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啊——”随着惊天动地的喊声，滚滚人流涌过了边界……赵紫阳把望远镜放下，摇摇头说：“简直就是淮海战役了！”一脸的无奈。
形势已经失去了控制，就是想堵，一时也堵不住了。
这时，一位中央党报的记者，秘密来到了深圳的河边上。他叫连云山，《人民日报》军事组组长。
“那里深圳发生了大逃港事件，当时的说法是美蒋特务策划的偷渡行为。我也这样认为。”他回忆说。
当时官方发有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对香港是这样描述的：
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
二、香港黑社会横行：
三、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四、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连云山想，既然这样，为什么成千上万的群众还甘愿抛家别舍往地狱里跑呢？
他决定要过境到香港那边看看。
在广东省公安厅派人陪同下，连云山来到了宝安县。那时，全县正在一片逃亡风的恐慌中。中央记者到边境来，这就如同“钦差”下来了。县委对他特别的客气。
“公安部门为我办了一个过境耕作证，化名叫李进山。一位会当地语言的公安科长（后来了解此人是公安局侦察科长周水君），陪着我随着逃港的群众，从大鹏湾的一个耕作口过境。到了九龙。
我看到逃难的深圳边民在山脚下用塑料布搭成一个个窝棚，到处都是，跟他们聊，他们就哭，说我们是党员、贫下中农啊，说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
香港是不是人间地狱呢？当自己用眼睛看过了以后，连云山惊异了。他说：“全部是谎言。在香港做乞丐都比我们这边好得多，只要你干活，就能有饭吃。我接触到很多偷渡过去的人，哭，却没一个说后悔的。”
于是连云山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民不是国内所宣传的是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是生活水平比大陆人民高出了许多倍。大陆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香港的人民都早已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连云山。
“回到县委招待所，有一个多星期，我闭门不出，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中。边民的逃港根本就不是美蒋特务的挑动，地富反坏策划内应的结果，是别人的生活比我们好群众才跑的，可是我们还在欺骗，说资本主义是人间地狱。”
“群众逃港表面上是自然灾害、集体吃食堂等造成。而实际是一个政策问题。
只有从我们宏观政策上的严重失误找原因，才能解释。”
在连云山离开宝安县前夕，县委书记李富林把他请到县委小食堂吃饭，一个劲检讨自己，说是工作有错误，才造成群众大逃港。大家的眼睛却老瞪着连云山，像是话中有话。
连云山揣度李富林等一班人，是担心自己这个“钦差”回京后“告状”，把大逃港说成是宝安县的责任，便说：
“这能怪你吗，你作为县委书记，你不知道吗？香港那生活水平你能比吗？那也叫水深火热？谁是水深火热？你这里饭都没得吃，你不叫水深火热？真是瞎说八道。”
李富林说：“老连呀，这话别人说可以，我就不能说呀。”意思是，连云山可以说，他回北京了，可以把这个真实情况向上反映。
“把我逼得没办法了，我就说：‘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是想知道我回去说什么，对不对？我只说几个字好不好？说你宝安县负不了这个责任。是政策问题，行不行？”’
“当时李富林感动得就差没哭出来了，眼睛都湿润了。他说：‘老连啊，我感谢你，感谢你能理解。’离席时，我说咱们今天就说到这。这么大件事，到北京，我能说不能说，还都是个问题啦。”
连云山决定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向中央报告。希望中共中央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我先后写了四篇内参，给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常务副总编。写了大概四个内容：一个是香港的情况；第二个是大逃港的深层次原因，责任不在宝安县，也不在广东省委，是我们政策上的问题；第三个讲了重新认识的问题：第四个讲了解决的具体措施，比如取消粮票，实行自由贸易制度，从樟木头到宝安这个地方，建立一条政策优惠区。
“他看过后，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他说：‘我都不知道情况有这么严重。’
我担心他会给我扣帽子，幸好没有。说他也得想想。
“过了几天，他又找我，说恐怕不能发表，建议我去新华社找找人。看能否通过新华社送上去。要送给中央的最高一级领导。
“我找到了新华社内参组组长夏公然，我们的私交关系不错。在朝鲜战场上一起呆过。我就约他到宣武门一家烤肉馆吃烤肉，那里人不多、说话安全。他看后吓了一跳：‘哎呀，你是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呀，我给你送了，连我也是反革命了。’
送不送？怎么送？他拿着考虑了好几天。”
连云山也不能不为事情的后果担心：
“顶多把我关一次反革命。反正地富反坏的帽子我戴不上，我就是个农民出身，我家连个保长、甲长都没有，拿我也没办法。”
但是，送给谁呢？连云山回忆说：“夏公然说，就送一个人，送邓小平吧。他说邓小平不整人，不说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夏公然在他的遗着中也回忆了此事：
“是用手抄件送上去的。当时可能只送了小平同志一人，通过他反映到总理处。”
“报告送上去后，情况怎么样呢？连云山和夏公然都很急。等了半年多，没什么反应……
但是，实际上，一些“改变”在暗中演化着。
夏公然在他的遗着中回忆，内参送上去以后，国内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从这以后，相关政策悄悄开始松动，记得当时总理对大陆出逃的难民有一个放宽不究的指示。”
如果夏公然所述属实，周恩来的这个指示，就不仅“放”了李富林等一批在宝安县的闹“开放”的县级干部们“一马”，也“放”了陶铸、寇庆延等一批支持“开放”的广东省的领导“一马”。
松动还表现在更多的方面。
“最能看出政策变化的，是大陆通过香港买粮食一事。”夏公然的遗着指出买粮食是一件对中国的老百姓很要紧的事。
这对中国后来渡过大饥荒起过很大作用的事。
在此之前，中国是基本上不向外国进口粮食的，提倡“饿死不吃美国粮”。国内老百姓没吃的，又要面子不进口粮食。大批饿死人是必然的。自从政策允许从香港进口粮食后，外国粮进入国内，饥荒才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许多嗷嗷待哺的饥民才得以活下来。
“可是在表面上看，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只有南方的逃港风，在愈演愈烈。
然而，不久后，北京严令广东收缩：
“迅速处理群众外逃问题。”国务院指示，要求广东省委把解决外逃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工作来抓。与此同时，在深圳河边上守卫深港边防的部队增加到一万多人。那场席卷天地，数以十万人计的大外逃，硬是被上万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给堵了回去……
可惜啊，一卡就死，一放就乱！最初的试验性“开放”——给予深港边境范围内的“放宽”和“搞活经济”政策，刹车了！
这场初启的“铁幕开放”，中共高层为什么要突然刹车，从而推迟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这也许会成为将来史家们研究的课题。除了外逃之风蔓延得太快太猛烈，超出了“容忍度”的原因之外，可能还同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着关联。
有文章说：
“几乎同时，即一九六二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六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苏联。国际舆论一时哗然。中央政府大为紧张，不得不扭转广东放纵外逃的做法。”
此外，一九六二年的上半年和下半年，中共高层对于形势的认识有着一个“波浪型起伏”。
上半年，中共高层总结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比较强调在政策上的“后退”、“放松”。一月份还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检讨工作中的错误。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等人更是主张“包产到户”。
一九六二年的上半年，党内比较一致的声调是：“退”，放松。新上任的中央财经组长陈云甚至主张，为了让老百姓吃上饭，啥办法都可以使，哪怕“非常措施”以后“弃之不用”。他用一句形象的话说：“现在是国际歌唱的，全靠我们自己。”两个月后，陶铸在宝安县放开了边境。
紧接着，下半年形势就因为毛泽东的“认识改变”而发生了变化。六月二十六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时，风向一改之前“缓和”的调子，提出要批彭德怀、习仲勋等人的“翻案风”。
深圳河边的“放宽”政策起于一九六二年的五月，“紧缩”于一九六二年九月，正好在这个波谷的“转折”时期，无疑同这个国内政治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
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从五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八日止，共遣送了五万一千余名外流人员回乡。
到一九六二年的年底，宝安县政府的总结材料已称：“今年的反偷渡工作已经取得了胜利。”“深港边境的秩序恢复了正常。”
“六二大逃港”的风潮就这样平息了。
到底有多少人在这次风潮中成功逃港，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官方说是几万，但据调查，应该是三十万左右。这些来自全国各地逃出的饥民，侥幸到达了衣食丰足的香港，保全了饥饿之躯。有些人后来更以自己的艰苦奋斗，创造出一份可观的事业。这些谋福之举，同那些冒着危险，顶着压力救人性命的人们的勇气是分不开的。
为民谋命者理当青史留名！
“谁都不怀疑，如果不是陶铸等一批思想开放的共产党人，毅然放人民一条生路，广东省乃至其他地方将要饿死更多的人。”一位退下来的领导人这样说。
从苦力熬到大老板
庄永竞
到了香港，我从苦力做起。
大陆来的偷渡者，大多是缺少技术又都年轻力壮的青壮年。而香港的工厂里，正好缺少这类的人。经熟人介绍，我跟两个同伴进了一个毛线工厂，专做搬羊毛的活。每天一早去装车，然后卸到工厂里。再装了半成品，到另一个工厂卸下加工。每月工资六百元。没日没夜地干，一天下来，一身像散了架似的，倒在床上就不想动了。
一天，工头跟我们说，谁愿意加班给双倍工钱，我一听马上答应。可没背两趟，就发现体力透支了，腿脚发软，眼里冒金星，“扑通”一声倒在水泥地上。就这样我在小屋子里，自我“照顾”调养了两天，身体好一点，又去上工了。
这天中午，我回来得晚了些，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食堂的师傅却说：“你们没饭了。”我还以为是我来晚了，但看见后来的伙伴都拿到了饭，便问怎么回事。
大师傅没好气地说：“今天饭少，要让他们先吃，你们大陆来的没这待遇！”一盒饭值几个钱？太拿大陆来的不当人了！一气之下，我把肩上的大汗巾摔在地上，不干了！
说来也好笑，每当别人的侮辱和沉重的劳动使我喘不过气来时，我就偷偷地学唱大陆的样板戏《红灯记》：
休看我，戴铁镣，锁铁链。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我一直在找寻自己出头的路子，我知道，高耸的大厦要从最初的第一块砖垫起，要实现伟大的理想，先要做人下之人。
不久，有人介绍我去一个药店做学徒。我很快答应了。心想，做学徒就可以学到“药”，学到了“药”，说不定将来能开一间大药店！
老板是潮州人，姓陈名克文。他现在是我的“一洲”公司的顾问。
做饭、打扫卫生、送孩子上学，像个男保姆。但为了理想，我什么都愿意干。
晚上铺门一关，架上两块门板，我就睡在药店里。一是解决住宿，二也防盗贼。
夜晚是我学习的好时候。药店里有不少的药书，我就边翻书，边查对药材。
我用钉书针钉了个本子，把每天晚上学习的心得记录下来，便于记忆。
我还有一本特殊的小本子，这本子记的不是药名、用法……而是专门记老板在做生意时的方式方法、言谈举止甚至音容笑貌——×月×日：一女人抱着孩子满头大汗，来店吵闹要换药。药已用过，本不应退。但老板毫不动气，亲为女人打扇送凉，并吩咐我换药，还叫我打伞送女人到家。
我明白老板的意思，不敢怠慢，一路上还抱着她的孩子。到家后此人感激不尽，后来成了店中常来的顾客……半年后，姑表兄开了一家药店，请我去帮忙。我便从小学徒变成了搞药店进货、推销的……又过了半年，我筹了五百元钱，同一位叫张子酋的朋友，租了一间小房，开始做药材生意了。
全部本钱才一千多元，这个小老板真够可怜的。但这没什么，小有小的做法，只要做好，小生意也可以变成大生意。
我常常叮嘱自己：别贪多，别求大，赚多赚少没关系。做小生意靠的是起早贪黑，靠汗水来钱。大生意那是人家赚的，别眼红。小生意赚得少，但赚到手了，那就是你自己的钱。
有时候，客人需要一斤人参，手头没有货我也应承下来，对客人说：“明天即送到府上。”实际上我的货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应承后我撒开两条腿，香港上下，东奔西跑为他找货。千方百计找到货后，买下来，再按时送到客人家里。一天忙得疲惫不堪，也就赚了几元钱。
但只要钱到手了，我就高兴——集腋成裘。我们潮汕人的小本钱就是这样滚大的。加上我幸运地中了一回“六合彩”，一下有了几万元本钱！
于是我租下北角英皇道一百二十八号，自己开起了一间“四海公司”，专营高档的营养品。
我为什么要做高档营养品生意呢，这里也有我的经营之道。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香港的经济快速发展起来，人们的收人大大增加了。
荷包里的钱一多，就考虑两个出路：一个是“玩”，所以，不少旅行社开起来了，娱乐场所、健身房生意火爆；另一个是“吃”，人有钱了，就最想保命。要玩得快活，更要精力旺盛。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弄对身体有益的补品来吃。
就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推出中国传统的人参、鹿茸、鱼翅等高档补品。但是，这种想法也不只有我一个人有。高档补品店一多，就得看谁能拿到最便宜、质量最好的货，谁能把手上的货销得最快。
到我这里买货，我会给顾客让利，决不斤斤计较。买少量药材，零头不要；成批量要货的，给人家打折。还搞额外赠送。买过我的人参鹿茸的，过年会突然收到我的拜年礼品。要什么货物，一个电话我就把货物送到家。不满意的，还包退包换。样样为买货的人着想。
这些招式，现在香港的商家都会做了，但当时在香港都还是新招。“四海通公司”的名气很快打出去了。
这就是我的经商诀窍，叫做：做生意的人，要先做好人，做了好人，你的生意肯定好！
经商一年多，我的财产激增了十多倍。
家在远方，夫妻不能相见。不久，我便在香港重新成了家，开了一家更大的公司，用我儿子的名字取名为“一洲”。
拿我儿子的名声作保，表示在我店买的货物，绝对可信可靠。不损人利己，不留骂名在世！
在港的最初几年，虽然有所斩获，但依然是在小的水沟中游来游去，虽衣食无忧，但要想成大器，却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决心冒险，闯出个自己的江山来！
但是，怎么寻找突破口呢？我不停地思考，终于有了灵感。
有一次，一个南美的老华侨来店里买一斤人参要带回南美去，问在飞机上怎么吃。我摇摇头：“很难。”他无意中感叹了一声：“咱们中国的药啊，比西药好，可就是方便不如人家哟。”
老人的话使我灵机一动：中药最大的缺点就是要放在火上慢慢地熬，在惜时如金的现代社会，是个致命的缺陷。如果能把补品制成便于携带的丸粒，坐在飞机上都能服用，那一定大有销路。
于是我想到了制洋参丸，当时市面上还没有把洋参制成成药出售的，这条路没人走过，可以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