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迈克尔最后的日子里，他的朋友哈里经常给他打电话，不仅是想陪伴他，而且也想帮迈克尔完成任何一丁点他不能完成的任务。哈里也有它1，因此无法工作。迈克尔坚持付钱给哈里让他帮忙足底按摩，哈里需要钱，所以没有拒绝。这就是我如何继续找到并失去新朋友的方式，一段关系重叠着另一段关系。迈克尔去世时，肯恩问我可不可以开车带哈里去参加葬礼。这样，我们很自然坐在了一起。随着仪式的进行，哈里在他的裤子口袋里摸索着，然后掏出了一张已经用过的纸巾。我见状立刻给了他一张新的。他控制不住地哭泣，直到仪式结束他一直都在擤鼻子。但他后来向我吐露了他一部分是为迈克尔而哭，另外还因为，他说：“下一个可能就是我了。”
在为迈克尔举行的教堂礼拜仪式过后，我们团队中的一些人到一家餐厅里去吃下午茶。哈里吃不了任何需要咀嚼的或是辛辣的食物，由于他喉咙里的卡波济氏肉瘤病变。他点了奶酪通心粉和草莓口味的吉露果冻。每样都尝了一口之后，他不得不放弃进食。第二天，我给他准备了清淡的土豆汤，没放盐或者其他调料。我还把哈密瓜在搅拌机里打成了糊儿，觉得果肉汁应该足够软，可以让他吞下了。
在尝第一口汤的时候，我觉得哈里那高瘦的身躯似乎在房间里来回猛撞，我看到他用掌猛击厨房对面的墙壁。显然，汤刺激到了他敏感的喉咙，引起了不自觉的激烈反应。不幸的是，哈密瓜汁也不成功。从那以后，哈里对食物的态度就是浅尝辄止。有一天我带他出去野餐，只有我们两个人，他看起来很开心能到室外去，即使那八月里潮湿的一天热得令人无法忍受。照旧，他在野餐上唯一能享用的就是他的根汁汽水2。他已经没法吞咽任何固体食物了。
在随后的一个星期，我在上班时间上午十点左右给他打电话，只是想问候一下并看看他感觉如何。他说他感觉不太好，但也不想打扰医生，他说道：“他可能在忙活其他病人呢。”
哈里并没有贬低自己，他是抬高了其他人。我坚持要帮他打电话，他勉强同意了。我很惊讶医生如此快速地给我回了电话，他在两家不同的县医院里工作，他不仅有超额的病人，还需要在拥挤不堪的设施之间来回穿梭。他就是那个在卡波济氏肉瘤委员会成立之初被自己医院门口出现的新型疾病惊得目瞪口呆的医生。他命令我立刻带哈里到离他公寓最近的医院的门诊处去，那里也恰好很方便地就在我办公室附近。再急也没有用，因为当我们到达了肺病诊所的时候，我们的匆忙显然成为了一个“快点来等着”的问题。病人们推挤着进入系统之中，仿佛他们在一条传送带上；然而他们一旦被放在了“带子”上面，提供给他们的服务就变得很缓慢了。急诊室的时间对我们来说变成了漫长的等待，因为比我们早到的人先去就诊。终于叫到哈里的名字了，而他，熟悉医院系统的运作方式，出示了他的永久塑料身份证并且站在了要做X光片的队伍里。那是我对于公立医院的繁杂之处的初次体验，而我对于它的运营模式既印象深刻又不抱幻想。有专业人员在这里工作的事实令我印象深刻。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我不抱幻想是因为整个过程时间太长了，我害怕有人会在等待分诊的过程中就死去。他们没有把病情的紧急程度进行分类，我觉得那样会更有效一些。孕妇们来做常规的产前护理，还有其他患有各种病症的人。他们可以组织得更好些，不过至少他们没有把艾滋病例同其他人隔绝。那可能是出于两个原因：他们要么是没有像大众那样害怕艾滋病毒，要么是没有资金为他们提供单独的服务。我甚至都没有去推测哪个选项在起作用。效率并不是县级医院优先追求的，但它为职员提供工作保障。县里的居民组成了永无止境的队伍前来享用医疗服务。
我们终于被通知带着哈里的病例和之前的X光片到放射科去，拍一些新的胸片。我推着轮椅，但哈里的精力比我还旺盛。他几乎是从轮椅上跳起来按下了电梯的按钮。如果他的病情没有如此严重的话，我们看起来就像是在享受快乐。
一所当地的教堂，并不是支持小组举办活动的那一所，最后终于接受并参与到艾滋病相关的事务中来。他们护理团队分配了一个成员去帮助哈里。哈里告诉我多蒂为他做了很多事情，他很感激。但当我推着他的轮椅走过医院的走廊时，他告诉我他感到有些不安，多蒂坚持要他一起去浸信会教堂，她是那里的教友。
“我一直都和她讲我是一个卫理公会教徒。她怎么就不明白呢？有时候我恨不得把她扔到墙上去。”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多蒂接下来的几周就不干了。
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化验室里花了几个小时，最后要做一个血气水平的检查。哈里因为以前经历过这一过程而感到非常不安。他形容那感觉就像是有一把螺丝刀把他手腕的血管挑了起来。他看不到我在哭泣，他俯卧在墙角的一张桌子上，而我就坐在那儿。我朝右边瞥去，只看到了他的头超出了拐角处，随着他们把那个入侵性的工具猛压进他的胳膊里他的脸扭曲成了痛苦的表情。
哈里在经受了众多的医疗检查对他那疼痛而如今已疲惫的身体进行攻击之后，医院接收了他。在21年之后回想起来，我不记得任何人告诉过我他的诊断结果是什么了。我已经很习惯于同年轻的勇士们在一起，进入或离开医院，他被医院接收的原因对我来说一定没什么不同。他就是被接收了。我推着轮椅（现在想起来，护士助理到哪里去了？）来到了哈里被分配的病房，我在那里等候着，哈里出于隐私的缘故在窗帘后面换上了病号服。当他站在床上拉开窗帘的时候，床垫不太稳当，所以我扶住了哈里的腰。他发出了痛苦的尖叫声，我把他的一处非常大的卡波济氏肉瘤病变给弄破了。鲜血从他身体的一侧流了下来。对我来说似乎我那一整天所做的一切都失去了价值，因这一个大的错误而变得无效了。这件事在哈里看来远没有它在我看来那样严重，或者也许是因为他熟知优雅的急智艺术。
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那天早上，我决定佩戴新买的绿色软体隐形眼镜。在接哈里去医院的时候我不知道会耽搁那么久，一整天我都忍受着收缩的痛苦。我几乎没法做什么。我其他的隐形眼镜都在家里，即使我带在了身上，也没有办法令它们成为可行的替代品。到这时，那种疼痛已经太过折磨人了，以致于诸如透气性隐形眼镜这种刺激的物品都不会令我的眼睛感到不适。此外，我认为，哈里才是正遭受折磨的人。下午3：30，当我离开他病房进入电梯里的时候，我眼睛简直疼得难以忍受。怪不得一位年轻女士看着我说：“你的眼睛，怎么了？”
我向她解释了这个问题，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她回答道：“你的眼白全都变红了！”
我一定看起来像是个来自其他星球的外星人。在八月明媚的阳光中开车回家，我不得不几乎完全遮住眼睛以保护它们——但还是得看着路。到家以后，我拉上了窗帘，等待我的眼睛慢慢恢复。在屋里的一片黑暗之中，我思考着哈里是有多么勇敢并且设想这他接下来会面临什么。
那天晚上，我给肯恩打电话告诉他哈里都经历了什么。我也让他去看看哈里。我并没有对他的回答感到震惊——我感到很生气。他说：“抱歉，孩子，你得靠自己。”
我无从得知他为什么不能为了哈里去那儿一趟，也为了我。我们已经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而且毕竟，他是那个让我和哈里相识的人。他怎么敢这样对我！在那一刻，我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从那天起，我变得独立了，以此证明我不需要肯恩或其他任何人的帮助。这是我的第一战。
我第二次去医院探望哈里的时候，他没和我说自己的病情如何，而是问我把车停在哪儿了。他让我务必不要等到天黑以后再走——八月份的时候，意味着已经很晚了——因为附近不大安全。我感到自己越发地看重这个年轻的战斗者了，比我知道自己应该的程度还要深。当我看到他的晚饭还在托盘上，而那时饭点已过去很久了，我就问他食物是不是没法吃。他说也不是，只是太凉了吃不下，于是我对他说我把它拿到七层楼以下的微波炉去。他说：“他们不会允许你把任何食物从一个艾滋病人的房间里带出去的。”
而我回答说：“那我们就看看吧。”
在我完成任务的任何阶段都没有人来阻止我；没有阻止我离开病房，没有阻止我从走廊走到电梯，没有阻止我上电梯，没有阻止我在一楼直奔微波炉。而且在我以相同的路线回到哈里房间的各个阶段也都没人阻止。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好是因为食物热好了可以吃了，坏是因为医院的职员似乎没有履行职责。不过在这一切之后，至少看到哈里吃了饭是令人高兴的，如果医院的食物可以被称作饭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