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亨利韦尔斯：《中国文学与外网文学之比较研究》，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第3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第四节）《镜花缘》
一、作者与版本
李汝珍（1763—1830）1，字松石，大兴（今北京市）人。《顺天府志》的《选举表》里，举人进士行列中没有他的姓名，大概也是一个科举上不曾得志的秀才。另外，《顺天府志》的《艺文志》里没有载他的著作，《人物志》里也没有他传记，因此，关于他的生平思想，目前只能从他的《李氏音鉴》与余集的《李氏音鉴序》等资料中，勾画出一个粗略的轮廓。
1782年秋，李汝珍随兄李汝璜移家到海州之板浦，“受业于凌廷堪仲子夫子，论文之暇，旁及音韵”吒由于凌廷堪精通乐理，旁通音韵，故李汝珍自说：“受益极多。”到1793年，凌氏补殿试后，自请改教职，选得宁国府教授，1795年赴任。此后，李汝珍便因道路远隔，不常通问了。但他却与一大批朋友往来切磋韵学，与内弟许桂林相处尤其密切。许桂林在《李氏音韵—后序》中说：“松石姊夫，博学多能，方在朐时，与余契好尤笃。尝纵谈音理，上下其说，座客目瞪舌挢，而两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1801年，李汝珍任河南县丞。从《大清历朝实录》的记载及许乔林的《送李松石县丞汝珍之官河南》诗中可知，嘉庆年间黄河多次决口，水势泛滥成灾，苏、豫两省治河，役使民工达数十万人。“熟读河渠书”、“及时思自现”的李汝珍，毅然决然地投效河工。他亲眼看到那些治河官吏见钱眼开、置灾区人民生命于不顾的现状，亲耳听到数十万河工大军要求兴工治河的呼声；他认为，百姓的正当要求应当得到朝廷的重视，这是谁也违背不了的。“他年谈河事，阅历得确验”，这就是李汝珍从阅历中得到的一点真正的体会。
1805年冬，李汝珍再度官于河南。同年，《李氏音鉴》基本成书，李汝璜为之作序。
《李氏音鉴》刊行之后，早已倦于宦海浮沉的李汝珍，便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写作《镜花缘》。据说《案头随录》曾载，李汝珍在青年时不止一次随舅兄漂洋过海，在海上谈天说地，讲些奇闻异事，并商讨编写一部书。《案头随录》所录下的游戏文章，有不少和《镜花缘》中相同。后来，大概花了二十年时间，到1815年才于板浦完成一、二稿，并送请许乔林“斧正”，1817年冬，《镜花缘》定稿。
李汝珍的形象概貌是：博学多才，韵学尤精；不屑于做八股之文，不汲汲于功名富贵，性好诙谐，似有玩世不恭之嫌，然而他却是一个信奉儒家学说、有社会理想、憧憬新生活的正直文人。
关于《镜花缘》的版本较少歧见。它的版本仅清刻本就有七种：江宁桃红镇坊刻本，此为最早刻本，是按作者第二稿传抄本私刻的；苏州原刻本，此刻甚精。此外，还有道光元年刻本、芥子园新雕本、芥子园重刻本及与坊刻本近似的丁丑本。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新的横排本。
二、庞杂而新颖的社会内容
在《镜花缘》中，作者通过幻想的形式，创造了一个变幻无穷、光怪陆离的艺术世界。然而，作品并非单纯的蒐奇猎怪，作者在第二十三回中说道：“这部‘少子’（即《镜花缘》〕，虽以游戏为事，却暗寓劝善之意，不外讽人之旨。”可见，作者是有意识地以游戏之笔，构造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境界，来达到讽时刺世、弃旧迎新的目的。于是，在这广阔而奇幻的艺术世界中，便装上了庞杂而新颖的社会内容。
第一，讽刺科举，探求人生之道路。
首先，作者辛辣地讽刺了在科举制度压抑、束缚下的知识分子的空疏不学、浅薄无聊。如第二十一、二十二回写唐敖等人闯进“白民国”的学馆，只见“诗书满架，笔墨如林”，厅堂悬“学海文林”之玉匾，两旁挂“研经”、“训世”之对联，这种堂而皇之的气派，吓得唐敖一行“连鼻子气也不敢出”。可这高雅堂皇的气氛，却熏陶出白字连篇的八股先生，居然把《孟子》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读成“切吾切，以反人之切”，把“序者，射也”读成“予者，身也”，牛头不对马嘴，令人啼笑皆非。还有“淑士国”，到处竖着“贤良方正”、“教育人才”的招牌，却到处弥漫着令人欲呕的酸气：有装腔作势、满口“之乎者也”的酒保，有一段话用了五十四个“之”的腐儒，还有“举止大雅”、“器宇不俗”却一毛不拔、爱占便宜的老者等。这里的境与人、名与实、言与行都是那么的不协调，又都是那么的习以为常、不可救药。
其次，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弊病，一方面，作者通过黑齿国的红衣女子红红赴试落第等事，揭露了当时被取之人“非为故旧，即因钱财”，“所取真才，不及一半”的真相，从正面抨击了科场“有贝之‘财’胜于无贝之‘才”的舞弊之风；另一方面，又通过闺臣说出“天朝”考官莫不清廉，为国求贤从无夤缘的反语，用一个明显违背事实的命题，从反面提醒人们注意“天朝”自身的严重弊病。
然而，作者并没有把主要笔力用在讽刺与揭露方面，而是更多地从正面探求知识分子人生之道路：是执迷不悟地走科举之路，还是走自己的路？
唐敖，曾经热衷于科举考试，但并没有全力以赴，而是“秉性好游”，“因此学业分心”，屡试不第；后来考中探花，却因人告发而被革。于是，毅然同科举考试一刀两断，索性到海外纵情漫游，最后到小蓬莱吃了“仙草”，顿时撒手凡生，成仙人道了。可惜他走的县中国古代失意文人的老路：弃儒从仙。
唐敏一向“无志功名，专以课读为业”，他认为，与其为功名而“奔驰辛苦，莫若在家，倒觉自在”；又说：“若把天下秀才都去做官，那教书营生倒没人作了。”在那唯考是途的时代，他却理智他选择了一条既不束缚个性、又对社会有用的人生之路：弃“考”从教。
多九公，幼年入学不得中，但他没有像范进、周进那样考得死去活来，而是有自知之明地“弃了书本，作些海船生意，后来消折本钱，替人管船拿柁为生，儒巾久已不戴”。这比起淑士国那些儒巾素服、假装斯文的人，要真实进步得多，充实得多。而正是这种走南闯北、浪迹天涯的经历，使他积累了渊博的知识，连考中探花的唐敖很多地方都得向他请教。
从寻求超脱的弃儒从仙，到甘于恬淡的弃“考”从教，再到走南闯北、具有冒险精神的弃儒从商、从工，既表现了对那种以科举为人生唯一目的世风的否定，也表现了对恬淡自守的传统价值观念的突破。
第二，揶揄世态，向往理想之社会。
李汝珍生活的嘉庆、道光年间，是清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期，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由腐朽走向崩溃的前夕。新旧交替，沉渣泛起。作者认为，社会的丑恶腐败只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于是，便通过虚构的神话形象，影射当时浇薄的世风。通过牛形药兽的形象，揶擒了那些“不会切脉，也未读过医书”、“以人命当耍”的庸医；通过翼民国人头长五尺的形象，嘲笑了那些“爱戴高帽”、喜欢奉承的劣徒；另外像注重钱财、到处伸手搜刮的“长臂”者，腹中空空、却“偏装作充足样子”的“无肠”者，心术不正、暗怀鬼胎而胸部前后溃烂相通的“穿胸”者，还有好吃懒做、游手好闲而积成痼疾的“结胸”者等，都在作者的笔下露出可憎的面目、可恶的本质。刻画尤其生动的是那些表面和善、本质凶恶、“只重衣冠不重人”的“两面人”，作者通过历经世故的多九公告诫人们：要特别留神，及时识破，方可免遭其害。这就深刻地映现出这些虚构的两面人的现实模特儿一一封建恶势力以及充满凶脸、丑恶、诡诈的社会风气。
同样，作者也不仅仅是在揶榆世态、暴露黑暗，而是通过对一些海外世界的想像描写，具体地表现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在君子国，“耕者让畔，行者让路”，“无论富贵贫贱，举止言谈，莫不恭而有礼”；市场上，买主主动付大价钱，取次等货；而卖主则力争收贱价钱，售上等货；这里民风淳朴，和平安宁。更为可贵的是宰相谦恭和蔼，“脱尽仕途习气”；国王没有架子，有事亲到宰相家中商议；国家严禁送礼行贿等不良风气。这种文明的社会风气、和谐的社会制度、贤明的官吏，正是作者所向往的理想社会。
然而，这种向往既可喜亦可悲。可喜的是，作者能够站在先进社会力量的一边，从改革社会、变革现实的角度，力求用新的东西去否定旧的东西，并且把眼光投向“天朝”以外的广阔天地。而可悲也正在此，作者的幻想之笔虽然跨越了时空的界限，但却没能跨越出传统的封建模式：君子国是泰伯之后，世俗人文，都是“天朝文章教化所致”；轩辕国是黄帝之后，所以鸾歌凤舞，一派升平景象。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作家的幻想当中，从来就没有设想过一种与儒家传统制度完全不同的合理的社会模式。如果说君子国的平等互利已经透露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气息，但却由于描写的不具体、不真实，因而只能成为可笑的、空幻的“乌托邦”。
第三，表彰才女，呼吁妇女之解放。
在清代，崇拜小脚之“拜脚狂”，贞节观念之宗教化，集大成之女教，好媳妇之标准，一款款、一条条，摧残毁灭了多少美丽善良、多才多艺的女性。在中国妇女的非人生活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学术界、文学界出现了不少女性同情论者。俞正燮、李汝珍是其代表。俞正燮在《癸巳类稿》和《存稿》中，对缠足、多妻、强迫妇人守节、室女守贞等，都发表了大胆的议论，提出了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等进步的主张。而李汝珍，则通过形象的描绘来讨论妇女问题。
首先，作者用“反诸其身”的办法，形象地控诉封建社会压迫摧残妇女的不人道、不合理。在第三十三回，借了林之洋被女儿国选作王妃的事情，使他身受种种女子所受的痛苦，“矫揉造作”，血泪模糊，“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于是，几十天的“加工”，居然使一个天朝上国的堂堂男子，向那女儿国的国王，颤颤巍巍地“弯着腰儿，拉着袖儿，深深万福叩拜”了。作者写得是那样的怨而不怒，却又那样深刻惊人：它使人不能不同情妇女的不幸，不能不感到习俗的残酷。同样，在讨妾问题上，作者也是用“反求诸己”的方法。第五十一回中那两面国的强盗想收唐闺臣等作妾，因此触怒了他的压寨夫人，这位夫人把她的丈夫打了四十大板，还数他的罪状，要男子反躬自问，要男子生出一点忠恕之心。
虽然，李汝珍破旧方面的主张，并不能超过俞正燮，可贵的是他能够提出女子参政的主张，能够承认男女智慧之平等，从而高昂地呼唤着一个妇女解放的春天的到来。作者在四十八回借泣红亭主人写的碑记说：“盖主人自言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可见，一部《镜花缘》，原就是专为发挥女子才能而写的。他写“天地英华原不择人而畀”，“况今日灵秀不钟于男子”，明确承认男女智慧的平等，所以女子应当同男子一样的读书、科考，一样的社交、参政；他写一百位才女“莫非琼林琪树，合璧骈珠”，才德兼备，后来都名列高科，做官的做官，封王的封王；为了使他的理想合理化、合法化，他还写了历史上确实存在的武则天这样的女皇帝，上官婉儿这样的女才子。于是，他不但把贱视女子的社会心理完全打破，而且还把女子的社会地位提高到和男子一样。这种大胆的主张，不仅表现出对妇女解放的向往，而且表现出人的觉醒和社会解放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