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鲁迅似乎只是一位彻底的反封建的斗士，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彻底的批判者。这种认识并没有错。确实，鲁迅以思想家的犀利目力，洞穿了笼罩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种种面纱，将其本质揭示无遗；他用冷峻深刻的理性为武器，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特性，一一剥离开来，展现给中国人；尤其是他以“吃人来概括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实在是惊世骇俗之论。如果读者不能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去阅读鲁迅的作品，往往会从字里行间，发现一种深刻的绝望：在烂熟的表层艳若桃花的文化体系里，其内部似乎真的溃如乳酪，已经没有多少生机了。于是，人们就会对鲁迅产生出一种莫大的误解：偏激、片面。但如果真正了解了鲁迅，如果真正了解了鲁迅的思想和人格精神，就会发现，鲁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否定，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特质的批判，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价值，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其实，这还仅仅是一个方面。在我们肯定鲁迅作为批判型思想家、文学家的同时，在承认鲁迅是一位反封建反传统战士的前提下，还应该认识到，鲁迅也是一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大继承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形成的民族精神在现代的缩影。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硬骨头精神，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格风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博大胸怀，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无私无畏品质，立足现实、关注现实、脚踏实地的理性态度，特别是贯穿一生的既富有深厚情感又具深刻理性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想，等等，都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的体现，是民族脊梁的具体化，是传统优秀文化的结晶。这一切，在鲁迅身上，表现得十分鲜明，非常突出，是构成鲁迅这位“现代圣人的极其重要的内容。
勿庸置疑，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无论是批判，还是继承；是彻底否定，还是发扬光大，都必须建立在对它的深刻的了解与认识的基础之上。舍此，批判只能是非理性的盲目，否定不过是无根据的妄断；而继承当然也就只是出于一种本能，或者是来自传统形成的惯性力的推动。
对鲁迅而言，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刻了解，一方面来自他本人生命的体验，即从同时代的中国人身上去体认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去理解文化传统通过积淀呈现在活着的人身上的种种因子；另一方面，就是从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通过文化积累的重要载体——图书，去感受它的无穷内涵，从而发现自己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自然也会认识到其间的糟粕。因此，当我们打开《鲁迅全集》时，几乎在所有的著述中，都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种种文化典籍对作者的影响。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语言文字，都能感受到鲁迅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底蕴。所以，当我们去探寻鲁迅读书生活的轨迹时，首先就该随先生一道进入中国传统文化幽深书山之中。
书的启蒙
公元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一个婴儿在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的新台门诞生了，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巨匠，享誉中外的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鲁迅。鲁迅本姓周，“鲁迅是他后来在三十八岁时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所用的笔名。这个笔名，意义有三：一是寄寓了对善良仁慈的母亲鲁瑞的深切之爱；二是在中国古代周鲁是同姓之国；三是“取愚鲁而迅速之意，即常人所讲的笨鸟先飞。这当然是自谦，但更是鲁迅严格的自勉。周家祖上原住湖南，搬到绍兴已很久，鲁迅出生时，已是第十四代了。鲁迅出生后，取名樟寿。这是他的祖父介孚公周福清取定的。当时周福清正在京城做官，当得了孙子的喜讯传到时，适值一位姓张的官员来访，可能是为讨个吉利，于是便给刚出生的孙子取乳名为阿张，学名樟寿，字豫山。后来鲁迅上学时，同学们取笑他，叫他作“雨伞，他听了很不高兴，要求祖父改名，介孚公便易“山为“才，是为豫才。后来到南京求学时，一位在南京水师学堂任管轮班舍监的本家叔祖，认为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宜用家谱上的本名，又为鲁迅取名周树人，取义于“百年树人。
在旧时代，男孩的最好出路似乎就是读书，走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之路。鲁迅的祖父当然也希望子孙都能在科举道上扬名显亲，因此，他极想把他的子孙培养成像他一样的翰林，于是在居住地的台门口，悬挂“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勉励子孙上进。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曾经考取会稽县生员（即秀才），后来又应过几次乡试，都名落孙山，后因其父科场案发，受到牵连，被剥夺了应试资格。但是，他仍然对鲁迅抱着希望，期待着鲁迅用心读书，以完成自己未竟之业。正是在这样的期望中，鲁迅开始了读书生活。
六岁左右，鲁迅便从叔祖周玉田先生诵《鉴略》。这是旧时学塾所用的一种初级历史读物，乃清代王仕云著，四言韵语，上起盘古，下至明代弘光。和一般发蒙学生不同，鲁迅幼时没从《百家姓》、《千字文》开始读起，是与他祖父的思想分不开的。据周建人讲：“他有他的一套思想，和当时的人很不一致。比如对于教育，他主张先读《鉴略》，他以为首先应有一些历史基础的知识（虽然那书并不好懂）。他不赞成一般通行的先读《百家姓》或《千字文》。他以为只要稍微多识一些字，即可看《西游记》。接下去读《诗经》等等。在从玉田先生读书期间，鲁迅和旧时代的所有读书的孩子一样，只是囫囵吞枣地接受教师规定的书本内容，不论懂与不懂，读熟就好。这种教育方式自有其合理有用的一面，但总的而言，过于死板，不能充分启发学生灵智，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也谈不上激发学生的兴趣。显然，这不是有利于学生个性培养的方式。鲁迅后来回忆时就对这一时期的学习情形发表过看法：“就是这样的书，我现在只记得前四句，别的都忘却了；那时所强记的二三十行，自然也一齐忘却在里面了。记得那时听人说，读《鉴略》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那当然是很好的。然而我一字也不懂。‘粤自盘古就是‘粤自盘古，读下去，记住它，‘粤自盘古呵！‘生于太荒呵！
但无论小孩子多么不愿意，读书，总是家长望子成龙的寄望，也是规范孩子的有效途径，因而在绍兴方言中，将孩子入塾读书形象地比喻为“牛穿鼻，意思是小孩只要一进书房，就像牛鼻子被穿上了缰绳，从此便服服帖帖，收敛童年的野性。从后来的鲁迅看，这种方式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不过，在周玉田处，倒是为幼时的鲁迅打开了一方展读另一类书的天地。玉田先生是位胖胖的和蔼的老人，喜欢种花木，也许是为了排遣寂寞，也许是出于喜爱孩子之故，他常和孩子们来往，有时就称鲁迅为“小友。由于关系融洽，使得少时的鲁迅有机会接触到他的藏书。鲁迅后来无限深情地追忆了这一段书缘：
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制艺和试帖诗，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里，看见过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他说给我听，曾经有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就这样，鲁迅度过了既枯燥又不无美好之处的少儿时光。到十二岁时，鲁迅转入另一个叔祖周子京的书塾。周子京是一个在仕途上受过挫折的腐儒，鲁迅在小说《白光》中就描绘过这类人物。据周作人回忆，此人本不应为人师的：这人有点儿神经病，又是文理不通，本来不能当先生，只因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相距不到十步路，所以便去请教他。这期间不知道有多久，只是他教了出来许多笑话，终于只好中止了。这事相隔很久，因为可笑，所以至今清楚的记得。第一次是给鲁迅“对课，出三字课题云“父攘羊，大约鲁迅对的不合适，先生为代对云“叔偷桃。这里羊桃二字都是平声，已经不合课的规格，而且还把东方朔依照俗音写成“东方叔，又是一个别字。鲁迅拿回来给父亲看，伯宜公大为发笑，但也就搁下了。第二次给讲书，乃是孟子里引“公刘的诗句，到“乃裹粮，他把第三字读作“猴字，第二字读为“咕，说道：公刘那时那么的穷困，他连胡狲袋里的果子也“咕的挤出来拿了去了！伯宜公听了也仍然微笑，但从第二天起便不再叫小孩到那边去上学了。
周子京由于屡试不第，神经受到严重刺激，变得近乎呆狂。在夜里往往做掘藏得宝的美梦，白天讲课则胡言乱语，信口开河。除了周作人所提到的那两次真实的笑话外，还有一次，竟把“蟋蟀释为“虱子，确实滑稽荒唐。正因如此，鲁迅终于向这位老师挥手告别了。
背书的故事
死读书读死书，死记硬背，是中国几千年传下来的读书方式，尤其是在发蒙时期，更是学生必须而惟一的基本功夫。老师、家长检验孩子的学习好坏，就看是否背得流畅，记得牢固。这固然是有价值的教育方法，但对孩子思维的活跃、想象力的丰富、理解力的增长，总的来讲是不利的。然而孩子毕竟是孩子，童心往往是锁闭不住的，活泼好动、追求新奇、向往愉快的游戏和玩乐的天性总会尽力显露出来，而去寻找本应属于儿童的天地。
鲁迅也是这样。他和其他孩子一样，常插上幻想的翅膀翱翔：他想飞升入云，去探寻月亮跟着人走的秘密，他想懂得星星为什么会嵌在天空；他希望潜入蚁穴，去了解蚂蚁的生活，窥探地底的奥秘；他也希望在荒野里撒野，也渴求热闹非凡的情景。所以，他喜欢“赛会“社戏之类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不仅可以获得人生的某种初步感受，更重要的是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追求，得到心灵的愉悦。
所以，在鲁迅的记忆中，一件印象很深的事，就是去看五猖会前父亲突然要他背书的事。
五猖会是迎神赛会之一种，因五猖庙而得名。五猖庙位于绍兴东关。东关是绍兴旧属的一个大集镇，在绍兴城东约六十里，今属上虞县。据说，所谓五猖，就是五通神，即旧时南方乡村中供奉的妖邪之神。在唐朝末，此处就已有香火，庙号五通，据说是兄弟五人，俗又称五圣。但在鲁迅看来，五猖就是五通神的说法并无确据。但无论是什么性质的神，老百姓为了祈福免灾，都会顶礼膜拜的。五猖会也就是用仪仗鼓乐和杂戏之类的表演，迎神出庙，周游街巷，以酬神祈福的活动。这自然属于迷信。不过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倒是十分有趣的。鲁迅就认为“这是我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因为那会是全县中最盛的会。
这一年的五猖会到了。鲁迅怀着兴奋的心情准备出发，就在这时，与兴奋之情极不谐调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东关离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脸色很谨肃了，我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
“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
这所谓“书，是指我开蒙时所读的《鉴略》，因为我再没有第二本了。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给我读熟悉。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
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转为静肃了。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晴朗。母亲，工人，长妈妈即阿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
他们都等候着，太阳也升得更高了。
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
“不错。去罢。父亲点着头，说。
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将我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
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引文似乎过长，但任何概述能够有原文如此准确生动地描绘出一个儿童此时此刻的心情么？
此事在鲁迅的心灵与思想中，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但并非如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伯宜公的行为是对儿童的摧残。是的，鲁迅父亲在那个时候是严格的，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不通情理近乎严酷。其实，鲁迅的父亲在当时还是相当开明的，用周建人的话说，“已经要算比较的‘民主了。那么，伯宜公为什么要在那时命鲁迅背书呢？考其根由是，在他心目中，读书乃是孩子的第一要务，游玩自然也是不可少的，但如果连该读的书都没有读好，却去游玩，则是不合适的；孩子本性贪玩，如果不加约束，就会肆无忌惮，毫无节制，以至玩物丧志，而且也不利于孩子养成认真严谨的学习习性。我想对伯宜公的行为应作如是观。至于鲁迅在中年时的回忆，不过是对当时难以理解的情形的一种再现，也真实地写照了当时作为孩子的心态，也就大可不必就这件事上纲上线，把当时的一切教育方式与封建教育制度联系起来。即使是今天，孩子的玩也应有所节制，读书时，当然是以圆满完成了功课后再去玩为好。因此，在鲁迅那个时代的人们看来，允许孩子去玩、去看戏，只要不耽误功课，这不仅是开明的，也是合理的，比起那些把孩子关在屋子里一味死读书的做法，显然是聪明之举。
在三味书屋的日子里
告别了周子京的书塾，鲁迅由家里转入三味书屋读书，时间是一八九二年的二月。第二年秋天，因祖父科场案，鲁迅随母到离家二十多里的皇甫庄外婆家“避难，学业一度中断，直到一八九四年春末，鲁迅才又回到绍兴，继续在三味书屋读书，一直到一八九八年去南京求学前半年左右才离开。
三味书屋是全绍兴城中学规最严厉的书塾，原名“三余书屋。“三味，典出宋朝李淑所撰《邯郸书目》的序文。他认为“诗书，味之太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是为书三味。这就是把经书、史书、子书比喻为三种不可缺少的食物，强调书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