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不久的1926年，受中共江西地委委派，共产党员郑育民、汪辰，在鄱阳建立了中共鄱阳县支部委员会。从此，鄱阳的革命斗争不仅有了核心领导，而且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革命志士和领袖人物。这些至今让我们敬仰的人士，包括：彭涛，原名定乾，鄱阳镇七条巷人。“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第一任化工部部长；李清泉，新中国驻瑞士大使，1965年协助安排，曾任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及随行程思远，从美国经瑞士回国。至于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烈士，那就更多，之中较有影响的有：英豪、何桃花、李烈、陈绍平、李兴汉、余恵韾、汪辰、程文、胡和炽、潘泳流、程翊等。
五四运动除去唤醒人民的觉醒之外，它的划时代性，我认为是对于文化的推动，尤其是对人们新价值观的启迪。这种新文化观念，使鄱阳同样经历了由沉睡到觉悟，它不仅体现在人们对封建传统的抗争上，也体现在求知求学中。清末明初以来，鄱阳不少贫民，通过经商发家和勤劳致富之后，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不再宥于读书做官了。他们更多地是从实业、实用、实际，有益于人民出发，因此舍得花费，让子女出外或出国深造。当时鄱阳流行着一句极概括，又极富理性的民谚：“穷盼养猪，富盼读书”，家境渐好的家庭，将子女接受良好教育列为等大事。正是这种观念和思想的催化，使我们看到了，在新中国建立后，一大批国家级鄱阳籍人才，分布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工作岗位，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其代表人物，有：李儒勉，字贵成，鄱阳镇土井巷人，1900年生，语音学家。1920年，入金陵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读书，毕业后先后在东南大学、武汉大学从事教学工作。1936年至1938年，不满足现有成绩的李儒勉，利用学校给予的休假机会，自费赴英国牛津、剑桥大学研究莎士比亚，同时受聘讲授英语语音学。1943年根据需要，他在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负责主编“中英周刊”。1948年，不满蒋介石政府对外消极抗日，对内加紧白色恐怖，尤其是挚友闻一多先生惨遭杀害后，再次到剑桥大学讲学，直到1949年闻悉上海解放，他才回到祖国。在北京，受到胡乔木、田汉等老友热烈欢迎。经周恩来总理的安排，在文化部对外联络处任职，后兼任辅仁大学英语系主任。1956年，因突发脑溢血病逝，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周扬，主持了他的追悼会。
段铮，字元铮，小名福来，1903年生，鄱阳镇筷子巷人。他是第一个，留学欧洲的鄱阳人。段铮家原先也是小鱼贩，后来他父亲靠加工腌制鲜鱼，才积聚家业，成为鄱阳早期可数的鱼行之一。就是这样一位出身寒微的鱼老板，在他发家之后，致力让子女接受现代教育。1923年，段铮在鄱阳中学高中毕业后，其父让他继续深造，先是考上金陵大学，大学四年毕业后出国留学。起初，段铮在法国巴黎大学就读，随着又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心理学。1933年，获心理学硕士学位回国，并毕生从事心理学教学，为推动我国心理学教育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段铮一直任教于浙江，因此与我国着名的姜夔研究者夏承焘先生，交往甚厚。1979年，段铮在浙江杭州病逝。
其他还有：叶森玉，又名叶舟，1925年生，鄱阳镇巡官巷人，金融学家，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厦门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谭成祖，1928年生，鄱阳镇钟家巷人，国家一级律师，曾任福建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彭定安，1929年生，鄱阳镇七条巷人，作家，曾任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中国报告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先达，1930年生，鄱阳镇新桥柳树巷人，哲学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第三届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会国社科规划哲学组组长、北京市哲学学会会长、全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王元萼，1931年生，鄱阳县谢家滩人，着名的妇产肿瘤医学专家，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主任，是攻克医治妇科“绝症”——绒癌的主要研究者之一；刘秉京，1932年生，鄱阳县珠湖乡刘家村人，混凝土技术专家，曾任交通部第二航务局科研所主任工程师，享有国务院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吴梓梁，1932年生，鄱阳县古县渡镇庙背村人，儿科专家，曾任广州医学院儿科教研室副主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客座副教授，业绩入选英国剑桥大学《世界名医录》；方维鹏，1933年生，鄱阳县芦田乡栎林村人，铁道隧道专家，曾任第五铁路工程局二处总工程师、铁道部隧道工程局副局长，为我国铁路工程建设史书写过光辉篇章。
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还有：超硬材料专家王光祖、电力专家陈哲民、航空专家石屏、湿法冶金专家张仁里、土壤肥料专家王运华、联合国高级卫生官员陈秉衡、地球物理学专家周熙襄、再生资原化学家杜予民、土木工程建筑专家施楚贤、生命科学家彭珍荣、气象专家吴崇浩等等。当然，这里还没有包括因当时家境条件较好，受到良好教育，学有所成的姜伯彰三个儿子，药物学家姜达衢、地质学家姜达权、天气和气侯动力学家姜达雍，他们都用自己一技之长，为祖国作出了贡献。
在说过上述人物之后，有一个人必须要说，那就是辞世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胡飞。胡飞，字翼勤，饶埠镇九甲里胡家村人，造船专家。如果问鄱阳谁是第一个留学生，那就是胡飞。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胡飞便考上公费留学日本，经过预科学习后，入读东京帝国大学造船科深造。在此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并与董必武、郭沫若结为至交。帝国大学毕业的胡飞，因成绩优秀，被日本方面高薪挽留，担任长崎三菱造船所相当于工程师的正技师。几年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造船经验。虽然，这时他待遇优厚，妻子儿女一家五口都在身边，但强烈的爱国激情，让他选择了从日本回国。先是在上海江南造船厂任工程师，后回到南昌接办了江西工业专科学校并任校长。1937年，他担了任同济大学教授兼造船系主任，为祖国培养了一批造船专业人才。抗日战争爆发，他随校迁到昆明。当时，有充当日本走狗的同学殷汝耕，想收买他到华北日伪政权任职，胡飞严辞拒绝：“我宁可饿死，决不做亡国奴，更不做日寇侵华的帮凶。”1940年，胡飞的股骨被日寇飞机炸伤，万般无奈下，只好从昆明回到江西。1944年因脑溢血病故，享年56岁。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副主席先后两次电话江西，了解胡飞下落，得知胡飞病故，便致函邀请胡飞夫人进京作客。
商会一-走进近代文明的一个标志
对于商会，在现代人看来，仅仅是一个统战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叫做工商业联合会的人民团体。进入21世纪，商会与工商联并存，成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其实，商会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具有里程碑式的社会团体。如果拔高一点，可以称得是近代文明的一个标志。因为，商会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产物，是中国几千多年来农本商末思想转变的具体体现——中央政府在行动上予以了对商业地位的重视。
商会，自诞生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公元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在张之洞、盛怀宣等洋务大臣的倡议下，从振兴实业入手，设立了商务部，翌年即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省垣或埠，均应设立商务总会；商务发达稍次之地则设商务分会；前此所设商务公所等类似的商人组织，一律改为商会。章程颁行之后，清廷又下令各省督抚告谕商人，并劝导设立商会。商务部也向各省颁发劝办商会谕帖，大力宣传设立商会的重要作用，阐明“商会一设，不特可以去商与商隔膜之弊，抑且可以去官与商隔膜之弊，为益商务，良非浅鲜。”
鄱阳是赣东北的重要商埠，又是清时饶州府治所在，商业一直发达，在省抚督导下，于公元1906年正式宣布成立商会。鄱阳第一任商会会长是徽商程伯良，接着是王瑾光、施秉钧负责。当时，江西全省成立商会的市县寥寥无几，为数很少。虽说，商会是由官府出面组织的，但它成立之后，在整个近代中国，发挥了工商业者新型社团组织的重要作用。鄱阳的商会同样如此，这个组织秉承融通官商，融通商情，繁荣地方经济，维护商民权益及“举办慈善事业，赞助社会公益”等宗旨，对推动鄱阳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发挥了应有作用，作出了一定贡献。
一、关注乡梓安危，倾心对付军阀。1924年，王瑾光任会长。在王任职期间，北洋军阀冯绍闵师，由南昌退驻鄱阳县城，这支败兵，纵兵扰民，掠夺抢刼，给鄱阳百姓带来极大侵犯。其间，官佐供应、士兵给养，全都取之于商会。据统计，仅一年多时间，耗去银元18万多元，如果不是商会从中斡旋，后果不堪设想，但对鄱阳商业发展，却造成了重大创伤。
二、组织商民抗洪，保障市场供应。鄱阳濒湖依河，旧有“水窝”之说，20世纪70年代以前又没有围堤，可以说年年遭遇水灾，稍稍不同的是水大水小和时间长短。水大时深达数米，时间长时多则两、三个月。面对大水浸淹，鄱阳人自有的对付办法，板壁搭台，与水相伴。然而时间一长，居民有生活所需怎么办？商市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保持营业？商会在抗洪活动中，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他们出面，在安排各商铺搭好自家避水台的同时，建立制度，筹集资金，通过设立过街跳板的机制，既便利民众往来行走，又连通各家商铺，从而保证了商业正常经营。过街跳板全部由杉木打造，长约两丈多，宽过两尺多。直街即解放街，从流水沟，至湖夹埂与筷子巷交接的桥头；横街，则从东门口至一条巷。一条巷以北地势高，非特大洪水，一般水浸不到。每到泛期，大水一来，由专人负责，按预先规定，将跳板架放在指定位置架起，跳板根据水势升降。通街跳板，分左右两行沿街并排架设，人们左上右下循序行进。各商号将自备跳板与通街跳板连接，于是因水瘫痪的街市，在跳板的连接下，加上小划子、腰盆在其间的灵活穿梭，重新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三、设立保学基金，推动鄱阳教育。教育是国家大计，也是相当耗资的事业。鄱阳历为州府所在，教育一向发达，但进入清朝尤其是民国时期，鄱阳教育资金一直匮乏，所占政府支出比例很小。加上国民政府虚造政绩，实行每保联办一所中心小学，经费由地方自行负担。这是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无疑会造成捉襟见肘，无力支撑的后果。加上当时战争不断，灾馑连年，苛损杂税日益加重，民众无力分摊。一风而起的农村中心小学，因无法支付教师工资，大多名存实亡。然而鄱阳镇地区，由于商会出面，成立保学基金会，多方筹集资金，使保学一直办到新中国成立，为鄱阳的教育发展尽到了努力。
四、建立消防机构，减少火灾损失。旧时民居，多是木质结构，加上消防设施落后，历史上的鄱阳，曾多次因火灾造成重大损失。大明王朝时有两次大火，差点将县城焚烧一空。然而，自商会成立后，消防作为公益事业，被列在首位。商会的消防组织，按徽抚南饶四大商帮，成立分支队伍，各自购置新的消防设施，分请茅园里、东湖里、黄龙庙等壮健青年，成立专业消防队伍。1927年，瓷器巷竹本加工行业起火，火势很快越街过墙，经东门口向枫子巷蔓延。这时，商会各路消防人马及时赶到扑灭，最大限热减少了财产损失。1931年康王庙打醮时，因爆竹引燃铺华街的棉布，酿成火灾。当时，火势凶猛，南起戴家院，北至一条巷，一百多米的两边店屋合烧，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又是商会的消防组织及时予以扑大，这幸免了火洗横街的后果。
五、拓宽全镇街道，铺设麻石路面。鄱阳街市虽然形成较早，但老街非常窄狭，大约只在六、七尺光景，加上泥土路面，难免晴天尘土飞扬，雨后道路泥泞。随着商业的发展，人口渐增，街市越来越不尽人意，一天比一天更显得偪侧。对于街道的改造，地方政府也多次动过念头，终因财力不够，一直无法如愿。1927年为适应商市变化，由商会出面拓宽街道，经过反复动员，不仅使所有临街店铺自行内移了屋脚，将路面扩至丈余，而且从星子县买来麻条石，将横直两街及河街，包括巷弄全部铺满，使鄱阳街市不仅整洁大方，而且更具了江南市镇典雅雍容的水乡韵味。
六、引进现代文明，率先发电照明。1866年德国工程师西门子，发明强力发电机并用于机车后，电才真正式进入人类社会生产。但是，鄱阳第一次拥有电，却在60多年以后的20世纪30年代，而且是由商会出面办成的。追溯鄱阳的夜市，有据可稽当在北宋。尽管文人诗中曾出现“十里长街，万家灯火”的诗句，那也不过是秉烛购物，或用“气死风灯”也就是灯笼，基本上还是处在“点好自家店铺灯，不管他人门前光”，各管各事的状态。商会成立后，为了方便百姓，使街市保持繁华，便着手夜灯事宜。起初，只从统筹考虑街灯设置出发，安排专人点灯挂灯。直到1938年，由商会出面引进火力发电机，成立晡耀电厂，鄱阳镇东门口以上至新桥段的夜间，于是有了现代文明的光亮。
七、活跃民众生活，推动文化发展。一年一度的元宵灯会，是鄱阳近百年来的惯例。虽然闹元宵的习俗源远流长，但鄱阳的元宵灯会的持续坚持，应该说还是在商会的推动下。众所周知，从明清朝以来，尤其是清朝末年之后，地方财政便入不抵支，政府总想粉饰太平，实际财力又远远不够。商会成立后，受“融通官商”、“赞助社会公益”等条文约束，无条件地履行起章程所赋予的义务。况且，“热闹”既是“社会繁荣”的表现，同时又是一种“预兆”，更是一次商机。因此，期待一年比一年胜的商人，都会不吝所捐，积极投身这项活动。于是十三起灯，元宵灯会，成了每年的必修之课。又正是这种坚持不懈的群众活动，使我们鄱阳以鱼为特色的灯彩，闻名遐迩，以致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地方特色文化，由江西电视台录制播放。
近两百多年来河流经济带来的繁荣（上）
纵观鄱阳历史，不难发现，从18世纪70年代乾隆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的两百多年间，这块土地无论从经济到文化，都可以用七个字总结：日渐进步和繁荣。而这种进步与繁荣，是鄱阳湖和饶河的赐予，是河流经济推动的结果，是鄱阳人文化取向紧跟时代步伐的体现。说具体点，表现两大方面：
一、水土资源充分得到利用
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丰富的降水，密布的水网，这些良好的生态环境，为鄱阳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理想条件。而使这些条件得到充分实现，应该是近两百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