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众文化公共空间的再现与重构，是有着深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它首先得益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其与世界的接轨，导致了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意识形态社会化的状态，首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解体。人们正当的世俗欲求（包括精神、心理欲求）被作为人性的一部分获得了解放和尊重。围绕着市场语境，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主旋律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之间的诸种复杂的矛盾辩证关系，也在逐步地厘清和调整，从而为大众文化公共空间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但上海大众文化公共空间的重构，又有着自己特殊的城市背景：
一是，城市社会发展战略的需求。现代城市的一个最基本特征是它的集聚、辐射功能，上海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建立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以来，这种功能不断地被认识、重视和强化，城市文化建设也必然地参与了这一强化过程。上海的城市发展史和世界上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经验也证明了，大众文化公共空间的存在与兴旺，对于增强城市集聚、辐射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是，城市社会的分层和文化需求的多元。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组2001年报告显示，当代中国社会已形成了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十大社会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者。其中九大阶层与城市社会相关，此外，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还聚纳着众多不同国籍的外来者。不同阶层、职业、文化属性的人群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精神需求和消费能力是各不相同的，由此也造成了文化选择上的多样性和文化消费结构的分层。
三是，城市社会文化心理的特殊需求。西方大都市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都市社会生活带来的快节奏、紧张感及市场经济中过度发展的交换理性、分工理性、工具理性，消解了传统人类社区的关系纽带和情感生活，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冷漠感，由此引发的各种心理疾病、社会解体和犯罪现象，成了都市化进程中突出的社会问题。以休闲娱乐和共同参与为主旨的大众文化公共空间的存在，则在分工、节奏、理性与都市人的心理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地带，冲淡了都市化进程的负面作用。西方的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以大型休闲娱乐设施为中心，重新规划、聚合都市中各个人类社区，是未来都市空间布局的一种新模式。
聚纳、满足、缓冲，事实上已成为上海大众文化公共空间在当代重构的三种功能指向。为了深化研究，笔者特地选择两个具有典型上海历史文化特征，在社会参与度和功能意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公共空间：酒吧（或咖啡馆）、舞厅，作为个案分析，以期对上海大众文化公共空间的历史语境及当代趋势，有一个较为具体的了解。
（二）个案研究一：上海的酒吧或咖啡馆
1.平民性和大众性：西方语境中的酒吧或咖啡馆
在西方，酒吧是再普通不过的公共消费场所。《娱乐经济》的作者米切尔·J.沃尔夫这样轻描淡写地谈到美国的酒吧：“布里斯托尔城是一个体力工人群体为主的地方，人们衣衫零旧、爱喝啤酒，喜欢聚在一起观看体育比赛、谈论比赛，然后又云聚在电视机旁津津有味地神侃自己的爱好节目”，“当地的这种爱好常常是一种倾城而动的大聚会，聚会地点是电视旁，而电视往往位于当地的酒吧里”。可见，酒吧作为公共聚会或消费场所，是同蓝领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西方酒吧的平民性和大众性，可以由以下故事得到证实：
在宗教圣地耶路撒冷，有一家叫“芬克斯”的酒吧。它先由一位英国人创办，后来由一位名叫罗斯恰尔斯的德国犹太人买下。从1948年起，它连续三年入选美国《每周新闻》评选的世界最佳酒吧。它之能获此殊荣，与当时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有关。1970年代的一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来到耶路撒冷，忽然想去芬克斯酒吧。他打电话给罗斯恰尔斯说，他是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要带十名随从去芬克斯酒吧，他要求酒吧谢绝其他顾客。罗斯恰尔斯的回答是：“您能光顾本店，我感到莫大的荣幸。但是，因此而谢绝其他客人，是我所不能做的，他们都是老熟客，也就是支撑着这个店的人，而现在因为您的缘故把他们拒于门外，这是无论如何不能那样做的。”对这意外的回答，基辛格勃然大怒，摔掉了电话。第二天傍晚，基辛格再一次打电话给罗斯恰尔斯，对自己的无礼表示道歉，他说他将只带三名随从，也不必将其他顾客拒之门外。但是，罗斯恰尔斯的回答仍然令他感到意外：“非常感谢您的诚意，但是我还是不能接受您明天的预约。”“为什么？”“因为明天是礼拜六，本店的例休日。”“但是，我后天就要离开此地，你不能为我破一次例吗？”“那不行。对我们犹太人来说，礼拜六是一个神圣的日子，在礼拜六营业，是对神的亵渎。”基辛格听后什么都没说，挂断了电话。
至于咖啡馆的情况则要特殊些（在西方，专业的咖啡馆与供应带酒精饮料的酒吧，在最初是有区别的）。17世纪的欧洲，由上流社会贵夫人主持的沙龙，为那些出身低微的文化人开辟了一个狭窄的通道。而咖啡馆的出现，则最终打破了贵族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咖啡馆向所有的人开放，不管其信仰、宗派或地位。一个便士即可获得一杯咖啡在咖啡馆泡一个下午。
“带着徽章和勋章的贵族，身穿法衣的教士，穿着破烂的翻译家和编索引的人”，在咖啡馆都能以平等的身份相聚、交流、辩论。咖啡馆把人们从等级森严的沙龙文化中解脱出来，给更多的人以平等、自由交流思想的空间。因此，咖啡馆被视为一个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政治空间和西方民主的基本构成部分。它传入中国后，除了成为在沪西人与高等华人进出的场所之外，也受到曾浸濡西方文化的中国文化人的青睐。咖啡馆不仅被作为一种最具典型意味的都市场景或意符之一，结构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成为他们日常社会交往或消磨时光的首选之地。美学家张若谷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除了坐写字间，到书店渔猎之外，空闲的时期，差不多都在霞飞路上一带的咖啡馆中消磨过去。我只爱同几个知己的朋友，黄昏时分坐在咖啡馆里谈话，这种享乐似乎要比绞尽脑汁作纸上谈话来得省力而且自由，而且谈话时的乐趣，只能在死契朋友聚晤获得，这决不能普渡众生，尤其是像在咖啡座谈话的这一件事。大家一到黄昏，就会不约而同地踏进几家我们坐惯的咖啡店，一壁喝着浓厚香醇的咖啡以助兴，一壁低声轻语诉诉衷曲。这种逍遥自然的消遣法，“外人不足道也”。（张若谷：《咖啡座谈·序》，真美善书店1929年版，第6页。）但无论是酒吧抑或咖啡馆，无论是罗斯恰尔斯彬彬有礼的拒绝抑或发生在西方咖啡馆里的自由交往和民主辩论，由此而把酒吧或咖啡馆设想成民主政治的催生地或基本构成部分，仍然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从历史上看，西方酒吧在催生民主意识、自由精神的同时，也在催生专制——希特勒就曾和他的同党在慕尼黑的一家酒吧里，共同策划过给人类民主、自由生活带来灾难的第三帝国。此外，有迹象表明，至18世纪初，伦敦多达2000家的咖啡馆，从一开始就带有互相排斥的“圈子”特征，各个社会阶层在自己固定的咖啡馆里划地为牢。咖啡馆在打破以前等级、阶层、身份分明的社交结构后，又在另一个层面上成为维护等级、阶层、身份的堡垒。因此，酒吧或咖啡馆能否成为“公共领域”或“交往圣地”，并非取决于酒吧或咖啡馆本身，而取决于参与者的成分及其社会心理内涵，酒吧或咖啡馆的经营者只不过在无意间为各种可能性提供了一个生长平台。作为西方最大众化的消费空间，酒吧或咖啡馆真正的社会、文化功能，正如米切尔·J.沃尔夫所描述的，是令那些光顾的大众感到“舒心适意”的地方。
2.窗口风景与体验载体：上海语境中的酒吧或咖啡馆
但是，这样一种在西方被认为是极其平常，具有广泛共享性的大众公共空间，在20世纪末期的上海，则成了精神多元和消费分层的产物。在文化学意义上，它们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城市视窗和体验载体被制造出来的。坐在衡山路上的任何一家酒吧里，你可以从店内附设的资料筐里得到一本类似上海文化地图的消费指南，然后按图索骥地去选择你认为最富体验特色的酒吧或咖啡馆。你可以去衡山路上的“时光倒流”或茂名南路上的“1930‘”，聊寄一段难以释怀的“老上海”情结；去新天地里的“T8”，在幽凉的灯光、木制的冰酒桶和似有若无的古典音乐中，品味一份地中海风味的浪漫；去以《韩熙载夜宴图》为立意的“TMSK透明思考”，在灯光和琉璃交织的一片通体澄明中，遥想九百年前中国盛唐时代的点点烛火；去汉口路的“Tropicana”，依傍着落地窗外殖民地时期遗留的外滩风景，欣赏火辣的拉丁舞姿和南美风情；去瑞金宾馆的“Face”，品味印度文化的丝丝神秘或坐看夕阳落在室外大草坪上的瑰丽；去中信泰富广场内的“热带雨林”，体验一种遁世式的幽静；去虹桥路上的“Door”，领略中国古代的“门艺术”、佛教文化和西方的颓废主义美学，是如何像被调制鸡尾酒般精妙地混成一体……各类文化资源或思想材料（包括西方的和东方的），都被征用来营造一种氛围或情调，以使人确信：参与酒吧或咖啡馆，即在参与一种有品味的精神生活。与此同时，它们又以不菲的价格（两人消费一次一般为一、二百元），圈定了一部分特定的消费群体。西方酒吧或咖啡馆所特有平民性、参与性和大众性特征，在上海酒吧幽雅、柔和的烛光里显得有些模糊不清。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酒吧或咖啡馆在不同社会身份、不同文化立场人们的心目中，所激起的心理反响也是不同的。在城市规划者的眼中，酒吧或咖啡馆是聚纳八方来客和各类资源要素的都市型文化休闲场所；是一座开放城市的标志性文化景观（衡山路酒吧街是政府与投资商共同开发的成果，新天地则被列入官方开列的城市标志性文化景观名单）；在普通市民的眼中，酒吧或咖啡馆代表着高消费，是一个不属于自己和不真实的地方；在文化精英的眼中，酒吧或咖啡馆是复制品，是伪文化，带有矫情、做作的成分。于是，关于酒吧或咖啡馆的讨论，也成了当前大众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以下是两篇短文，记述了一个初涉酒吧的年轻文化人的心情：
欧玛莉爱尔兰酒吧（O’malley‘sIrishPub）桃江路42号你是冲着它的名声去的，因为你听说它“可能是全上海生意最好，结构最精致的酒吧”，也因为它的爱尔兰风情——这个面积狭小、地处欧洲边缘的国家在很多人的眼里充满了诗情画意，因为它曾为人类的文学星空贡献出一大串璀璨的明星：斯威夫特、王尔德、萧伯纳、乔伊斯、叶芝、贝克特。然而，你看到的却是一种超出你想象中的情景。
进入模拟两尊小炮的镂花铁门，是一座结构精制的花园。
参天大树覆盖的林阴下，有白色的镂花铁质桌椅和蜿蜒的小路。整个的酒吧像是一艘海盗船。顶上悬着疏密不均、错落有致的破旧渔网，墙上挂着枪、剑、航海地图和一个漂亮迷人的女海盗的画像。室内的布置曲折环绕，有精美典雅的栅栏，古旧庄重的家具和书架。就连空调都被隐藏在一个古旧的木架子里，只有红色的液晶显示数字让人产生一点疑惑感。挂着古旧帘子的粉墙，像被烟熏似的给人一种久远的苍茫感。低头一看，突然发现自己坐的长椅原来是一个木制的上着铁锁的大“珠宝箱”。
你赞叹不已，也不忘时时提醒自己：一切都缘自于一种陌生感和新鲜感所给带来的视觉震撼。或许当再次来这里，所有的感觉都会谈化。
酒吧里的人不是太多，看到的多是一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据说这儿也是英国人的“据点”），他们或是在外面花园里的镂花铁质椅上坐着，或是在室内的吧台边三三两两地站着，他们不经意中透露出来那种洒脱、随意的个性，在你看来是常去“泡吧”的本地人所不具备的。你由此可以想象在爱尔兰或英国，“泡吧”或许是件很寻常的事，甚至人们就像你所看到的那样站着喝酒，然后是热烈地交谈、争论，偶尔也说上几句不入大雅之堂的粗话，说到开心处，肆无忌惮地笑骂一通。然而这里的一切都是彬彬有礼、井然有序的，像是有种预先设置好的“文明”蹲伏在每一个角落里。
你也看到了许多黄皮肤黑眼睛的亚洲人，从他们的语音中可以分辨出日本人、韩国人或本地人（或许在这里，国籍的区分已变得模糊）。他们多半在靠墙放置着书橱的里间坐着，书橱里码着几本烫金的英文线装图书，让人想到以前英国或爱尔兰贵族们阅读时的情景。室内幽暗的橘色灯光和爱尔兰歌手动听的吟唱，使人仿佛到了欧洲，回到了中世纪。你环顾四周，一种强烈的异域感浸淫着你的身心。
当你走出花园，当那扇黑色的镂花铁门在你后面自动地关上，你忽然觉得一个美丽的梦幻被永远地关在了身后。
时光倒流（Oldtimes）衡山路85号
最初吸引你的或许就是这个酒吧的命名，等你真正看到了它，才注意到它还有一个非常平常的英文名字“Oldtimes”，当你驻足观看之际，不由对中文方块字所蕴涵的独特韵味发出一番感慨。再偶一作想：假如时光能够倒流？将会有多少的故事重演，你甚至会拥有一种任意编织故事的愉悦之感。你去的时候是晚上10点左右的时间，推门进去，就有穿着旗袍的服务小姐把你领到一张铺着鲜红色桌布的桌子上坐下，然后略略欠身问你需要点什么。还没等你想好要喝点什么，就已经有一个推销啤酒的小姐来到你的身边，用她的殷情向你推销他们公司的一个品牌，你盛情难却就要了一瓶，细细一看是大街上的商店里不多见的墨西哥产的“劳尔”，恍惚之际环顾四周，看到周围的顾客喝着的都是这号啤酒，于是欣欣然会心一笑。待你稍后跟那位年轻漂亮的小姐聊上几句，才知道她是专门跑各个酒吧推销公司啤酒的，一个晚上跑一个，生意还算不错，这也算是酒吧里的一道独特景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