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长年苦行，至此耗干了精神，当年五月，武训得了重病。他住在义塾里休养，躺在屋檐下边，不肯占用一间房子。最初几天他不吃饭也不吃药，每天只喝几口开水。据说，只要听见学生们琅琅的读书声，他那病弱的脸上就有着无限愉快的神情。
光绪二十二年4月23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武训含笑离开了世界，享年59岁。出殡之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漆黑的棺材是一个乡绅捐出的上好的楠木，棺材上了十八遍漆，到了归葬那天，鸡才叫三遍，人们就早早行动，在武训的棺材钱祭拜上香，那天漫天开始飞舞的是铜钱样的纸钱，如凌空舞动的雪花，这是光绪二十二年的春天的雪，只为一个圣徒的灵魂而落。
雪下着，天地一片素孝。
“起……”执事高喊，面容肃穆。霎时，哭声一片。
“啪！”
瓦盆四分五裂。武训没有儿子，但很多的学生在给武训摔送老的瓦盆，十六个杠夫低低喊声加劲，一具灵柩缓缓离地，载着武训的灵柩要回家了，吹鼓手吹响两把长号，凄凉高亢的乐声冲天而起，鼓乐喧天。
执事扬手，一叠纸钱飞到半空，在最高处随即散开，漫天飞舞，又与雪花一起纷纷扬扬地下落。
那些乡绅和义学的孩子们打着招魂幡，抱着灵牌、冥器、花圈、挽联、僧道、孝属、亲友，一行人浩浩荡荡护送着武训回家。
吹打仪仗引来沿途的村镇围观，人们知道是武训先生，也自觉加入送葬的队列，那天哭声是一切的言语，队伍渐渐变得庞大而蜿蜒，有十里地。
“张庄赏钱四十吊！”执事高喊。
全体杠夫整齐划一地随声应和：“哎！四十吊！”
“李村赏钱六十吊！”执事高喊。
全体杠夫整齐划一地随声应和：“哎！六十吊！”凡是经过的村庄，大家都拿出赏钱送武训一程，经过路口、河边、桥梁、井台、祠庙时，纸钱都会扬起，又悠悠落下。沿途六十里各村民众自发设奠路祭，自动送殡者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这就是最后的武训。
在西方，差不多和武训同时代，出现了叫一个菲斯泰洛奇的人，那时的欧洲，虽然贵族精英教育已很发达，但一般平民却无法享受到。往往在一个村镇找一个能读能写的人做村长就很难。菲斯泰洛奇，描绘当时欧洲瑞士的学校面貌说：“这种教学像一座大厦，大厦的上层宽敞明亮，显示了高超的技艺，但为少数人居住。中层居住的人就多得多，但没有登上顶层的合乎人道的阶梯，如果有几个人奢望爬上顶层的话，那么随时可以看见他们，时而用手，时而用胳膊、腿试着往上爬，但这手和脚被一一折断了。最后，大厦的底层居住著无数平民百姓，本来他们与最上层的人们享有阳光和新鲜空气的同等权力，但是，他们住在没有星光的小屋里，不仅不能摆脱令人难受的黑暗，而且视线受限，双眼变盲，他们甚至都不能仰望大厦的顶层”，就是在如此的境遇下，他开始在贫困的瑞士山区，一点点推行“平民教育”。
菲斯泰洛奇出生在当时欧洲的贫困山区小国瑞士，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传教士的孙子，从小就被教育他如何用真诚、善良的心去无私地爱人们。菲斯泰洛奇一生都在教会孤儿院工作，处境属于下层人，但他有一颗伟大的、慈爱的心。他自述道：我一直充当一位受冷落的，意志薄弱的初级教师，推着一辆只载着一些基本常识的书籍，空荡荡的独轮车，却意外地投身一项事业，包括创办一所孤儿院，一所教师学院和一所寄宿学校。做这些事情第一年就需要一大笔钱，可是即使是这笔钱的十分之一，我也难以弄到……可是，就是这位地位不如牧童，形似乞丐的人，因循着对事业的炙热追求，竟使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这个人口寡少、产业落后、政治黑暗的山区小国瑞士，一跃成为全欧享有盛誉的教育超级大国，引起各国教育专家和高层政要人士，云集瑞士，观摩取经，俨然如世人顶礼朝拜的“圣城麦加”。
菲斯泰洛奇在战乱和贫困的社会底层，专门照顾那些失去父母抚育和家庭温暖的孤儿，弃儿，病儿，弱儿，这群乞丐儿童和流浪儿童是无法与那些上流社会人士的子女相比较的。他描绘他所收养的儿童的情景：“大多数身体有缺陷，很多人有慢性皮肤病，使他们步履不便，或是头上长疮，或是衣裳褴褛，满身虱子。很多孩子骨瘦如柴，形容枯槁，目光无力，有的不知羞耻，习于伪善和欺骗；另一些孩子为不幸所折磨，变成猜疑、胆怯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缺乏感情。”菲斯泰洛奇对这些被社会所抛弃，为常人所避而远之的孩子，保持着极大的怜悯和同情，他是这些苦儿的奴隶和牛马。
菲斯泰洛奇说，“即使最贫困和最被人遗弃的孩子，上帝也寄予了天赋的才能……在孩子粗笨害羞和显然无能的背后，蕴藏着最优秀的才华，最珍贵的能力。在这些可怜的孩子接受真诚的爱心教育中，显著的天赋才能真正地表现出来”。
你可以说在上帝的引导下，菲斯泰洛奇把爱不仅仅当作一种情感，而是一种做人的准则，他对苦儿教育的涌现出无比狂热，这样的工作远非一般的教育家和政治家所能比拟，他不仅站在课堂前授课，更给以孩子们心灵的培养和人格的启发，他说：是我用双手来满足他们身体和心灵的繁多要求，他们都直接从我这里得到帮助、安慰和教益，他们的双手被我握着，我的眼睛凝视着他们的眼睛，我们一同哭泣，一同欢笑。他们忘却了外部世界，只知道和我在一起。因为我总是和他们在一起，我们分享所有的食物和饮料，就是同甘共苦。
我没有家庭，没有朋友，也没有人，除了他们，什么也没有。他们生病时，我在他们身边，他们健康时，我也在他们身边。他们睡觉时，我还在他们身边。
我最后一个睡觉，第一个起床。在寝室里，我们一起祈祷，根确他们的提问，解答所有问题，直到他们睡觉。我的目的在于，使他们过着共同的新生活，产生新的力量，在孩子们中间唤起兄弟般的友谊。使他们成为热诚、公正、亲切善良的人。总之，我们必须遵守耶稣的明言：“先洗净内心，外表就洁净了”。菲斯泰洛奇躺在孩子们中间，也许表面上他贴近尘世，但那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在黑暗的夜里，菲斯泰洛奇像一束星光，让大家感到上帝的怀抱是如此的可接近可依靠。
先洗净内心，外表就干净了，洗净内心，虔诚地爱这个尘世的弱者和苦者，没有丝毫的私利和贪欲，把受教育的权利给那些底层者，想想这比经书里诵读终生、在教堂里祈祷终生都难，因为这里面充满着苦难和不堪，而现在环顾我们身边，多是外面的光鲜，内在是龌龊的人，有的所谓的慈善，也许可以大把掷钱扶贫办学校，但苦难与不幸还是外人的他者的，而他的身和心却是置之度外，他们的爱只是镜头下仪式上的捐赠和施舍，也许内在是一种沽名的技巧，真正的爱是把他者的不幸化为自己的肉身、爱，只有在苦难和拯救中才有意义，才能让尘世的看到上帝。
我曾到乡下去，看到很多的留守儿童，跟着爷爷奶奶没有学上，孩子像一个个弃儿，一个个孤儿，在山西雁北山区一口窑洞里，建有一所乡村小学，窑洞即是教室，也是小学里唯一一位老师和学生们的宿舍，晚上老师和学生们就在地上睡觉，每天早晨开始，那位老师给一年级上完语文，再给二年级上数学，接着三四五年级。如此交替往复，直到日落西山。窑洞里除了必不可少的粉笔外，没有任何教具，所谓的桌椅板凳全是由简陋的砖块和几根木头砌成。
有一个叫李财的小朋友，在班里是个学习很好的学生，他流着泪把做了三次的作业交给老师说：“老师，您以后不能为我批改作业了，明天我不能来上学了。”他的妈妈因得病没钱急时医治而过世了，不得不辍学回家帮爸爸干农活做家务。
又有这么一个小女孩，她家里实在是很穷，底矮破落死寂的窑洞里，昏暗脏乱，除了一张木板床，一件破旧的被子，几件烂衣服，你再也难以寻找到还有什么物品。脏黑的灶台上，七零八落放着几个说是已吃了好几天的熟红薯。由于实在是穷，她父亲让她退学，小女孩哭着不依，妈妈说：“又要吃饭，又要读书，哪有钱啊？”小女孩就跪在妈妈面前哭着说：“妈妈，只要答应我上学，我以后就不吃饭了。”有一半的小学生是走了好几里路来上学的，自己从家里带米来学校煮，加上一点盐，孩子们就开开心心地吃起来。
同样是在山西，多些一掷千金的煤老板，一顿饭可以救助多少失学的孩子呢？我想到武训，他省吃俭用，三十多年间乞讨所得，经营所得，贡献给义学的，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八千分之一，相当于当今的八百万至一千万元。
然而武训的命运在新中国遭到的逆转，一个同样是农民的儿子嘲笑他挖苦他：“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真的如此么？我想到了张艺谋拍摄《活着》里的葛优饰演的富贵，如果武训也像富贵一样是一个吃喝嫖赌的人，却有可能成为革命依靠的对象，武训是从开启民智入手，他拒绝尘世的享受，辞掉黄马褂，而一些从农村走出的所谓的革命者，有几人回馈脚下的土地呢？
如果要求一个乞丐去触动封建阶级的毫毛，这就有点是使武训承受了不能承受的重，去和一个乞丐叫板，真的让人感到背后的东西，武训只是一个靶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