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注意到墙上的老照片、招贴画和月份牌，像是向你展示一幅上世纪30年代老上海的风俗画卷，从极富特色的外滩建筑到当时市民的日常生活图景，富有形式感地罗列在一起，在暗红色的烛光照耀下，显出一种陈旧和温馨之感。再细看，你发现了壁上的老式电话机、角橱上的煤油灯盏、身后斑驳陆离的仿制壁炉，以及悬在头顶上的电视正在播放的老电影和高级音响里流出的欧美经典怀旧金曲，于是你自然明白了酒吧招牌的用意。只是在你四处环顾时，你看到身边的人很少对这些借以怀旧的物件投以关注时，你才发出一丝疑惑：到底是谁在怀旧？或许对来这儿的顾客来说，他们怀的仅仅是这种陈旧而温馨的气氛。
据酒吧的老板介绍，来这儿的多是常客，隔三岔五地来这里坐坐，其中多半是“有身份”的三四十岁的中年人，混得不算最好，但也说不上差。也时有海外归来的上海人，喜欢约上几年或十几年没见的同学、朋友在此一聚，追忆已然消逝的似水年华，发着“如果时光能够倒流”的那种感叹。你再稍稍仔细观察一下，也可以看到一些年轻人，或独坐沉思、或相对而视。没有人声喧哗，似乎都在守着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默默地静听时光倒流的声音。这不由让人生出一种远离尘嚣、静心适性之感。就这样，在一个试图扭转时间的空间里默默坐着。当你把怀旧的思绪轻轻收起，透过透明玻璃看到外面用新型光源照亮的璀璨夜色和一群穿着前卫的青年男女穿梭而过，一种恍若梦中的错位之感油然而生，你突然会不自禁地问：这样的怀旧是不是一种奢侈，当你最后结账，走出酒吧，再回望一下沉浸在夜色中的“时光倒流”，或许还会煞有介事地问问自己：时光真的倒流了吗？
3.关于上海酒吧的一次分析性访谈
被访者：孙绍谊，美国南加洲大学亚太媒体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
访问者：叶中强
地点：唐韵茶坊，衡山路199号
时间：2003年10月11日
叶：你如何看待那位年轻文化人进入酒吧时的心情？
孙：一种很复杂的心态，有点惊羡感，又有点虚幻感。好像不是在轻松地休闲，有一种踏入异域的陌生和窥视欲望。事实上，在有关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中，酒吧或咖啡馆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事物，毕竟在20世纪30年代流行过。不像在中国内地，酒吧可能仍然是一个陌生的空间，在中国内地的文化记忆中，茶楼远比酒吧亲切得多。但在上海，酒吧绝对是可接受的事物。作为一种想象的意符，是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脉络的。
叶：就文化内涵而言，上海的酒吧似乎不像西方的那样，有一种广场文化的色彩，倒更像是一扇朝外打开的窗户，它的造型、颜色和“屋子”的整体结构并不完全相同。
孙：但就文化的功能意义而言，又有它的合理性。严格的说来，一种文化公共空间的形成，总与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相关，它同时又反映着一座城市的特性，比如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其基本功能就是强烈的聚纳性，包括对资金、商品、技术、信息、人员及文化资源等各类要素的吸纳与整合，于是，也必然会出现与之相应的文化载体。我注意到经常出入上海酒吧或咖啡馆的人中，有大量本地居民，外省市的游客，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某些酒吧，甚至成了外籍人士的集中点，比如“O’malley‘s”，它是在沪英国人比较集中的酒吧，又比如瑞金宾馆内的“Face”，是美国人、英国人、俄罗斯人都喜欢去的地方，而“宝莱纳”则是德国人青睐的地方。在我看来，酒吧更像一个跨文化媒体。事实上，在上海，许多文化消费空间的形成，都和一座城市的功能及城市规划者的方案相关，这是上海酒吧产生的一个背景。这是在一个强大的社会性主题下达成的对城市本性的共识。离开了城市，特别是离开上海这座城市的具体历史语境和现实要求，作剥离式的文化方案设计或对应性的文化想象，我指的是对应西方文化历史，至少是不全面的。
叶：你说的“城市本性”是否指它的集聚、辐射功能。孙：是的，现代城市有各种各样的功能，但它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聚纳和辐射作用。特别是对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而言。
叶：上海大众文化公共空间形成的历史及其作用，似乎在推动这种共识。
孙：不能否认，上海大众文化公共空间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曾使上海这座城市产生了强大的集聚力和辐射力，包括集聚了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他们和大众文化空间共同结构了人们对这座城市的记忆。这本身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我们过去习惯的文学研究，是对现成文本的研究，很少有人对产生这种文本的社会机制或生态环境进行研究。这正是文化研究需要关注的一个命题。
叶：让我们回到酒吧文化本身，在相当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的眼光中，上海酒吧从自身存在的意义到它的内容、形式，都带有矫情、做作、虚拟化的成分在内。你如何看待上海酒吧以及对它的批评。
孙：首先，对上海酒吧这一大众文化空间的关注，说明了精英知识分子视线的下移，原先认为“文化”仅存于人文学家所研究的文本，以及对这些文本的研究中的纯精英主义立场，现在有了松动，这本身是认识论上的一次革命。事实上，这种松动或转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早就开始了。其次，对大众文化持社会批判态度，这也是精英知识分子的职责和应有的文化姿态。但目前的研究中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在价值观上，一成不变地固守着原有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判断标准。二是在思维方式上，在批判前已假设了“只有少数经过特殊训练的精英，才具有大多数人所缺乏的高雅趣味”这样一个前提。二者合一，导致了对大众文化研究的一种简单、草率的研究方法。许多研究在出发点上就存在问题：只是为了进一步确证自己与众不同的“高雅”身份，单恋式地维护自己的话语权力，这本身也是一种矫情，而不是把大众文化真正当作一个可供研究的对象，深入其内，作充分的实证分析，然后在各种矛盾关系的张力中，去发现它存在的意义、作用和不足。这样的研究是需要花大力气的。
叶：我同意你的观点，大众文化是大工业生产、城市社会的伴生物，这对具有几千年乡村文化经验的传统人文知识者来说，是一个价值范围外的陌生课题。但能否结合酒吧文化，具体地谈一谈你认为是可取的研究思路。比如针对上海酒吧是否矫情、做作、虚拟化的问题。这里面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酒吧使用了大量复制的文化资源，并被认为是没按正确的逻辑或内涵排列，因而具有造作的成分和误导的作用。二是酒吧这种西化的、表面亮丽的和高消费的环境，相对于大多数本地消费者的文化习惯和经济能力来说，是一个不真实的存在。
孙：先谈第一个问题，我认为这种提法事先已经预设了一个精英的秩序，你不用去酒吧，结论也已经有了。这仍然是一种习惯于从居高临下的位置做出的总结性预言。因为它低估了消费者主体的地位和能力，这和没有深入酒吧，不知道究竟会发生怎样的过程有关。事实上，酒吧不过提供了一个想象的载体，所有的陈设，“按逻辑”也好“失范”也罢，只不过在进行一种提示，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提示物都必须是真实的，就像我们不能要求虚构的小说里的每一个场景都经得起考证。再者，就大多数酒吧的参与者来说，文化层次不像精英们想象的那么低，他们从来都是“自说自话”的“创造者”，往往在提示物的激发下，创造着超出提示物规定的，属于自己的经验和情绪。米歇尔·德索托在他分析都市空间的《日常生活实践》一书中，把这种行为方式称之为“阅读者的策略”。酒吧的消费者也是这样一种能动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酒吧就像一套可供出租的公寓，租借者在这所公寓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以装潢，填补上充满自身行为和记忆的纪念品或家具。
再谈第二个问题，我前面已经说过，上海酒吧的产生和规模化发展，与城市的功能定位有关，它仅是城市文化结构中的一个部分，而非全部。文化需求的多样化和消费结构的分层，决定了酒吧存在的合理性和真实性。就我个人而言，在打发休闲时间时，更愿意选择酒吧。另外，在我每年至少回上海一次的“历时性”观察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本地居民开始参与酒吧，其中，各个社会阶层中的人都有。当然，作为经常性的光顾者，出入酒吧的基本上是在沪的外国人、公司的高级白领、企业的老板经理、还有本地的被一种新的文化和特殊的生活方式带来的新奇感和愉悦感所吸引的年轻人群。
叶：任何一种文化消费空间一旦形成，它必然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上海的酒吧，如你所说，既然是一种民间性的文化消费场所，是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之外的公共交往地点，那么，有否可能成为哈贝马斯所说那种民主政治的“公共领域”。
孙：这要作具体分析了，把上海酒吧或咖啡馆与哈贝马斯所说“公共领域”联系在一起，主要基于两方面的文化想象：一是西方的咖啡馆确实曾是知识分子自由思想的萌发地和承载体，这一点你在描叙西方咖啡馆的历史时已经提及，这也是中国精英知识分子钟爱的一段历史。二是酒吧或咖啡馆不同于健身房、公园、游艺场、电影院、购物中心，它往往以参与者聚会、交往、议论的形式展开过程，因此它也可能促成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之外的公众意识的形成，从而成为民主、平等意识的始发地。但就我个人感觉而言，这多多少少带有熟读西方文化谱系后的想象性移植。
叶：能否谈得具体点？
孙：“公共领域”的形成要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要有一个能够充分聚纳社会各阶层的公共载体，但上海酒吧是城市功能定位的产物和文化消费结构分层的结果，并不像西方酒吧或咖啡馆，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深厚的平民性或广泛的参与性。二是要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的参与，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待在大学的校园里、专门的研究机构中或自己的书斋里，他们之间的交往，往往是通过得到批准的各类学术会议，偶尔上一次酒吧，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三是取决于参与者中，具有支配性的社会心理内涵，我前面已经说过，上海酒吧的参与主体大多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拥趸者或得益者，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种与国家权力相对的民间社会力量或公众意识。除了这三个因素之外，还有宏观体制背景的制约，包括文化体制和意识形态氛围。
叶：最后请你对上海酒吧作一个总结式的评语。
孙：上海酒吧是一个可供选择的，使人感到舒心适意的文化消费空间之一。
叶：听上去像广告？
孙：仅此而已。
（三）个案研究二：上海的舞厅
1.百乐门、交谊舞：上海舞厅的历史源流
从来没有一种大众休闲娱乐场所，会如此紧密地和关于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联系在一起。在当年许多来上海的外国游轮上，都悬有百乐门舞厅的大幅广告。据说当年百乐门举行开张典礼时，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吴铁城亲自出席并发表祝词。张学良、徐志摩曾是百乐门的常客；陈香梅与陈纳德的订婚仪式在此举行；卓别林夫妇在上海仅只一天的访问时间里，也慕名到此跳舞；剧作家曹禺则以百乐门舞女为原型，写出了名剧《日出》；梁实秋晚年的妻子韩菁菁，在3000多名应考者中以《卖鞋歌》、《夜来香》、《海燕》三首歌脱颖而出，成为百乐门的“一代歌后”和“大众情人”；上海当时最负盛名的舞女陈曼丽在抗战期间因拒绝为日本军官伴舞，被日本人暗杀于舞池，上海人当年还为这位有气节的红舞女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直到世纪之交，新百乐门开张之前，台湾海基会会长辜振甫到上海，坐在鹭鹭酒家的阳台上望着对面的百乐门时，还会感慨地叹道：“风华已逝！”。一座百乐门舞厅，凝聚着海外华人浓浓的上海情结。
交谊舞（时称交际舞）之进入上海，约在19世纪中期。但此时的上海并无公共性的跳舞场所，只是在外侨出入的饭店或聚会场所，才会有小规模的舞会举行。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地处外白渡桥北侧的由西人开设的礼查饭店（现浦江饭店），首次举办招待外侨的大型茶话交谊舞会，交谊舞才第一次作为一种公众性的休闲娱乐形式出现在上海，并很快地被本地居民所接受。先是地处福州路的一品香旅社仿效西人举办交际茶舞，这也是首次由华人举办的公开性交谊舞会。接着是营业性舞厅的大量出现，上海最早的营业性舞厅，是设在由华人经营的巴黎饭店（西蒙路）内的黑猫舞场。随后，安乐宫、月宫、桃花宫、巴黎等营业性舞厅先后开业，许多大饭店内也辟设舞厅以招徕顾客。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舞厅达到鼎盛时期，黑猫舞场先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对面另设花园舞场，继之闽商在毗邻处建圣爱娜舞场，宁商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处建维也纳舞场，粤商在戈登路（今江宁路）处建大都会舞场。接着是百乐门、仙乐斯、丽都等大型舞厅先后崛起，与大都会舞场并称为上海四大舞场。除各大舞厅外，租界内中小型的舞厅更是层出不穷，当时的西藏路就有“舞场路”之称。大小报刊上也充斥着舞厅广告。据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书中的考证：“其实以顾客的人数计，上海舞厅绝对比咖啡馆受欢迎。当咖啡馆主要还是上等华人、外国人和作家艺术家光顾的场所时，舞厅却已经进入各个阶层，成了流行的固定想象”②。至此，舞厅已成为上海大众文化公共空间的主体部分。
但从20世纪50年代始，随着城市灯光的暗淡，上海舞厅的乐声也沉寂下来。交谊舞和舞厅被认为是一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健康的东西和腐朽堕落的西方生活方式而受到限制。
据上海档案馆的一份资料记载：1950年，上海舞厅从业人员数为1531人，1951年为1309人，1952年为982人，至1953年，仅存550人。自1953年起，一些较大规模的舞厅或歇业或转业，如“仙乐”转为书场，百乐门则易为影院。而一般中小舞厅颇多负债，转业无望，歇业不成（职工问题无法解决），因此，把舞厅看成一个无法摆脱掉的历史包袱，被动地等待着政府的取缔。这一沉寂就是近半个世纪。
2.空间的碎片：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次舞会
但交谊舞作为人们对这个城市文化的强记忆，仍然以扭曲的形式被延续着，就如同整个上海大众文化公共空间在解体后，它的文化碎片却依然寄托着市民社会的文化愿望，被人们珍藏在心底。下面是根据网上搜索到的一篇文章整理的，关于一次在计划经济时代举行的秘密舞会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