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生于1881年，卒于1936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鲁迅年轻时受过诗书经传的教育，爱好民间艺术和绘画，稍长又读了许多野史笔记，对中国文学和历史有较深的了解。
鲁迅的外祖母家住农村，他经常随母探亲，因而和农民保持着亲密的联系，深知他们身受的压迫和痛苦。不久，鲁迅的祖父因科场案件入狱，父亲又长期患病，家道中落，少年鲁迅经常出入于当铺和药店，在被侮辱、受歧视的环境里，认识到社会的冷酷和势利。1898年，鲁迅离家到南京。继洋务运动之后，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正进入高潮。鲁迅抛弃一般人认为是正路的读书应试，进了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随后又转入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这里，他接触到宣传变法维新的《时务报》和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哲学、经济、法律的《译书汇编》，经常留意当时翻译过来的科学和文艺的书籍，其中赫胥黎的《天演论》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从书里初步接受了进化论思想，根据“物竞天择”的规律联想到祖国在竞争剧烈的世界上的命运，期望祖国的自尊自强。1902年，鲁迅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在东京进了弘文学校。当时的东京是中国革命党人在海外活动的中心，留学生中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反清爱国运动，鲁迅积极参加这些活动。
19世纪后期轰动世界的达尔文学说在日本思想界十分流行，无政府主义和尼采哲学也受到知识分子的赞赏。这一时期鲁迅的注意力主要在科学方面，除了译述爱国主义小说《斯巴达之魂》外，他先后介绍了居里夫人新发现的镭，研究了中国的地质和矿产，翻译了灌输科学知识的小说。他原准备通过学医，卒业回国救治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便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在仙台二年，有一次，教室里放映纪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其中一个中国人据说是为沙皇的军队当侦探，被日军捉住杀头，周围站着看热闹的同样是一群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鲁迅深受刺激。他本来从日本维新想到自己民族的前途，一直在探索所谓“国民性”问题。这一次深深地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于是他决心医治国民的精神，中止学医，改治文艺，因为他以为改变人们精神的手段首推文艺。
1906年，鲁迅回到东京，开始提倡文艺运动。原来计划创办文艺杂志《新生》，终因人力物力的限制，没有办成。他一面埋头翻译北欧和东欧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和他弟弟周作人合作出版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一面又在留学生办的《河南》杂志上，发表提倡反抗和独立精神的论文如《文化偏执论》、《摩罗诗力说》等。他非常喜爱果戈理、契诃夫、显克微支等现实主义作家；同时又引拜伦、雪莱、雨果、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和裴多菲等浪漫主义诗人为同调，介绍他们同情弱小、抵抗强暴的作品。他既反对贵族地主洋务派的“竞言武事”，“不根本之图”，也不满官僚集团维新派的主张“制造商估立宪国会”，对于新起的买办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同样充满了不信任和憎恶，认为他们提倡的是假民主，“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鲁迅把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作为实践任务，作为理论推理的出发点，并且根据上述认识，从西方思潮里取精用弘地吸收他所需要的材料。他相信进化论，在日本读了许多介绍进化论的书籍，进化论给予鲁迅要求社会变革的理想以很大的支持，使他坚定地相信未来，不惮前驱。他反对资本主义物质弊害的戕贼，要求“张灵明”，也不满守旧群众和习惯势力的约束，倡议“排众数”。他以个性主义为武器，反对封建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支持新生事物的成长。个性主义和进化论是他前期思想中很重要的部分。
1909年鲁迅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授课之余开始辑录唐代以前的小说《古小说钩沉》，编定古代有关会稽史地人物的逸文《会稽郡古书杂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在故乡绍兴积极参加宣传活动。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根据生活实感用文言写下短篇《怀旧》，描绘了小镇封建势力在革命风声中的种种动态。临时政府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在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政府迁到北京。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没有完成历史任务，帝制虽被推翻，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思想体系不曾有丝毫动摇，帝国主义依旧虎视眈眈。鲁迅由兴奋而失望而苦闷。从1912年到1917年，他虽有时忿而战斗，但更多的时间却在沉思默想。工作之余不断抄写古书，辑录金石碑帖，校订《后汉书》、《谢承》和《稽康集》。他分析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进行探索。这些都成为他以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必要准备。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沉睡的中国大地蠕蠕欲动。鲁迅于1918年起和李大钊等一起参加《新青年》杂志的活动，陆续发表小说、论文和杂感。第一篇白话体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就刊登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以文学的形式揭露“礼教吃人”的罪恶，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接着又发表《孔乙己》、《药》等短篇，集中力量从各个角度向封建传统进攻，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极大地激动了青年读者，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他在同一时期写的论文《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家庭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适应时代潮流，不仅助长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声势，而且深化了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鲁迅是五四运动中斗争最彻底和影响最广大的作家。这时鲁迅的思想基础仍然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他从现实的斗争要求出发，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引申了达尔文学说里辩证主义的核心：发展观点和变革观点。他反对封建礼教，抨击国粹主义，诅咒“现在的屠杀者”，激烈地批评各种被扭曲了的生活现象，对中国社会作出切中肯綮的分析，并且引导青年前进。他清楚地看到新旧之间的冲突，要求给予新生事物以应有的地位。也明白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他的思想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一方面在1919年已经歌颂了人民创造的“新世纪的曙光”，另一方面到1923年还没有摆脱对人民力量估计不足的弱点，认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一方面散发着集体主义的思想光彩，主张“一分热”和“一分光”应该心悦诚服地消失于“炬火”和“太阳”之中，另一方面又还没有完全突破个性主义的樊篱，不仅正面援引了尼采的话，并且有“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的疑惧。但是，由于鲁迅怀着革命民主主义彻底变革现状的要求，对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具有清醒的认识，敢于直面现实，主张坚持战斗，主张“打落水狗”，这就使他的实践始终具有深刻的社会斗争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