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这个时期里写了20多个短篇，先后结成《呐喊》、《彷徨》两个小说集。他比较集中地描写了两类人物，农民和知识分子。农民问题是鲁迅早期作品重要的主题，他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深厚感情关注着他们的命运。《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篇具体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当时的境遇。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充分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特点。因此，他的小说成为中国社会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面镜子。除此以外，他还写有散文诗《野草》和收录在《华盖集》正续篇中的杂文。《野草》以优美的艺术形式记录了他在“五四”退潮时期彷徨苦闷的心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他除了在教育部任职，还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校教课，编写了《中国小说史略》讲稿；先后支持和组织了语丝社和未名社，出版《语丝》、《莽原》、《未名》等刊物，主编《国民新报》的文艺副刊，还编辑了专收译文的《未名丛刊》和专收创作的《乌合丛书》与《未名新集》。1925年，他在当时任课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中积极声援学生，直接和北洋政府对垒。次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又以实际行动参加群众斗争。在斗争中，他突破了进化论和启蒙主义的某些局限，隐约地预感到：一个更猛烈的风暴——实际上也就是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就要到来了。
“三一八”后，鲁迅受北洋政府通缉的威胁，于同年8月南下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他在厦门写完了在北京时已经开始动笔的散文《朝花夕拾》，编定《汉文学史纲要》前10篇，并和青年们合作出版了文学刊物。当时大革命的形势迅速发展，北伐正处在胜利阶段，农民运动日益蓬勃兴起。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里，对革命形势表示了欢欣鼓舞的心情。由于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和他对南方革命的向往，不久便应中山大学《由广东大学改名》之聘，于1927年1月抵达广州，任文科主任兼教务主任。他准备在文学上“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到广州后，他和共产党人有了更多接触，也有更多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的激烈斗争中，鲁迅思想上酝酿着一个巨大的飞跃。反映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野草〉题辞》等文里的思想，标志着这一飞跃的即将开始。4月12日，蒋介石实行反革命政变，广州也于“四一五”发生大屠杀。鲁迅向学校当局要求营救被捕学生，没有结果，愤而辞去一切职务。在这段时间里，他目睹了更残酷的杀戮和更英勇的牺牲，也“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鲁迅受到很大震动，原先循着进化论而进行的“思路因此轰毁”，认识到真正的革命力量是工农群众，自己应该自觉地走向他们。“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是鲁迅在实践中探索多年逐渐认识的结论。“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彻底转换了自己的阶级。
1927年9月鲁迅离开广州，10月定居上海。1928年主编《语丝》半月刊，并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从1929年起，又与柔石等组织朝花社，编译《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出版《朝花周刊》和《朝花旬刊》，同时又印行《艺苑朝花》，介绍苏联和欧洲各国的版画。在这段时间里，他就革命文学问题与创造社、太阳社展开论争。论争涉及文艺理论上许多问题，促使鲁迅比较系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书籍，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时又介绍了苏联小说。通过翻译和介绍，鲁迅深刻地进行自我批判与自我教育，不但更加巩固了他对现实的革命斗争的认识，也加深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使他在向共产主义道路迈进时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动和直接领导的一个组织。鲁迅列名发起人，并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除了“左联”之外，鲁迅还投入各种社会活动，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起的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反帝反战同盟；对国民党的压迫，帝国主义的暴行，多次和进步文化界一起发表宣言，提出抗议。其中著名的如1931年向全世界公布了国民党残杀青年作家的真相，1933年亲自和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到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反对法西斯暴政抗议书，1936年又与文艺界同人发表为团结御侮和言论自由的宣言。国民党通缉他，威胁他，禁止他的书籍出版，删改他的文章，但他毫不屈服。在这一时期里，先后编辑了《萌芽》、《前哨》、《十字街头》和《译文》等公开的或者秘密的刊物，并参加了《文学》和《太白》的编辑工作，领导了新兴木刻运动。由于战斗的激烈，迫切的形势需要他立刻起来抗争，他不得不暂时放下久已想写的著作和一度计划过的长篇，而以杂文为武器，在反文化“围剿”中与国民党作短兵相接的鏖战。从1930年起，他一共写了8本杂文集，一本根据故事和传说写成的《故事新编》。这些作品几乎都是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产物，既具有非凡的艺术感染力，又反映了他作为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战士的思想特点。鲁迅的作品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在最艰苦的生活和最险恶的环境中，不管国民党的天下是“冬夏”还是“春秋”，始终爱憎分明，与敌人顽强作战，为人民勤恳工作，正如他1932年在一首《自嘲》诗里说的：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鲁迅思想在这一时期更为成熟。他的通过创作实践而形成的文艺见解有了比较系统的发展。从他的内容丰富的杂感里可以看出，他不是一般的革命作家，而是具有思想家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处处表现着深刻的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
通过这些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鲁迅和一些共产党人建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1932年7月，陈赓将军从革命根据地来沪养伤，他曾与之亲切会见，一度计划根据介绍写一部反映红军艰苦作战的长篇小说。因为共产党地下组织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有一个时期，瞿秋白在鲁迅家里避难，鲁迅热情款待，亲切交谈，并录清人何瓦琴“集楔帖字”的联句相赠：“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表现了他对瞿秋白和党的深厚感情；他们对创作问题、翻译问题、杂感问题、文学史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商榷，先后写成文字，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际运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胜利地到达陕西省北部的时候，鲁迅在和茅盾一起发出的贺电里说：“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鲁迅对这一方针所包含的深刻内容作了认真的思考，表示坚决拥护，并抱着愤怒的心情严正地驳斥了托洛茨基分子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污蔑。在答复他们的信里，鲁迅再一次公开宣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从革命民主主义进到共产主义，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了知识分子唯一能走和应走的正确的道路。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他奋斗终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革命文学事业，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正当革命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以实际行动投身到斗争的最前列；正当小资产阶级中一些上层分子纷纷叛离革命的时候，他公开宣告自己忠于共产主义的事业。环境愈险恶，斗争愈坚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鲁迅的一生，表现了中国人民临危不惧、挺身而起的崇高的品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鲁迅作了最确切的评价，他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