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巨才
春节到了，对母亲的追念如期而至，寻寻觅觅，无计排遣。
我是在还没到满月的时候，由养母从生母怀里抱走的。此后我一直把养母叫母亲，把生母叫阿姨。
养父母成家十多年，生过的孩子都没活。他们焦急万分，担心自己命里就没带来儿女，到处求神算卦，延医问药。我出生不久，母亲刚生的一个孩子又夭折了。她捶胸顿足，如疯如魔，成天痛哭流涕，加之奶水正旺，胀痛得难受，就到乡下找她的亲姐姐哭诉命运的凄苦。进门见到襁褓中的我，一把抱过来，解开衣襟就把奶头往我嘴里塞。据说那时我吮吸着母亲充足的乳汁，像一匹小狼，兴奋得咯咯直叫，嘴巴急不可耐地把奶水顶得满脖子满脸。那贪婪蠢笨的样子，让母亲顿觉通身舒坦，脸上漾开少有的笑容。临走时她央求姐姐，让孩子跟我吃几天奶吧，没等回话，便不容分说地把我抱回城里。
30多年后，阿姨说，当时见她脸色蜡黄，做姐姐的能不心疼？说是抱几天，谁知就抚育上身，再也要不回来了。阿姨连我先后生了5个男孩。我问，您那么多“光葫芦”，光景又苦焦，有什么舍不得的。她怯怯地笑笑说，你哪里懂得，都是心上的肉，越生越亲，哪有多余的。
在那个年代，对一个家庭来说，膝下荒凉真算是天大的事了。抱养人家的，一辈子总提心吊胆，生怕长大后不挨身。母亲脾气不好，人厉害，故而邻里邻居知道根底的都小心翼翼，从不敢提及。
我被抱走后，轮到阿姨疯魔了，白天晚上心神不宁，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几次借故进城，都被母亲挡到门外。阿姨性情慈蔼，人长得俊俏，针线活又好，出嫁后跟姨父享过几年福。胡宗南进攻时，姨父开的商号被洗劫一空，全家沦落到乡下，靠种地、养猪、推磨卖油为生。我外爷去世早，母亲是阿姨拉扯大的，从小好强，动不动使性子，阿姨总也忍让着几分。那些日子阿姨心慌得不行，就打发我的两个哥哥天黑进城，到墙外偷听，看我晚上会不会哭闹，睡觉安稳不安稳，有没有感冒咳嗽，闹肚子拉稀。我家院子大，巷子里听不清，哥哥们得爬到墙头才能探听清楚，而母亲见有响动，就知道来的是谁，每次都朝窗外恶声恶气一通喝骂，让他们铩羽而回。
我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母亲生的孩子终于成活了，且接二连三，一生就是5个，直到不堪劳累，不愿再生。周围的人说，这全凭人家王乡长（我父亲是不脱产的城关乡乡长）为人老实厚道，又几次给先人迁坟，把风水占好了。这自是无稽之谈，但父亲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因此，逢年过节，带领我们上坟祭祖，就成了他生活中须臾不可马虎的头等要事，终其一生，未曾耽搁，直到去世的头年春节，还以病弱之躯，要我们搀扶着涉水爬山，去烧了最后一炉香，祈祷先人保佑子孙平安，瓜瓞绵延。
对风水之说，阿姨一家并不反对，但他们更多地认为是因为抱养了我，才给家里带去了好运，带出那一连串子女。据我体察，父亲对此也是深以为然的。因而在兄弟姐妹中，对我总是格外呵护，言谈举止，甚至能觉出某种感恩的意味。母亲一辈子争强好胜，她的能干与她的坏脾气一样有名。遇到不顺心的事，也常拿我们的某些过错撒气，稍加反抗，更会惹得火冒三丈。这对弟妹们也就罢了，若是对我过分，父亲便会出面干涉，甚至会由此引发一场“战争”。有次争吵中父亲一句“人不能坏良心”，惹得母亲号啕大哭，躺在炕上好几天，摆出一副“这光景没法过了”的样子。
母亲对这句话如此敏感，是因为这正触到了她的心病。母亲很爱面子，很看重社会评价。邻里们说，她脾气不好，但做事精明，心肠很软，给她三句好话，就恨不得把心掏给人家吃。尽管家里日子紧巴，见到讨吃要饭的，从没让人家空手离开过。父亲的老家在乡下，庄里的人进城赶集，顺便带把苦菜野蒜来，四婶子四奶奶地叫几声，就非得留人家吃饭，哪怕是向邻居借两碗面，也要做一顿像样的待客吃食。自生下5个弟妹后，她很留心别人的看法，生怕说她厚此薄彼，三等两样。在我们那地方，对一个女人若有这样的微词，便等于“一票否决”，等于说这人品性坏到极点。母亲那次的过激反应，正是怕那句话被别人听见，有损名声，同时也给全家一个下马威：自今往后，不论何种情况，谁都不能碰这个雷。
与母亲同样害有心病的，是阿姨。家里添丁加口以后，阿姨来得勤了，说是来做针线，帮锅灶，实际在察言观色，看我受不受气。一天，母亲上街买肉，阿姨把我妹妹抱在膝上，一边给梳头，一边爱怜地说，阿姨生了那么多小子，就缺个闺女，难怪你妈金贵你，打扮得这么整齐。旋又看我一眼，说看看你大哥，头发那么长了，像个野人，也不去理一理，袖口磨破了，也不提醒你妈缝一缝……谁知这话正好全被街门外的母亲听到了，她品出了其中的醋意，遂将大门哐啷一把推开，怒气冲冲进来说，姐姐你要不放心，干脆领回去算了，省的你老是防贼一样提防我。阿姨自知失言，连忙赔不是，说，我不就唠叨两句，哪有责怪的意思，便借口家里牲口没人喂，眼泪汪汪地走了。母亲拦不住，赌气说，肉都买了，你要走，以后就别来。阿姨径自嘟囔说，不来就不来，但你可要把心放平。我原是为你好，现在反倒成罪人了。阿姨走时委屈的样子，看着真是可怜，让我难受了好几天。
不来哪可能呢？毕竟是亲姊妹。遇有小病小灾，急事难事，相互跑得比谁都欢。那年母亲攒够了钱，动工修三孔窑洞，阿姨一家全来帮工，烧火做饭，挑土背砖，挖地基垒院墙，4个月下来，硬是耽搁了一茬庄稼。但眼看我家日子越过越红火，都打心眼里高兴，干得既卖力、又兴奋，像自家办喜事一样，满脸光彩。
平心而论，母亲并不像阿姨担心的那样。她虽然相信韩非子那句“慈母有败子”的浑话，对我近乎苛刻，但生活上一直是关心备至，体贴入微的。小时我身体弱，不好好吃饭，她十分熬煎，为此想尽了法子。医生说鸡蛋营养好，就专门喂了一窝鸡，每天早晨上学前，一碗加了红糖的开水冲鸡蛋，非得看着我喝下去不可，多年如一日，从没间断。即便这样，我仍是小病不断，动不动感冒。而一旦生病，她就方寸大乱，又是请巫婆祛邪送鬼，又是跑医院求医买药，整夜整夜地守在身旁不合一眼。母亲说过，每次放学，只要老远望见我皱着个眉头，她心里就直打哆嗦。这句话，几十年来我一直记得，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上学爱去书店，爱订报刊，开口要钱，母亲从不为难。至于衣服鞋袜，新的旧的，单的棉的，全是她按最时新的式样剪裁缝制的，比裁缝铺做的一点不差，同学都很羡慕。母亲的针线手艺和阿姨一样，在瓦窑堡很有名气，凡是像样人家，娶亲嫁女，都得请她们出马。
阿姨和母亲，这两个原本相互体恤、相濡以沫的骨肉至亲因我而产生的复杂微妙、纠结不清的恩恩怨怨，直到我参加工作、结婚生子以后，才如同春打河开，风吹云散，自然化解。
大学毕业回到延安时，从部队复员的二哥已担任部局级领导，他把全家户口转过来，一家人总算团聚。但生活相当困难，老老少少八九口子，就靠他40多块钱工资。我和妻子大学毕业，工资加起来也不到100元，加之孩子放在子长老家，每月得捎钱回去，也没能力接济他们。有时去二哥家，掏出十块八块的给阿姨，她都坚决不要，推来让去，怎么都塞不到手里，说我有你二哥呢，不要你操心，有点零钱别乱花，捎回子长，你爸你妈养活一大家子不容易，要好好心疼他们，人不能没良心。二哥的同事从乡下捎来土豆南瓜萝卜，一时吃不了的，她都要用布袋装好，等在公路边托认识的司机捎给子长。母亲因家里拖累大，身体后来也不好，很少来延安，每次我们回去，提起阿姨，她都眼泪婆娑，说那么大年纪了，看了大的，还要看小的，受了一辈子罪，没享一天福。走时，总要取出早就备好的一两块的确良或卡其布衣料，让捎给她的老姐姐，说她爱好，我做的她看不上。母亲晚年，把二嫂叫来，当着我们兄弟姐妹的面，取出平生积攒的几十块银元，每人分给一份，给二嫂的那份，又比我们多了一些。母亲说，你二哥二嫂心忠，对你阿姨孝顺，我心里常记着的。
孩子们常问我，姥姨和奶奶，你究竟看着谁亲，这让我每次都窘迫语塞。
我似乎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知道，这两位境遇不同、性情各异的女性，几十年来牵肠挂肚，担惊受怕，为生我养我、拊我畜我、顾我复我竟日操劳，夙夜忧叹，可谓操不完的心、受不完的累、流不完的泪水，以至每一想起，都让我感到一种永远无法偿还的精神欠债，一种永远报答不完的情感重荷。如果说，这样的歉疚感每个人都有，那么我自己则因为她们之间曾经有过的猜度、怨望而更觉加倍的深刻、加倍的沉重。我有时感叹，我这个人真是罪孽深重得很，孩子们不理解，笑我是故作深沉，为赋新诗强说愁，也难怪他们。
现在我的两个母亲和两个父亲都已先后离世。我常能梦见她们。一次，阿姨托人捎话说，如手头宽松，就寄点钱来。这让我大惑不解，一个多么谦和自尊的人，会有这样的话吗？妻子说，你不是经常念念叨叨，说阿姨生前没花过你一分钱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呗。又一次，母亲嗔怪我抽烟太多，说从小身体那么个样子，还不赶快戒了，你究竟要让人操心到什么时候才行！
醒来，眼角仍留着潮乎乎的泪渍。
子欲养而亲不在。这人世间最令人伤怀的追悔，注定将伴随终老。我现在能做的，只是每年春节前后，都带着孩子们回到老家，去相距不远的两处祖坟，给他们献上同样等份的奠礼，同样虔诚的祝福。
原载《文艺报》2013年3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