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余家的情况像是很熟悉的?”越素贞一边登踏新街河岸的梯坎,一边询问身边的陈健。
“怎么不熟悉?余耀子的二姐就嫁到我们吉洞坪陈家,是我的隔房嫂子;加上老营长的关系,我们三人常时往来,哪有不熟的道理?”
“昨天晚上,我同奉楠去过他们家,没见着耀子兄弟。我看他们家也不像是茶洞的旺族,怎么码头这么大的一块地方,也是他家的呢?”
“这个——说来话可就长了。当初乾隆在位的时候,清朝政府为警戒苗民造反,便在湘西屯兵,制台设在凤凰。那任制台来湘西时,因慕莲子溪的名,在洞中邀约余耀子的高祖余朝拔出洞做事,余朝拔虽然应邀出洞,但不甘一辈子做制台身边的幕僚,想从基层干起。正好,当时制台大人对永绥正台(当时百姓对县级行政长官的俗称)与胁台不和而放心不下,就命余朝拔来永绥当知政参军,以协调双方的矛盾。
“永绥正台知道制台的用心,当然不容余朝拔在自己身边碍事。那时,上级决定把胁台所在地从卫城迁往茶洞,正台趁机将余朝拔叫来茶洞监管修筑城池。当整个城池修到西门将要完工的时候——不知是人为的因素还是自然的结果——祸事发生了,余朝拔那天单人独自登上城门洞跳架上去察看施工情况,好好的跳架突然断裂倒塌,将他砸死在树料和跳板下面。
“这事当然是瞒不过去的,正台就将余朝拔的死及时向制台作了报告。制台怀疑伤感之余,却又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上报朝庭给予抚恤,这时乾隆已死,嘉庆接了位,当时嘉庆下诏,让余朝拔后人沿袭明代贯例,世袭上行打粮以作抚恤,还将西门内外所有公地——从天王庙坎脚田、杨两户人家,及老衙门下面起,一直连到城外河码头,全部划给余家后人作建房地基,并且又在对河二岸分了茶山、田园,所以余家才有这么宽的地方。
“不过,经过若干岁月,现在余家已没有从前那种声势了。有人说是因为他家世代打粮,吃百姓的冤枉吃得太多,以致后代不发人。他家原有五大房,可除长房之外,别的房族都只是有女无儿,有的甚至儿女全无,无论一人找几个老婆都是这样。因此,其他房族常常要到长房的男丁里找人过继过去延续香火,以继承产权。有时,即使过继也无济于事。有的过继之后,同样不能生儿育女;有的刚刚决定过继的事,孩子就先死了。余耀子有个兄弟叫余敬双的就是这样,长到3岁之时,家族决定将他过继给三房,准备三天之后举行过继仪式。到了这天,堂中仪式刚刚完成,大家正准备举杯祝贺,原本长得活泼健康的余敬双就突然死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
“这的确奇怪,那孩子得的是什么病,后来呢?”越素贞听得不免动容,随即又问。
“后来医师说他得的是天花,可天花哪有这么快的?又有人说是被人下了毒,可又找不到任何证据。于是就有人说是因为打粮造成的结果,上天本不容他家有后人,但因余朝拔建城有功,就只容他家长房延续香火。之后又过了三四年,他满兄弟余敬福又到3岁的时候,家族再议把余敬福过继到3房,耀子的父亲倒是没什么意见,可他的母亲杨有元和大姐余金姑却死活不依。当时早就出嫁了的余金姑同丈夫正在常德做生意,听到这事后立即从常德赶回来,第二天就把这小兄弟带回常德去了。”
“现在余氏家族除长房外,其余的在茶洞几乎没什么人了。他们的房地几经变迁,现在大多都出卖或转让给了外姓人。比如我知道的就有很多:城内田雕匠下面的房屋卖给了侯祖全他们家,老屋隔壁卖给了汪子俊家,城外西门对面的房子卖给了杨家,左边你们住的客店原来也是余家的产业,只是早就出卖给覃家了。再说耀子的姑母很多,他祖母是个及爱面子的人,为了打发姑娘出嫁,又变卖了不少田地、房产;而他祖父又只知习武游历,不大爱理家事,到现在,他家就只好这样了。”
“啊,原来是这样。那这打粮又是怎样的呢?”
“打粮就是在市场粮食买卖中收税,而收得的税款却是私人占有。”
“这我知道,只是详细情况不了解。”
“我也不知道详细。不过以后遇到逢场天,你去米行看看就知道了。大概是余家制有多种度量器具,碗、升、斗、扈什么的,只要你去卖粮食,都得经过这些器具过量,然后方可出卖。大略是每一百斤要收两斤的打粮费,或交粮或送钱,随卖主的便。不论大米包谷,或是荞麦豌豆,反正只要是粮食,都得这样。”
“要是别人自己用称称,不去用那些器具量呢?”
“那可不行,那样干就是黑市买卖。如果那样干,不用余家人出来说话,只要让汪子俊这些人知道了,不把你搞得倾家荡产是不会善罢干休的。这家伙心狠手辣,仗着自己是县党部廖专员的大舅子,平时就无事找事,老是想着如何去敲别人的竹杠,要是知道你卖黑市,有了把柄,那还得了!”
“这汪子俊就这么坏?”
“哼,以后你会知道的。为打粮这事,前年我们就协助耀子同他较量了一次,到底还是被他占了上风。”
“啊,那是怎么回事?”
“嗳,何夫人在那儿等着了……”来到公路上,陈健起眼看见站在汽车旁等待的张玉环,便没接着回答越素贞的问话。大家一直朝张玉环走去。
见到众人的到来,张玉环很是高兴,她一边登上驾驶室,一边招呼越素贞过去同她坐在一起。越素贞想接着听陈健说故事,就把驾驶室的位子让给沈崇文去坐,而张玉环也就不再坚持。大家上了车,汽车便开动起来。
车厢里,越素贞再次要陈健把余家打粮同汪子俊发生磨擦的事说给自己听,熟知茶洞掌故的陈健,又滔滔不决地打开了话匣子。
“前年,我同老营长受命将常德厂里的货(枪械)押回茶洞,刚一拢地耀子就找上了我们,说是汪子俊以抗战需要为名,准备把打粮权收归镇政府。他要我们帮忙,去县党部与汪子俊论理。当时汪子俊刚来茶洞任职,气焰很高,说是余家若不退出粮行,要把他全家男女老少抓起来坐大牢。余家上上下下尽管心里不服,却也毫无办法。听说那时相泽老伯急得直到堂前打转转,不时向堂中两宝磕头——余家自认有两件宝物,它们就供在神龛上,一件是家谱,另一件就是嘉庆帝的诏书。
“谁知耀子却完全不理会这一套,他独自一人跑到衙门,指着汪子俊骂:‘你狗日的汪子俊听着,我家打粮是嘉庆爷恩准的,你若敢强占,老子一把火烧了你这烂衙门,再找人把你婆娘女儿剥光起,拿到大街上曝尸’。汪子俊当时还并不知道耀子是什么人,听了他的漫骂,急忙喝令镇公丁拿人,可镇公丁没一个人敢上前,全都眼睁睁地看着他骂。耀子骂了一阵后,又大摇大摆地走了开去。
“过了几天,汪子俊这才打听到,骂他的人是余家的抱养儿余耀子,有一身好功夫,光棍一个,天不怕,地不管,说到做到,纯粹一个滚龙人。这下他可犯了思量——也不知汪子俊究竟干了多少坏事,他也是只养女不生儿,两个女儿大的16岁,小的14岁,全长得像模像样,平时,汪子俊对她们疼爱极了——要是真让余耀子做出什么歹事来,那吃亏的还是他自己。思量之余,汪子俊看准耀子不是余家亲骨肉,先是收买,说是只要耀子不管这事,日后他一定以重金酬谢。可耀子不为所动,汪子俊没法,这才搬出了县党部,要廖专员派人,先把耀子抓起来再说。
“这事正好被我和老营长撞上了,大家只得一起去县党部论理。老营长对廖专员说:自己也是余家人,正在前方打仗;打粮照现在看虽说过分,但却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是余家赖以为生的职业,如果政府定要收回,那就应当将余家能够工作的人预先作好安置,不能说收就收了,别的一概不管;如果县党部硬要这样做的话,那怎能让我们在前方作战的将士放得下心?出了事又归谁来负责?
“耀子听了老营长的话后也接着说:不让余家打粮可以,不过他得到政府找份事做,这才不致丢了饭碗;别的他干不了,当个副镇长完全没问题,可以专管镇公丁,负责他们的训练,工资不要多,只要能养家糊口就行;不然大家没了饭吃,全都去当土匪,到时不论你是县党部还是镇党部,大家都莫想得安稳觉睡,谁叫你们要官逼民反呢?
“廖专员当然不会同意这个要求,但又碍于我们这么多枪兵,没办法,他就同老营长私下商定,来个折中处理:一个月6个场,逢5由余家上行打粮,逢10由镇政府——其实是归他汪家上行打粮。
“开始,耀子还不同意这个协议,说是这样,他家就平白无故地损失了一半收入,家里无法生活得下去。后来经我和老营长一再劝说,他才答应下来。回到家后,他跪在堂前神龛下立誓,说今后若不把打粮祖业全部争回来,他宁愿打一辈子光棍;同他汪子俊斗,不死不休。后来,他就常去结交社会上的滚龙人,黑道白道都有他的朋友。从那以后,我们又有好长时间不见面了,不知他现在怎么样。”
“那他还真是够义气的,不是余家亲生,却又为余家这么卖力,不知他究竟是什么来历?”
“这个你可是问对人了。他的来历除我之外,只怕连老营长都不知道,平时也没有谁敢说他是抱养儿。”
“你又怎么这样清楚呢?”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他二姐是我隔房嫂子,我是听嫂子说的。”
“他是怎么来的余家呢?”
“这事,可就得从他的祖父余腾鹏说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