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发展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发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号召。怀着深深的忧患意识，他把中国能否在现代化建设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权联系起来，提出了“球籍”问题，并强调发展是基础，制定了实现现代化的赶超战略。虽然这个赶超战略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但它对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各种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面对新技术革命和战后和平环境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的发展机遇，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的变化，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确定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并实施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提出了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的思想，把发展提到了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高度，强调发展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江泽民同志强调发展要有新思路，提出了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施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基础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一种新的发展观正逐步形成。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和继承我们党关于发展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充分考虑到21世纪我国所面临的各种巨大挑战，以及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各种共同性问题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把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发展思想加以进一步集中、概括和升华，与新的时代特点和当前中国国情相结合，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赋予发展观以新的时代内容，使之更鲜明、更集中、更丰富，更具有时代性。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的品质，反映出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自觉。
（二）是对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
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既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也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九八”抗洪、抵御亚洲金融风暴以及抗击非典的胜利充分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为我们战胜各种风险奠定了物质基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放松；同时，战胜各种风险的实践也昭示我们，我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决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正是通过总结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抗击非典胜利的经验，胡锦涛同志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并切实抓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从长远发展着眼，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自党的十六大提出“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党中央始终在实践中身体力行新的发展观，并注重总结、提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新经验。从出台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文件，废止收容遣送条例，加强就业和再就业，关心城市低收入家庭和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以及着力解决“三农”问题等一系列措施，到倡导求真务实、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谋发展落实到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上来，这一系列发展思路和新的发展观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最新成果。它创新了发展观念，开拓了发展思路，丰富了发展内涵，反映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自觉。
（三）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积极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体现
从世界范围来考察，发展观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断变化的。在前工业化和工业化时代，发展注重的是经济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强调的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这是与当时许多国家面临战后恢复重建的客观形势相适应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的首要标志，国内生产总值（GDP）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尺。应该说，这种发展观对于促进财富的涌流、加快经济总量的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发展观具有片面性，带来了资源极大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以及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等严重社会问题。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甚至出现了所谓“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
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该报告认为，由于空间是有限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消化吸纳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投资增长、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具有几何级数增长的性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在今后100年内将达到极限。这个预言虽然过于悲观，但它向人类敲响了警钟：经济增长必须与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相协调。这个警示对新的发展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人们对发展有了新的认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经过长期研究，于1987年发表了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思想。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00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聚集巴西里约热内卢，作出关于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庄严承诺。《里约宣言》和《21世纪行动议程》呼吁各国摒弃传统的以大量能源和资源消耗、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发展，而代之以人口、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顺应当代人类发展进步的趋势，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讨论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2003年11月，在我国珠海举办的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大会通过了《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珠海宣言），提出“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为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保持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正是以宽广的世界眼光观察世界，积极借鉴当代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具体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自觉。
（四）是我们党对新世纪我国发展面对的历史性课题的深刻把握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建立在对我国国情的深刻了解以及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基础之上的。
经过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2003年，在国内突发非典疫情、自然灾害频繁和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实现了较快增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保持清醒头脑，怀着对国家、对民族长远发展的忧患意识，正视我国前进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例如，中央清醒地看到，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还存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问题，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和粗放式经营来实现的，与世界先进水平比，我国单位产出的能源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偏高；我国生态环境和资源形势依然严峻，城市和农村污染严重，生态功能持续衰退，人均资源占有量低；虽然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差距继续呈扩大的趋势；尽管中央提出了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但历史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是短时期能够改变的，目前地区差距还在扩大；从社会全面进步尤其是坚持以人为本这个核心来看，如何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努力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党中央着眼于谋全局、谋长远，着眼于破解发展难题而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指明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方针。
（五）中国未来清新的发展蓝图和发展准则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拉开了渐进式改革的序幕。真正开眼看世界的国人，奋发图强，锐意进取，果敢放弃了计划体制，开始了探索构建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结合的“特色实践”。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后兴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世界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兴大国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世界资源的道路。历史进入21世纪，东方大国的崛起之势，自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国际上有各种肯定和赞扬的评价，如不同于“华盛顿共识”观点的“北京共识”隆重提出；但也有不负责任的猜测和攻击，“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也不时交替登场。在国内面对改革发展中的问题，也有种种公开和私下的讨论，有善意的建议和忧虑，也有过于偏颇的激进批评和放弃改革方向的某些错误论调。融进国际社会的中国在获得越来越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难题。
在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关键时期，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十六届五中全会拟定了中国的新战略和新模式，为未来确立了更加清新的发展蓝图和发展思路。
坚持发展的硬道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五个统筹”和“六个必须”的发展原则，体现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人类文明的传承，把握了国内发展的阶段特征和世界发展的变动趋势。这样的发展，才是科学的发展，才是靠得住的发展，才是能够长远的发展，也是对子孙万代负责的发展。这是中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后，五年规划制定理念的一个重大调整和历史跨越，它表明中国执政党把科学发展、自主创新、完善体制、社会和谐放在了非常突出的重要位置上。
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对外和平发展是未来长期的发展战略，因此，特别需要关注世界经济的平衡有序发展。具体包括：要尊重各国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推动各种发展模式之间的优势互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和涉及世界经济发展全局、各国共同利益重大问题的对话与协调；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形成良好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和规则；完善国际金融体系，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提高国际社会预防和应对危机、维护金融稳定和促进发展的能力；加强南北对话，着眼于逐步建立长期、全面的新型南北合作伙伴关系，在互利互惠、取长补短中实现共赢。完善发展援助机制，鼓励更多发展资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历史已经证实并将继续验证，只有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发展才是持久的牢靠的发展，也才是既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发展。
对外和平发展，首先要求中国要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创造国内和谐发展的局面。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和谐，就有助于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就有助于从容不迫的改革开放，就有助于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就能担负更大的国际责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科学发展是发展的“中心”，对外和平发展，对内和谐发展，是“两个基本点”。和平与和谐发展是唇齿相依、良性互动的关系，两大方面的统筹协调，缺一不可。它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理性“路线图”和需要牢牢把握的“硬道理”，是回应“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庄重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