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到了这份上，看起来是汪精卫逃过一劫，而李宗仁则是损失惨重了，但是，这事还没完——广州的事儿不还得解决吗？不巧的是，汪精卫真是倒了血霉，怕什么来什么。预备会结束后次日，中共也来凑热闹，当时中央的瞿秋白等人脑子发热，认为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攻取大城市了，然后张太雷、叶剑英几个就在广州发动了起义。一早新桂系就说汪精卫跟中共合作，意图不轨。如今中共还真就应景地来了出起义，这下新桂系可算是抓住了攻击重心，痛骂汪精卫里通外敌，谋叛党国了，然后，监察委员邓泽如在新桂系授意下抛出《查办汪系集团案》，而白崇禧更是磨刀霍霍，命令军队控制汪系人物了，甚至还亲往法租界，要捕杀汪精卫。其实，汪精卫跟中共的关系真是小葱拌豆腐，但是新桂系言之凿凿，汪精卫也是百口莫辩，唯一的希望就是老蒋能看在汪精卫拥戴上位的份上，再帮帮忙了。
老蒋愿意帮忙吗？毫无悬念嘛，汪精卫其实就是老蒋复位的催化剂，如今催化作用达成，那汪精卫还有用吗？汪精卫死命折腾，跟李宗仁斗，斗了半天，非但没能借着蒋介石下野的大好良机收复河山，还顺手把蒋介石斗复出了，倒也不妨，可以合作啊，结果现在蒋介石把他当块臭抹布一样给扔了。鸡飞蛋打，一切成空，又混到了出国避祸的境地。
最后说说广州事变的后续发展，照着汪精卫的计划，原本是调虎离山，引君入瓮，双管齐下，一举拿下两广，到时候搞成既成事实，就爱谁谁了，结果偏是横生枝节，引君入瓮这一路出了岔子，让黄绍竑事前得悉，溜了，于是只剩下了一条腿走路，局面显见不利。正当张发奎屯兵粤桂交界，准备不管三七二十一，霸王硬上弓，跟桂系拼个死活之时，那边厢中共闹了起义，成立了苏维埃，张发奎一看不对，赶紧调兵镇压——这事变，那事变，倒霉的还不是老百姓？张发奎将中共的起义镇压下去之后，一看四周皆敌——李济深已调动兵力围剿张发奎，而黄绍竑回梧州后也抽调兵力意图戡乱，大势已去，没奈何只得和黄琪翔一块儿下野了事。人能下野，军队不能，而英雄的第四军落到这般田地，也着实令人唏嘘。
善后
蒋介石终究还是回来了，他有巨大的党内影响力，他跟江南财团关系非凡，甚至，借着跟宋美龄结婚的契机，他打通与美国的外交通道——蒋介石的政治根基终究比李宗仁深得多，以李宗仁目前的实力，根本不足与其全面对抗。但是，李宗仁所做到的一切已经足够让蒋介石吃惊了：在龙潭击溃了孙传芳主力，在宁汉合流中联合西山会议派排挤汪精卫得手，甚至，在宁汉的总对决中轻松搞定不可一世的唐生智。一个入党四年、统一广西不足三年的新贵，李宗仁已经做到了极致，之所以依然无法阻挡蒋介石归位，非唯人事，实则天命也。
当然，李宗仁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不像唐生智那样得志便猖狂，他明白自己的能量还不足以问鼎中枢，能过那么小半年的瘾，也就差不多了，蒋介石要回来就让他回来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而今摆在他面前的核心任务，不是阻止蒋介石复出，而是掌握两湖。要掌握两湖，首先要面对的自然还是唐生智所部的收编问题，事实上，如果没有汪精卫策动张黄事变，大概新桂系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如今汪精卫这么一捣鼓，把老蒋给弄复出了，对新桂系而言也确实有些不妙，好在老蒋有更重要的任务——四中全会，倒也暂时无暇顾及两湖。当然，老蒋复出毕竟还是敲响了警钟，李宗仁也颇有忧患意识，知道再跟这帮人耗下去，不免夜长梦多，为今之计，也只有霸王硬上弓，快刀斩乱麻，趁着老蒋分心，一鼓而定两湖。
1928年1月15日，李宗仁终于不能忍受唐生智旧部这么拖拖拉拉，不给个准话了，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程潜率第六军及第四十四军等部，自武长路南下，而白崇禧率夏威第七军及胡宗铎第十九军由通城向平江会攻长沙。21日，两部发动全线总攻，未几则与唐部激战于汨罗江两岸，正待李宗仁希图一鼓作气拿下长沙时，叶开鑫四十四军突然叛变，向程潜部侧背发动猛攻，情势相当危急。白崇禧闻知此讯，乃暂停急进，向南京总部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回师救援，稳固武汉；二是正面突破，直取长沙。当时南京总部跟李宗仁在一处的有谭延闿、何应钦和李烈钧三人，这三人都认为应该稳字当先，先稳住后方，后徐图再进，认为该让白崇禧率军回师救援，然而，李宗仁意见则正好相反，认为只要白崇禧能势如破竹直下长沙，叶开鑫便不敢恋战，后方之围立解，因此主张白崇禧继续前进。
李宗仁之所以要求白崇禧不顾一切地长驱直进，当然有他的考虑。最终当然还是照着李宗仁的意思行事，而白崇禧也果然不负厚望，接电后率部急攻，挡者披靡，竟于26日占领长沙，而唐生智各部则皆溃散。
长沙既克，当然唐生智各部再没理由负隅顽抗了，以保存实力计，也就只能被迫接受新桂系的改编，两湖战事遂告结束。新桂系拿下两湖之后，便与原有的两广连为一体，实力鼎盛，一时无两，当然，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接下来李宗仁要面对的则是更微妙复杂的局面。大家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九死一生干革命，如今略有小成，大封功臣，自然不在话下。当时湖北鄂人治鄂的呼声甚高，而李宗仁亲信爱将胡宗铎恰好是湖北人，而他本人也颇有些衣锦还乡、当仁不让的意思，李宗仁也就顺水推舟，任其为武汉卫戍区司令，打理湖北军事。当然，胡宗铎还认为光当军事头目不够爽，一度要求连行政一块儿兼了，但是李宗仁认为军人就该干军人的事儿，胡宗铎打仗确实可以，但治政难免出岔子，也就以自己向来主张军政分离为由驳回了胡宗铎的要求。李宗仁看得很准，对胡宗铎的使用也是扬长避短，恰到好处，然而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李宗仁的眼光。
拿下武汉之后，新桂系收编了不少军队，当时也是打算组建第十八军，接下来，不用说，自然是军长的人选问题。以资历而论，钟祖培和李明瑞这两位师长当然是最佳人选，然而，当时白崇禧和胡宗铎却力保资历尚浅的旅长陶钧。陶钧的能力倒也没问题，其骁勇善战，也是一员虎将，而治军严苛，又颇得白崇禧欢心，才堪匹配，自然不在话下。问题是，将帅的升迁是那么简单的吗？一个派系里头，要让大家劲往一处使，最要紧的，就是一碗水端平，不要贻人口实，所以一般来讲，将帅的升迁拔擢是有定例的，按照资历战功顺次排序，该谁就是谁，就算无亮点，至少也没问题。如今陶钧的升迁属于越级拔擢，能力虽没问题，资历却不够，这么做当然会惹来风波——比如，钟祖培一怒之下，便挂冠而去，解甲归田。而李明瑞虽没那么极端，但是不满的情绪也是不言而喻。
当然，如果说白崇禧力保陶钧还是爱其才的话，那么胡宗铎力保陶钧就有结党营私之嫌。广西人排外，湖北人胡宗铎虽立下赫赫战功，但不免也有势单力孤之叹，他推荐陶钧，主要原因不是陶钧行，而是陶钧是湖北人，如果陶钧当上了军长，那胡宗铎也就有盟友了。事实也大抵如此，自打陶钧当上军长之后，便与胡宗铎一吹一唱，结成了朋党，往后但有好处，都尽着第十九军和第十八军两军先来，而在北伐中功劳最大的第七军却反倒成了客军，吃穿用度反而不如后来的这两个军，广西人玩命，湖北人发财，也就埋下了不合的种子。
李宗仁为什么不坚持使用钟祖培或李明瑞？白崇禧和胡宗铎这两人是多大的面子？李宗仁能驳回吗？即便知道有些不妥，为了派系上层的团结，李宗仁也就只能弃车保帅，如此将就罢了——一句话，当老大难啊。当然，如今对于新桂系而言，湖北虽有这样那样的暗流，但终究矛盾还在潜伏期，而湖南的问题则要大得多。按照讨唐之初的默契，湖南自然是要交给程潜打理，刚打下湖南时，李宗仁问程潜，该让谁来执掌湖南，程潜倒也没明说，只说湖南局势复杂，非有权的强力人物担当不可，言下之意，湖南这块肥肉，老子吃定了。李宗仁见程潜当仁不让，加之湖南复杂也是实情，也就不便相阻。
然而，政治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所谓盟友也只是讨唐的盟友，唐生智垮了，联盟也就散了，接下来无非是磕磕碰碰，到最后决一高下罢了。李宗仁不愿程潜将湖南独吞，而程潜不愿让李宗仁染指湖南，矛盾是免不了的，到最后，程潜不把李宗仁放眼里，独吞湖南税收，不愿分点出来给李宗仁，李宗仁自然很是恼火，多次疏通未遂之后，不免痛下杀手。当然，李宗仁也不会真杀了程潜，不过是借着开会的当口，将他扣押，不过，李宗仁素以忠厚君子自居，如今玩出了老蒋擅长的招数，也足见政场的残酷，人心的险恶。
当然，不管如何，李宗仁终于还是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两湖的善后问题，如今坐拥两广两湖的新桂系，诚然是风光无限，即便是新近在四中全会上大包大揽，终于在党权上独占鳌头的蒋介石，大概也须避让三分。内争告一段落，接下来的问题自然还是北伐，而对手则只剩下了张作霖一人，局势至此，大概也是水到渠成了，然而，旧军阀倒了，新军阀再生，北伐就算成功，又济何事？
旧去新来
衡量一个时代好坏最重要的标准大概就是民生，民国之所以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坏的时代，也无非就是存在战乱频繁、吏治腐败、苛捐杂税、贫富悬殊等事关民生的诸多问题，而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归结起来，也就是两个字——军阀。所以，民国问题其实就是军阀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政界、知识界也提出了一大堆的方案，什么废督裁兵啦，什么联省自治啦，什么武力统一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当然，在这如许口号中，喊得最响亮的便是武力统一，从袁世凯到段祺瑞再到吴佩孚，包括孙中山，这些大腕级政客，无一不是武力统一的拥趸，而所谓北伐，也不过是武力统一论的一个分支罢了。
孙中山时代所谓北伐，不过是联合一些军阀来攻打另外一些军阀，先是联合西南军阀对抗北洋军阀，而后又准备联合皖系、奉系对抗直系，这样的北伐，当然无助于任何问题的解决。革命的口号喊了多年，孙中山不免人老珠黄，最后一命呜呼，终于，他的后辈帮助他完成了未尽的理想，然而，此次北伐跟先前又有多大区别呢？这也不过就是几个政治集团联合起来对抗另外几个政治集团罢了，到最后，得势的几个政治集团还不是又要分个高下？所以说，一切内战都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但是，悲哀的是，似乎停止内战的唯一方法还就只有打内战。
此次北伐，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乱世之中又一次毫无意义的军事演出罢了。诚然，吴佩孚倒了，孙传芳垮了，张作霖也快撑不下去了，但是，北伐军联盟还没等赢得最后的胜利，就已经开始自顾自地内讧起来，一会儿反蒋，一会儿分共，一会儿又是西征，再又广州来个兵变，真比北洋时代消停吗？就算北伐真取得了胜利，军阀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吗？悲哀的是，我们根本看不到任何缓解的迹象，只不过是此消彼长，走了几个资深元老，来了几个后起之秀罢了。
比如，最近老蒋复出之后，当然想接着北伐，为了把声势搞起来，让大伙能捧他的场，开始大封诸侯。老蒋设立了4个政治分会，由第二集团军司令冯玉祥掌管开封政治分会，控制河南、陕西、甘肃；第三集团军司令阎锡山任太原政治分会主席，下辖山西、绥远、察哈尔；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下辖湖南、湖北；李济深掌管广州政治分会，控制两广。戏台还是那个戏台，剧本还是那个剧本，只不过一代新人换旧人，除了演员变了，其他照旧。老蒋大封诸侯，也不过是送个顺水人情，北伐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四大军事集团割据一方已是既成事实，而老蒋只不过是将军阀割据合法化罢了。当然，大家永远不要抱有让这几位和平相处、共创美好未来的念头，别看现在还没闹到兵戎相见的份上，但明争暗斗、钩心斗角的戏码早就开始上演了。民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斗只是武斗的序幕罢了。
李宗仁跟老蒋之间就不用多说了，从合作到逼宫，关系就这么一步步搞僵了，闹到如今，几乎已是水火难容，两件事可资佐证。第一件，蒋介石跟宋美龄大婚，我们知道，政客做事情向来是争斗归争斗，场面归场面，跟老蒋关系好的，当然礼到人到，无须多言，就算不好的，如程潜之流，也尽量礼到人不到。而李宗仁呢，人不到，礼也不到，李宗仁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做得这么极端，可见与老蒋关系差到什么份上了。第二件，蒋介石诰封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按说这是老蒋给的人情，如阎锡山、冯玉祥之流都是迅速收下。但李宗仁居然这点面子都不给，居然坚辞不就，非得逼着老蒋三番五次派人来催，李宗仁才不情愿地在别人宣誓就职后一个多月宣誓就职。李宗仁不愿接受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的位子，他自己是声称遵从总理“只愿做大事，不愿做大官”的遗训，搞出一副淡泊名利的架势，但实际上，是个人就知道，李宗仁这是不服蒋介石，李宗仁不甘人下，当然不愿接受别人尤其是老蒋的册封。李宗仁的这点心思，老蒋岂能不知？但是，老蒋也不过是暗做计较罢了。
至于北方的冯阎之间，当然也是互不相让。阎锡山自辛亥革命后执掌山西以来，基本上都是看着自家一亩三分地过活，安心当着土大王，不去招惹是非，但是，巧就巧在这了，阎锡山按说跟谁都没过节，但就是跟冯玉祥有过节。当年吴佩孚跟国民军南口大战一事，不巧的是，阎锡山也去凑了把热闹，帮着吴佩孚堵截国民军，当然，梁子就这么结下来了。冯玉祥这个人，恩怨必报，睚眦必较，是个得罪不得的人，阎锡山在背后捅了他一刀，当然他得想法子找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