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务局长说道：“为了能让孩子尽快复学，明天，我就到县长家去汇报这件事的处理方案。我对县长说，这件事，只能定性为学生群殴警察，起因是因维护社戏秩序而起，双方各执一词，皆因无第三方证人而无法支持各自的说法，由此只能定性为普通的治安事件。但因警察被打成重伤，事件的直接起因者的家人能主动看望伤者，安抚家属，由此已取得伤者和家属的谅解，于是双方当事人同意和解。鉴于警察已被打成重伤，医疗费用，双方各负担一半，以医生开据的药方为准。警察在执行公务时不能细察，有失职之嫌，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又因重伤，短期内不能到岗服役，给警务工作带来不便，由此，养病期间停发薪水，亦是以此来警示其他警员下不为例。”
说到此时，警务局长看了看郑老爷子，接着问了一句：“老爷子，这样还算公平合理吧？我们是花些药费，但毕竟我们的孩子没有受伤啊！”
“是的，这事的起因与孩子有关，毕竟学生把警察给打伤了，这样断的话，还是蛮公平的。县里都知道我们两家的关系，这样，你也不会落个徇私枉法的名，这不很好吗？”
“别急嘛，老哥呀，你以为这样处理就完事了吗？还有事，我没说呢。”
“你说，你说，我仔细的听着呢！”
“这警察家的生活状况一般，近几年，我们县不是旱，就是涝，物价一直很高，据我所知，这警察家的人口挺多的，肋骨折了，最快也得三四个月才能上班，虽说是因执行公务而被打伤，但毕竟以证据不足为由，局里不给这人开薪水的，为求心安，从道义出发，老哥，你看这样行不行，让这两个孩子以给营养费的名义再给伤者一定的补偿。”
“不用说了，我听明白了，伤者家里的生活不是困难吗？我家条件好，给伤者点补偿，这是完全应该的。家里没有别人，这回的事，两个孩子已经够幸运的了，好在跟前没有旁证，否则还不得真的成了反满抗日了，那岂不成了死罪吗？这两个小子，也是看出了没有旁证才咬得这么死，这么硬，从这点看，这两小子，挺有心眼的，有股子狠劲，冲这样，这次是破财了，但也值了。不用再说了，这事，我看啊，就照你说的办吧！”
“你觉得可以，但想过没有，我大体算了一下得不少钱的。”
“孩子出来了，我就让那警察出院回家养去。这病没有什么好办法，不像是胳膊腿折了，得打上链子，躺在那里就不能动了，这病打不了链子的，只能慢慢养，这样还能省几个子，但我估摸啊，等他上班后，药方子出来了，这几个月也得不少钱啊”，警务局长大声音说着。
“先不说他养病的钱，到时看药方子就得了，孩子先出来再说。只要人平安就好，不然，孩子他妈不知道又得怎么说我呢！”
“药费好办，主要的是这营养费不好办啊？你说，给多少好啊？给多了，对不起老爷你了，社会上的人要是知道了，准得骂我不够哥们，不讲究，白朋友一场；给少了，那边又是我的警员，一些人恐怕要说我不给属下撑腰，以后谁给我卖命办事啊！不是我向你叫苦啊，我这个差事，这些年得罪了很多人，说到底还不是为了生活，家里人好有口饭吃吗？”
“老弟啊！你不要说了，这些事，我都懂，其实，这些年，你也挺不易的，毕竟不是给中国人当差，就是办了好事，一些人恐怕还在背后骂你是日本人的狗呢！”
“是啊，老哥，这些年，其实，我是半人半鬼地活着啊！这年头儿，眼看着小日本就要完蛋了，可没谁真心给日本人当差了！可眼下，不管背地里有多少人骂我是汉奸也好，卖—国—贼也好，既然当这个差了，就得管事吧？再说了，不管怎么着，治安这差事总得有人干吧，别无所求，只求于心无愧了。”
“是啊，老弟，不要多想，做事对得起良心就行了，谁爱说啥就说啥吧！”
“得了，不说这些了，还是说说这营养费的事吧！”
“这样吧，不管药费多少了，等鸟警官上班后，药条子出来了，我按药费的一半给他营养费，你看行吧？”
“他这伤啊，一个月下来，还不得他两个月的薪水啊！这是不是有点多了？”
“我听说，一个警尉，一个月的薪水是31—35元大洋票吧？按从前的标准衡量，一个月也就2—3个大洋，我们给他按半年算，药钱是薪水的两倍，这半年薪水也就不到20个大洋，那药钱也就是40个大洋，这样，就得相当于一个农民6—7口人的家2年多的收入，再加上药费，总共也不到60个大洋，我看行。”
说完话，郑老爷子顿了一下，坚定地说道：“不要再算了，就这么定下来吧，老弟有时间，赶紧向县长汇报，把孩子放出来就得了！”
“今天不是才三天吗？县长的意思，要让孩子在里面多呆几天呢，县长说是为孩子好，出来后好多长点记性，这也是一种历练。”
“我的局长大人，不要再拖了，你就眼看着拙侄在那阴森恐怖的屋子里呆着啊？”
“我也不想让贤侄在那屋子里呆着，可这是县长的意思，你说，我敢违抗吗？”
“既然是县长的旨意，那就等你向县长汇报完再说吧！”
“哦，就得先这么办了，再拖个一日两日的，县长的火气可能也不会太大了，到那时，事就好办了，我得先找县长身边的人问问县长这几天的情绪怎么样，得找县长高兴的时候我再去的。”
“对了，说了半天了，我还忘了问你那个叫鲍广德的学生的家长来了没有？”
“鲍广德的家住二区流水的山湾村，离这好几十里路呢，现在农村正是忙着春耕的时节，哪有人出门上县里来啊！鲍广德的家，在县里又没亲戚，家里是不会知道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的。”
“哦，说起他，我想起来了，这给鸟警官的费用，你们俩家二一添做五，负担不就减轻了吗？这样看，我也就对得起你老兄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农村人没时间上县里来，家离这远，不方便，那你就派个家人去一趟鲍广德的家，商量商量这事怎么办呗！”
“农村这么忙，去人家干啥去？再说，我家虽说有买卖，但不也有不少地呢吗？不也是正用人干活的时候吗？”
“老哥，你没明白我说话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去鲍广德家看看他家能出多少钱，我明确告诉你吧，县长是执意要把这两个孩子开除的，要想不开除，你们不得给县长送礼啊？”
“我明白了，是不是你已经上县长那去过了，县长明确表态要开除这两个孩子了？”
警务局长没有回答。
郑老爷子一听，明白了八—九不离十，单凭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把孩子放出来了。沉默了一会儿，说道：“送礼，送礼，这礼一定要送，我不会让你为难的。但说到这鲍广德家能出多少钱吧，恐怕就别指望了。”
“你也没去，怎么能说指望不上呢？你对他家的经济状况了解吗？”
“我实话对你说吧，我虽然没上鲍广德家去过，但他家的经济状况，我还是很了解的。他家九个孩子，大姐结婚了，大哥二哥也结婚了，家里只有不到50垧地，他大哥是个瘸子，虽说在天安县开了个中药铺，挣了几年好钱，但去年一下子就花光了。”
“你怎么知道人家的钱一下子花光了？他们家的钱又没在你家放着！”
“那鲍广德，星期天时，总爱到我家来看书，去年有一段时间到我家来时，人瘦瘦的，也不爱吱声，后来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的书可能念不下去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大哥，也就是这个瘸大夫，在天安开药铺，人手艺不错，挣了点儿钱，但挤了本地人的生意。那的人欺生，不知是谁跑到江东（当年当地称今天黑龙江嫩江以东，在今天吉林省的大安市嫩江与松花江交汇以东的地方）勾结土匪，到他家看病时，一来二去的，关系处得挺好，这土匪取得瘸大夫的信任后，便给瘸大夫弄了一些紧缺的药品，结果，有一次，那进药的人到药铺的当天晚上，就被人告发了，说他大哥私通江东的抗日游击队，结果被抓走了，给瘸大夫进药的那人，一口咬定他是来给游击队买药的，不是给这瘸大夫进药的，这样，就以反满抗日为由，把瘸大夫抓紧局子里去了。进了局子就得想法子往出捞人啊！最后，没办法，把自己家的钱，还有借的，都给人送礼了，瘸大夫才算保住了自己有家人的命。命是保住了，可是钱没有了，并且还欠了外债。现在，他家就指着那点地活命呢，一个地里刨食的人家，至多也就够个年吃年用吧！你说，我还能指望他家什么啊？”
“既然是这样，那大哥你就这样办呗”，警务局长说道。
“怎么办？”
“这给县长送礼的钱可不能少啊！他家又拿不出来，不行的话，咱就少送点儿，把云海弄出来就得了，那鲍广德开除就开除吧！反正看他家的经济情况，这书只怕是念不下来了，与其让他家花钱送礼念书，还不如现在趁此机会不念，好帮家里一把呢！”
“这事可不是咱家办的啊！人家孩子，虽说起初抢书是他引起的，但后来是咱家孩子把人家拉走的，不然，人家可在那管着学生秩序呢！给人家孩子讲完书，说那小日本是驴子和兔子尾巴长不了等等的话，可是咱家孩子说的啊！你说，真像老弟说的那样做，我们多不仗义啊！让人知道了，谁还和我们处了。”
警务局长没有作声。
郑老爷子又开口说道：“这鲍广德家是没什么钱，家里都是农民，但学习好，会办事，人又长得好，多好的一个孩子啊，那是人见人爱啊，能帮的话就帮一把，咱可不能做损人不利己的事啊！再说，那鲍广德又是咱家孩子最要好的朋友，他们俩学习成绩可谓旗鼓相当，不分上下，这下你考第一，下次准就他考第一，两个人飙着劲学上了。”
“是啊！我看那鲍广德也不像是个不懂事的学生，你说，他家怎么这么倒霉，竟然摊上了这样的事。”
“那还不是咱家的孩子爱显皮知道的事多吗？不然人家孩子也摊不上这事啊！”
“郑老爷子，你真是个爷，你是办事来了，还是数落你儿子的不是来了？”
“事不是办的差不多了吗？要不怎么说这些呢？”
“爷！爷！你真是个爷啊！”，局长边说边对着郑老爷子翘起了大拇指，并说了一句“真爷们，这辈子，交你这样的朋友没白活，值了！就冲你这点，我现在就找县长去！”
“别急啊！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你不急了？我的老哥哟，还有什么事，你快说吧！”
“你可能不知道吧，这个要被县长开除的鲍广德，就时当年考国高时那个全县第一的，他是当年的状元，他的老师，就是刚调到南关小学不久的教务长刘玉宏，也就是二区流水小学的刘校长。”
“唉呀！你怎么不早说啊？这事不就好办了吗？你去找鲍广德的老师刘校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