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小说：弱势族群的心声传达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台湾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和岛内求新求变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势下，在海峡两岸迅速发展的形势推动下，台湾当局以1986年3月的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为起点，逐步开始了政治革新工作。1987年7月15日，国民党当局正式宣告解除了实行38年之久的台湾地区“戒严令”，以“国家安全法”取而代之。随之而来的，是取消戒严状态下的部分军法措施，缩小为实施戒严而成立的警备总部的职权，有限制地恢复了民众集会、游行、罢工等权利；开放了党禁，有条件地允许成立包括政党在内的政治性团体；并适当地开放了报禁、书禁。解严这一举措对于台湾政治体制的变动、台湾思想文化的发展乃至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都发生了巨大而长久的影响。随着台湾“强人政治”时代的结束，政治体制开始由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向“一党优势”（国民党）、“两党抗衡”（国民党、民进党）、“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转型。解严带来的言论尺度松动，加之1983年蒋经国去世，蒋家王朝迅速落幕，李登辉意外接掌政权引发了权力机构大洗牌，这使得40年来潜在的族群权力关系问题浮出水面，族群意识遂成为解严之后台湾政治、文化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近年来日益高涨的族群论述中，有人提出当前台湾社会存在着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以及1949年迁居台湾的“外省人”四大族群。这其中，相对于福佬族群，那些长期遭受压迫与摧残而面临种族生存危机的原住民，那些在辗转迁徙中客居穷乡僻壤劣势生存环境的客家人，也包括40年代末随国民党迁台的、随时间流逝已经由强势变为弱势的所谓“外省人”，都被视为处于台湾族群图谱边的弱势族群。这种情形所提示的，正是台湾社会族群关系问题的复杂性。由于当权者政策失当而造成的族群不平等关系，使得族群问题的讨论往往缠绕着复杂的政治认同话题；而从社会正义、文化重建以及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的族群关注，又使得族群问题带有一种人文关怀的理想。近年来，由高山族新世代知识分子创作的原住民文学，由客籍作家创作的表现客家族群生存面貌与文化意识的客家文学，以及属于“外省人”的第二代，多出生于台湾的战后新世代作家们所描写的眷村小说，皆属于传达了弱势族群呼声的文学创作。
台湾文坛对于“外省人”生存处境和人生命运的关注，有其自身的发展演变过程。从作家角度看，大陆赴台的第一代作家，他们在50年代台湾文坛上的创作，多以回眸的视角书写他们从前的大陆经验，而对“外省人”在台湾的当下生存境遇还无更多顾及。大陆赴台人1的“第二代”作家，如生在大陆、成长于台湾的白先勇，虽然较早地关注到赴台外省人到台湾以后的命运，但他多反映上流会中豪门贵族、名媛巨贾的生活变迁，作品充满了历史兴衰和人生无常的沧桑感。真正致力于中下阶层外省人居台经验诉说的，是大陆赴台人1“第二代”的另一部分作家，他们多是出生于战后台湾的新世代作家，由于大陆生存经验的缺席，创作更多地转向对赴台外省人的现实命运观照。这其中，朱天心、袁琼琼、苏伟贞等一批女作家的加盟，以她们自幼在眷村长大的生命体验和反观眷村人生的文学视角，共同触及了族群问题的政治背景。同时，她们的创作也从一个方面见证了90年代以来女作家的重要转向之一，即宽泛的“政治化”创作。
就创作本身而言，赴台外省人中的老兵问题，首先进入战后新世代作家们的视野。老兵们早年跟随或被国民党政权裹挟到台湾，离开军队后，谋生没有一技之长，投亲举目茫然，又得不到当政者的妥善安排，只得辗转流落于社会底层，不仅婚姻问题和老年状况陷入困境，行为也常常在压抑扭曲中产生变异。在张大春、苦苓、履疆、王幼华、吴锦发、黄验、李赫、洪醒夫、曾心仪、朱天心、苏伟贞、雪眸等作家笔下，都出现了这种“老兵小说”。
之后出现的眷村小说，标志着外省人居台经验的拓展与深化，也是老兵题材到其眷属题材的扩大。所谓“眷村”，是指国民党当局为迁移台湾的带有家眷的中下层官兵提供的住所，从几十家到成百上千家，大小规模不等，聚落为村而得名。眷村作为一个非血5、非宗族关系建立的聚落，经济来4主要靠当局的薪俸，是国民党政权迁台之后产生的一种特殊社会结构。以眷村生活为观照对象的眷村小说，主要表达了外省赴台人1的后代对于早已沦为弱势族群的“外省人”生存处境和人生命运的关注。早期的眷村小说多由年轻的闺秀作家所创作，清纯的风格，自传的色彩，颇具感性的文体，构成这类作品的特点，如朱天心的《未了》、袁琼琼的《有5千里》等。后来的眷村小说，如袁琼琼的《今生5》、苏伟贞的《离开同方》、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等几部小说，或展现父辈由大陆集体迁台的历史，或反省眷村人独特的生活态度，由此探寻“台湾的外省人”之历史与现实形成的根4，对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几十年的恩9纠葛进行了个人化的思考。在解严之后有关族群问题的讨论中，因为眷村的“外省人”身份，他们曾被人贴上“既得利益者”的标签。面对这种责难，几位在眷村长大的女作家，是以温暖感伤的眷村生活记忆，为自己所属的社会群落作温和的辩护，同时也表达出家国神话破碎后的流落感与认同危机，并引发出对眷村与政治权力关系的深度反思。
朱天心的作品，连缀的正是眷村小说前后期不同的创作面貌。朱天心于1958年出生在高雄凤山黄埔军校门前的小村里，是个典型的眷村子弟。她居住过不止一处眷村，从这一眷村迁徙到那一眷村，不同的眷村洋漾着相同的气味，象朱天心这样的眷村人，甚至能够在众生中嗅闻到眷村的气味。“怎样想到写眷村？朱天心说，她认为眷村是弱势团体中的一支，与其他弱势团体相仿佛，在社会之中乍看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在朱天心眼里，这些弱势团体中的人都是边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比较主观，或许发现客观不能认同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未了》这部小说表现的是眷区子弟的成长历史，它充满了浓郁的人情昧，是朱天心用心来写成的作品，字里行间流淌着一种温暖眷恋的情感。小说从夏家迁入眷区一直到迁出眷区，人物的故事贯穿了整个眷村的历史。夏家的三个女儿，青云、缙云和白云，她们在眷村度过的童年时光，她们在眷村萌发的青春意识与初恋情感，以及她们走出眷村之外的求学岁月，概括的正是眷村中一代年轻人的成长经历。眷村人所倚重的生存背景，特别是那种“浓浓的眷村味儿”，则弥漫着中原传统文化的气息，而这又成为眷村子民共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在这种眷村文化氛围中生活的孩子们，他们的成长也就更多地带有了眷村人生的色彩，蕴含了台湾社会变迁的幕幕影像。小说颇带女性情感特质的描写，深得台湾作家司马中原的好评。在他看来，《未了》“是感觉小说，像一串碎碎的琉璃就撒在你的面前，在纷乱之中呈现出一片金银来，是一种幽微的心灵世界的刻绘，它写家宅、写眷区、写童年，非常的细腻而且深刻，读来有三分甜蜜的意味和七分的苍凉感。”无独有偶，另一位出身眷村、后入军校的女作家苏伟贞，也以长篇小说《有5千里》凸显出眷村子弟在“眷村文化”背景中的成长。作品以1949年东港空军眷村里的生活为发端，绵绵延续，扩大为对整个现代台湾人物百态的刻画，见证了眷村子弟成长向上的意志力。初到台湾，眷村人起初大都将台岛视为人生的暂时避难地，眷村“只是一个过程，并不是目的”。但他们很快发现，身在异乡他土，既返乡无望，又无法真正融入脚下的土地；于是乎，离乱的记忆，乡愁的缠绕，现实的忧虑，曾使眷村沉浸在一片低迷的生活氛围中。随着台湾当局“反攻复国”政治神话的一再破灭，老一辈将士征衫早卸，新一代眷村儿女则长大成人，给眷村带来低迷中的希望。眷村人感到“虽然不是生在这儿，却长在这儿”，他们逐渐对眷村有了认同感，把它当作第二故乡。《有5千里》开篇写千里5会，藉一群孩童的成长过程，记录下了眷村子弟交缠于岁月和土地之间的记忆与情感，纵使有人意外死亡，有人5尽散去，但终究“村子不6，他们又在一起了，什么都变了，什么都没变”。苏伟贞不仅刻画了这群孩子对眷村的深厚情感，还特别描写了那种“浓浓的眷村味儿”。眷村里敬老爱幼的风习，邻里之间和睦相处的传统美德，普通人在逆境中相濡以沫的美好情感，以及眷村子弟热爱生活、努力上进、乐于助人的成长力量，所有这一切，都以一个特殊“族群”的相互联系和凝聚力，构成一种独特的“眷村文化”。
90年代以来的眷村小说，因为当前族群问题的凸显而格外引人注目。作为外省人的“第二代”，朱天心、苏伟贞、袁琼琼这些女作家在“复国”的政治神话宣传和父辈对国民党当局虽然失望但始终不弃不离的情感中长大，其政治认同不断遭遇社会巨大变动中的自我质疑，特别是在“家国神话”破灭后，她们的眷村小说流露出强烈的族群焦虑感。一方面，她们揭示了眷村人所遭受的人生困顿、封锁压抑，“外省人”在台湾社会中由强势沦为弱势的“族群”变动轨迹，力图见证族群矛盾由来、族群现实症结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她们更着意于反省眷村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缺失，写他们的飘泊“失根”状态，并大胆地揭示了眷村人与国民党之间“仿佛一对早该离婚的怨偶”的微妙关系。
苏伟贞的长篇小说《离开同方》，不再像《有缘千里》那样，以几位贤良而又热情的太太、母亲作为主角，而是围绕着几个精神失常人物展开人生的一幕幕悲剧。段叔叔是一位讲究洁癖的孤独者，又是一挨近老婆就浑身发抖的性障碍患者；袁伯伯是一个酗酒寻欢、放荡无羁的男人，终日沉迷于混乱的男女关系；李妈妈作为无法说出其子女的父亲是谁的精神病人，随戏班走后又得了失忆症；方妈妈则因独生女儿失踪导致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崩溃，终日躺在床上怪兽般嘶喊。
被父辈这种病态生活氛围所感染的眷村子弟，也陷入了一种生命与人性的迷乱状态。如袁宝因高烧而导致痴呆；狗蛋从小少言寡动，神秘兮兮；平时修养甚好的赵庆，最后竟成了告密者和杀害其继父的凶手；三岁的小白妹也由于病态的敏感和嗜睡而显得怪里怪气。小说中的恩怨故事最终在“大家都疯了，场面完全失去控制”的互相厮杀的描写中落下帷幕，印证了作者几次通过人物之口发出的“我们村子全疯了”、“这里的人没有几个是正常的”等论断的真实性。
作者在上述疯癫的人物描写背后，传达的是对眷村乃至某种时代社会问题的深刻观察。怪癖的段叔叔最后发现的，是自我人生角色的倒错：“我原来是个种田的，怎么会当上军人？而且还当那么久！”李伯伯的怪异性格，与其被战争摧毁了生殖能力，又因时代离乱而草成了不幸的婚姻有关系。显然，“时代的残缺使一些人疯了、健忘了、无品了，或无奈地不完整地煎熬着。”有感于眷村这种腐败、没落的气息，小说的重心在于“离开同方”，而开头和结尾却在写“回到同方”，这里流露的正是作者对于眷村及其子民在排拒与接受的两难选择中，既恨且爱的复杂情感。
袁琼琼的《今生缘》，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我想献给我母亲和她那一代人的一本书。”作品从“外省人”飘流渡海来到台湾写起，详细叙述了这群人背井离乡，到一个举目无亲的陌生海岛存活的惶恐与挣扎；最终写到男主角陆志兰经不起生活重担的折磨，撒手而去，徒留妻子慧先拖着几个嗷嗷待哺的幼儿，继续支撑风雨坎坷的人生。与其说这部小说写的是眷村男女错综复杂的情爱关系，不如说它铺陈了这个特定族群在乱世里挣扎求和的心酸血泪，凸显了眷村的集体意识及社区意识。台湾文学批评家陈义芝认为此书是“为台湾眷村生活立碑，终结了苏伟贞对离乱世代、四十年来社会生活之观察与关注”，作家张大春也评价此书“宏观地将视线投射到眷村两代人物的车戮车葛底层，于是，几椿跨阶级、跨世代的恋情便聚合成抗拒族群文化的象征。”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对眷村生活也采取了审视与省思的态度。作品在那种“浓浓的眷村味”中写空军村、海军村、陆军村、宪兵村、情报村里各具特色的眷属生活，写眷村子弟在这种环境中的青春唤醒与人生成长，也对眷村人未能扎根土地的现象给予了深刻的反思。在作者笔下，小说主人公所熟悉的眷村子弟在那些年间，并没有真正把台湾当作此生扎根之地。“眷村是无根的，唯一的亲人是父亲。”朱天心一再呈现的这种心理情结，其中的答案再简单不过，“原因无他，清明节的时候，他们并无坟可上”，“原来，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无法叫做家乡的”，“原来，那时让她大为不解的空气中无时不在浮动的焦躁、不安，并非出于青春期无法压抑的骚动的泛滥，而仅仅是连他们自己都不能解释的无法落地生根的危机迫促之感吧。”这种失根和无根的状态，曾让眷村陷入精神的低迷无望与郁闷窒息之中。另一方面，小说特别揭示了眷村与国民党的微妙关系，传达了眷村后代复杂难言的政治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