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不顾警卫的拦阻，推门而进，将毛泽东唤醒，汇报朝鲜战场的局势和困难，最后又说到毛岸英的死……
周恩来提议把彭德怀留在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大家一致同意，但彭德怀本人却表示不愿接受。
“小参谋”的汇报震惊中南海
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新中国刚刚长了半岁。当时朝鲜人民军真有点摧枯拉朽之势，一下子打过三八线，三天后又解放了汉城，到了8月初，只剩下十分之一的国土上残存着李承晚军队的势力。欢乐的朝鲜人民已经敲起了长鼓，到处是喜庆洋溢的气氛。世界也为之瞠目结舌。美国人是坐不住了，中国的毛泽东也坐不住了，漫长的历史告诉他，胜利决不会出现在一个早晨，速胜往往隐藏着灭顶之灾。在8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上，毛泽东提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助，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也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
这两位领袖的话，被后来的实际一一证实。
7月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坐在一起。毛泽东口头时常挂着一句话叫“预防不测”。为此，他委托周恩来召开了两次国防会议，并做出最新部署：军委战略预备队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和四十二军，计26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由粟裕任司令兼政委，萧劲光任副司令，萧华任副政委。
同样，富有战争经验的周恩来也不相信朝鲜的“速胜”。有一天，他正审阅着外交部致联合国的一份电文，忽然放下手中的红蓝铅笔，很认真地询问起身边的几位外交官：“你们看战争会在8月结束吗？”
外交官们对周恩来的问话一般不敢轻易作答，他们都知道周恩来最讨厌无知妄说，随意猜测，或是含糊不清。他们互相看看，又把目光一齐转向周恩来。他们的经验是：妄说不如恭听。这次周恩来偏偏不作答，又侧身盯着兼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的雷英夫，这位被毛主席称为“洛阳才子”的军事高参，自朝鲜战事以来，每天都要去总理那里汇报，有时一天要汇报三四次。周恩来问道：
“你们有什么看法？”
雷英夫稍一思考，说：“我们觉得还是谨慎一些好，因为不歼灭敌人的主力，仅以得地多少，是很难判断胜负的。只有把敌人打得动弹不得，才敢言胜利二字。”
周恩来又坐回他的办公桌，继续思考，提醒大家：“这个战争将是长久和复杂的，我们宁可把情况估计得复杂一些。”
8月23日，雷英夫和总参作战室及其他部门的同志们在中南海居仁堂开会研讨战局。他让大家畅所欲言，展开模拟对抗。争来争去，最后大家的意见比较接近了，归纳出6条理由，判断美军下一步一定要搞登陆作战，可能性、威胁性最大的就是仁川。当晚，雷英夫赶到西花厅，向周恩来当面陈述了这6点理由。
（见《统帅部参谋的追怀》）周恩来一听，浓眉一耸：“这可是个大事，是战略性的大问题。”他又详细问了一些情况，拿起电话就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让他们来当面谈一谈。
已是23日午夜，周恩来的轿车缓缓停在了丰泽园门口。雷英夫腋下夹着厚厚的材料，随同周恩来走进菊香书屋。毛泽东正靠在沙发上看书，向客人打过招呼后，开始听取雷英夫的意见。雷英夫打开军事地图，说明朝鲜战争上作战双方的态势。他列举了6个疑点，认为现在朝鲜人民军已成疲劳之师，而惯用两栖登陆作战的美军，很可能要发动大规模的登陆战，朝鲜人民军将陷于被动。毛泽东用心地听着雷英夫的讲解，不时点点头。
毛泽东又问了许多问题，包括麦克阿瑟这个人的性格怎么样。雷英夫根据外电报道，说这个人是个倔老头儿，他下的决心谁也不能改变，另外他还是个好战分子。毛泽东听到这里，兴致颇浓，幽默地说：“好！好！他越倔越好，越好战越好，骄兵必败！”
周恩来说起一件事：“一位苏联军事代表对我说，要不了几天，一下子就可以把美国人和李承晚搞掉，朝鲜很快就会统一。我同他说，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他说，美国人在日本的军队还没动呢，它不敢动，动也不行。”周恩来不相信这种论调，“什么事情还是有备无患的好。”
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不要什么都认为美国如何如何，美国人没啥了不起，我们作战部的小参谋也可以大有作为。这也是对少数犯‘恐美症’的人的最有力的教育。”
不是毛泽东好战，而是人家打到了家门口
如同一个新生婴儿的周岁生日一样，1950年10月1日，共和国的人民与她的领袖们沉浸在欢乐的海洋。礼炮、鲜花、贺电和天空放飞的鸽子，交织成一派和平景象。然而，就在这一天，毛泽东主席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带来了金日成首相的亲笔信。朴宪永一到北京，就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求援，并把金日成的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着信，眉头渐渐锁紧，长叹一口粗气。信的语气急迫，并透出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时间已是深夜，金日成在首相官邸紧急召见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和政务参赞、武官柴成文，提出希望中国尽快派军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倪志亮大使的电报迅速发回国内，摆在了毛泽东的桌上。天安门广场狂欢的人群刚刚散去，施放礼花的战士还站在炮位上，一墙之隔的中南海内，颐年堂的会议厅里仍然亮着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都在这里，金日成的信和大使馆发来的急电大家都看过了，但是常委们很少说话，即使说，也很短。矛盾之处十分显然：一方面不能见死不救；另一方面救人者自身先要壮，如同救一个溺水者一样，弄不好自己也会沉没。仅仅是李承晚伪军还好办，可这个傀儡后面站的是美国。中国大陆经历的几十年的战争刚刚结束，国土还是千疮百孔，新中国最需要的是安宁和休养生息。而美国本土近百年没有直接战争的破坏。钢铁是战争的物质基础，仅以钢铁为例，美国的产量是新中国的163倍。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了大财的美国，对谁都是一种威胁，特别是对它所一贯敌视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议论来议论去，政治局常委们大都认为建国才一年，困难重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或者晚几年再打。
林彪向来说话就少，大家发言过后，他简单说了几句：“我们过去打国民党军队还可以，现在能不能打败美军，实在没有把握。”
毛泽东不喜欢听这种泄气话，他的脑海里从来没有“害怕”二字，他有他的理论：你有原子弹，我有手榴弹；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嘛。
一直议论到天明，服务员从毛泽东身边的茶几上端走了满满一缸烟头。毛泽东不时长吁短叹，左思右想，不好下决心。最后他缓缓地说了几句：“你们讲的都有道理，可是人家有困难，我们在一旁看着心里不好受呀。”他决定请东北的高岗和邓华来京再议。
作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他渴求和平的愿望会比别人更强烈：他需要和平的环境与时间，以便医治战争的创伤。但他已经感觉到毛泽东的决心，和邻国战争对中国可能造成的威胁，所以他正在努力协助毛泽东做好出兵的准备。9月30日，在总参谋部进行紧张部署的同时，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当时中美双方没有外交关系，周恩来便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印度政府转达中国对美国政府的警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将出兵援助朝鲜。在这之前，在美军还没有越过三八线时，中央军委就决定由邓华率领战略预备队和四十二军，自河南北上，开赴与朝鲜接壤的鸭绿江边，以为防范。与此同时，毛泽东与周恩来决定加紧对据守沿海一些岛屿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发起进攻，解放了除台澎金马以外的所有岛屿，为的就是一旦向北出兵，减少南边的军事压力。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接到中国的信息后，立即转告了麦克阿瑟，并放出空气，声称美军将停止在三八线上。
10月2日凌晨2时，电报发到了东北高岗和邓华处，要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见电立即进京，请十三兵团司令邓华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就在一小时前，中国方面得到情报：美军不顾中国的警告，已经大举越过了三八线。
在再作商议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作过交谈，看来不赞成出兵的领导同志占多数，他们的担心也不无道理。有的同志情绪颇为激动：“连苏联都不敢直接参战，我们出兵？”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他们一千条道理，一万条道理，驳不倒我们的一条道理：我们和朝鲜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在一旁看着敌人把朝鲜灭亡了。唇亡齿寒嘛，怎能见死不救呢？另外，为了我们自己的建设也要出兵。”他和周恩来商量了多次，最后定下一个基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高岗是在当日午后匆匆抵京的。下午3时左右，毛泽东、周恩来及朱德、刘少奇、高岗和代总长聂荣臻等，重新来到颐年堂开会。毛泽东将一封信拿给高岗：“这是金日成首相来的急件，我们都看了，你看一看。”
当高岗从信件上抬起脸，把目光转向毛泽东时，毛泽东从沙发上直起腰，简明扼要地说：“朝鲜的形势已如此严重，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马上就要出兵，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他见高岗不响，又提高嗓门说道：“不是我毛泽东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的问题，一是出兵时间，二是谁来挂帅。”
周恩来没有急于发言，他想先听听从东北来的高岗的意见。
毛泽东谈了自己的意见：“挂帅人选原先不是考虑派粟裕同志吗，粟裕病了，正在青岛休养。前些天他托罗瑞卿来信来，谈到他的病情仍很重，我回信劝他安心休养吧。后来由于美军和其他帮凶国家的军队大批进入南朝鲜，飞机、坦克大量增加，形势越来越严重，我们出兵援朝已不是几个军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可能各个野战军将来都要参战。根据这一变化，常委几个同志又考虑派林彪同志来挂帅，林彪同志是不赞成出兵的。”常委会上，林彪认为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而且面对的敌人是最大的工业强国美国，他看过一些资料，而且记得很清楚：美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一个军只有36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的海、空军刚刚开始组建，天上没有飞机，海里没有军舰，在敌我装备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严重后果不堪设想……后来当毛泽东希望由林彪挂帅领兵时，林彪表示说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毛泽东打趣地说道：“有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据聂荣臻回忆：林彪是反对出兵朝鲜的。毛泽东同志原先决定让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肯去。奇怪得很，过去我们在一起共事，还没有看到他怕死到这个程度。（《聂荣臻回忆录》）毛泽东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我们不能再议而不决。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
他的话音刚落，朱总司令脱口而出：“对，还是老彭靠得住噢。”于是常委们一致同意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并把入朝作战的时间初步定在10月15日。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又提议，将今天开会的情况以他的名义择要电告斯大林。另外对美国人也要先礼后兵，向他们打个招呼。会后，毛泽东又指示周恩来：“你明天想办法派一架专机，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我们常委明天做些准备工作，4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印度政府转达中国对美国的警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决不能不管！”印度政府当即将周恩来的谈话转告英国方面。英国当晚便通知美国政府。杜鲁门认为潘尼迦有“亲共”嫌疑，他的话不可信。国务卿艾奇逊声称：“周恩来是想用政治讹诈来阻止美军的进攻，我们不必在乎他们说些什么。”他随后授权驻印度大使格罗斯与中国方面联系，说明美国无意进攻中国，并愿为美机误炸给中国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但美国决不会放弃它的战争目标。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时授命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全力向北挺进，即使中国军队介入也在所不惜。
彭德怀支持毛泽东的出兵意向
据《彭德怀传》介绍，10月4日上午，一架从北京飞临的专机，降落在古都西安。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派来的两个人，一下飞机就直奔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大楼。当他俩急速赶到彭德怀办公室时，彭德怀正在埋头审阅西北地区三年经济建设的各种计划和图表，准备不久向中央汇报。中办警卫处的同志对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请他立即乘飞机到北京开会。
彭德怀一愣：“我已接到北京的电话，但不知什么会，是不是原先通知的各大区领导汇报三年经济恢复计划的会？”
来人回答：“我们也不清楚，周总理只是对我们交代说，飞机一到西安，就马上接彭老总来北京，一分钟也不准停留。”
彭德怀稍作迟疑，对来人说：“我总要给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领导同志打个招呼吧？”
中办警卫处的同志十分为难：“不行啊，对谁也不能讲，要赶快去机场。”
但彭德怀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马上把西北局秘书长常黎夫找来，交代他：
“中央让我立刻坐飞机到北京开会，来不及作交代，大概过几天就回来了。你可分头转告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几个主要领导同志，对其他任何人先不要讲，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办，我马上要去机场了。”彭德怀脑子里还在转动着西北的三年计划，不管开什么会，以防万一吧，他还是叫秘书张养吾带上三年规划方案和图表，与他同行。
在西安机场停留了一个小时的专机，重上云霄。
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中央警卫处处长李树槐早已在舷梯下等候。李树槐也是“老革命”，对彭总很熟悉，上前敬了礼，就帮着提行李，边走边说：“彭总，今天气候不好，气流不稳，一路辛苦了。行政处已在北京饭店为您安排好了住宿。毛主席交代说，请您先在北京饭店休息一下，然后去中南海参加会议。”
彭德怀脸色陡变，敞开大嗓门：“不是命令我一分钟也不能停留吗？我不需要休息，请司机同志直接开车送我去中南海！”
李树槐只好照办，直接送彭总去中南海。汽车通过西四牌楼，驰进中南海西门，停在丰泽园门前。下车后，李树槐引彭德怀向后院的颐年堂走去。得到消息的周恩来，首先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周恩来解释说：“会议下午3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定得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搞得你很紧张吧？吃过午饭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