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李汝珍这种思想并不是偶然的,也不完全是幻想,而是得之于社会的暗示,因为在他当时和稍前曾出了许多女诗人,清代妇女才学的发达,也是两千多年来所未有的。清初陈维寂撰的《妇人集》,凡九十七条,记的都是明末清初妇女能诗词者的轶事。嘉庆初,许夔臣选辑《香咳集》,录各家妇女诗,少则一首,多则三五首,前缀小传,凡三百七十五家,其自序云:“自昔多才,于今为盛。发英华于画阁,字写乌丝;摅丽彩于香闺,文缥黄絹……拈毫分韵,居然脂粉山人,绣虎雕龙,不让风流名士。”到了道光年间,蔡殿齐编《国朝闺阁诗钞》十卷,合有百家,选择甚精,可以代表道光以前的清朝一代的女诗人3这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中的“百花才女”。她们的歌唱虽然还不能跳出“吟风弄月,春思秋怨”的范围,但也唱出了她们想了解世界、想探讨学问、想陶冶性情的时代心声:“足不逾闺阁,身未历尘俗,茫茫大块中,见闻苦拘束。风雨恣搜罗,得意必抄录,自笑女子身,乃如书生笃。学问百无能,探讨性所欲,岂但填枵復,或可正芳躅。遥遥一寸心,前修自勉勖。”(王满《读史》)可见,李汝珍对社会是关注的,因此能够在风雨如晦的环境中,看到光明,看到进步,看到新生,能够真诚地为妇女设想一种正式的教育制度、参政制度,具体地提出了解决妇女问题的方法,虽然在当时是不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看,《镜花缘》比同时的《红楼梦》及一些才子佳人小说要进步得多。
第四,显扬才学,反映时代之风尚。
梁启超说清代两百多年的学术,是“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尤其是乾隆、嘉庆时期的几代学者,虽身处逆境,却仍潜心于学术,孜孜于典籍,从而在开拓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金石诸领域取得了新的学术成就,结出了清代独有的学术硕果,即以考证的方法治学的乾嘉学派。这种言之有据、质朴无华的学术风气,必然会影响有清一代的文坛。正如胡适所说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博学的时代,故那时代的小说,也不知不觉挂上了博学的牌子。这是时代的影响,谁也逃不过的。”确实的,连《红楼梦》也没能逃过,不过它不是挂上博学的牌子,而是把“博学”融化在艺术形象中,而《镜花缘》则直接显示了同考据派的深刻渊源。作者曾托黑齿国紫衣女说,“学问从实地上用功,议论自然确有根据”,因而他的作品多从学问上用功,多从自己得之于书本的知识结构中寻找“有根据”的创作灵感。
一是古代神话知识的应用。《镜花缘》写到的几十个国家的名称,大都出自《山海经》等古籍,一一都有来历,那些珍禽异兽奇花仙草的名称,也都各有所本,像驳马见《西山经》、人鱼见《异物记》,木禾见《淮南子》、肉芝见《太平寰宇记》等。作者虽然只晕以“古”为本,生发开去,为表现思想服务,但也体现了当时言之有据的学风。
二是关于音韵学、经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确实是很踏实的学问。如第十六回至第十九回黑齿国的识字辨音之争,第三十一回的切韵表等,显然是在炫耀他治音韵的才学:又如唐敖、多九公在黑齿国女学堂里谈经,论《论语》宜用古本校勘,论《易经》王弼注偏重义理,“既欠精评,而乂妄改古字”,还有唐闺臣论注《礼》之家,以郑玄注为最善等,都是当时经学盛行的副产物。
三是着力介绍古代各种文娱活动。如琴棋书画、灯谜、酒令、双陆、马吊、射覆、蹴球等等,其中很多在当时是已近失传的东西,作者就把自己掌握的书本知识写进作品,虽然旨在表现才女们的多才多艺,但是介绍多了,也就失去了文学意味,让人觉得作者是在逞才,而非创作。
总之,作品中知识性的描写,学问式的议论,大多是在炫耀作者的才学,同时也反映了博学的时代风尚。鲁迅把《镜花缘》归人“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之列,这种概括虽然不能涵盖整部小说,但也说明这是《镜花缘》的主要内容之一。
三、丰富而幽默的讽喻艺术
我国古代文学有一种传统的“讽兼比兴”的表现手法,即运用比兴的方法来达到讽喻的目的。在韵文方面,《诗经》、《楚辞》到唐宋诗词,都有大量的以此喻彼、托物起兴的讽喻作品;而早期的小说,也常常“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1)。到了《镜花缘》,作者则借对神话传说的虚构生发来象征影射,从而创造出一个既超越现实又不离现实的神话幻想世界。它不同于写实为主的《儒林外史》,在某种程度上说更接近于魔幻化讽刺小说的荒诞特征,但它又不同于魔幻化讽刺小说的过分滑稽乃至油滑,而表现出一种较为高雅的幽默氛围。
首先,从整体构思与具体表现看,作者是运用多种手法对神话传说进行生发虚构,来组构象征体系,表现讽喻意味。
一是承用旧名,杜撰新事。女儿国本于《山海经》之女儿国。《海外西经》说:“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大荒西经》说:“有女子之国”,下有郝懿行引《魏志》:“有一国在海中,纯女无男。”《镜花缘》的女儿国则没有:“水周之”、“纯女无男”的特点,其中有男有女,不过国是以女为君,家是以女为主,男子是受女子的支配,这是借女儿国之名杜撰出来的故事。它在表现男女平等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同时,象征影射了当时男女极端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另外,像淑士国的故事、白民国的故事,都是借名杜撰的。
二是抓住一端,生发开去。有的是生发故事,间接讽世:《海外东经》说君子国人“衣冠带剑,食兽,使二犬在旁。其人好让不争”。李汝珍就抓住“其人好让不争”生发开去,设想出一个君子国来。市场上做买卖的,卖的要低价,买的却出高价;一个非高不买,一个非低不卖。这样“好让不争”,虽然有些矫饰反常,让人感到滑稽可笑,但也是对当时社会好争不让、缺少君子风度的一种影射、一种反讽。大人国故事则是根据《博物志》的大人国人“能乘云而不能走”的特征加以发挥的。有的是生发议论,直接讽世:第九回唐敖就精卫用心之专议论道:“此鸟秉性虽痴,但如此难为之事,并不畏难,其志可嘉。每见世人明明放著易为之事,但却畏难偷安,一味蹉跎,及至老大,一无所能,追悔无及。如果都像精卫这样立志,何患无成!”还有借山鸡的刚烈血性,发“世人明知己不如人,反靦颜无愧”的议论;借人鱼的受恩知报,抒“世上那些忘恩的,连鱼鳖也不如”的感慨。这种类似“托物起兴”
(1)李善注:《文选》三十一引《新论》的艺术手法,较好地体现了作品的讽喻特色。
三是漫画解释,类型勾勒。李汝珍为了达到讽世的广度,往往对神话传说中的一些奇形怪状作漫画化的解释、类型化的勾勒。《海外东经》说毛民国“为人身生毛”,《镜花缘》就解释说是“因他生性鄙吝,一毛不拔,死后,冥官投其所好,给他一身长毛”;《海外南经》说羽民国“其为人长头,身生羽”,《镜花缘》则解释说是因为他们最爱奉承,爱戴高帽子,渐渐地把头弄长了;又如犬封国的狗头狗脑,穿胸国的狼心狗肺,长臂国的四处伸手,豕喙国的撒谎成性等等,作者就像一个漫画展的解说员,给读者讲解描述各种“类型”人物的形成与特征,一幅一幅,既有讽刺,又寓劝诫,合而观之,就是当时社会一部丑陋的“现形记”。
其次,关于作品的美学风格。如果说滑稽、讽刺、幽默是喜剧的三个审美范畴的话,那么,明清时期的这几部讽刺小说,正好有所侧重地体现了三种美学风格:《斩鬼传》等寓讽刺于滑稽,风格显得比较轻佻;《儒林外史》寓讽刺于写实,风格显得比较凝重;而《镜花缘》是寓讽刺于幽默之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比较轻松的风格,它预示着人类将愉快地把该否定的东西送进历史的坟墓。
寓讽刺于幽默,常常表现出一种巧妙的揶揄、乐观的自嘲。
第五回对武太后怒贬牡丹花的讽刺。当上官婉儿看到上林苑两千株牡丹花快被炭火炙焦时:
上官婉儿向公主轻轻笑道:“此时只觉四处焦香扑鼻,倒也别有风味。向来公主最喜赏花,可曾闻过这样的异香么?”公主也轻轻笑道:“据我看来,今日不独赏花,还炮制药料哩。”上官婉儿道:“请教公主,是何药料?”公主笑道:“好好牡丹,不去浇灌,却用火炙,岂非六味丸用的炙丹皮么!”上官婉儿笑道:“少刻再把所余二千株也都炙枯,将来倒可开个丹皮药材店哩。向来俗传有‘击鼓催花’之说。今主上催花,与众不同,纯用火攻,可谓‘霸王风月’了。”
对专横粗野的女皇的讽刺,是在才女风趣的笑语揶揄中表现出来的。这里,不是严肃的讽刺、激烈的否定,而是一种温和、自信的“扬弃”。
第六十七回对林婉如、秦小春在放榜前夕一反常态、举止失措的描写,“立也不好,坐也不好”;醒着也笑,梦中也笑;还“立在净桶旁边,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倒像疯癫一般,只管大笑”。倘若就此搁笔,那与“范进中举”还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可是作者又让舜英出来揶揄一番:“二位姐姐即或乐的受不得,也该捡个好地方。你们只顾在此开心,设或沾了此中气味,将来做诗还恐有些屁臭哩”。既嘲人又自嘲,便把原来一点悲剧意昧都冲没了。
第十八、十九回写唐敖一行本想在黑齿国女子馆摆些资格,卖弄些学问,没想反被红衣女子、紫衣女子驳得“汗如雨下,无言可答”。过后唐敖说道:“原想看他国人生的怎样丑陋。谁知只顾谈文,他们面上好丑,我们还未看明,今倒被他们先把我们腹中丑处看出去了!”于是,三人“只觉自惭形秽”,“只觉面目可憎,俗气逼人”,“只觉无穷丑态”,赶快“躲躲闪闪,联步而行”地潜逃了。他们不是那种不知己丑、又把丑自炫为美的滑稽人物,他们敢于自省、乐于自嘲;能够自知其丑,又能够愉快地与自己丑的东西告别。这就是幽默的本质。
寓讽刺于幽默,还常常是和超现实的理想紧密结合的,即在艺术世界中的意象并非现实的模拟,而是把真实、理性、逻辑让位于想像,从而构筑一个生动、奇幻的艺术境界。像作品中常常运用一种和现实颠倒对照的手法,以及“反诸其身”的手法,如君子国的好让不争的描写,女儿国女比男强的描写,两面国的强盗向夫人求饶的描写等等,那些在现实中尚不能否定、但却该否定的事物,在理想世界中被轻松愉快地送进了坟墓。
四、与《镜花缘》相类的“炫耀才学”的小说
《蟫史》和《燕山外史》是两部用文言写成的章回小说,与《镜花缘》是同时代的作品,因为鲁迅曾把它们与《镜花缘》放在一起,作为“炫耀才学之作”,所以,我们在这里作简要介绍。
《蟫史》,二十卷。作者屠绅(1744),字贤书,号笏岩,江阴人。二十岁中进士,曾任云南师宗县知县,寻迁甸州知州,官至广州同知。著有笔记小说《六合内外琐言》和《鹗亭诗话》等。
《蟫史》一书叙桑螞生海行坠水,投人甘鼎麾下,帮助他平定苗族叛乱的故事。桑螞生是作者自况,甘鼎即乾隆末年平定苗乱的傅鼎。这是一本才子佳人与神魔揉合的小说,思想浅薄,而文字古奥,正如鲁迅所说,“虽华艳而乏天趣,徒奇崛而无深意”。
《燕山外史》,八卷。作者陈球,字蕴斋,秀水人,家贫以卖画自给。他以明冯梦桢所撰《窦生传》为蓝本,用骈文写成了这本三万余言的小说。成书时间在清嘉庆十五年(1810)前后。
书叙明永乐年间,书生窦绳祖就学嘉兴,与贫女李爱姑相恋,但窦父强迫他娶淄川宦族之女为妻,将窦生与爱姑拆散。爱姑为金陵盐商所骗,流落为妓女得侠士马遴帮助,回窦生家。但窦妻悍妒,窦生与爱姑不堪忍受,双双逃走。后又因唐赛儿起义,这对情人被冲散。待战乱平定,窦生回家,家产荡然无存,妻亦离去,孑然一身,孤苦伶仃。此时,爱姑忽至,言战乱中避难于尼姑庵。二人团聚,窦生中举,官至山东巡抚。爱姑生子,寻乳媪,竟是窦妻。窦妻不思悔改,又设计陷害侠士马遴,牵连窦生。后得昭雪,窦生与爱姑成仙而去。
以骈体文作小说,早有唐代张鹫之《游仙窟》,但这篇传奇小说在中土久已失传,陈球没有机会看到,因此,自以为是独创,颇为得意他说:“史体从无以四六为文,自我作古,极知佞妄……第行于稗乘,当希末减。”
这本《燕山外史》不脱才子佳人小说旧套,用骈偭体,文字呆板,无可称道,但用骈偭体写成长篇,毕竟极为罕见,略提一笔,说明小说史上有此文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