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有六个哈里的密友定期来探望他，有几个会待到深夜等他睡着了才走。得知他有他们的得力相助，我有几天没去看他。后来我收到了一条短信，他自己出院了，为某个“比他更需要”的人腾地方。他的这种想法没能持续多久。两天后他又入院了。他的朋友——肖恩、乔（不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乔），还有其他几个——轮流陪伴他，于是我一直没有回去，直到我收到了哈里想见我的信息。让我感到受宠若惊的是他主动选择了我的陪伴，而不是我自己决定去看望他的时间。从电话里我觉察到了一种紧迫感，而那并非是空穴来风。那是一个星期五的雨夜，我以为他的朋友们会把我和他单独留在那，可能这样他们就可以出去吃顿晚餐或到酒吧里过夜生活了。我不知道他们的娱乐方式是什么。他们是年轻的男性同性恋，我所看到的他们的唯一活动就是为朋友们善意地付出，为那些他们知道可能无法再在他们的圈子里呆太久的人。
我问他要不要揉揉背。他痛快地答应了。当我试图轻点的时候，哈里一直在恳求：“重一点，再重一点。”
他的声音很有力，令我感到放心的是至少有足够多的氧气从管子里进入了他的鼻腔。然而那没能持续多久。在一个小时之内，哈里开始抱怨他称之为氧气机的东西运行不良，因为他有点喘不上气。再一次，这令我感到他没有引起护理人员足够多的重视。我不记得我在那儿的时候他们进来过。在那时，我和哈里一同决定是到了应该改变现状的时候了。当护士看到哈里正大口喘着气，她叫来了医生，医生给哈里提供了一些选择。到那时，肖恩、乔还有其他朋友都聚集在病房里了。医生告诉哈里他可以给他连接一台呼吸机，他余下的日子都会那样度过，或者他可以使用吗啡，那样他第二天早上可能就醒不过来了。
哈里恢复了他足够多的声乐技能大声问道：“我的第一个选择是什么？”
“如果我们给你装上一台呼吸机，那你永远都离不开它了。”
“那另一个选择呢，再说一遍？”
“你可能再也见不到你的朋友了。如果我们给你挂上吗啡点滴，你可能今晚就死了。”
“我能活到再见我妈一面吗？她住在宾夕法尼亚，周二能赶来。她周一得去看医生。”
“我不知道，哈里。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那第一个选择呢？”
“你能活着看到你母亲。”
“那我就选呼吸机吧。”
看起来一团混乱。接着，哈里得到了关注。看护人员冲进来把病房里其他的床挪开让路。哈里同其他三个艾滋病人共享那间病房：其中一个病人是一个西班牙裔男人，他问我：“？omosellama，el？”
他叫什么名字？我懂得那句话的意思。我回道：“哈里。”
他立刻抓起了自己的那本西班牙语版圣经开始大声祷告，把哈里的名字插入到任何读者可以填入的地方。
大卫，哈里临床的年轻男人，自我强迫地开始打扫房间，尽管他由于左腿的艾滋病相关感染而跛足了。他为自己周围发生的一切而感到狂乱不已。他也知道很快就会轮到他了。
我们等待哈里被转移到加护病房的时候，他的朋友们都呆在外面的走廊里。我把哈里抱在怀里，他说出了他留下的最重要的话。
“和我的朋友们说再见，和我妈妈说再见，还有和我的狗说再见。”
我承诺我会履行他的意愿。当他离开了那间病房以后，我坐在曾经放置着他的床铺如今空空如也的床边的椅子上，哭了起来。
大卫开始跟我讲他自己的故事：他是如何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但得知他是同性恋以后家里就与他断绝关系了。他有很多兄弟姐妹，也有很多对头，而他年轻生命的最后一天是在一家慈善医院度过的。他害怕孤独地死去。为什么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呢？
第二天，我得知自己并不在被允许进入重症监护室探视哈里的简短名单之中。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已经道过别了。他的朋友们——也就是在医院里无论是否在他房间里，为他守夜的那四五个人——随时告知我哈里每况愈下的情形。星期二早上，在重症监护室的楼层出电梯的时候，我遇到了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想必是哈里的母亲。她带着自己的姐姐和女儿一起来了，但哈里的姐姐这会不在。她们在这家公立医院里看起来手足无措。两个女人显然很感激我对她们所爱之人的照顾，她们都热情地同我打招呼。
“你就是那个带哈里去野餐的女孩吧。他告诉我他特别开心，而且还说你对他特别好。”他妈妈说道。
除了令我感到舒服些以外，我并不知道她妈妈会怎么看待我的介入以及我对他儿子母爱一般的关注，她将我称作“女孩”并没有让我觉得很受伤。我儿子比她儿子年长。我们在医院里一起呆了几个小时，我试着安慰她。我想到了加里，隐约地有一种幸存者的内疚，但与此同时我不想为那不可避免的原因而放弃。在沉闷的访客休息室里我最深切的感受是哈里对我意味着什么。我非常爱他。
在接下来的一周，我办公室里的一些同事去理查德家帮他搭建大会展位。理查德想把我们的常驻专家带到达拉斯去展示一种我们设计公司刚刚配备的新型的计算机化房屋面积测量装置。我们都在外面的前草坪上，好几码的布料在草地上平铺开来。我们中的一些人正把它切割成一定的规格，以便覆盖在车道边的显示牌上。在这项精彩活动的过程中，一波直觉上的恐惧向我袭来，我感到自己需要打电话到办公室去调取电话录音。发现肯恩打来电话告诉我哈里去世了，我并不意外。
为什么，我寻思着，他会回到哈里的画面中？
到那时，他丢下我让我自己帮助哈里这件事已经没什么关系了。他现在在那里，而这才是重要的。我们没有时间去计较那些琐碎的纠葛。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了。多蒂再次出现在了主持哈里葬礼的情境之中。最初，哈里的母亲很感激，因为她需要帮助。首先，她刚刚丧子，其次，她对这个城市不太熟悉，不知道要找哪家殡仪馆在哪里举行仪式。几天后我发现多蒂不顾他是一名卫理公会派教徒的事实，将葬礼安排在她之前想带哈里去的那家浸信会教堂。尽管我很厌恶这个场地的选择，但我还是为这家浸信会教堂能为艾滋病患者设立一个神职而感到安慰。这一问题在以前是会被抛开不顾的。
乔、肖恩，以及我在医院里见过的哈里的其他朋友，就坐在哈里母亲、姨妈和姐姐的后面几排。而我，坐在他们的后面，从他们的肢体语言中感受到除了哈里的死亡本身以外，还有其他某些东西困扰着他们。我个人的反应是，不仅仅是多蒂选择了这所教堂令我目瞪口呆，而且牧师还在不停地夸奖多蒂以慷慨无私的精神帮助了哈里和其他的PWA。这是哈里的追悼会，不是多蒂的动员会！这让我想起了诺韦丽特的葬礼。
我认出了大卫，那个跛足的年轻人在哈里被转移到加护病房之后疯狂地清扫了房间。当牧师邀请人们上台分享自己同哈里的故事时，大卫，这个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老成的人，拄着手杖挣扎地走上前去。在通向讲台的台阶下面，他恭敬地拜倒，开始呜咽。想到我们那么短的时间之前在医院的相遇，而且看到他外貌变化速度之惊人，我为大卫而流泪，为哈里而哀悼。
哈里的遗体并没有出现在葬礼上，仪式之后，我同哈里的母亲和姨妈商量。我邀请她们第二天下午一起吃午饭，她们同意了。尽管那时我已经比之前在伪宗教关怀领域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我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我只是个志愿者的事实令我在吃午饭的过程中感到很不安。毕竟，我并不认识这些女人。的确，我们有着坚实的纽带，但由于我对于前一晚仪式的不安，我做了最坏的打算。我担心她们会对我无法恰当回应的事情进行批评。显然，我们三个所见略同。哈里的母亲扭头向我问道：“你怎么看那个仪式？”
“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关于多蒂，而不是哈里。”
“我也注意到了。”她回应道。
哈里的姨妈表示赞同。我们不明白牧师为什么要反复称颂多蒂为哈里所做的一切。并不是挑剔她很多时候没有陪在他身边，而是由于那是他的葬礼，我们去那里是为了纪念哈里而非多蒂。这种不恰当的关注并非无人察觉。
接下来的一天晚上，一大群哈里的朋友在我和肯恩经常关顾的那家餐厅里聚餐。哈里的姨妈宣布，她丈夫命她请我们所有人吃顿饭，对我们为哈里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那是种可爱的姿态。
人群中有人宣布多蒂说她要迟到一会。我显然是混淆了这条消息和哈里母亲想把哈里的骨灰带回到宾夕法尼亚安葬的想法。我以为多蒂也许会隆重地进场，然后把装满哈里骨灰的信封移交给哈里的母亲。我以前从未见过逝者的骨灰是如何被呈现给家属的。我想象成那是一个不会被投递的信封，多蒂到来的时候哈里的骨灰也没有被放置于任何容器之中。
我感到羞愧！
第二天下午，我们又迅速展开工作。他的母亲和姨妈筛选了一下哈里仅有的物品并且决定她们想留下什么。她们很快就发现有太多东西要带上飞机了，于是打算把她们不是特别在意的东西送人。我对于拿走任何一件东西都感觉不是很好。我意识到自己已经累积了太多残存的没有实现的梦想，太多关于已失去的朋友们的记忆。我开始觉得那就像是奖杯收藏——而那又是些多么令人尴尬的奖杯。我再也不能那样做了。
当我们仔细检查哈里遗物的时候我感到身心疲惫，我提出要给她们寄到宾夕法尼亚去。我开车去市中心我的办公室里取了箱子和胶带又返回到哈里的公寓，她们打包成了两大纸箱然后就收工了。我打电话叫来了联邦快递。
我们承诺要互相保持联系。四个月后我给她们寄去了一张圣诞卡片，不过再也没有听到她们的回信。我确信我同哈里在尘世的关联已经结束了。然而在我多次去看艾滋纪念展板中的一次，我正感到庆幸自己并不认识展示板上的任何一个人，有一个名字突然抓住了我的眼球。上面只有两个字——哈里的名和姓。它是其中唯一一个如此简单的：没有日期，没有难忘往事，没有照片，只有他的名字。我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但看到它我感到撕心裂肺，这使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去看类似的展出了，而且我也的确没有再去过。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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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艾滋病。
2根汁汽水：用姜和其他植物的根制成，不含酒精，盛行于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