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立
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公无靠背，朋友无多。未受教育，状元盖过。当众跪求，顽石转舵。不置家产，不娶老婆。为着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
——陶行知
曾有很长时间，武训在人们心目中被涂抹得不成样子，一个乞丐，成了大地主、大流氓的代称，一个逝去百年的亡魂，却承受了不能承受的侮辱。说穿了，他只是被某些政治当成了一个箭靶，成了整肃思想的一个借口，也是借以检验人归顺程度的风向标，“时间开始了”，从批武训起文人的华盖运开始大规模搬演。
十五年前，临近年关的冬日深夜，我和朋友被一辆客车抛在了冠县的一个客栈，夜间冻得牙骨打战，那时却想起了武训，百年前的这片土地上，有个特异的灵魂曾存在过。
武训的绰号“豆沫儿”，余世存先生说：他身材肥短，一说话嘴角即现白沫，大家给他取了个诨号，余世存先生的这话是他对鲁西生活的隔膜所致，人们对武训的豆沫的来历有多种说法：一是说武训在馆陶李某家挨打，在破庙昏睡三日，口吐白沫，因之被称为“武豆沫儿”；二是说武训说话口角好有白沫，人称之；三是指武训后来到处乞讨、要钱，磕头无数，人们说他没骨头，称之为“豆沫儿”；四是指武训一生一世行乞积钱，不娶妻生子，不用款来供个人享用。人们称此为“糊涂”，呼为“豆沫儿”。
在鲁西生活的人都知道，豆沫儿是一种粥，是一种小吃，也有称为“糊涂”的，我小时常喝的是地瓜“糊涂”，而高级如豆沫的“糊涂”是在集市上才可以品尝的，那时，豆香诱人，喝完豆沫儿，把碗边子也用舌头舔干净。武训被人称为豆沫儿，是从“糊涂”含义来，是傻子，是拎不清的异类，也是一种黄壤平原里的异端。
人们把武训称为圣人，我以为他有点像基督教里的圣徒，人生的关节点也许有几处，但最关键的只有一次，在基督教信仰里有蒙召的时刻，就像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我以为，对于武训来说，他在破庙里昏睡三天，突然心里像获得了神助，获得了持续永久的力，把自己的一生拿出来，为了一个神圣的事业：
办义学。
武训从这天开始，就如一个圣徒，不再有犹疑不再有害怕，不再怕欺辱，唐君毅先生说武训有一绝对牺牲自我、忘掉自我之宗教精神，这种宗教人格或是在穷困拂鬰之极，而中夜独坐，呼天自明。或是在深山旷野之中，万缘放下，忽闻天音。或是在观空、观化之后，万千烦恼，突然顿断。或是在艰难奋斗之中，忽然决心舍身殉道，牺牲自己之一切。终归于突然之顿悟，或蓦见绝对无限之精神，或显绝对忘我之志愿，而其格亦不尽相类。耶稣自愿上十字架，而为一切人类赎罪。他自觉的要以其死，作为真理之见证，以昭示上帝之道于人间。至于武训，则虽不必有上帝之信仰，然而他以一乞丐，而念自己之未能求学，即终身行乞，以其所积蓄设学校，以使他人受教，则正表现一宗教性的至诚。他为了办学校，完成他人之教育，向教师与学生拜跪，望他们专心教，专心学，他在此不向神拜跪。这些学生、先生们之人格，无一能赶上他，但是他向他们拜跪。他向人格比他卑的人下跪，为的使比他更卑的人上升。这个伟大，在原则上，高过了对与我为敌的人之原恕。
我不是宗教教徒，也许在某个神圣的时刻，那时胸中一派澄明，人改变了自己，如春雨的悄然潜入夜，心中的种子萌发了，清晨起来，如获新生，反正破庙的三天的昏睡后，武训再苏醒，成了一个出口成章的人，那像民间的顺口溜，任凭你侮辱之、咒骂之、拳打脚踢之，他就是兴办义学：“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武训，原本没有名字，梁启超“武训传”说其：幼失怙恃，家赤贫，遂流为丐。十四岁，初出为人佣工，主人欺其年幼，复为文盲，于算佣值时，伪示账册，谓其工资已先后支罄；训稍争辩，大遭斥责，遂愤辞去。居破庙中，行乞度日。训自受屈辱，郁结于心，尝自叹曰：“贫家子之苦，乃至于斯乎！
非读书无以自强，我已无望，今生一日得志，当尽力倡设义塾，以拯我同病耳。”自是日丐于市，夜绩棉线，得一钱，即储之，自惟以粗饼果腹，此其蓄志兴学之始也。
当时鲁西堂邑县武家庄（现行政区划冠县）的这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就如一棵庄稼，随地出生了，姓武，无名，因排行而被人称为武七。八岁时，父亲病死，姐姐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幼小的他就随着母亲乞讨为生。武训年纪虽小，但对母亲十分孝顺，每逢要到干净可口的干粮，都一定带回去给母亲吃，从来不肯自己吃，每次随母亲路过学堂的时候，幼小的武七都要在学堂前停下脚步，问母亲为何他不能上学，母亲告诉他家里穷，付不起学费，有一天，武训鼓足勇气闯进学堂，请求私塾先生准许他免费入学念书。私塾先生不但不同情他，反而辱骂了他，并将他赶出门。电影《武训传》有这个镜头，小武训拿着自己学着卖艺人得到的几吊钱到学校求先生，被打骂出来。
十五岁时，武训来到姨父家做工，为富不仁的姨父没有因为他们是亲戚而给予些微的优待，反而变本加厉地让他多干活，却从来不给他工钱，还常常有事没事无端地打他欺侮他，把他作为宣泄物，对这，年小的武训都忍了。十七岁时，武训又到李举人家当长工。一天姐姐托人捎来一封信附了几吊钱，李举人欺武训不识字，把信给他，把钱吞了。武训过后知道提出质问，李举人不但矢口否认，还把武训痛骂了一顿。一次喂猪时，武训不小心把猪食洒在地上，就被打得遍体鳞伤。一年除夕，武训给主人贴春联，因为不识字，把春联上下贴倒了，主人认为大不吉利，拳打脚踢，又吵又骂，不许他吃饭，罚他一夜不睡觉，在风雪严寒中在院子里站了一个通宵。
武训在李举人家里做长工三年，李举人一直没给他发过工钱。一次，武训的母亲病了，万般无奈，他开口向主人讨要工钱。没想到，李举人拿出了一个假账本，硬说早把工钱付清了。武训不识字，气得目瞪口呆，悲愤欲绝，反被李举人诬为有意讹诈，最后，武训被李举人的家丁打得头破血流，并被扫地出门。
这次的遭遇对他打击太大了，受伤害后的武训在庄子上的小庙里昏睡了三天，就是这次，像有了神启，武训重生了。
武训是在黄壤泥土上心怀神圣的人，命运百般磨折，他就像一个圣徒，必须在苦难与煎熬中，在孤独中，在忍耐与持久的努力挣扎后，才能看到那希望的降临。
破庙悟道后，武训变成了一个奇怪的乞丐，21岁的武训开始行乞、集资，他手拿铜勺，肩背褡袋，烂衣遮体，边走边唱，四处乞讨，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后来这名垂千古的乞丐，就以肩背褡裢手拿铜勺走进了历史的记忆，走向雕塑。
武训一边要饭，一边唱着自己编的歌谣，鲁西人称：呱嗒嘴，这些俚曲，像诗非诗，如唱的快板书数来宝，押韵合辙，朗朗上口，张嘴就来，随地取材，都是和兴办义学有关。无论白眼、歧视、嘲笑，只要你问话，他都以唱歌作答。无论行走坐卧都是唱，在外人看来，就是一疯癫一痴魔。
武训以自己的劳力来换钱，无论什么活，修房挑水，打场拉耧，无论白昼黑日，无论风雨隐情无论年节四时，吃的是要的饭菜，出的是牛马力，流的是从骨髓里浸出的汗和血。
武训如蚂蚁在尘土里爬着，尘土里有他背负重负的印记。武训唱着：“出粪，锄草，拉砘子来找，管黑不管了，不论钱多少。”还有：“给我钱，我砘田，修个义学不费难。又当骡子又当牛，修个义学不犯愁。”
人和人是不同的，有的人心通向至善，有的却连着欺诈和欲望，有的给武训以施舍与恩典，有的却给武训苦难与不幸。武训辛苦积存的一点钱，都被他的姐夫骗去了……那时他感到的是冷酷，甚至有点绝望。
武训连续几日不吃不喝，粒米未进。真的，有种人性的伤害可能到达骨髓甚至灵魂，令人绝望。但只有在绝望的时候，超越才具有了否定的意义，你留给世界的才是：你没有被黑暗吞噬，没有消失在人性的黑暗里。几天后，武训走出了绝望，我们听他又开始唱了：“只见好人盖高楼，没有恶霸行到头。”
白天武训走街串巷，到集市上敲着自己的铜勺子，口里说着办义学，其实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就像是在街面上打把势卖艺和吆喝狗皮膏药的，或者像剃头的蘑剪子炝菜刀的人，武训一出现，总有一些孩子跟在屁股身后，喊：疯子，疯子！一些大人说武训害了病义学症，武训就唱：“义学症，没火性，见了人，把礼敬，赏了钱，活了命，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圣经》上说，天阳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武训是要饭，为了以后的念想，但有时就有吝啬的人，不给武训分文也罢，甚至打骂，武训不恼不气，还是一如既往地唱着俚曲“不给俺，俺不怨，自有善人管俺饭。”“大爷大叔别生气，你几时不生气，俺几时就出去。”
武训一门心思就是攒钱，在要饭时候，武训要来的好的干粮卖掉，那些发霉的窝头，地瓜干留给自己吃：“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吃的好，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
从早到晚，陪伴武训的是别人不肯干、不屑干的累活。就像推磨、碾米、替人割麦子等。替人家大清早打扫茅房，出粪晒干后做肥料。有时帮人挑水浇园，挑粮食，挑笨重东西等，按照路程远近和重量计算报酬。
在集市上，武训到各处的庙会耍把戏，以取赏钱。表演全身倒立“扛大鼎”，以手代脚做“蝎子爬”，翻身跳“打车轱辘”，趴在地上给孩子做马骑，还有锥刺身、刀破头等节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等等。如此作践自己的身体，实在是不易！他还将自己的辫子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装扮成戏里的小丑模样，以获得别人的施舍。翻筋斗，学蝎子爬，边爬边唱“竖一个，给一个，竖十个，给十个，竖得多，给得多，谁说不能兴义学？
爬一遭，一个钱，爬十遭，十个钱，修个义学不犯难！”
武训为了讨好阔少纨绔，让他们更为大方地掏钱，生吞活蛇，嚼吃砖瓦，甚至，还吃过屎尿！有人问他何以此为，他说“使他们无钱也能读书，使他们读了书不再被人欺”。
在电影《武训传》里有个镜头，武训让一些人打他，“打一下，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饰演武训的赵丹用纯粹的鲁西话说出，让我觉得武训一下在身边复活了。
武训四处漂泊，为人做媒红，当邮差，拣收破烂，轧棉花，纺线等。晚上就睡在人家的磨房，灶屋，或者是破庙里。每天深夜他还在如豆的灯光下搓捻线绳，绩麻缠线。他边绩麻边唱道：“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
二十九岁的那年，武训用攒下了一些积蓄买了四十五亩便宜的低洼盐碱地，那时他看到了希望：“只要该我义学发，买地不怕买碱沙；碱也退，沙也刮，三年以后无碱沙。只要该我义学发，要地不怕要大坑；水也流，土也壅，三年以后平了坑。”
38岁那年，鲁西北大旱，赤地千里，到处有人饿死，武训就买了四十担红高粱，托绅士替他办理赈济灾民的工作。农民张春和外出十年没有音讯，生死下落不明，家里婆媳二人的生活全靠媳妇张陈氏做针线活或要饭来维持，武训听说后，就送给她们十亩地，并且武训唱到：“这人好，这人好，给她十亩还嫌少。这人孝，这人孝，给她十亩为养老。”
武训开始变得有了钱，而武训的哥哥不务正业，常向他借钱，一些亲戚朋友也来要求他资助，武训都拒绝了：“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
光绪十二年（1886年），武训49岁，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决定创建义学。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名开明地主仰慕武训的为人，联合捐出土地供武训办义学之用。武训开始到各地购买砖瓦木料，并亲自押运。开工后，武训每天早起晚睡，在工地上搬砖打水，和工人们在一起共同劳动。
光绪十四年（1888年），武训花钱4000余吊所建的第一所义学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落成了，取名“崇贤义塾”。武训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理想，在这三十年里，他受尽苦难，但始终坚定地一步步迈向目标。“崇贤义塾”建成后，武训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杨树芳做学董，主持义塾，跪求贫寒人家送子上学。当年招生50余名，分蒙班和经班，不收学费。开学当天，准备了丰盛的筵席招待学董、老师和乡绅，武训自己却在外面向来宾磕头致谢，坚决不肯入席，他跟学生们一样分得一斤馍馍，一碗大锅菜，仍舍不得吃，跑到庄外的砖窑上换了几块新砖回来，自己仍吃些残菜剩饭。
义塾成立后，武训实现了心愿，但依旧以乞讨为生，依旧住在破庙里面，学生们集体跪求他来住义塾，他也不肯，说：“我过的生活自己不觉得苦，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比什么都快乐。”一天大风，庙屋上的瓦刮下来，落到武训头上，砸得头破血流，他却悠然自得地唱着：“打破头，出出火，修个义学全在我。”
武训还十分关心义学里学生的读书情况，时不时来探视一下，对勤于教事的塾师，武训常常叩跪感谢；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则是下跪泣劝：
“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一天清晨，学生都已到齐，塾师却尚未起床。武训悄悄地走进塾师的卧房，不声不响地跪在床前不住地流泪。塾师醒来后，武训说：“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还有一位塾师请假回家，逾期不归。武训步行六十华里赶到塾师家，孤身等候在门外一个通宵。塾师羞愧万分，再不敢超过期限。师生们感动于武训的真挚诚恳，没有一人再有一刻的疏忽怠慢，学风甚好，教学随之而相长。
时任山东巡抚的张曜听说武训的义行，特地召见之。武训衣衫褴褛地步行到济南府。会面时，武训一面和张巡抚侃侃而谈，一面不断地捻着线头。他的率真、纯朴令巡抚大为感动，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二百两，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这本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但是在钦差面前，武训却不愿意下跪谢恩，也不愿意穿黄马褂，说：“义学正，不用封，黄马褂，没有用。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当“乐善好施”的牌坊为他建成之时，若发狂一般不肯向皇上下跪谢恩！
他冲进校舍，对着孩子大声喊：“你们记牢了，将来长大，千万别忘了咱庄稼人！”
光绪十六年（1890年），武训资助了证和尚二百三十吊钱，又在今属临清市的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
光绪十九年（1893年），武训搜集与购买了大量的有益图书，建起了读书会，专供没有钱买书的人自由借阅。有时他还携带图书到村镇的集市庙会上巡回展览，供乡亲们阅读。还大量翻印浅显的学习文章和书籍，免费散发给农民。同一年，朝廷官员，学部侍郎裕德到山东视察，武训在大街上拦轿募款。
裕德捐给他两百两银子。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武训花了3000吊钱于临清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取名“御史巷义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