后，毁去他大秦基业的领袖也还多是一帮六国贵族的子孙们。
嬴政下令收缴兵器之后，整车整车的兵器从各地运向咸阳，其中绝大部分是以青铜制造，种类多极了，有戈、矛、戟、殳、弓、箭、弩、刀、剑、匕首，还有甲、胄、盾等。很难想象这些兵器要积聚在六国贵族和平民手里，会酿成什么样的后果。
这么多的兵器如何处理，嬴政想了个办法，命令将这些兵器销毁，按“大人”的模样铸造十二个金人，这种“金人”其实就是铜人。每个铜人重近四十吨，十二个金人也就是四百多吨重了，可见收缴武器的成果硕大。
嬴政将这些铜人安放在宫门前，以企保佑秦王朝的长治久安。除了制作铜人，嬴政还用其中的一部分兵器做成了钟鼓等物来颂扬在他统治之下的升平世界。
嬴政收缴兵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所以为了彻底消除藏在民间的隐患，他在收兵器的同时，还以法律规定禁止民间私藏兵器。
对于私制武器并匿不呈缴的人，始皇嬴政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惩罚办法，此外还从军队内部管理入手，规定士兵拥有武器的责任制，以免军中武器流入民间。一旦士兵解甲归田，必须上缴所用武器，不得据为己有。
经过这一系列严格的收缴、惩罚措施，始皇嬴政的努力取得了效果：竟然使民间武器几乎绝迹。在当时来说，这种收效是很让人吃惊的。从此以后，历代王朝也常以秦为例而不允许民间藏有武器，并以此来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统治基础。
在销兵器化为礼器的整个事件中，可以看出始皇嬴政做事情的宏大气势。历史上的很多开国君主虽然在立国之后都要做出一些“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借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的宣传太平盛世到来的事，但是却没有一个能像嬴政这样做得既干脆而又彻底——他以十二个巨大的金属形象向世人宣告秦的强大，并以此对万民产生威慑之力，这种独特的创造精神反映出嬴政作为一个始皇帝要改造天下的决心和信心，也反映出他深谋远虑和用心的良苦。
〇制订危机处理计划
领导的危机处理能力，并非仅是在危机爆发时的应急能力。如果没有事先的周密计划，那么，在危机爆发时，便很难以镇定的态度去顺利地克服危机。
虽然危机爆发前对危机进行监控和预防十分重要。但是，任何组织即使监控做得再好，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因此只有事先做好准备，才能在危机爆发时尽量减少损失。
危机处理计划是组织事先制订的在紧急状态下进行危机预控和处理的组织指挥、行动方案、物资装备、通讯联络、培训演练等方面的计划，也可称作“处理预案”。它正体现了“事先准备”这一职能。
危机处理计划与其他一般计划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一般的计划制订后都要付诸实施，而危机处理计划是在紧急状态下才实施的计划。组织一般很少进入紧急状态，这意味着危机处理计划制订后，很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搁置不用。这使得很多管理者把希望寄托在不发生危机和危机发生后的随机应变上，而不愿意花时间考虑和制订危机处理计划。
做好危机处理计划可以做到以下几点：
（1）从容决策，掌握主动
危机处理计划是在危机爆发之前，一切都在平稳进行的时候制订的，因此不会由于事态紧急而处于被动地位，而且有利于提高决策质量，保持主动地位。
（2）减轻决策压力
危机爆发时，万事蜂拥而至，果敢决断，不容选择，事先制订危机处理计划，可以使决策者有所依凭，从而减轻心理压力，做到从容不迫。
（3）迅速采取行动
有了危机处理计划，一旦危机爆发，就能迅速采取行动，及早控制危机。
（4）便于事先训练与准备
有了危机处理计划，就能够按照计划的要求，事先组织训练，准备物资，而不至于仓促应战，一败涂地。
危机一旦爆发，危机处理计划就要付诸实施。一般来说，实施内容要根据危机爆发时的实际情况而定，所以与危机处理计划并不完全一致。在危机处理的最后阶段，要对危机处理计划进行评估总结，提出修改意见。
8.既不害人也不要让人害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论语·宪问第十四》）
译：孔子说：“不在事前逆料别人欺诈我，不在事前揣测别人对我不讲信。但，临事如遇人有诈与不信，我亦能先觉察到，这不就是贤者吗！”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世代相传的古训。心里不应该存有丝毫想坑害别人的思想，做到心地光明磊落，行事公正无私，这是做人处世，对待人际关系的一个信条，一条准则。虽然自己不存害人之心，但是防人之心万万不可少，时刻保持警惕，才能免受中伤，有些中伤在事情发生之前，如果保持一点戒心还是能够避免的。其实，只要时刻保持警醒之心，有些害人的奸计总会露出蛛丝马迹，然后防备在先，就能免受其害。做领导者，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之中做领导者，是需要有一颗警惕之心的，这样才能与对手较量时赢得先机。换句话说，就是要做一个智能型的人。
北宋哲宗绍圣年间，谏官陈瓘刚刚奉命被召回京城，就听说圣旨下达，命令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将所有过去那些因为上疏而遭到降职或贬谪的臣僚们的奏章送缴上去。陈瓘就对给事中谢圣藻说：“这一定是有奸臣小人企图掩盖自己过去的罪愆，而采取的一种销赃灭迹的伎俩，如果将三省臣僚的奏章全部都送缴了上去，那么，万一有什么是非变乱，三省的官员用什么来辩明呢？”同时列举了户部尚书蔡京上疏请求诛灭侍御使刘挚等人的家族，就造谣说刘挚携剑入宫，想诛杀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硅等几件事为例。谢圣藻听了很是惊恐，马上就去告诉了当时的宰相，将三省臣僚的奏章都录下副本保存在省署。这以后蔡京一伙的欺瞒、诬告、掩盖、抹杀的企图之所以不能全部得逞，就是因为这些真实的记录消除不掉的缘故。
凡事都要留一手，这是谏官陈瓘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中，防止小人的陷害、明哲保身的一大绝招。小人大都有做贼心虚、欲盖弥彰的特性，对他们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掌握一些他们的贼言劣行的把柄，这就像是在无法无天的齐天大圣的头上套了一个紧箍儿一样，一旦小人胆敢肆无忌惮地作恶，这紧箍咒儿一念，他们就没辙了，就再也不敢行凶了，或至少有点收敛了。这一绝招的另一个内容，是君子为了防备小人的日后反攻倒算，预留一些可供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以防止小人伪造证据陷害自己。
北宋哲宗时，大臣邹浩由于上疏揭发奸臣蔡京而被贬到边远的地区。徽宗继位后，重新起用他为朝中大臣，当返回到朝廷时，君臣一见面，徽宗首先提到的就是进谏拥立太后一事，并再三赞叹，还询问谏疏的底稿还在不在。邹浩答道：“已经烧掉了。”退朝后，邹浩将此事告诉了陈瓘，陈瓘惋惜地说道：“你的祸患就是由此开始了！以后如果有哪个奸人伪造一份谏疏陷害你，你就无法申辩了。”
当初，哲宗皇帝有一个儿子，即献愍太子赵茂，是昭怀刘氏做妃子时生的。哲宗皇帝没有其他的儿子，当时孟皇后已废，正宫的位子是空着的，由于刘氏有了这个儿子，哲宗就立她为皇后，然而，孩子出生三个月后就夭折了。在这期间，邹浩三次进谏，陈说不宜立刘氏为皇后，但进谏的奏章底稿都没有保存下来，其内容也不为外人所知了。后来，奸臣蔡京主持政事时，因为他平素就忌恨邹浩，于是便叫他的党羽伪造了一份邹浩上疏的奏章，其中说：“刘后杀害了卓氏（哲宗的另一个妃子），并夺走了她的儿子而冒充为自己的儿子。这样做，固然可以骗人于一时，但怎么可能欺骗上天呢？”徽宗看了这份伪奏，立即下诏调查这件事。于是，再次将邹浩贬谪到衡州任别驾（刺史的辅臣），以后又改派到昭州，这一切果然应验了陈瓘的话。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安全，在领导者所处的竞技场上，可谓荆棘密布，迈出每一步都要有防备被扎伤的心理准备，这也是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应具备的心理反应。
〇小心防备某些人
要你“小心应对”某些人，实在是件令人伤感的事，因为过“不用对人防备”的日子还是比较好的，可是“一样米饲百样人”，你不小心应对，便有吃亏的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如你想的是“好人”哪！
身居领导职位者，人际关系往往比较复杂，要注意小心应对以下类型的人：
甜嘴巴型——这种人开口便是大哥大姐，叫得又自然又亲热，也不管认识你多久；除此之外，还善于恭维你，拍你马屁，把你“哄”得舒舒服服。当然这种人并不一定就是必须防备的“坏人”，而且这种人因为嘴巴伶俐，容易使人心不设防，如果他对你有不轨之图，你的陶醉不就上了他的当？而且，你会因为他会奉承而不去注意他品行上的其他缺点，容易把小人当君子，把坏人当好人！此外，这种人可以轻易对你如此，对别人当然也如此，他并不是对你特别呀！
所以，碰到嘴巴甜会奉承的人，你必须设立你的警戒线，和他保持距离，以便好好观察，如果你冷静地不予热烈回应，若对方有不轨之图，便会自讨没趣，露出原形。不过，为了避免“以言废人”，你不必先人为主地拒他于千里之外，但是要叮咛你一句：古时很多朝代，就是被这种嘴巴甜的佞臣弄垮的。
笑面虎型——这种人好像没有脾气，你骂他、打他、羞辱他，他都笑眯眯的，再不高兴也摆在心里，让你看不出来。这种人也不见得是坏人，因为他的个性就是如此，成天笑眯眯的，不得罪人嘛！可是你就搞不清楚这种人心里在想些什么，也搞不清楚他的好恶及情绪波动，碰上这种人，真让人无所适从。因此，如果他对你有不轨之图，你是无从防备的。对这种人，你要避免流露出内心的秘密，更不可和他谈论私人的事情。所以，不如保持礼貌性的交往，他打哈哈，你也打哈哈，同时，也要避免做出得罪他的事，他生气也就算了，他不生气才可怕呢！
藏匿型——这种人把自己隐藏起来，不让你知道他的过去、家庭、同学，也不让你知道他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换句话说，是个深沉莫测的人。这种人有的是因环境的影响所造成，不见得是个“坏人”，但和这种人交往要小心，最好的办法还是保持距离。这种人有的还拼命打探你的一切，像这样的人，甚至已失去与人相处的诚意，趁早远离他，否则被他害了，想哭都哭不出来哩！
墙头草型——这种人最大的特点便是“见利忘义”，哪边好哪边靠，所以他的为人处世会以“利”作为取向，也会为“利”而背叛良心，伤亲害友，可以今天和你好，也可明天将你害！所以和这种人打哈哈就可以了，不必有利益、人情上的往来，甚至宁可故意向他显出你“无利可图”的一面，以免他没事就来找你，这可不是好事！至于如何分辨“墙头草”，只能从平常行为中观察，并无什么定法！
当然这几类型并不足以代表所有“你该小心应对”的人，这只是较为典型的几种。对这些人，你要多给自己一些时间来观察，多给一些空间来应对，那就不会受到伤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