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
再读红军史
金一南（1952-），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中央电视台特约军事评论员。著有《狂飙歌：前所未闻的较量》《国家安全论》《21世纪初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等。
红军为什么能够生存下来？因为国民党军队内部有太多裂缝，相互之间争来斗去，毛泽东很懂得这一点，带着红军曲里拐弯就走过去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要从红军讲起，红军长征的转折点是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指挥权。很多年以来，毛泽东的军事才能被神化了，《苦难辉煌》这本书却把他还原为一个人，告诉人们毛泽东也打过败仗。
在1956年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自己也说，谁说我没打过败仗，我打过四次败仗。这本书提到的败仗有两次，一次是遵义会议他获得军事指挥权之后所指挥的第一仗——土城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毛泽东犯了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错误。
为什么说他不知己呢？当时红军刚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撤出，说得好听些是战略转移，说得不好听是被赶出了老家，成了游击队。打仗没有根据地是很惨的，首先没有粮食和兵源补充，其次伤病员问题不好解决，像当时陈毅老总的胯骨粉碎性骨折，得好几个人抬着走。
就在这样一个节节败退的过程中，毛泽东还要选择在土城打决战，本身就是个错误。湘江战役之后，红军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大部分将士不是牺牲就是被俘。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和有着优势兵力的白军在敌人的地盘上决战，注定会失败。
另一次失败是三渡赤水，毛泽东没有听聂荣臻、彭德怀等人建议，要跟中央军八纵队周浑元的部队决战。周浑元部队的兵力很强，当时以为他只有几个团，谁知道他有十几个团，而且用三天三夜筑成军事工事，加上重机枪、迫击炮等优势武器。红军一拨一拨往上冲，一拨一拨倒下去，损失惨重。后来敌军又从后面包围上来，毛泽东不得不忍痛撤退。当时连朱老总都拿着驳壳枪冲到前线去指挥了，可见那一仗败得多么惨。
今天说起毛泽东这些败仗，并不是说他不能打，毛泽东不是战神，他是一个人，但是他“不贰过”，接受了打败仗的教训，带领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这才是一个军事家的伟大之处。
《苦难辉煌》这本书主要讲红军长征的苦难。红军长征的背景当然是国共内战，但是从1927年到1937年，军阀混战其实比国共内战要严重得多，规模也大得多，最后的结果就是造成了日本鬼子乘虚而入。
当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各地的大军阀面和心不和，一直钩心斗角，他们都把红军当成第二大敌人，最大的敌人是国民党自己。最初蒋介石把红军往南赶，一直赶到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地盘。陈济棠一看不好，自己在这儿经营了八年，你把共军往这儿赶，我要是跟共军打得两败俱伤，你蒋某人趁机过来把我收拾了，那我不就玩完了吗？所以陈济棠给部下的命令是，防共第二，反蒋第一。
当时陈济棠和周恩来有个秘密协议，说如果打不过老蒋，你就往我儿这跑。我给你一个通道，五十公里宽，你爱去湖南、广西哪儿都行，就是别在我这儿安营扎寨。当然后来他还是收拾了一些掉了队的散兵，抓了几个俘虏向蒋介石交账。所以几十年以后，邓小平见到陈济棠的儿子还说，你老爹在广东混得不坏，建设有功啊。其实最大的功劳是不打红军。
过了广东就去湖南，湖南的何键是毛泽东的大对头，第一他挖了毛泽东祖坟，第二他杀了杨开慧。但何键对红军也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你活我也活，开一条路让过去，什么四道封锁线，其实也是松松垮垮。湖南西边儿就是广西，蒋介石下令让何键和广西的白崇禧构成一道湘江封锁线，然后让薛岳带了十几万大军在后面围追，可是又不许打，只用些火力往封锁线上赶就行了。
白崇禧有句名言“有匪有我，无匪无我”，他心里很清楚，要是有一天红军没了，那就是“兔死狗烹”。所以他也留了一条道让红军过去，但他也要捡个便宜，拦腰侧击一下。这一击不得了，只用了一个师的兵力就把红军的后续部队打散了，这才有了血战湘江。后来陈赓、粟裕这样的名将都说，湘江那一仗打得太惨，血流成河，喝的水里都有血腥味，把红军八万六千人打得还剩三万多人就是那一战。
交了这个学费之后就进入贵州。贵州的王家烈也是这个态度，你不打我我就让你过，拿点什么吃的喝的都无所谓。然后到了四川和云南也一样，云南龙云的私家兵都是彝族，枪法很准，相当能打，但是只要不动昆明，路过一点关系都没有。四川的刘湘和刘文辉也很能打，但是只要你绕过成都、重庆往北走，他们还鸣枪送客，只要你别回头就行了。
所以红军为什么能够生存下来呢？因为国民党军队内部有太多裂缝，相互之间争来斗去，毛泽东很懂得这一点，带着红军曲里拐弯就走过去了。但是张国焘就不同，他直接南下去跟四川军阀硬碰。川军那么能打，他最后八万多人只剩下一万多，逃回陕北去了。
《苦难辉煌》这本书不但写了国共内战的局面，还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局势。首先是日本侵占东北，东北丢掉以后，全国上下都对南京国民政府非常不满。有些历史书说红军北上是为了抗日，其实当时更重要的还是先生存下来，先得有一块地盘落下脚，然后才能求发展。当时毛泽东从一张旧报纸上看到，原来陕北有个刘志丹占了一块地方，周围十几个县无不赤化。毛泽东就赶紧派人去联系，这才有了后来的陕北根据地。
当然也并不是一到陕北就马上打开了新局面，当时红军的三大主力会合在一起虽然也有四五万人，但还有两万多被敌人切断在了河西。红军作了很多尝试，先是往东打阎锡山，但中央军一援助，阎锡山又给打回来了；往西是马家军[1]，往南有胡宗南，还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三十万大军；再往北就是一千多公里的大沙漠了，根本走不出去。
怎么办？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如果一直打不开局面，就到陕南或湖北、四川的交界处去打游击。可以想象，当时的红军虽然也有好几万人，要发展出一个根据地还是非常不容易。
但是历史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当时一个偶然因素的出现是“西安事变”。苏联有指示，不能用战争方式解决“西安事变”，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最大的矛盾是民族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必须先成立一个全国统一战线。在苏联态度的影响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红军的命运也有了新的转折。
（主讲马鼎盛）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共和国名将风采
张爱萍（1910-2003），四川达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曾任华东军区参谋长、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2003年病逝于北京。
张胜，张爱萍次子，曾任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役局局长，后下海经商。
我个人的生命安危不足惜，但如果签了字，我下面这些科学家、工程师，还有几万工人、几万解放军战士，都算站错了队，我怎么跟他们交代？
张爱萍将军是著名开国上将，他的儿子张胜当过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役局局长，父子两代都是军人并不奇怪，难得的是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求实稳健的军人风范。《从战争中走来》这本书既是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对话，也是老一代上将与新一代大校的对话。
先说说张爱萍将军的事迹，书中讲了两场具有代表性的战役，两场战役一胜一败。先说那场败仗，1941年1月，日寇试图打通平汉铁路，几万日军从北向南一路狂轰滥炸。当时那一带驻守的是国民党军队，虽然人数也有十几万，但还是大败不敌，节节败退。这样一来，铁路沿线的十几个县都空了，而日军的目的只是夺下铁路干线，广大农村他们是不去的。于是中共中央抓住这个时机，派出新四军的主力部队第四师前去接防。第四师在彭雪枫将军的带领下星夜兼程，很快完成了接收。但没想到2月日军就迅速战略撤离，国民党马上卷土重来，一看地盘被新四军占领了，二话不说就开了火。这样外战变内战，新四军吃了大亏。当时新四军虽然也有两万人，但部队是分散的，大部分将士都在农村忙着打土豪分田地，部队一时收拢不起来，而国民党军队却是十分完整的建制，其中还有一支青海马家军的骑兵师，这一通追杀使新四军损兵折将，从河南退到皖北以后，两万人只剩下一万左右了。
当时驻守皖北的正是张爱萍，他一看彭雪枫吃了这么大个亏，马上就腾出驻地接纳战友，说有好的枪械好的兵力你尽管拿去用。由此可见张爱萍将军的为人，他不会互相倾轧、落井下石。
第二场胜仗是1942年百团大战以后，日寇开始反扑皖北，围剿苏中。当时集中了三四万日军，另外还有一些伪军。新四军也有六万多人，但是武器装备不行。于是新四军的头号领导人饶漱石决定，暂时避开这个锋芒，把大部队撤出去，只留下一支偏师断后。
偏师的指挥是谁？就是张爱萍，当时他只是一个副师长，但语出惊人，说这个任务我不干。大家都吓坏了，这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给你的任务，你怎么能不干呢？其实张爱萍只是年轻气盛，他本着军人的风骨，觉得见到敌人不应该这样惊慌失措，怎么还没开火就要溜呢？大部队撤走以后，张爱萍带了一个半旅对抗三万多日伪军，他纯熟地运用游击战术，充分发动群众，带着民兵、红缨枪、大刀队，把日寇搞得鸡犬不宁，结果反扫荡才两个月就结束了。这在新四军纪录上是很卓著的。但从此以后，张爱萍也不得不面对很多流言飞语，有人说他孤傲、不合群、好犯上[2]。但张爱萍胸怀坦荡，他觉得只要把仗打好，对战友还是友善宽容一些，功过是非就留给后人去评说吧。
张爱萍将军一生立下很多丰功伟绩，其中有一点至今无人能比。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海军司令，他是唯一真正指挥过海陆空立体攻岛战的将领。那是1955年1月18日的“一江山岛战役”。一江山岛很小，只有0.7平方公里，至今仍是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岛，而当时岛上驻守了一千多名国民党士兵，并设有机枪、大炮、碉堡、铁丝网、水雷、地雷等各种障碍。这个登陆战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虽然解放军最后拿下了这个小岛，但伤亡比率也达到了1∶1.27，就是说，打死100个敌人，自己要损耗127个，这在国共内战当中是前所未有的。
因为拿下了一江山岛，大陈岛就唾手可得了，从此整个浙东海面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掌握之中。有一本小说叫《踏平东海万顷浪》，写的就是这场战役，意思是只要拿下这个0.7平方公里的小岛，整个东海也就踏平一半了。
另外，这场战役还有政治试探作用。1954年12月美国和台湾签订了军事同盟协定，中方想通过一江山岛战役试一试这个军事协定的底线，看看如果攻打台湾的话，美方会介入多深呢？结果打下一江山岛之后，美军动用了六艘航空母舰保护大陈岛撤退，这也是二战以后美国最大规模地使用航空母舰，从此中共的对台策略就比较小心谨慎了。
军科院的刘亚洲将军有一句名言，夺岛战役必须有敌人三倍的力量。比如想要攻打台湾岛，台湾起码有16万的陆军战斗力，那么三倍就是四五十万人，要把四五十万人同时送到一个岛上，而且是同步送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军事行动，其难度不亚于诺曼底登陆。
而张爱萍将军指挥的“一江山岛之战”有点诺曼底登陆的味道，因为当时的天气非常不好，风浪大，飞机出动困难。总参下命令，要求暂缓攻岛。张爱萍心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他拍板说：“打！”总参谋长粟裕心里打小鼓，问：“你有把握没有？”张爱萍说：“有，只要美国不介入我就有把握。”粟裕又问：“那你有没有绝对的把握？”张爱萍说：“打仗哪儿有绝对的把握——不过把握还是有的。”
他之所以有这个底气，是因为了解战场情况。他到距离一江山岛一公里外的头门山岛亲自考察过，对战斗心里有数，敢于负责，敢于承担。当然这样的举动再次招来误解和非议，不过一切迷雾最终会在事实面前烟消云散。
其实张爱萍最大的功勋在“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卫星）。当时中央军委下面有一个特委，专门搞高科技，由周恩来亲自抓，聂荣臻元帅主办，毛泽东点将张爱萍任一线总指挥官，带人到大戈壁建立了原子弹基地。
张爱萍在苏联学习过，所以在引进苏联专家的时候，他很懂得如何学习先进经验，但又不盲从，给国家避免了很多损失，少走了许多弯路。比如发射潜艇导弹，一颗导弹多少钱？4600万美元。在中国人连饭都吃不饱的五六十年代，中央能下决心拨出这么一大笔款来，确实不容易。当时张爱萍带领的那些研究人员有时候吃不饱饭，还要周总理亲自特批，其实也就一天加二两粮食而已。
当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全国上下都不知道，只有极少数军政领导知情。从1958年毛泽东下令要搞自己的原子弹，才不过短短六年时间就搞出来了。爆完以后中南海问，是不是真的核爆？
蘑菇云升起以后，一线部队就冲到核爆中心地区取样，证实确实是核爆，然后才上报中央，发布号外。但是当时西方人并不承认，说这不过是把一个核装置放在一百米高的铁塔上引爆，距离真正的核武器还差得很远。于是张爱萍就领着科研人员继续努力，第二年又实验了一次，这次把一个庞大的核装置缩小成可以投掷的武器，但西方又说，你这个有弹没枪，只能当核地雷使。结果中国科学家继续努力，终于在1967年成功制造出了火箭核武器。
不幸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整个军事工业很快陷入瘫痪，张爱萍也受了五年监禁，江青点名说他是特务、假党员。他挨了整，两条腿和一只胳膊残废了，一只眼睛失明，肋骨也断了几根，但他拼死扛住“四人帮”的诬陷，始终不肯签字认罪。
他说，我个人的生命安危不足惜，但如果签了字，我下面这些科学家、工程师，还有几万工人、几万解放军战士，都算站错了队，我怎么跟他们交代？祖国的“两弹一星”怎么办？按照你们让工人去设计喷气式战机，能在土跑道上起飞等，那都是“一堆废铁”！“一堆废铁”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敢说出来的，只有张爱萍将军。
“文革”结束后，张爱萍重新回到国防科技战线领导国防科技事业。1980年5月，他成功组织指挥了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的发射，为国防科技的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
（主讲马鼎盛）
《松山战役笔记》
中国八年抗战的缩影
余戈（1968-），曾在部队任雷达技师、宣传干事，后调入解放军出版社，现为《军营文化天地》杂志副主编。
缅甸国土上建起那么多日军墓碑和忠魂塔，不是政府行为，是民间自发的。在一点上，日本军民非常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