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本犯罪侦查学教材上，有这样一句样：“任何实际存在的犯罪都和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相联系，任何客观的犯罪活动，都必然会引起自然界原有状态的改变而留下犯罪的痕迹。”为了去年那场考试，他已经把这段话背得滚瓜烂熟了，……可教材上为什么偏偏没有说，在现有的技术水平和物质条件下，人们有时是否还没法儿从某种被改变了的自然界中，提取足以被法律承认的犯罪痕迹？教材上为什么忘了说！
听组长刚才的意思，那天工地上的值班员很可疑，这倒和徐五四的直觉吻合了。他记得那人有四十来岁，矮个儿，虚胖，在那天的现场访问中，这家伙一连气说了一串“没有”，活活把人气煞。对，这人可疑！
不行，说什么他也得去参加郑媛被杀案的侦破工作，他实在需要参加这个案件的工作！在去清河农场之前，他已经向队里写了检查，凌队长为什么还要死揪住他的错处不放呢？而对葛建元的窝赃问题却又一味牵强附会，以官压人，谁要反对他就冲谁发火儿，什么作风！他万没有想到识人之难，难在长久，他来刑警队都一年多了，以前居然对凌队长抱了那样一个崇敬佩服的心情。而如今，光凭葛建元这件事，要想叫自己再像以往那么服他，反正难了。
5
徐五四的家住在一个前后相通的套院里，据老辈人讲，这是起日本鬼子那会儿就有的老房子。他家住后院，里外两间房。他进家的时候，妈正坐在外屋桌前稀溜稀溜地喝面儿粥呢，见他进来，一乐。
“嘿，我估摸着你该回来了。今儿什么日子，忘啦？”
“什么日子？”
“丽明过生日呀！”
五四不是个精细人，而且对于过生日，一向不怎么有兴趣。杜丽明的生日，还是在她头一次到他家来礼节性地小坐时，妈转弯抹角问出来的，他当然不会留意至今，就连他自己的生日，假使不是沾了青年节的光，也未必能年年不忘。对他来说，过生日除了晚饭必定吃一顿面条外，和平常日子没什么两样，他从小就腻味吃面条，自然也就不会把生日当做一年一度中一个解馋的盼头。他不像妈，把生日看得那么郑重。
“去，你们到街上找个地方吃去。”妈放下粥碗，急急忙忙擩过六块钱来，四张一块的，一张两块的，说：“你梁大爷不是老说东四十条的森隆饭馆挺值吗，菜不贵，盘儿又大，你们上那儿去得了，钱不够你再添上点也行。”
“哎呀算了吧，”他扭过身子，“咱们家这模样，还摆什么臭排场呀！”
“拿着”，妈白了他一眼，硬把钱塞在他的手里，“人家过生日，一年一次，咱不能不意思意思。再说咱又不是真拿不起。”
自从置了那块高级表，妈就老是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口气了，他只好从命揣上钱。临出门，妈又把他叫住了。
“要不然，今儿趁着日子，就把表给了她吧，你说呢？”
“唔，行。”他下意识地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手腕是空的。
“哟！表哪？”妈这一惊非同小可，“哪儿去啦，丢啦？！”
他也愣住了，不知是一下子发了蒙还是被妈的大呼小叫吓住了，脑门上忽地蹿出一片汗粒子来，胸口咚咚直跳，莫非今天真是他的忌日吗？输球、吵架、丢表，祸不单行！
妈几乎要哭了，“是不是丢在外地啦？是不是丢在火车上啦？你还不快给我找去！知道不知道东西来得不易？不叫你戴偏戴！”
腾的一下，他想起来了，气不打一处来地吼了一声：“您嚷嚷什么！”
“我嚷嚷，我能不嚷嚷吗，啊？”妈更加歇斯底里，“你给我找去，找不着别回来！”
“我打球的时候脱给我们队长了，表在他那儿呢，您嚷嚷什么呀。”
老太太的情绪这才松弛下来，“表你不好好戴着，瞎给人。”
“我打球！您不是说打球得摘下来吗？”
“那打完了也得想着要回来呀，丢了找谁去？净干这悬乎事儿，还不赶快要回来去？”
妈也是给惊吓坏了，急不可待地推他的膀子，是叫他立马就去的意思，他却犟着身子不肯走。
“人家下班了，你跟谁要去，明儿再说了。”
“那可不行，你要是不去，我去，你不怕丢人我就去。”
妈是说得出做得出的，她知道凌队长家的地址，真要是大晚上跑人家里去要表，那可叫他的脸往哪儿搁呀，何况他刚刚跟凌队长顶完牛……不行不行，他只好软下来。
“妈，您看我不是得赶紧找杜丽明去吗，等人家吃完了饭再去就不合适了。”
听这话，妈才转了弯子，“那你快去吧，明儿上班可得想着要回来。”
真没办法。
这几年，无论在派出所还是在刑警队，徐五四都是出名的倔头，可比起妈妈的倔劲儿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要不然他怎么一直计划着找一个温柔随和，能体现中国妇女忍辱负重本色的老婆呢，不然的话，婆媳俩一个宅门儿过日子，整天针尖对麦芒的穷较劲儿，他就必定得去干那个受夹板气的角儿了。可惜现世界这种温柔型的姑娘就像濒临绝种的珍奇动物似的那么稀罕。就说杜丽明吧，千好万好，可那脾气，也是属猫的，得顺毛儿抹，绝不能逆了她。将来婆媳间能否一团和气，实在难说。唉，总归人无完人，他都三十岁了，得过且过吧。
他揣着妈给的钱，赶到新新小学，等找上杜丽明，再一块儿来到街上的时候，差不多所有饭馆都要关门上板了，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还肯开票儿的小铺子，随便吃了点东西。他要拿钱，杜丽明不让；他争着要拿，杜丽明还是不让，也不跟他推推扯扯的多啰嗦，只拿着那种用惯了的命令口气，把他挡开了：
“叫你别争就别争了。”
吃了饭，还是由她发命令，他们骑车子到中山公园来了。
杜丽明的脾气，五四如今也算摸得差不多了。她无论对谁，也无论表示亲爱还是表示不满，都要带着点强制的性质。于英雄是见过她的，初初一眼的印象就抓住了要害，后来扮着鬼脸悄悄对五四说过：“这娘们儿，可够鲁的。”为这话于英雄吃了他狠狠一拳，这小子的眼光的确是太尖了，徐五四自己绝没这个本事，想当初，他刚刚和杜丽明认识的时候，还当她真是个温柔型的姑娘呢。他第一回邀她看电影那次，她是多么随和、顺从。票不好，又是老片子，可她一句话没说，从头到尾看完了，直到散场以后才对他说，这片子她早已看过两遍了，没意思。
“我主要是看不明白。”大概是不想叫他过分扫兴，她的话题还是留在这个片子上了，“你知道最后一个镜头是什么意思吗？检察官干吗死盯着检察长不说话呢？就这么完了？”
杜丽明的天真，使得五四同她说话，陡然增添了许多自信。
“这还不明白，他们俩心照不宣了，检察长就是犯罪集团里的头头。”
“噢？那为什么不抓起来？”
杜丽明倒认了真，她当时的样子，五四至今还记在脑子里，清清楚楚，呼之欲出。
“为什么不抓，因为没证据嘛。”
杜丽明不甘心地“哟”了一声，随即沉默在一种杞人忧天式的遗憾中，好一会儿才说：“警察局长把坏人打死了，自己却也不得好死，检察官明知道检察长是坏人，又不能抓，这电影看着实在太憋气了！”
“没办法，法律就是这样，没证据不能抓。”
“那这种法律还不如不要呢。”
“不要还行？没有证据光凭怀疑去抓人，轮到你，你也不干嘛。”
“那倒也是。唔——，你说，要是咱们国家碰上了这种事呢，抓不抓？”
“搞到证据，当然抓。”
“要是搞不到证据呢？”
“不可能。任何客观的犯罪，必然要和一定的空间和时间相联系，任何实际的犯罪活动，必然会引起自然界原有状态的改变，这就一定会留下证据的！”
徐五四几乎是在背教材了。
他当时的口气是那么理直气壮，不容怀疑，仿佛杜丽明提了一个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可现在呢？如果现在杜丽明旧话重提，他大概绝不敢再把答案看得那么简单、轻易。在郑媛被杀案的现场上，他们不就没能取到像样的证据，使得这个案件的侦查方向至今无法确定吗？还有葛建元窝赃这件事，明明证据不全，也要你去抓人。
他当了十年民警，似乎今天才嚼出吃这份粮的难处来。杜丽明是问过他的：“干公安，是不是特别难？”应该怎么说呢？难不难的，要看你是怎么个干法了。明哲保身的、难得糊涂的、唯命是从的，不难；可要想一辈子办案不出错，也不容易。他对杜丽明说过，他这辈子就打算争取不让自己手里出一个错案！一个警察能照这个标准善始善终，总该算是问心无愧了吧？
做个问心无愧的警察是不容易的，免不了要生一肚子闷气，担一身子是非，徐五四偏偏又没那种拿得起放得下，心宽体胖的福分。下午和凌队长干了那一仗，到现在陪着杜丽明逛公园，脑袋里还像灌了铅。
晚间的空气不冷不热，很舒服，脸上轻轻痒痒有点风。北京的风一向是被人谈虎色变的，而在春去夏犹清的五月，也变得温柔乖顺了。可徐五四真没兴趣逛公园，上午坐了五个小时火车，中午打了半场背运球；下午又和凌队长、和妈，各吵了一架，真是精疲力尽了。他恨不得能马上爬到床上再也不起来。
杜丽明显然也没有逛公园的心情，大概只是想给自己的身心寻个清静罢了。他们漫无方向地沉默地往前走。背对着夜幕下轮廓沉重的天安门城楼，穿过幽暗而逶迤的曲廊，经“来今雨轩”，过“五色土”，一直走到儿童游乐场。哦，游乐场……触景生情，杜丽明突然抽泣起来了。
“怎么了？别这样。”徐五四手足无措。
“没什么。”杜丽明用手绢不住揉着眼睛，好一会儿才低回地说：“我就是，就是觉得郑媛太可怜了。”
“人死不能复生，你这样管什么用……”他笨拙地劝着。
杜丽明擦干眼泪，深深吸了口气，没说话。
两个人又走了一会儿，杜丽明开口问：“听说你把郑媛爸爸妈妈给骂了？”
“……唔！”
“你怎么这么不通人情呢？你难过，人家不比你还难过？你这不是往伤口上撒盐吗，冲你这么个熊脾气，将来谁能和你处得来？”
他知道她说话的意思，也许正因为杜丽明自己就是个脾气大的，所以才更忌讳他的脾气也大。他没答她的话，心里一点情绪也没有。杜丽明又把话题转开了。
“你们搞得怎么样了，凶手倒底能不能抓住？”
“不知道，现在根本不让我管这个案子的事！”
“就为你骂了人？”
“谁知道！”徐五四突然窜起一股无名火来，“还有另外一件事，我没按队长的意思办，他就挤兑我！”
“那你为什么不按队长的意思办，你们公安局不是讲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吗？别老以为你自己什么都对。”
“有个人替朋友保管了一辆摩托车，并没有证据能说明他知道这辆车是偷来的，可我们队长硬要定人家窝赃罪，我就不同意。反正我跟那人非亲非故，连模样都没见过，沾不上袒护包庇的嫌疑，要不是为了维护法律，我管得着吗！噢，现在天天叫下面依法办事，结果你们当头儿的反倒带着头乱来，凭什么？”
“你说摩托车……，我表哥就替人家存过一辆摩托车，派出所找他问过好几次了，那意思也是说他窝赃。我说了，你窝了就承认，没窝就别瞎承认，人家派出所还能凭白冤枉你呀！”
“你表哥？干嘛的，叫什么？”
“房修公司的，叫葛建元，就是草字头那个……”
哐的一声，徐五四愣住了。
6
葛建元是杜丽明表哥的事，徐五四只对于英雄一个人说过，谁料没出三天，不光他们组里已是人所共知，甚至在全队也不是什么秘闻了，连行政科管换饭票的老邓都大惊大怪地问过他：“怎么着，听说你们的案子上有个工作对象是你亲戚？你小子护着他呢吧！”
老邓不是搞业务的，加上平时就爱夸大其词，发些耸人听闻之论。所以徐五四也只是笑着骂一句，并不介意。可偏巧了，在那天队里开的全体会上，殷副队长又专门念了一份公安部发的内部通报，是讲外省市少数干警在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中给自己有问题的亲戚朋友通风报信、网开一面的事。殷副队长念完之后，还大讲了一通如何对照检查、防患于未然的话。不知是不是五四自己吃心，他老觉得殷副队长的话里话外，有意无意，仿佛藏了多少暗示，似乎队里什么人也有徇私枉法的嫌疑似的，他甚至觉得把大家召来念这个通报，锋芒就是冲着他来的，不然，人们何以会一边听，一边朝他这边瞟眼睛呢？妈的。
散了会，寻着个办公室没人的空子，他把于英雄给拽住了，恶狠狠地压着声音说：“你个漏勺嘴，以后我还敢不敢和你说事了！”
“怎么啦？”
“装什么糊涂，葛建元是杜丽明表哥的事，你不满处嚷嚷去，怎么会这么多人都知道了？”
“嘿——，上有天，下有地，我他妈给你往外嚷嚷了一句，我是这个！”于英雄伸出一只手，巴掌朝下，五指乍开，做了个王八的形状。
他看惯了于英雄涎皮赖脸，却很少见他这样起急白脸、赌天咒地，如何能不信他呢。
可是流言仍然蔓延，话也越来越难听。他第二天去秘书科发个公文，进门的时候，正赶上那几个“老弱病残”又聚在那儿叽叽咕咕地糟踏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