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的领导者都是透过别人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顺应时势，善于借力，可使领导者事半功倍。势，对领导者而言，是一种可以培养的精神和力量，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条件。有势者有力，用势者强。领导者多数都是待势而发、谋势而动、把握机会、一举制胜的人。其用势之道，常常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于变化中赢得先机，于平常中出奇制胜。
1.终生学习以蓄内力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第十七》）
译：孔子说：“由呀！你听说过六个字——六种美德和六种弊病吗？”子路回答说：“没有。”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爱好仁德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受人愚弄；爱好聪明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会放荡不羁；爱好信实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伤害大义，害人害己；爱好直率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出口伤人；爱好勇武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惹是生非；爱好刚强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狂妄，胡作非为。”
“仁、知、信、直、勇、刚”本是六种美好的品德，为人们所赞颂；但如果不好学、又不好思，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它所以是美德的道理，也不能真正体会它的实质含义，学习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大凡成功的领导者都注重学习，因为聪明离不开勤读好学，天资再高，也要求学，地位再高也要尊师，饱读诗书并且善于向老师请教者，才能德才兼备，身为领导者既要让别人“宜慎勉，莫自满”，自己也应如此，即使身居高位，也要经常把自己当成学生看待，大概只有“学”才能“生”，才能成为才智之人，成功的领导者莫不如此。
精通业务才能搞好管理，千万别做门外汉，乾隆皇帝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于是，他勤读好学，以学养生。乾隆做皇子时，从六岁起就开始接受一套很正规和严格的教育，这种教育一直持续了近二十二年。乾隆在读书学习中掌握了汉族封建文化的精粹，并把它成功地运用到自己的统治中，这使他成为清朝皇帝中的佼佼者。
在少时读书时，乾隆和其他皇子每天顶着白纱灯进书房，日暮时才放学，每天诵经研史，吟诗作文，或者骑马射箭，学习时间甚至超过十个小时。
于是，在乾隆十二岁之前，已熟读《诗》、《书》、《四书》等，并且背诵不遗一字。接下来又学习《易经》、《春秋》、《戴礼》、《性理精义》等书，还对《通鉴纲目》、《史记》、《汉书》及唐宋八大家之文精研。乾隆从这些书中懂得儒家经典和理学精义，在此基础上还对社会现实、民生疾苦、前朝历史有所了解。
汉族封建文化因其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而得清朝统治者的推崇，作为少数民族出身的大清皇帝，掌握汉族文化，无疑是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方面。而乾隆也无疑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身体力行，努力学习汉族传统文化。为了最高统治利益，他又必须按照汉族封建统治的原则去行事和施政。从十四岁开始，乾隆帝便边读书，边开始写文章。最初主要是写读书心得。在他的文章中常见诸如《读韩子》、《读严光传》、《读欧阳修纵囚论》、《读王充论衡》、《读宋史河渠志》、《读左传晋楚城濮之战》等读后感。从这些读书笔记中来看，乾隆的阅读范围是极其广博的，他很注意从各种书籍中汲取营养，作为巩固大清帝国的施政之鉴。
乾隆还主张“学问以经为重。”号召皇子和臣子们读经，他还要求人们读宋代周敦颐、程颐、张载、朱熹等人写的理学著作，说从这些著作中可以得经书真谛：“知为灼知，得为实有，明体达用。”从中也可以看出作为深受礼教熏染的封建皇帝，他是很崇奉程朱理学的，尤其是朱子，他认为：宋代理学家振废续绝，使道统得以恢复、发展，功不可没。关于这一点，他还在诗中写道：“自汉迄宋初，道昏人如醉，二程实见知，主敬标赤帜。朱子集其成，经天复行地，绝续递相衍，斯文统绪寄。”这说明，乾隆在做皇子的读书生活中已注意历代治国兴衰之道了。他非常佩服儒家明君贤相政治，研究了中国古代各朝的帝王史，其中最为他推崇的一本治国之书，便是《贞观政要》。他亲自为这本书作序，说每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叹”。
乾隆饱读经书，做事情总爱引经据典，连他读书的书房也取名为“乐善堂”，意取古舜“乐取于人以为善”，后汉东平王“为善最乐”。乾隆自称：“于大舜之善于人间，虽有志而未逮，而东平王之为善最乐，则不敢不勉焉。”未即位以前他所写的诗文也以“乐善堂”为名，所写文章的体裁有论、记、跋、序、表、颂、箴、铭、赋、杂著等。雍正八年，他把所写辑成《乐善堂文钞》十四卷，以后陆续增加，在乾隆元年正式刊刻为《乐善堂全集》四十卷；到乾隆二十三年，他又对此集进行删改，成为《乐善堂全集定本》三十卷；另外还有一本《日知荟说》，这些都是乾隆作皇子时的课业及作品，由此可以了解到一些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自从汉武帝设太学、用儒吏，隋唐开始科举考试选才之后，儒家经典和诗词文赋便成为封建时代有识之士的立身之本，在他们做了高官之后，仍以吟诗作文为志趣，而统治者要想与这些官吏们沟通感情，就需要对汉族传统文化了如指掌。清朝从入关时起，清世祖和他的一代代子孙帝王们就非常重视汉民族文化，乾隆更是对汉文化了解得精之又精，这对他进行成功统治可以说有巨大的影响。
2.运势：不战而屈人之兵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孟子·公孙丑上》）
译：纵然聪明，不如顺势而为。
任何一个领导者，都是生活于一定的时空中，工作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并且这一切都处于变动中。而他自身的内在因素要与这诸多外在条件相互作用。他就是要在这种“势”中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势”制约着他，“势”也成就着他。他就是在这“制约”与“成就”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发挥才干，引领组织创造辉煌。
领导者要善于造势，然后乘势而上，以“势”来制约对方，让对方看清时势，产生畏惧感，则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军事制衡造势屈人之兵而吓退敌人的战例莫过于墨子与公输般的桌面交锋了。公元前447年至前431年间，楚惠王发愤图强，连续吞并了陈国、蔡国、杞国、莒国，使楚国在经历了动乱与衰落之后又重新强大起来。楚国要想同晋、秦等北方强国较量，就必须首先征服楚、晋之间的宋国，于是，楚王决定向宋国进攻。楚王起用一位在当时最有本领的工匠，即鲁人公输般，公输般制造了云梯、撞车、飞石、连珠箭等新式攻城武器。楚国一面制造这些武器，一面大肆宣扬，制造舆论，实行恫吓战术。这种战术果真有效，宋国上下都惊慌失措，求救无门。后来墨家的创始人墨子得到了这个消息，他就急忙带了自己的弟子跑到宋国去。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反对战争，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便想出手制止这场战争。他先把弟子留在了宋国，然后自己跑向楚国。
他去楚国的目的就是要劝说楚王停止战争，但楚王认为公输般的器械是天下一流的，很容易就能攻下宋国，就拒绝了墨子的要求。墨子直率地告诉楚王说：“你能攻，我也能守，战争的结果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于是，楚王就叫来公输般，要两人现场演习，看看谁能赢。墨子解下皮带，围在桌上当做城墙，再拿其他的器物当做攻城的器械，两人演示起来。公输般攻，墨子防守。公输般挖地道，墨子用烟熏；公输般用撞车，墨子用滚木擂石；公输般用云梯，墨子就用火箭；公输般一连换了九种攻城方法，均遭到了墨子有效的抵抗，不能取胜。公输般的攻城方法使完了，墨子的守城方法还有几种未使出来。楚王很清楚公输般是输了，但公输般却说：
“我知道怎样打败你，但我不说。”
墨子也说：“我知道你能胜我的方法是什么，我也不说。”
楚王很迷惑，就私下里去看望墨子，问到底是什么方法。墨子很清楚地告诉楚王说：
“公输般的意思很清楚，他是想让您把我给杀了，这样就没有人会知道抵御他攻城的方法了。可是我已经委派我的弟子帮助宋人守城，这些抵御攻城的方法，他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因此，杀了我也是没有用的。”
接着他又对楚王进行劝说：
“楚国地大物博，你们如果用心治理，一定会富甲天下。而宋国呢，物产稀少，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攻打宋国。这不是扔了自己的绸袍去抢别人的烂袄吗？”
楚王听了，羞红了脸，决定不去进攻宋国了。
墨子终于为宋国免去了一场灾难，但这绝不是因为楚王忽然良心发现或是因墨子的一番训导而有所悔悟，根本的原因是墨子让楚王明白了两国军事对比的情况，墨子用公输般久攻不下这一“事实”为宋国制造了声势，通过“壮势”以恫吓楚王，结果不费一兵一卒平息了这场战争。事实上宋国的军事力量并不比楚国强，但是墨子善于运势，在两国兵力相差无几的时候，“势”便成了决定成败的关键，墨子正是抓住了这一关键，乘势而上，进一步对楚王晓之以理，从而彻底击垮了楚王要进攻宋国的信心。
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领导者善于运势，顺势而为则可以事半功倍。
〇会造势方能实现跨越
谋势的过程，实际上是积聚能量的过程。造势完成，意味着聚能的完成。随后的过程就是把已经聚积起来的强大能量迅疾地定向释放。其势如破竹，一泻千里。
所以，不难想象，造势就是聚积能量。造势而后利用这种势的过程，表现为能量的释放过程。这种能量的释放，乃是一种力的作用，或者说表现为一种力的释放。因此，也可以说聚积能量的过程，也是一种力的储备过程。
造势，就是为了在领导场中能形成合于领导目的和目标的力和能的传播，即合理地组合领导资源，以便能形成指向领导目标的力和能的有效释放。造势的结果应该形成有一定分布规律的领导资源运动的不同能级。
因此，造势就是对领导资源内含的力与能量的合理调动，造势是聚能。
由于势的物理本质在于“能差”，而势的数学本性则在于“梯度”。所以领导者造势运作的思路基点就在于运筹和创造某种资源储备并可定向释放（“定向”是指领导目标的方向）的能量阶差或“梯度”。
造势运作的基本程序是：
（1）运筹谋势。这里又可分为两步：一是全面、准确地把握时局运动情况（历史的、现状的、未来的变化），二是运筹资源配置，创造资源能量储备与释放的“梯度”。
（2）聚能布势。聚积资源能量，包括配置有关资源，使其达到1 1=2的效果，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实现领导行为，造成领导目标。所以，聚能布势的含义有二：或者是形成“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之势（孙武子的话），或者是形成如宇宙的“黑洞”那样对于任何东西都强有力地进行吸纳的势头。
（3）任势造态。任势，是指从已有的势出发，完成一种或一系列期望的领导行为形态（也就是任用己造之势），这实际上就是造态。
（4）储能蓄势。这一步实际上反映了领导行为一个循环过程的结束，下一下循环过程的开始。循环论乃是进化论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每经过一个聚能造势的循环，领导行为的进化就会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应当指出，上面所说的造势基本上是在领导者可以自主运作的立场上讨论的。而在实际活动中的众多领导决断与领导行为中，还会涉及数不胜数的外来之势可称之为“外势”，或于我有利，我当利用之，或于我不利，我当尽力回避，或转而为我所用之。
3.借力：危难时刻需要“贵人”相助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第十六》）
译：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同正直的人交友，同诚实的人交友，同见闻广博的人交友，是有益的。同表面老实而心术不正的人交友，同善于阿谀奉承的人交友，同善于花言巧语而胸无实学的人交友，是有害的。”
朋友可以分很多种，有莫逆之交、有患难与共、有酒肉朋友，也有狐朋狗友……。想看清一个人，你就看看他周围的那些所谓朋友，也定会折射出他的某些性情，但最起码，真正的朋友在关键的时候是不会欺骗你的，甚至有时还会得罪你。
晚清时期的曾国藩在当时名声显赫，很受清政府的信赖。但是，左宗棠却不怎么把他放在眼里。而曾国藩对左宗棠却没有任何办法。
实际上，曾、左不合，完全是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曾国藩为人真诚却不善言谈，而左氏恃才傲物，自称自己是当今的诸葛亮，而且说话语言刻薄，毫不留情。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小一岁，但他好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进第，于是隐居在乡间，过起了悠闲的田园生活。咸丰二年，已经是四十一岁的左宗棠，才由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进入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府做了一名师爷。后来张亮基升迁为湖广总督，左宗棠于咸丰四年三月又进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继续做一名师爷，前后共达六年之久。因为左宗棠性情刚直，不谙人情世故，得罪了不少人，又由于其才华出众，遭到了不少人的嫉妒，于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为永州镇总兵，他不经朝廷允许，私下招兵，还挪用公款。性格刚直的左宗棠为此代替巡抚骆秉章写好了奏折，向朝廷请求将樊燮撤职查办。樊燮见状不妙，反过来倒打一耙，向湖广总督官文诬告左宗棠。官文也不怀好心，竟将这案子上报到了朝廷，想要置左宗棠于死地。当时形势非常危急，朝廷已经下了官文：如果左宗棠有什么不法的事情，可就地正法。此事，惊动了朝廷内外的大小官员。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联合上奏为他辩白。当时朝中其他官员如侍读学士潘祖荫，与左宗棠素不相识，但久闻其名，也上疏痛陈“大清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才决定不再予以追究，肃顺等大臣也趁机以人才难得进言。官文接旨后，按照朝廷的旨意，草草了结了此案。
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正讨论着想要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无处可去，只好来到了军营暂时避祸，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与他畅谈数日，经过交谈，曾国藩发现左宗棠确实是天下奇才，于四月十三日向朝廷上奏说：“左宗棠才智非凡，通晓兵法。现在正是用兵的时候，可重用此人，必定能为朝廷建功立业。”曾国藩与胡林翼在左宗棠极其潦倒，身处险境的时候，向左宗棠伸出了援助之手。
清廷接到曾国藩的奏折，于四月二十日，命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的身份，随同曾国藩辅助办理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幕僚之一。曾国藩立即让左宗棠回湖南招募新兵开赴江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在江西战场连续攻克德心、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再次向朝廷上折为左宗棠及其部属报功请赏，左宗棠因此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至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赴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又击退李侍贤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万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
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未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1861年）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于战事。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他于十二月十二日向左宗棠通报说：“浙江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之，六十万生灵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请得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谕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
果然，左宗棠于次年二月（1862年）即受命为浙江巡抚，并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朝命左的部下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的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
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从被人诬告、走投无路，一跃而为封疆大吏，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而如此不断的报功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国藩的联中，深情地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有时候贵人相助则可以让自己少奋斗十几年或者是几十年，这确实是有效的借力方式之一。
〇要成为上司欣赏的人
曾国藩之所以不断地报功保举左宗棠，是因为曾欣赏左宗棠其人。借力有时需要贵人相助，而这个贵人就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所以要获得上司的欣赏，首先得清楚上司一般欣赏、提携什么样的下属：
（1）上司提拔乐观自信的人。乐观自信的人能让上司信任，因为他们不会沮丧，永远充满朝气，工作起来劲头十足。其实要做到乐观自信并不难，平时敢于认同自己的优点，遇到困难或挫折时，以积极的心态尽快找出解决的办法，切忌自怨自艾。只有自己对自己充满信心，你的上司才能对你也充满信心。
（2）上司提拔具有开拓精神的人。现代社会形势不断发生变化，我们的工作方式也随之不断变化，相应的我们的头脑也应该发生变化。如果你对这些变化不加理会并且自己也消极沉溺，那就很危险了。
（3）上司提拔善于沟通的人。人与人交往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沟通，在公司无论是哪种人际关系都需要沟通。良好的沟通能力是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上司不欣赏生性孤僻的下属。上司希望他的下属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充分理解对方，不与别人针锋相对。在相互交流中，能有足够的耐心去聆听对方的观点和想法，做到互相尊重。
（4）能够独当一面，也是上司最需要的。在一个单位，上司不光是要分享成功，而且还要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如果你能替上司分担一些责任，能够替上司多做一些工作，并且做得非常出色，上司就一定会给你升职或加薪的机会。
了解了上司的内心世界，就好像打开了一扇通往由追随到超越的晋升之路的大门，你要客观行事，冷静观察仔细分析思考，以自己的能力、真诚和业绩成为一个为上司所赏识的人。
4.善于听取对自己有益的意见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曰：“否。”“有知虑乎？”曰：“否。”“多闻识平？”曰：“否。”“然则奚为喜而不寐？”曰：“其为人也好善。”“好善足平？”曰：“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孟子·告子下》）
译：鲁国想让乐正子主持政务。孟子说：“我听到这消息，兴奋得睡不着。”公孙丑说：“乐正子能力强吗？”答道：“不。”“有智慧、有主意吗？”答道：“不。”“广闻博识吗？”答道：“不。”“那么您为什么兴奋得睡不着呢？”答道：“他做人的长处是喜欢听有益的话。”“仅喜欢听有益的话就够了吗！”答道：“喜欢听有益的话，治理天下都应付有余，何况治理鲁国呢？”
一个普通人要成功，就要听取对自己有利的意见，而且这种意见越多越好。事实上，在没有获得成功之前，任何人都是普通人。领导者如果不能广泛地听取部属们的意见，难免作出不理智的决策，一旦决策失误将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理性决策需要智慧，集众人之智对领导者来说则是善莫大焉。
1260年前后，对元世祖忽必烈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如果说以1260年为标志，在此之前，他还一只脚站在大漠那养育他的草原上，另一只脚站在他所管辖的汉地上的话，在此之后，四十六岁的忽必烈终于双脚踏进了汉地，这小小的区别，却将他由一个蒙古奴隶贵族转变成为一个封建蒙古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政治形势的发展将他推向了当时风云际会的历史舞台。
1259年7月，南征的蒙古大汗蒙哥被炮击中后逝世，在他生前并没像成吉思汗那样对嗣位作明确的安排，他的突然逝世必然会引起其家族对汗位的争夺。果不其然，忽必烈对此立即作出反应，在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下，于1260年3月，在开平即位。他在发布的即位诏书里宣称自己是太祖成吉思汗的嫡孙，又是先皇蒙哥的最长的弟弟，从才能和名分来说，都是最有资格充当大汗的。显然，他的诏书中的“汉味”十分浓厚。因为在蒙古帝国的继承制度里，并没有立嫡立长的规定，从蒙古帝国的太宗窝阔台到宪宗蒙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以先朝大汗嫡长子的身份来继承汗位的。这里所说的嫡长子就是汉地的统治者正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按照汉族继统制规定，一般情况下，在众多君主的儿子中，只有长子才有继承权。而蒙古帝国的旧俗却是看重小儿子，如拖雷守产的事例即是。这一次，蒙哥在攻打四川时，便把他在漠北的权力交给了自己的小弟弟阿里不哥，让他留守和林，主持大兀鲁思，管理留守的军队与诸斡耳朵，这有些像中原的皇帝御驾亲征时，将军国大权交给皇太子主持一样，倘若出征的皇帝遇到不幸，这位留守的皇太子自然会被大臣们拥立为新皇。所以，早在蒙哥死亡以前，阿里不哥也像忽必烈一样，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势力。蒙哥一死，他的支持者们也在和林召开了忽里台，宣布他为大汗。这些支持他的贵族有阿兰答儿、脱里赤等人，之外还有蒙哥的后王阿速带、玉龙答夫、昔里吉，以及察合台的后王阿鲁忽，即便是与忽必烈亲近的旭烈兀的儿子出木哈儿等人也都支持阿里不哥。一时间，在蒙古帝国内，形成了以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首的两个政治集团，一场新的汗位争夺必不可免了。
蒙古帝国两个“大汗”的出现，实际上是新旧两种势力、两派政权的对立，以忽必烈为首的代表蒙汉各族拥护新政的政权，坚持革新，坚持用汉法统治中原，反对用屠杀、抢掠的政策来蹂躏中原；而保守的阿里不哥，以蒙古守旧贵族为一派，顽固地反对忽必烈在汉地推行新法，坚持蒙古帝国以前的政策。实际上，这两个政权的斗争，是集权与分裂、革新与守旧等不同的政治倾向、统治方针之间的斗争，并非是一次简单的汗位之争。
能否取得这次胜利，对忽必烈、对希望革新的蒙古王公贵族和中原地主阶级以及能否继续推行汉法都很重要。这的确是一场不寻常的斗争，为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忽必烈花费了很大心血，动了很大脑筋。
在斗争的过程中，忽必烈始终坚持争取汉族地主的支持。在1264年7月，阿里不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投降了忽必烈。忽必烈并没有杀这位幼弟，却在团圆的酒宴之后审判处死了他的全部谋臣，并宣布将和林改为宣慰司都元帅府，从而结束了和林多年来作为蒙古帝国首都的地位。
持续了四年的汗位之争终于结束了。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若要成就一番事业，实现所布之局，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还要善于借助外力为我所用。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政治集团对汗位的争夺战中，借助汉地地主的有力支持，实行了与蒙古旧势力相反的政策，使得民众对他的支持大大提升，最终夺取了汗位。
〇巧用他人智慧
古语：“智能者千虑必有失，愚者千虎必有一得。”所以古人强调集思广益，勤学好问，以便借用他人智慧。如《尚忆》中说：“好问则裕，自则则小。”《诗经》亦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陈寿在《三国志》中亦说：“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也。”这些言论都强调了借鉴他人智慧的重要性。如何借鉴他人智慧，途径有很多：其一，多读一些成功者的传记，借鉴成功者的智慧和经验，即所谓的“站在巨人肩上前进”。其二，多读一些成功学或成功心理学著作，用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指导自己的行为。其三，遇事多向周围人请教，一则可以征得正确观点，二则可以得到启发，以促进自己的思考。其四，在讨论问题时不要急于发表观点，先仔细倾听他的发言，分辨正误，吸取他人的正确见解，摒弃他人的错误之见，等到大多数人发言完毕之后，再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这样，与他人相比，自己的观点不仅最正确，而且具有定论的性质，这样的发言，当然也就最能服众，巧用他人智慧也就“巧”在这里。总的来看，通过上述途径，巧用他人智慧，一方面可使自己在同僚中成为最能掌握真理的人，另一方面也将成为最少犯错误的人。这必将为自己营造脱颖而出的机会。
5.利其器才能善其事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译：孔子说：“工人想完善他的工作，必须先把他的工具磨利起来。”
这里的“器”是指办事的条件，只有条件成熟以后，做事才能顺势而为，事半功倍，如果条件不够成熟就贸然举事，虽然自己是竭尽全力而为，也只是逆“天命”而为之，结果往往不得善终。聪明的领导者会等待时机，时机一旦成熟，便会突然出手，出其不意以顺乎天应乎人的强大态势掌控全局。
南北朝时，刘宋的皇帝刘裕刚刚病死，北魏的皇帝拓拔嗣就要趁机发兵，夺取刘宋的土地，他对大臣们说：“宋国皇帝死去，宋国必然举国哀悼，它的防备一定是有漏洞的。这样我们出其不意出兵讨伐，没有理由不能大获全胜啊。”
许多大臣都认为拓拔嗣的分析正确，表示赞成出兵。崔浩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反对用兵，他说：“刘裕虽死，但宋国的实力并没有半点损耗，我们没有把握获胜。再说，乘人之危也会影响我国的声誉，不如先去吊丧，以后另找机会攻宋。”
拓拔嗣不答应，崔浩又进言说：“宋国实力雄厚，地广人多，主动出击宋国捡不到便宜。我们应着手解决国内的事情，安定内部，只有我国真正强大了，战胜宋国也就顺理成章了。现在如果操之过急，贸然讨伐，只怕赢不了宋国，我们还要吃亏。”
拓拔嗣认为崔浩胆怯，他说：“天赐良机不可不利用。做事难免有些风险，可这样才能建功。我不治你动摇军心之罪，你也不要再说了！”
拓拔嗣派大将奚斤率军南伐。崔浩放心不下，他私下求见奚斤，为他出谋划策。奚斤说：“我军南下，利在速战，我想集中兵力攻取城池，这样就占取主动了。”
崔浩说：“你冒险南伐，最重要的是量力而行，制订切实而稳妥的作战计划，不为贪功使自己元气大伤。南方人擅长守城，我军若久攻城池不克，一定会耽误时间，影响士气。依我看来，你还是以保全实力为主，稳扎稳打。这样虽一时建不了大功，但至少可以保证不受大的损失了。”
奚斤立功心切，还是主攻刘宋的城池。结果，他损兵折将，很长时间也攻不下一座城池，南伐的行动失败了。
拓拔嗣想投机取巧，不听崔浩的意见，便宜没捡到，自己却受到了重创。奚斤也是不讲实际，把目标定得过高，最后也受到了无情的惩罚。
人们要想有所发展，首先要站稳脚跟，保住自己眼前的东西。基础是最重要的，脱离了这个实际，建大功便是一句空话。
西汉元帝时，大臣京房以天灾示警为由，建议元帝测试百官才能，清除无能的官吏，提高朝廷的办事效率。
元帝有些顾虑，他说：“如果按你的做法，一些人势必失去官位，对朝廷抱怨，这会形成隐患啊！”
京房说：“让无能的人掌握权力，造成的直接祸患更大。现在皇上不痛下决心，将来更不易把他们除掉。”
元帝有了信心，命令京房主持官吏的考评，京房于是为此忙活起来。
京房的弟子任良为京房担忧，他对京房说：“现在朝廷的用人制度，已实行很长时间了，虽有弊端，但也是约定俗成，不好改正了。你主张改革，那些受到侵害的人一定恨你多事，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你这不是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吗？”
京房的另一位弟子姚平说：“别人不为难你，不和你作对，你才有今日的官位和安宁。如果你贪图建功，势必会招来他们的反扑，你一人之力难与他们对抗啊！不想遭祸，你还是马上停止吧。”
京房训斥了弟子，说他们不以大局为重，做人苟且，他说：“我读书做官，就是为了一展所长，为皇上分忧。难得皇上信任我，我不会打退堂鼓的。”
京房努力工作，很快就制订了“考功课吏法”。元帝让大臣们共同讨论此法，结果他们拼命地反对。
当时石显专权，他让自己的同党五鹿充宗出面，劝京房收回这项法案，他说：“你提出这项得罪天下官吏的东西，一定是一时冲动，没有考虑后果。现在还来得及，只要你不再坚持，你就不会遭遇麻烦了。”
京房不肯，石显等人就号召百官上书反对。元帝见情势不稳，也没有了主意，对京房冷淡下来。
石显趁机向元帝进谗，把京房贬出京城。接着，石显又串通百官，一齐指责京房欺骗君主，乱国乱政。在群臣的强烈要求下，元帝竟将京房斩首。
京房不合时宜地主张改革，急功近利，在什么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贸然改革，他不仅失败了，自己也做了牺牲品。他的主张连他的弟子们都反对，可见他实在是太激进了，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可能。所以在行动时必须先让自己的“器”利，等到时机成熟，把握性才会更大一些。
做事不能超越现实，幻想大功一日告成，这需要长期的工夫。人们不要头脑发胀，不要忽视基础性工作，条件成熟以后这样才能没有大的失误，不怕任何挑战了。
〇掌握正确的时机
要进行正确的决策，掌握正确的时机行事，必须善于审时度势。“时”者，是指各种时机；“势”者，指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审和度就是要分析研究。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强调要认清形势，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不做违背实际情况、逆历史发展方向而动的事。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帅，在战争中总是依靠有利形势，去造就最佳态势，夺取战争的胜利。
那么，怎样才能掌握审时度势的决策艺术呢？
1.要认清形势，把握趋势
形势和趋势是领导审时度势、进行正确指挥的出发点。在每一项决策之前，都要对当前形势进行认真的分析，对事态的发展趋向作出准确的判断，搞清哪些是有利条件，哪些又是不利条件；现有诸因素中哪些是必然因素，哪些是偶然因素；这些因素哪些来自内部，哪些来自外部，它们将向何种状态发展，等等。只有把这些因素分析透彻，才能制订切实可行的战略和策略。
2.要善于抓住时机，当机立断
在战场上，时机对指挥员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指挥员善于抓住有利战机，就会常常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战争的胜利。反之，如果不善于捕捉战机，即使是我强敌弱，也容易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企业的生产指挥也是如此。如果厂长能抓住生产和销售的有利时机，就会一步主动，步步主动，否则，就会“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要想及时抓住有利时机，首先必须目光敏锐，思想活跃，有丰富的想象力和真知灼见。这样，才能善于由此及彼，见人所未见，及时发现“苗头”，从而捷足先登，掌握主动权。其次，在大好时机面前，领导要当机立断。凡是有成就的人，都善于利用历史性的机会，作出有利的果断抉择。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机遇是非常难得的。所谓“时势造英雄”，是说时势给英雄提供了叱咤风云的机会，但能不能抓住机会，取得成功，还要看他是否能当机立断。当稍纵即逝的时机到来的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果断地抓住它的。犹豫迟疑，当断不断，成功就会属于别人。
3.要机动灵活，善于随机应变
《孙子兵法》中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意思是说，水因地势的高低制约其流向。用兵则要根据敌情而决定其取胜方针。用兵作战没有固定不变的方式方法，就像水没有固定的形状一样。能依据敌情变化而取胜，就叫做用兵如神。孙子在这里强调的正是机动灵活、随机应变的艺术。它告诉我们，不善于抓战机不行，但有了战机而不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对策，也同样不会成功。
领导要学会随机应变，也就是要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地改变策略，如果原先的道路在当时不妥善或行不通时，就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日的。而且在领导的活动中的各种因素，总是在变化着的，所以领导决定问题就要因情况之变而变，企业产品也只有随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才能在激烈复杂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4.勇于创新，出奇制胜
仅仅停留在以变应变还是不够的。以变应变是被动的变，要主动应变，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主动应变就是善于改革创新。《孙子兵法》上说：“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意思是，每次胜利都不是重复老一套，而是适应不同新情况而变化无穷。许多事实证明，把应变创新运用自如、高度升华，就能做到善发奇兵，出奇制胜。《孙子兵法》指出：“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绝如江河。”意思是善于出奇制胜的将帅，其战法像天地那样变化无穷，如江河那样奔流不竭。领导应当学习这套本领。
6.顺势自然，按规律办事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离娄下》）
译：禹治理洪水，就是让水能顺势自然地流淌。如果聪明人顺势自然地去发展，那样聪明就会发扬光大了。天非常高，星辰非常遥远，只要能清楚它们的运行规律，一千年以后的冬至日，也可以坐着推算出来。
按规律办事似乎是天经地义，可是当局者迷，有时候看不清历史发展的规律，比如重农抑商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君主都遵循的治国方针。但重农抑商政策若走上极端，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聪明的领导者在面对先祖一贯走“重农抑商”极端之路的历史传统时，应该采取一种折中策略，能以“重农而不抑商”为治国方针。这也是顺应社会发展规律要求的。
秦国重农抑商是一种既定国策，早在商鞅变法之时，就将“重农抑商”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这种政策也是符合当时实际条件的，在统一天下之前，秦国需要供养庞大的军队，既是为统一需要，也是为防止遭受别国侵略。所以对粮食的需要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紧迫。秦王嬴政在当时通过各种手段鼓励百姓进行农业生产，同时限制商业的发展。他甚至采用暴力的手段把商人的地位降到与罪犯同级，多次将有商业牵连的商人亲友征发到边疆戍边。例如在公元前214年，嬴政就将很多从商之人迁往桂林、象郡和南海三郡谪戍。
六国统一后，已经消除了战争，社会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对于这种转变，嬴政有了不同于过去的认识。
此时他主要的任务是如何巩固个人皇位，而这需要发展经济，用繁荣来实现稳定。这种对时局看法的改变，始皇嬴政无疑是有的。新兴的帝国想要在战争的破坏中复苏，除了农业的发展之外，商业也会随着社会生产的需要而逐步发展起来。也就在这时，嬴政审时度势地改变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他开始鼓励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这种政策的转变完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在建立秦朝之后，嬴政实施了一系列的举措，如销毁天下兵器铸成十二个大铜人；修筑阿房宫、咸阳宫、废除土地国有制，使土地成为一种商品可以买卖等。
这一系列举措无一不牵涉到手工业和商业的兴起。如毁兵器而铸铜人，就需要天下众多手工业者的介入；而兴修宫殿则需要大量匠人和商人流通之商品的介入：土地可以买卖，更是刺激了商业流通流域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
正是由于手工业的兴起，始皇嬴政专门成立了相关的管理部门，而且在这些部门当中有制陶、刻玉、造器等多种分工。尤其是在冶铁业上，始皇嬴政第一次设立了专职职官——铁官。当时科技进步已经由黄铜转入黑铁时代，作为更加锐利的武器制作的需要，在销毁铜兵器之后，秦朝的兵器已经转而以铁为主，所以帝国的冶铁业更加发达。
始皇嬴政不仅发展了手工业，还对其他行业的精英进行奖赏和鼓励，这无疑更刺激了手工业的迅猛发展。如嬴政因造皇陵需用大量水银，而巴蜀一个叫清的妇女因经营祖传汞矿而致富。为表彰清的业绩，始皇嬴政专门为清建造了一座“女怀清台”。
手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对于统一后的商业发展，嬴政并没有采取抑制的手段，而是顺应商业的发展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它的发展势头。如秦时有个叫保的贩卖牲畜和丝织品的商人，财富多得要用山谷为单位来计算。嬴政为此下诏令，让保的地位与封君相当，并赐予定时与朝臣一起上朝面见皇帝的殊荣。
总的来说，始皇嬴政推行的既重农、也兴商的政策方针，与商鞅变法之后的抑商、贬商情形大不相同。这反映出始皇嬴政不墨守成规，而是看清时势，力求与社会发展具体需要和发展规律相符合的务实精神。很自然，这应该是任何一个领导者以及经营者必须具有的精神。
〇因势而辅术
“施之既得其势，而行之又不可以无术。”是说：在实施大政方针上一定要符合各地的形势特点，但在具体做法上又不能不采取相应的措施。
不然的话，“徒讲其政，不察其势”，就好比在适合步兵作战的地方改用车战和骑兵，在适合弓箭作战的地方改用长戟之类的兵器一样。“徒察其势，而不得其术”，就好比士兵不练习作战的方法，作战的器械不精良、不锋利一样，是收不到好的效果的。
察势，目的在于从总体上了解全局，以及全局中各局部之间的关联，全局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走势。在察势的基础上，因势利导，进行创造性的造势：或巧妙地诱导原有形势演变为一种符合时代和民众情境、又能顺利实现领导者期望目标的形势，或一反原有形势而行之，创建一种全新的指向领导期望目标的形势。
用术，实际上是完成所营造之势在能量释放过程中走向领导期望目标的一系列运动状态。
态与势不能分，术与势则不可离。
领导者在进行时局发展态势决断时，切不可只讲其术而不察其势，也切不可只察其势而不用其术。
所以古人论述道：“夫能匡世辅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也可写为‘术’），审于治乱之势，达于用舍之宜，然后临机而不惑，见疑而能断，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最后一句的意思是：做为君王的辅佐重臣，没有不首先从这里做起的。
不过，在行将结束“领导态势决断力”这一段落之时，我们必须强调：术无论多么重要，它也是导致势运动变化的具体方法和做法；态无论多么重要，它也是势在运动变化中的不同表现而已。
所以，领导人在进行时局发展的态势运筹与决断时，千万不可避重就轻，千万不可忽略察势、造势、任势的首要作用和高屋建瓴作用。只专注于状态，只研究具体的策术，如同下棋，是初学者的作为；主要专注于形势，主要用心于造势，才是下棋的高手。
7.借用他人肩膀成自己之事
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孟子·离娄上》）
译：盖高的建筑一定要借助匠陵的地势，低的工程一定要在平地和沼泽上施行。
盖高的建筑借助丘陵的地势就会更容易一些，在谋略中借势是指借助外界的力量而求得发展。风筝借助风力上升空中，帆船借助风力出海远航。“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优秀的领导莫不是深谙借势之道的高手。
曹操刚崛起时，天下各主要势力各有优势，如孙策凭借长江天险而固守，刘备则凭借“光复汉室”的招牌而感召天下。在这种群雄并起的形势下，欲想谋求霸业，必须营造一种自己的优势来号令天下，曹操经过比较权衡，决定以“奉戴天子”——即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作为自己的政治优势。
这种做法的原理不过是做事情尤其是做大事情要借助一种招牌，或者说打着一种旗号（借一面义旗），而这种招牌和旗号的名声必须是响亮的，表面的威信必须是公认的。这样才能感召众生，竭智效力。
古往今来，许多成大事者都颇得“借一种旗号”号令天下的真传与实惠。众人皆知的春秋首霸霸主齐桓公就是通过“尊王攘夷”的做法而获得其政治上、军事上的主动权。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说又是运用这一谋略的经典范例。当时曹操手下的谋臣意见并不统一，荀彧表示：“豫州离司隶区最近，目前有一半以上已在我们的控制中，如果要迎接皇帝，应以洛阳及许都最为合适，因此要准备这件工作，必须清除豫州境内其他的力量。”夏侯惇的意见则不同：“纯就军事形势观察，豫州连接司隶区和荆州，目前拥有部分倾向袁术和刘表的小军团部署，正好可做为缓冲。清除豫州反而会使自己陷入北方袁绍、东方吕布、南方刘表、西北面西凉及司隶区军团的层层包围中，是相当不利的。”几乎大部分将领及幕僚都赞同夏侯惇的看法。
曹仁更进一步表示：“奉迎天子并不一定有利，董卓便成了众矢之的，以我们现有实力，‘挟天子’不见得便能‘令诸侯’。万一掌握不好，未蒙其利反将先受其害。”
荀彧大声表示：“奉迎天子绝非纯为功利，从前高祖（刘邦）东向讨伐项羽，便以为义帝复仇作为出师之名，因此得到天下诸侯响应。董卓之乱起，天子流亡关中，将军便首倡义军勤王，只因山东秩序混乱，才使我们无力兼顾关中。虽然战事连连，我相信将军仍然心向王室，以平定天下为己任吧！今皇上脱离西军掌握，正是大好机会啊！拥护皇帝顺从民望，此乃大顺；秉持天下公道以收服豪杰，此乃大略；坚守大义招致人才，此乃大德。即使会遭到其他势力围剿，也难不倒我们的。要不及时决定大计，等到别人也有所行动，就来不及了啊！”
在众人争执不休中，曹操突然想起当年反董联盟时自己和袁绍间的对话。
袁绍曾问曹操：“如果这次举兵失败，您看我们应以何处为据点最为适当？”
曹操反问：“以阁下的意见呢？”
袁绍：“我认为我们应以黄河以北的冀州山区为据点，争得北方异族的协助，以向南争取霸权。”
曹操当时并不同意袁绍的看法，他认为地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心。的确如荀彧所言，汉献帝虽早已名实不符，但在一片混乱的政局中，他仍是天下人心之所系呢！
曹操当机立断，决心奉迎汉献帝。
此后，曹操又经过一番艰苦曲折的奋争，终于于建安六年（公元196年）八月将当时处于困窘中的汉献帝迎至许都。
将窘困流徙中的献帝迁到许都，由自己来充当献帝的保护人，是曹操政治生涯中的得意之作。曹操这样做，不仅使自己获取了高于群雄的地位，而且把献帝变成了自己进行统一战争的工具，从此无论是征伐异己还是任命人事，都可利用献帝名义，名正言顺，置对手于被动地位，而给自己创造了极大的政治优势。另一方面，这样做在客观上对国家、对百姓也有好处。当时群雄割据，谁都想吞灭对方，独霸天下。曹操迎帝许都，将献帝置于自己有力的保护之下，虽然献帝变成了一个傀儡，但却使献帝在局势极为混乱的时期免除了被废黜、被杀害的危险，保留了这样一个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使得不少割据者的野心、行为受到遏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央集权，对控制割据、分裂局面的恶性发展，加速国家统一的进程发挥了一定作用。
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乘乱起兵的大多数领导者，只有军事家的头脑，而很少有政治家的眼光。只有曹操独具慧眼，清楚地认识到政治决策的正确与否，民心的向背，是决定胜负的首要因素。因此他毅然把献帝迎接到自己的根据地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声势上远远超出其他人，也为自己以后的强盛打牢了政治基础。
〇借用他人肩膀的窍门
“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支撑起整个地球。”这句话是阐述杠杆原理的，我们衍化一下，同样适合社会生活交往，那就是借你的力量（利益）做我事业的支点，支撑我的宏图伟业。
你自信自己不是平庸之辈，你有远大的抱负，你有吃苦的决心，你发誓要在此生创出伟业。但你个人的力量是绵薄的，你的个人胸襟是单一的，你的个人目光是有盲区的……，你必须学会借用他人之力量，丰富你的基础；学会借用他人之韬略，补充你的羸弱；学会借用他人之远眺，拓开你的思维；甚至要学会借用他人之肉身，踏平你前进路上的荆棘。只有这样，你方可把自己的人生广厦建筑起来。
借力贵在一个“借”字。无论你的理想是想做一名沉浮官场的仕人，还是做一名腰缠万贯的富豪，你都要秉承他人之力！要不齿于借用他人的权威为自己撑腰；要善于借他人之钱财为自己的事业扬帆；要善于借用他人之关系为自己拓展护航；要善于借用他人之口为自己歌功唱喝。
借力妙在一个“巧”字。生硬、蛮横地借用他人之力为自己行方便绝不可取，会给人以被霸占与被侵犯的感觉，最终还不能达到借力的目的。要巧于计划、巧于策略、巧于言行来赢得他人之心。切记攻心为上，他的心都是你的了，那他的人力财力也自然是你的了。
学会借用他人之力为你的事业推波斩浪，你学会了，你的事业航船就可达到理想彼岸，你学不会，不免翻船失事。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只有将借力法则熟烂于胸，才能功成名就。
8.给自己留条后路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论语·学而第一》）
译：有子说：“讲信用要合于义，这样你的诺言才能去实践。恭敬要合于礼，这样才能避免耻辱。所依靠的都是亲近自己的人，才是靠得住的。”
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办事一定要找可靠的人，真心亲近自己的人，不要把自己逼上绝路。提到绝路，常会令人有毛骨悚然之感。是的，绝路等于绝望。但是有没有办法防止走到绝路上呢？答案是肯定的。例如，你是否相信“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呢？这是亘古不变的古训，它告诉人们千万别把矛盾冲突扩散开来，而是以交友为人生之要。
刘邦年轻时行为放荡，却在放荡中透出一种豪侠仗义的英雄之气，令人钦佩。所以，许多人都主动亲近他，把他视为最可信赖的知己。他以此更加广泛地推广自己的交友之道，不轻易与人制造矛盾，显示出王者之气。
萧何也是沛县人，与刘邦是同乡。此人精明能干，通晓业务，勤于职守，办事公道，又忠厚老实，有很高的品德修养。在县府中，他起先是县丞手下的一名小吏。由于他通晓律法，审讯囚犯时从无冤枉陷害，办案精明而公平，是县丞得力的助手，在县府的小吏之中享有盛誉。萧何的政绩被沛县县令发现后，便提拔他为沛县的“主吏掾”。主吏即功曹，汉代的郡守、县令之下皆设有功曹史，简称功曹，主管总务、人事，参与政务，有相当的实权。掾，是附属官员的通称。
但是在萧何的心目中，刘邦却是一个超凡脱俗、出类拔萃的人物。他暗暗把刘邦当做自己的首领。刘邦平时不拘小节，常常惹出些违法犯禁的麻烦，萧何总能施展出刀笔吏的神通，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刘邦不至于吃官司。以后，萧何又极力推荐，让刘邦当上了泗水亭的亭长。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萧何为了能够经常和刘邦在一起，主动放弃了进京高升的机会。
秦始皇为了巩固秦朝的政权，对各级官员的政绩要求十分严格。他定期派出特使，到各郡县巡行，考察地方官吏，以决定其升贬。去沛县考察的是一位御史，这位御史看萧何精明能干，极力推荐萧何到京城做官。萧何却不愿同刘邦分开，婉言谢绝了御史的盛情，继续留在沛县当他的“主吏掾”。以后刘邦在沛县能够起义成功，萧何确实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另外，管理马车的夏侯婴以及泗水亭的亭卒周苛等等，这些人都是刘邦的生死至交，尽管他们的身份各异，地位不同，但他们都乐意唯刘邦之命是从。刘邦一旦遇到什么危险，他们会不顾自己的一切，鼎力相助，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夏侯婴的案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夏侯婴的职衔是“厩司御”。这是一种较低的官职。他除了管理县里的车马外，还要经常赶车出城给县令办事。每次办完公事，夏侯婴都要绕到泗水亭去找刘邦，或是喝喝酒，或是说说知心话，而且一坐就是大半天。这种亲昵关系，引起了别人的嫉妒。
过了一段时间，夏侯婴听到消息，他将被提升为“试补县吏”。“试补县吏”属于县里的高级职员。夏侯婴乐得一蹦三尺高，连家也顾不上回，一口气赶到了泗水亭，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刘邦。
刘邦也为自己老朋友的荣升而万分高兴，亲手做了几个小菜，打开一坛存放多年的陈酒。两人相对而坐，你一盅，我一盅，欢欢喜喜地畅饮起来。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一坛老酒很快见了底，两人都有了几分醉意。但是，话却越说越投机，精神越来越亢奋，以至于乐得忘掉了一切，两人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孩童时期。你推我一把，我捅你一拳，拉拉扯扯，滚打在一起。刘邦猛一用力，只听夏侯婴“哎哟”一声，胳膊脱了臼。
这件事被刘邦的一个政敌知道了，到沛令那里告了刘邦一状，说刘邦是“吏伤人”。按秦朝的法律，做官吏的人犯了法，要从严惩处。刘邦身为泗水亭长，负责维护地方上的治安，结果自己打伤了人，这事一旦落实，刘邦轻则免官，重则要作为刑徒，发配到边疆去修长城。
沛令本来看刘邦很不顺眼，如今得了这个机会，打定主意，要重重地惩治刘邦。他迅速传齐各方，公堂会审。
大堂上，刘邦矢口否认。夏侯婴更是极力辩白，说是自己不小心摔伤了手臂，与刘邦没有关系。萧何、曹参也尽量帮着刘邦说话。刘邦的那位政敌只为耳闻，并未眼见，结果以“诬告”的罪名，挨了一顿板子。
原告变成了被告。那位政敌觉得窝火，又多方探听了解到责任确实在刘邦身上，就想翻案。沛令也不死心，以升官发财为诱饵，让夏侯婴如实招认。夏侯婴决不出卖朋友。第二次升堂，又没有问出什么结果。只好给夏侯婴加个“责任心不强”的罪名，打了几百板子，蹲了一年多大狱。“试补县吏”的职位也泡了汤。他用自己的身体和前程，保护了刘邦。
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中，刘邦也结交了一大批热血朋友，如周勃、樊哙等。他们尽管出身贫寒，可个个侠肝义胆，身手不凡。都在刘邦建立事业中，立下了不朽之功。
刘邦重友谊，自然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尽管刘邦结交这些朋友的时候，并不一定能预见到以后要举兵反秦，更没有想到以后要当皇帝，用这些人出将为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朋友多了路好走。多一个朋友就等于多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有些人常为无朋友而伤透脑筋，关键在于不知道从平时做起，豁达地对待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深谙此道者当学刘邦。
〇为成功打造你的关系网
打造一张关系网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因此拥有许多机遇。
交往越广泛，遇到机遇的概率就越高。有许多机遇就是在与朋友的交往中出现的，有时甚至是在漫不经心的时候，朋友的一句话、朋友的朋友的帮助、朋友的关心等等都可能化作难得的机遇。在很多情况下，就是靠朋友的推荐、朋友提供的信息和其他多方面的帮助，人们才获得了难得的机遇。交往广泛，机遇就多，不可急功近利，有许多机遇是在交往中实现的，而在初步交往中，人们很可能没有看到这种机遇，在这个时候，不要因为没有看到交往的价值，就冷漠这种交往。谁知道与谁的交往会带来很大的机遇呢？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社交面太窄，认识的人太少，实际上，你的“关系网”远比你意识到的要广大得多。你实际拥有的网络延伸到了你每天都有联系的人之外，更多的联系包括你与之共同工作和曾经一同工作过的人们，以前的朋友，你整个大家庭的成员，你遇到过的孩子的父母，这些人都会是你的网络成员。你的网络成员还包括那些你在各种关系网络中认识的人，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人。只要你能努力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你也一定会找到成功的机会。
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另外的成功者，没有人能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达到事业的顶峰。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努力地培养人缘，吸收大量对你有帮助的人和资源，构建有助于你的事业的关系网。
9.追求实效是改革的原则
孟子曰：“彼一时，此一时也。”（《孟子·公孙丑下》）
译：孟子说：“那是一个时期，这是一个时期。”
不同的时期就要采用不同的对策，时局艰危时，也正是为臣者大展身手的绝佳时机。这时候，如能看准关键之所在，挖掘出弊政的根源并对症下药，问题便可得以解决，自己的为臣之路也必会由此变得更加顺畅。面对棘手的各种弊病，顺应时势、追求和谐乃是变革的目的。遵循变革原则所作出的领导方式和手段上的变化，其最终目的是使领导工作更有成效。
明隆庆六年，张居正升为首辅，肩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此后，他运用手中掌握的大明朝政大权，开始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六月，张居正上疏请行考成法。考成法的主要特点是“立限考事”，“以事责人”。办法其实很简单，他只要各衙分置三本账簿。一本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作为底本。再同样造成两本账簿：一本送给各科备注，实行一事，注销一事，如若没有按期完成，必须由该科如实申报，否则以违制罪论处；一本送内阁查考，内阁根据账簿登记，对各科的工作进行检查。这样就形成六科稽查六部，内阁监督六科，层层监控的政治系统，使内阁成为名实相副的政治中枢。
张居正以此来提高朝廷和诏令的权威，用考成法集权于内阁，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使改革得到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张居正是一个现实的改革家。他认识到“天下之事，不难于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所以他不主张增加新的政治机构，也不主张提出新的法令、章程，他只要各级官员们对自己的事务有个清白的交代，而考成法即是简捷明快、切实可行的考察兑现手段。
办法已有了，实施则必须严格。对未按期限完成分内事务的官员，稽查和处罚都极为严厉。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正月，查出各省未完成事件273件，渎职官员54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都因未完成的事务太多而被停俸三月。如此一来，行政效率明显提高了。通过立限考成，每个官员都有了明确的职责，一批不管事而白吃皇粮的冗官被驱除。官僚队伍的阵容大为改观，衙门办事作风也焕然一新。
张居正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富国强兵。他引经据典说：“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
富国强兵二者不可分离。要强兵首先得富国，没有经济实力，谈何强兵？正因如此，张居正将他的考成法和富国有机联系起来。他确定以理财作为考成法的首要标准。国库主要收入是田赋，他把征收税粮情况作为对地方官员考成的主要内容，规定地方官征赋不足额的，一律严惩。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提出督缴正赋田税的主张，因为隐田瞒税的都是不法权贵，追缴欠税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赋税为考成主要内容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十分之九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甚至撤职。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而受到降级处分的官员有：山东17名，河南2名；受革职处分的有：山东2名，河南9名。张居正运用考成法来整顿赋税，迅速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做到了民不加赋而上用足。
张居正还利用考成法增加岁入，打击地主，同时减轻贫民的负担。改革前，明朝对于江南和浙西征税特别重，反而造成土地集中的情势，使一部分农民生活贫困不支，不得已将田地卖给富家，自身降为佃农，富家因而坐食田租收入。地主富家因地位优越，可以获减免的特惠。因此，一切的利益都归于大地主，一切的负担都归于贫农。这时，大地主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日益发生冲突。张居正通过考成法，采取政治手段，增加岁入，打击大地主，稳定了贫民阶层，同时也保证了国家收入。
张居正凭一己之力把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变得国富民强，出现了“大治”的局面，可惜的是张居正死后，这些新法全被废止，大明王朝又陷入了死寂般的黑暗，但这不足以掩盖一代名相治国济民的丰功伟绩。
〇不妨来一点弹性管理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规章可以不变，但情况却不断变化，这就需要领导者灵活掌握制度的“弹性”。这种“弹性领导者”需要有“以万变应不变”的本领。
比如，有一家公司领导者，本来下令要下午加紧包装一批货物，次日发运。可是偏偏不凑巧，下午有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小伙子们一个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几十对眼睛可怜兮兮地望着领导者，从眼神可以看出他们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请假。若是按小说家的构思，结果无非是两个：第一是经理悬以重赏，发三天工资的奖金，于是“重赏下，必有勇夫”，大家一致决定留下，心情舒畅地顺利完成任务；第二是采取重罚，下午一律不准请假，不上班以旷工论处，扣掉当日奖金，于是“重罚之下，人必畏之”，大家谁也不敢走，万念俱灰，任务得以完成。可是这位领导者却偏偏未落俗套，他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时手里握着一叠足球门票，宣布：“下午专车送大家去看球，晚上全体加班。”于是欢声雷动，结果自不待言。承蒙领导者的一番苦心与盛情，小伙子们就是晚上通宵赶工，也要把任务完成。这位显然比很多小说作者要更精明、更了解他的部下：这帮球迷，你无论是重赏还是重罚，都挡不住他们，不要说奖金，就连放弃半个月的工资他们也心甘情愿，何不顺水推舟？
在许可的情况下要有“弹性”。面对困境，顺应人心而灵活的一弹，维护了人的尊严，同时又消除了冲突，促进了上下属的沟通。
10.变革是领导的灵魂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此。”《论语·里仁篇四》译：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的方法要怎样去做，也没有一定不要怎样去做，而是服从于义理，义理要求该怎样做，就怎样去做。
孟子在评论孔子时介绍说：“孔子离开齐国时，不等把米淘完、漉干就走；离开鲁国时，却说：‘我们慢慢走吧，这是离开祖国的态度。’应该马上走就马上走，应该继续干就继续干，应该不做官就不做官，应该做官就做官，这就是孔子。”孟子称赞孔子是“圣之时”，即孔子不墨守成规，而是根据时、地、条件，决定自己应该怎样做。身为领导者思想也不可一成不变，在坚持义理的原则下应具有变革意识，求变才能不断进步，强烈的变革意识乃是领导者的灵魂。
新的形势之下，对手变了，所采用的策略也不能一成不变，往往需要采用新的做事方式，忽必烈在夺取中原之后，由于被统治对象发生了变化，于是他顺势推行了新的改革，以适应这些新的变化，其中对政权机构的建设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忽必烈从一开始即位，便显示出了不同凡响，他没有沿用以前大汗的做法，却破天荒一反过去大汗们遵守蒙制的老传统，而是采用汉人的年号——中统来纪元。这一划时代的做法，断然从历史上将蒙古帝国一分为二，从而远远地将一个旧帝国抛在了身后。所谓的“中统”，就是中朝正统，从此以后，他俨然成了中原的统治者。
忽必烈虽然采用了汉法，但他却不拘泥于汉法，他的大胆革新的精神使我们不能不对他佩服。并且我们还发现，在忽必烈改组机构的重大创举中，他所依赖和任命的大多是汉人儒士，从中书省、行中书省到各路的宣慰使司，许多高级官员都是汉人。
按照“汉法”改革的思路，忽必烈的机构改革是一竿子插到底，从中央到地方，一揽子进行，在地方上除了完善行省制度外，还设立了廉访司、宣慰司。在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四级行政机构来具体负责地方事务，尽管设置这些都没有什么大的建树，全都是借用了宋、金的制度，然而，他毕竟将蒙元帝国的行政改革推上了汉化的道路。
1263年，完成了中书、行省创建的忽必烈也并没有放松对军事衙门的改置。1264年元月，全国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诞生了。枢密院的设置，是忽必烈一次对蒙古原有的军政不分家旧制的重大变革。
他也知道内重于外、京畿重于外地的军事控制道理，因而，他便建立了皇家的侍卫亲军，让他们保卫以两京为中心的京畿腹地。忽必烈时共设置了十二卫，当时卫兵武器之精良、粮草之充足、战斗力之强，都是全国各地的镇戍军难以望其项背的。
我们也不能不佩服忽必烈改建军队的才能，在偌大的民族成分各异的帝国内，忽必烈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军队分为四种，即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而对于军队数量之多，连马可·波罗也不能不感到惊奇：他说“忽必烈大汗的军队，散布在相距二十、四十乃至六十日路程的各个地方。大汗只要召集他的一半军队，他就可以得到尽其所需那么多的骑士，其数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使人觉得难以置信。”
封建王朝的各朝各代，能够控制军队的皇帝，恐怕没有几个，而忽必烈却有幸与他们为伍，他创置军队不仅有新意，而且掌握使用军队也很独特。所以帝国的“天下军马总数目，皇帝知道，院官（指枢密院官）里头为头儿的蒙古官人知道，外处行省里头军马数目，为头的蒙古省官们知道”。这在当时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而且边关的机密，朝廷中没有几个人知道，没有忽必烈的命令，一兵一卒也不能擅自调动。恐怕正是由忽必烈对大元帝国的军事机器的精密装配，才使元朝立足中原一百多年。
这便是忽必烈祖述变通、勇于革新的第二大内容。
除了以上改革之外，忽必烈这位从大漠走来的皇帝在发展生产与剥削方式方面的改革也一点不逊色于其他有为的汉族皇帝。这一点，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忽必烈不仅赢得了广大汉人文士们的拥护，也得到了饱尝三百年战乱的中原各族以食为天的农夫们的拥护，因而，中原的人们承认了他“中国之帝”的身份。这就是他的重农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他不仅雷厉风行地在全国各地创置劝农一类的机构，派出官员们鼓励农桑，而且多次发布诏令，保护农业生产，还广兴军屯、民屯，颁布《农书》，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以指导民间的农业生产，等等，都使被破坏或中断了的农业生产力得以恢复，使得农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他的这项对农业生产方面的改革成功，以至于后来的封建文人们，也不能不对他备加赞赏。忽必烈的改革巩固了政权，使元朝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强盛帝国之一，而忽必烈本人也成为世界上的英雄人物。
〇做个优秀的执行者
领导者办任何事都要从变化的角度来考虑，如果依然按照过去的眼光、想法、办法来处理，必然要四面楚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切面对现实，以变应变。
作为执行者的领导者在做事的过程中，要根据事物的发展变化审时度势地作出机智果断的应变。事物的发展就其和领导活动的关系而言，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情况：其一是变化尚未偏离前进方向的阶段；其二是变化明显偏离前进方向的阶段。
对于第一阶段的变化，一般无须对原方案或思路作根本的变动，只需要适当地对方案作某些局部的调整，以适应变化的环境。
但是，对于第二阶段的变化，就需要进行审慎的斟酌，作较大的改动，甚至“推倒重来”。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其非凡的应变能力，往往就表现在对一些复杂的“突发事件”和“非规范问题”的果断处理上。从复杂的方案修定，到事关重大的权益之争，从微妙的外事活动的安排，到举足轻重的谈判，都需要有机智的应变能力。随机应变的能力，能使领导者在纷繁复杂的活动中，有意识地使他所表现出的才干与客观环境相适应。但是，“应变”须在不抛弃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客观事物的不断变化而提供的一切可能条件，尽可能采取科学灵活的“应变”对策，做到“你变我也变”，从而最终达到预定的目标。
领导者解决问题的才干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只有适应时代、通达权变的领导者才是最优秀的。也许这还不足以使你从领导者变成一个决策者，但它仍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成功。
11.学以致用方显领导智慧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第十三》）
译：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务却办不了；派他出使外国，却不能独立地去谈判交涉，读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在这里主要是强调要学以致用，很多人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被淘汰，都是因为他们喜欢按照老规矩做事，以致无法求变。世上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作为领导者的思想与管理方式也必须随之变化、发展，这就是所谓的“与时俱进”。领导者不能拘泥于书本，不能拘泥于成规，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否则只能导致赵括的“纸上谈兵”，或如孔子所言：虽然熟读诗经三百篇，却不能处理实际事务，其结果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宋襄公本是想当霸主，却没想到在诸侯大会上被楚国捉了去，亏得公子目夷设法营救，才把他迎回宋国重登君位。宋襄公回国后十分气愤，可又不敢去惹楚国，就想去攻打郑国，因为郑国在诸侯大会上曾首先倡议让楚国当盟主。虽然公子目夷等一帮大臣不同意宋襄公攻打郑国，但他还是一意孤行，带兵出发了。
郑国自知敌不过宋国就向楚国求救，楚王就取围魏救赵之法，派成得臣和门勃率兵直接攻打宋国，这样，宋襄公迫不得已回师救宋。宋、楚两军在泓水相遇，隔河相望。公子目夷等人认为，楚军军强马壮，宋军应先避其锐气，况且楚国是为了援救郑国，既然宋军已经撤回，这场战争就可以避免了。宋襄公却不同意，他认为楚人是蛮夷之族，虽然军队人数占优，却不是仁义之师，蛮兵是敌不过仁义之师的。于是，他打出了“仁义”的大旗，企图以“仁义”之师打倒蛮夷之兵。宋襄公不切实际，自认为能够恐吓对方。但蛮夷之人非但没被吓倒，反而在大白天大摇大摆地渡过河来。
公子目夷对宋襄公说：“楚人在大白天里过河，是小看我们，我们正好利用他们骄傲的情绪，在他们还没有渡完河的时候出击，这样我们就能打赢此仗。”宋襄公听不进去这些，他认为既是“仁义”之师，就不该趁别人未渡完河进行袭击，这不是“仁义”之师所为。就这样，宋军失去了进攻的绝佳机会。
楚军渡完河，还没有排好阵势，公子目夷又及时向宋襄公提出建议，现在趁机攻打他们也能取胜。宋襄公却骂公子目夷道：“你真是个不懂道义的人，别人尚未列好队，怎么能打他们呢？”
楚军排好了阵势发起了攻击，宋军抵挡不住，大败而逃。公子目夷等人拼死保护宋襄公，可他还是受了伤，腿上中了一箭。公子目夷责备他不切实际，他却一本正经地说：“打仗就要以德服人，怎么能随便袭击别人呢。”
爱护百姓，增加国力，加强军备，就可不战而胜，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真理。但如果只图虚名，或是迂腐自误，那不仅不能克敌制胜，还会不战自败。
东晋时期前秦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王猛，虽长期居于高位，权倾朝野，但其度量过人，善于通权达变，驾驭属下。他率军与燕主帅慕容评作战，战斗开始以后，王猛望着对面漫山遍野的敌兵，对大将邓羌说：“今天这场战斗，非将军不能破敌取胜，请将军努力。”不料在此紧急关头，邓羌讨价还价，要王猛答应他一个司隶校尉的职务，并以罢战相要挟。于是，王猛被迫答应了他的要求。邓羌乐得从床上跳起来，捧起酒坛大喝一顿，然后跃马横枪，与部将张蚝、徐成等人一起直扑敌阵，四进四出，旁若无人，夺旗斩将，杀敌无数。后人曾经这样评论此事：邓羌身为大将，徇私求情，扰乱军法；带领士兵欲攻主帅，目无上级；临战之时欲求要职，等于要挟国君。有此三条，罪该杀头，何况王猛一贯以执法如山闻名于世。然而，对于邓羌的这些错误，王猛全部容忍退让。他之所以能容忍邓羌之所短，调动邓羌之所长，完全是从国家的根本利益这个大局着眼，从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机动地处理问题，而不是抱着前人的规矩不放，通权达变，在关键时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〇学以致用的至高境界是创新
领导者如果没有创新能力，在他领导之下的国家也好、团队也好肯定会毫无战斗力，也没有活力可言。创新即突破常规，创造机遇，找到新招。领导者应当明白，现在任何一个单位都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这种竞争，主要是创新的竞争。现在很多单位都引入了竞争机制，目的就是激活单位的内部因素，提高单位的竞争力。领导者需要多动脑筋，多创新，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单位发展的路子，面对困境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
“布里丹的驴子”的故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有一头驴子，肚子很饿，而在它面前两个不同方向等距离地有两堆同样大小、同样种类的料草。驴子犯了愁，由于两堆料草和它的距离相等，料草又是同样的数量和质量，所以它无所适从，不知应该到哪堆料草去才是最短距离，才最省力气，于是在犹豫不决中饿死在原地了。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深刻的，除了故事创造者们批驳布里丹环境决定意识的观点外，它还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许多时候，只要有点创造意识，就会焕发创造行动，就会有活力；而呆板凝滞是足以扼杀创造性的。
领导者必须牢记一条真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应用创造力，同时在应用中增强这种有效的能力。也许有些领导者认为，高智商就意味着高超的创造力。但这是一种错觉，至少不完全对。领导者的创造力是没有极限的，唯一的限制来自他所接受的知识系统、道德系统和价值系统。这些系统常常妨碍他的创造力。由于这些系统的纷繁复杂，有些领导者在其中受到空前束缚，甚至认为自己没有创意。殊不知，任何一种系统都是人创造的，所以，你有权利持怀疑态度，而采取全面的创新方式，拓宽你的发展之路。作为领导者要善于创新，把各种“绊脚石”除掉，找到适合自己单位发展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