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种上可以唾手可得的蔬菜的地方，爸爸和妈妈就去很远的山上割来带刺的山枣枝，夹成一圈护栏，防止小孩们进去糟蹋。
这种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做法，其实不起什么作用。只是那个年代的民风淳朴，人们的觉悟程度，可以用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就提示了。但总是免不了有被人顺手牵羊，捞取一把的时候，父亲遇到此情，就大为光火，特别是窃取“果实”又糟蹋了“树林”的时候。只有妈妈，以平和的心态去对待这种失窃的事情，仿佛是送给了别人似的。这种田园般的生活，农耕式的劳作给了我们兄妹少有的锻炼和乐趣，是都市里长大的孩子们不曾有过的体验和回味。父母的心思全在养家糊口，节约开销，可以过上比其他城里人更充实的生活上；我们的兴趣则在自食其果。我们最喜欢种的是向日葵、玉米和花生。因为这些成果都能据为己有。葵花籽是年货，可以过年时打“牙祭”。玉米棒子可以烧着吃，那种口感就像世上最美味的东西。花生则成熟一颗消灭一颗。恨不得连花生秧子也可以烧着吃才好。
我们搞的这些自收自支的产业，在父亲的眼里，是不务正业的另类，所以沃土良田是绝不租让给我们占用的。我们只能在犄角旮旯的地头和菜园的边边种上一溜儿，前提是不能影响主业的生产。因此，我们一年的收成从来没有计入父亲的生产总量。跟着大人忙活了一年，只赚得了童年和少年的乐趣。
当然，我们童年的乐趣还有对成长的兴趣和收获的期待。凡是长在土里的蔬菜，不等成熟，我们就会三天两头跑到地里去拨开表土看一看长到多大了。比如土豆、地瓜、胡萝卜、地姜等等。窥探来的情报一般不敢向爸爸报告，那是要挨训的。但是，一旦有了新发现，土豆已经长到鸽子蛋那样大的时候，肯定要给妈妈说。妈妈不以为然，只是淡淡地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才是收获的节气而已，好像对我们的发现也不予以什么表彰和鼓励。只是我们还乐此不疲地去发掘和发现。直到慢慢长大，这种乐趣才不知不觉地消亡了。后来，我们才认识到，在大人眼里这都是孩子们的“把戏”。
我逐渐从帮手变成了副手，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种植各种蔬菜的技术，甚至可以熟记一些种菜经，比如“头伏萝卜、二伏菜”等等。那时，妹妹还小，妈妈上班。满园的各种蔬菜的种植和收获并不繁重，主要在管护，特别是浇水。蔬菜与大田作物最大区别是在后期管理，大田作物靠天，菜园则靠人。像黄瓜豆角和辣椒之类的生鲜蔬菜，只要三天以上不下雨，就要人工浇水。否则，叶子就会发蔫。挑水浇园，施肥除草，打药除虫就成了父子俩的全部业余生活。
农忙季节，父亲几乎每天下班后都要浇地，常常干到天黑看不见为止。如果天旱，晚上趁着月光也要挑水浇菜。晚上排队打井水的人少，气候又凉快。夏天的夜晚，往往是我们最忙活的时候，今天想来真是庆幸。那时，正赶上“文革”初期，既没有课外作业又没有升学压力，更没有电视节目和上网的诱惑。
挑水浇园，可能是最宜身心健康的运动。你想，一担水七八十斤，走一趟300多米远，一个晚上三四十趟。总计下来，负担这么重，连续走上九至十公里，应该算是大运动量的训练了。最后，我练就了双肩可以左右轮换挑水，一气不歇地完成任务。
全家人精心经营的这块田园般的院落里，不仅有各种家人喜欢的蔬菜，还有葡萄、枣树、桃树、苹果和梨树。后来，父亲下决心在自家的院子里打了一口水井，可惜深度不够，水量只能保证正常的使用。遇上干旱，还是要挑水去接济，但毕竟省去了很多苦力。
劳动的收获给了全家人生活的快乐。父亲又雄心勃勃地开始养猪、羊、鸡鸭兔子等禽畜，仿佛要把这个都市里的院落变成田园牧场。那段时光，是妈妈最心满意足的一段城市生活，也是家人常常回想的最珍贵的田园梦了。可惜的是，仅仅几年之后，城市的发展摧毁了那座城市里的院落。几经搬迁的父母，试图再寻找到一块这样自给自足的乐土，东山再起，再过上那种田园般的都市生活。然而，翻过去的一页历史再也翻不回来了。
（2007年6月8日/周五/重庆）妈妈等孩子是期盼；孩子等妈妈是渴望。
等妈妈下班的时候
写下这篇日记的题目时，泪水已从眼角溢出，滴落在纸面上。幸福的童年往事像电影一样从脑海中闪过……“文革”前两年，妈妈终于说服爸爸去上班。我们兄妹四人托付给一位学过日语，曾在日本统治大连时期做过职员的一位老人。老人是位军属，女婿是部队的转业干部，在粮站当主任，女儿是商店的售货员。夫妇俩有三个年龄相近的女儿，由老人照看。苦于没有合适的照看场所，就选中了我家这座独门独院的住宅，既宽敞又安全。老人孩子活动空间很大，也可以帮助看家护院，关照着我们兄妹四人。
这样，由一个老人和七个孩子的家庭幼儿园就此形成。老人很和善，七个孩子也相处很好，其乐融融。实际上，我是老人的副手，帮他照看六个小妹妹。
老人的女婿下班早，大约每天下午四点半以后就接三个女儿回家。老人也蹒跚而去。热闹了大半天的院子突然显出几分冷寂。
人家的爸爸把孩子接走了。在儿童的幼小心灵中不免产生一种对妈妈的依恋。妹妹们都要去接妈妈。无奈，我只好同意她们去。想不到，年幼无知的妹妹们竟然手拉手沿着马路一直走过春柳大街那条混乱的十字路口。
当三个年幼的女儿意外地出现在妈妈厂门外的马路边时，着实让妈妈惊异不已。她想不到这几个孩子怎么冒险走了这么远来接她。
回家以后，妈妈把我数落了一通。我也感到有点冤枉。因为每天老人离去以后，我要收拾院子，把家里收拾干净，还要准备晚饭。妹妹敢走那么远，是没有想到的。
有了这次教训之后，每天李叔叔接走女儿后，我就赶紧和妹妹扫院子，擦桌子，把屋里屋外收拾干净，锁上大院，带着妹妹去接妈妈下班。我们严格按照妈妈指定的地点，不上马路不过十字路口，就在马路尽头的岔路边上等待着。一队队下班的人群从前面经过。留心的人可以看出，这几个孩子准是在等妈妈下班。经常会有走在前边的阿姨冲着我们喊：“你们妈妈在后边，一会儿就到了。”
听到这样的消息，心里就会突然有了依靠的感觉，要看见妈妈了！也许，年龄越小对妈妈的依赖感越强烈。所以，老远见到妈妈的身影，最小的妹妹往往是跑在最前边。
其实，妈妈等孩子和孩子等妈妈的内心感受是不一样的。妈妈等孩子是期盼；孩子等妈妈是渴望。妈妈见到孩子，焦虑的心情就平静了；孩子见到妈妈，总想得到一点惊喜。那个时候，我们最盼的是妈妈发工资的日子。因为那天，她或多或少总会买点水果之类的东西带回来。每月仅有的两次开饷的日子，却激励着我们天天去路口接妈妈。日复一日，春去冬来。辛劳了一天的妈妈在傍晚时分，带着几个欢天喜地的孩子，走进自家的大门。这无疑是一个做母亲的女人最欣慰的时刻。
（2007年6月9日/周六/重庆）每天夜里回家，走到黑暗处，才发现路边的道路上坐着一个人。走近一看，原来是妈在等我……
等女儿下班
星移斗转，新老交替。当年儿女绕膝拥着妈妈下班的景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30年后，我们兄妹四人各奔东西。我在北京，二妹定居美国，三妹去了日本，妈妈的身边只剩下大妹一人。
大妹出生在大跃进那年，幼年正好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上小学时赶上“文革”，初中毕业又遇上山下乡，该进工厂上班的时候恰是企业改制纷纷倒闭的节骨眼上……生不逢时，命运多舛。大妹出生在困难的年代，自幼营养不良，身体又不好，从小就有过敏性哮喘，是全家四个子女中，体质状况最差的。
命运挑战人生。因为身体状况当年没有被批准下乡的大妹，从此开始了人生的奋斗之路。最初，她在医院学护理，给病人打针、送药、做护理。后来，医院管理正规化，把不是科班出身的临时护理工都打发回家。
没有工作的妹妹，开始学习刺绣、编织，不知做了多少枕套、门帘、电视机罩、茶几垫、沙发套等等。那个时代，时兴什么她就做什么。手艺越来越好，求上门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这是出力又赔钱的手艺，因为这些近似工艺品的手工活大多送了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随着一阵时兴过后，妹妹就洗手不做了。
手艺不做了，生活还要走下去。妹妹开始办小餐馆，卖羊汤、卖包子、卖小炒……每天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一个人忙得团团转。结果，卖来卖去，什么钱也没赚到，只赚得白忙活，差点把本儿都赔进去！后来，她又和丈夫开了个玉器厂，根本就没有经营天赋的两个人拼死拼活地干了七八年，又等于给供应商和客户打工了。此后，丈夫南下一走了之，去实现自己的发财梦了。妹妹独自一人带着女儿，开始了新的创业。她重新捡起当年在服装厂做衣、做鞋的手艺，开始学习裁剪时装。但时装新潮的日新月异，让她认识到自己的先天不足。于是，妹妹又学起时装设计来。学习的过程中，又赶上唐装的悄然兴起，妹妹转而一心学习旗袍裁剪缝作。为了能够学到高超的手艺，她南下苏杭，北上京都，登门拜访在国内几位做旗袍的名师。京城一位名师欲留她在店里做管理，并承诺教她真手艺。因远离家庭和女儿，她最后放弃了这次机会，又独自一人，开始艰辛的自学之路。
手工艺分为三百六十行。什么技艺都可以自学成才，又什么手艺都能触类旁通。除了天赋之外，刻苦钻研是每个名师巨匠都缺少不了的。妹妹认识到这一点，开始从基础学起，从绘画美术入手，重新走上了学习手工技艺之路。
为了学习，她购买了大量涉及各类手工艺制作的书籍、光盘，参加过各种类型的手工艺展览会，尝试着做各种手工艺的展品。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在家庭、街道、区、市有关部门领导和新闻媒体的支持和鼓励下，她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技艺——布帛画艺术。布帛画，是一门古代的传统绘画技法。在纸张被发明之前，古人就开始在布帛——主要是绢丝面料上做画。后来，随着纸张的发明和不断演进，宣纸成为书法和绘画的主要介质。布帛逐渐被取而代之，成为被尘封的传统艺术。
在吸取了中国画基本技法的基础上，经过与其他画师的切磋，她渐渐探索出自己的技艺。每次送展的作品都能载誉而归。电台、报纸、电视上也有不少的宣传。各类手工艺的协会组织也邀请她成为会员。如今，她有了自己的创作室——燕文布帛画社，并且有了自己的网站。
在成功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的妹妹，没有忘记那些帮助过她的朋友、老师和各级领导，她已成为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一位下岗女工自主创业的典范。她更忘不了是伟大的母亲给了她无穷的力量和巨大的支持。
在她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和最困难的关口，是母亲以最大的能力支持她、鼓励她。即使在妈妈生命的最后关头，她放心不下的，还是与她朝夕相处的大女儿和爸爸未来的生活。
说起妈妈在我们记忆中的印象，妹妹哽咽着说：“我在绿波大厦学习的那些日子，每天夜里回家，走到黑暗处，才发现路边的道路上坐着一个人。走近一看，原来是妈在等我……”
（2007年6月10日/周日/重庆）爸爸不吸烟，却经常帮妈妈卷烟，让人很不理解。
妈妈戒烟
东北有三大怪——“窗纸糊在窗户外，大姑娘叼烟袋，生个孩子吊起来”。这句话一点不假，是我亲眼所见、亲历所为。
今天去过东北农村的人，也并不都能见到这“三大怪”了。时代变化太快，这些旧风俗正在悄然消亡。
三大怪之一，“窗纸糊在窗户外”，听起来觉得东北人真是傻得可乐。其实，正是劳动人民最聪明。窗纸糊在外，是因为北方农村的房屋为采光的需要，朝南的窗户很大。窗户下半段是大玻璃框，上半段是木格框，窗纸就糊在木格框的外面。如果糊在里面风吹雨打，用不了几天就会掉下来。糊在外面，里面的格框撑起窗纸，稳固而耐久。这是“窗纸糊在外”的缘由。
三大怪之二：“生个孩子吊起来”。乍听很耸人。婴孩怎么可以吊起来？其实，“吊”起来是把婴儿放在摇篮里，吊在屋顶的房梁上，利用了钟摆的原理，前后摇晃起来，哄着婴孩入睡。这是满族人发明的婴儿用品。在沈阳故宫就可以看到展览的实物。据说，是顺治皇帝小时候用过的。
三大怪之三：“大姑娘叼烟袋”。这是上个世纪的风景画了，如今可能已绝迹。但我从小确实见过这样的情形。
妈妈年轻时吸烟，我很不理解。因为父辈的男性中，没人吸烟喝酒。偏偏妈妈是他们同龄人中吸烟的女性。
我不理解地问妈妈：“一个大姑娘叼烟袋抽烟多难看，你怎么能学抽烟呢？”
妈妈说，从小家里人穿的衣服都是自己纺线织布。姥姥带领几个女儿白天干地里的活儿，晚上就纺线织布。到了年关，为了给家人做件新衣服，就要熬到三更半夜。年轻人都熬不住犯困，姥姥就让女儿们抽袋烟提神，坚持做下去。天长日久，抽烟成为熬夜的内容之一。妈妈由此开始吸烟。
抽烟，在我的心目中是个极坏的癖好。所以我一直都对吸烟抱以反对的态度。中学时代，有几个同学到家里经常要拿妈妈待客的烟抽。因为说服不了他们，有时也只好让步，但我自己是坚决不抽。
妈妈的烟吸得很少，只在有客人时陪抽。十天半个月也抽不了一包。一是妈妈舍不得，二是因为烟在“文革”时期是供应的。于是，老家有人要来大连时，爷爷和奶奶就想着给妈妈送些烤烟来。爸爸不吸烟，却经常帮妈妈卷烟，让人很不理解。
当兵之后，我每次回家从不给妈妈买烟。记得第一次探家，我给妈妈买了一件天蓝色的锦纶开衫。这在70年代，尼龙袜子都是稀罕东西时，一件价格在80多元的锦纶衫是非常贵重的。这件衣服妈妈开始舍不得穿，但没几年就过时了，但她依然像宝贝似的留着。
经过几年的劝说，妈妈终于彻底戒烟了。从此，无论多么高档的烟，她也不沾一口。
（2007年6月11日/周一/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