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谭嗣同跟随父亲赴兰州任所。在西北边寨广袤的原野上和层峦叠嶂的山峰中，他尽情地跃马驰骋。壮丽的河山开阔了他的胸怀，更激起了他对祖国锦绣山河的热爱。各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民的疾苦使他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第二年，法国军队侵犯滇闽，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在战场和外交上首鼠两端。对此，谭嗣同不能理解，感到十分困惑。为了探索一条改变中国现状，而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驾齐驱的途径，他开始漫游各地，结交同志，访求民情。在长达十年的漫长旅途中，他的足迹遍及直隶、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台湾等省，耳闻目睹了民不聊生，路有饿殍的惨景。因而，谭嗣同发出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部犹是，人民复非”的哀叹。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但是，清政府一意妥协投降，致使中国军队遭到惨败。听到这一噩耗，谭嗣同奋笔写了愤怒的诗篇：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卷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首诗的大意是：人们说“春愁最愁人”，可是当前的民族危机，就是最大的春愁。它给我增加了无限的痛苦，这痛苦折磨着我，我应该向着苍天，痛哭一场，一泄我久积在胸中的愤懑。这不只是我一人这样，民族危亡，使四万万中国人都一齐流下悲痛的泪水，我遥望天边，痛苦地思索：理想的中国在哪里呀？
1895年3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中国被迫赔偿军费2亿两白银，将台湾、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举国哀痛。从爱国士绅到普通民众都切齿扼腕，痛恨卖国贼把民族国家的利益视同儿戏，一些在北京的台湾省籍人不禁失声痛哭。时在浏阳的谭嗣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人独自在房内彷徨，痛定思痛。
当时，正值全国各地的举人在北京参加进士考试。广东举人康有为邀集应试的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皇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因举人进京考试乘坐公家提供的车马，所以称这次上书为“公车上书”。虽然，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签为由，拒绝接受“公车上书”，但上书被广泛传抄和刊印，从此揭开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这时远在湖南的谭嗣同，虽然还没有机会与康有为会面，然而他的思想却与康有为等人的思想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在艰难的探索中，谭嗣同形成了自己改造中国的思想体系，找出了一条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针对朝廷内外死抱“祖宗之法不能变”的顽固势力对维新事业的扼杀，谭嗣同在致朋友的一封信中明确地指出：“当今清政府所实行的不但不是儒家学说所倡导的治国之策，实际上却是暴虐的秦朝所实行、并导致中国两千多年社会动荡不安、黑暗腐朽统治的制度和法律法令。实行这样的制度和法律法令还不如没有制度和法律法令，既然如此，还说这样的制度和法律法令不应该变吗？即使是在今天全部地采用周公所制订的尽善尽美的制度和法律法令，也不会有任何实效，因为时势已经不同了。”“在今天，借鉴外国的制度和法律法令，而弥补中国所无，这是中国挽救民族危亡的必由之路，是大势所趋。”
谭嗣同批评一些官僚只从外国引进机器技术不过是拣了芝麻而丢了西瓜，而学习西方的根本则是学习他们卓有成效的制度和法律法令。接着，他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改变官吏和民众的衣冠式样，迁都中原，皇帝除旧布新、开辟新的局面，改革水路粮运，开发水利，废除科举制度。创办各类学校，兴办铁路、矿业，改用钞票等。为了使改革方案得到顺利实施，他提出了保障改革成功的四项措施：筹集变法经费，创造变法的条件，树立变法的权威，招揽变法人才。
谭嗣同变法思想的核心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为模式，改造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思想不仅揭示了时代发展的方向，预示着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且标志着谭嗣同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奋斗历程。
湖南新政振兴工商
1896年春，谭嗣同随父亲北上到达北京，而后又到天津考察工业设施的发展状况，但此行却令他看到了许多民生凄惨的场面，从此他萌生了发展工商业的念头。去天津考察不久，谭嗣同的父亲为他捐官（用交纳捐款的办法取得官职），为候补知府，分司浙江。在临上任前，他拜访了光绪皇帝的教师翁同龢。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谭嗣同“通晓洋务”。6月底，谭嗣同到达南京任所。他到任后，目睹了官场的黑暗和官吏的贪婪，他特立独行，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谭嗣同虽身居南京，但振兴祖国工商业的抱负使他时刻关怀着湖南的兴衰，并与湖南的朋友频繁联系，商讨兴革大事。
刚刚就职的湖南巡抚（省级地方政府长官）陈宝箴，受到谭嗣同爱国思想的感染，接受了谭嗣同实业救国的方案。于1895年11月，奏请清政府设立湖南矿务总局。不久，为了商谈创办矿业的具体办法，谭嗣同离开南京，赴湖南面见陈宝箴。恰巧这时欧阳中鹄也来到长沙，做陈宝箴的幕僚（官府中辅佐行政的人），他对办矿有一定经验，谭嗣同万分喜悦，立即和他的老师进行商量。他们打算先从开采煤矿入手，运进机器，物色矿师，以期事半功倍。师生二人，情投意合，谈得十分热烈，一直到深夜，才把开矿事宜设计得滴水不漏，非常周详。
湖南矿务局成立后，谭嗣同与欧阳中鹄、唐才常、刘淞芙等人共同筹建湘矿。与唐才常、刘善涵开始在浏阳东乡开采“安的摩尼”（即锑）矿石，矿石经过化验，证明是质量优良的稀有矿，于是唐才常筹划在浏阳西乡跃龙市创办煤井。谭嗣同并为已于1896年由官办改为商办的汉冶萍公司采办炼焦用煤，等等。
在与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人物的交往中，谭嗣同更深入地了解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产生了强烈的愿望：新兴的资产阶级必须摆脱封建势力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桎梏，争取得到政治上的解放，并分享一部分政权，然后才可能冲破封建经济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干扰，而使资本主义获得顺利的发展。所以他一方面希望封建地主投资于新式企业，并设立学校，讲求科学技术，培养专门人才，以便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工业和农业纳入机器生产的道路；另一方面希望统治者改变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借鉴西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经验，允许“官民”自由地兴办工矿企业，不但“予以自主之权”，不加“禁阻”，而且“鼓舞其气”。减轻捐税，如果厘金暂时不能废除，也应“以学会及商会中人办理厘金之事”，使资产阶级拥有参与理财的权利，从而杜绝征收厘金的种种弊端，然后逐渐代以印花税，这样才能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才有可能与列强并驾齐驱。为此，就必须要实行政治上的变革。
湖南是变法维新运动中最有成效的一个省。而在其中扮演推动和领导角色的人物，应当首推谭嗣同。
1897年10月，谭嗣同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从南京回到湖南。与湖南学政江标、按察使（主管地方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的官员）黄遵宪以及熊希龄、皮锡瑞、唐才常等人，一同开始了推行湖南新政的工作。
倡导、兴办学会是湖南新政中一项重要内容。追溯中国历史，中国古代并没有学会这种事物，学会的产生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觉醒的标志，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组织成立的。维新人士认为，近代中国屡屡被列强打败，是因为全国4亿人形同散沙，大家没有为民族和国家利益奋争的凝聚力。因此，要使中国摆脱危亡，就必须“合群”，养成公德。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借助学会，开发民智，培养民德。
1895年，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强学会（由拥护光绪皇帝的官员文廷式出面组织，会长由户部郎中陈炽担任），这是维新派成立最早的具有政治团体性质的组织。强学会以挽救时局为宗旨，每十天集会一次，大讲“中国自强之学”和挽救民族危亡的道理。强学会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教师翁同龢的支持，曾一度吸引了许多官员和士大夫，会员数千人，强学会成为传播变法思想、积蓄维新力量的阵地。然而在1896年初，北京强学会遭到朝廷封禁。谭嗣同听到强学会被清政府封禁的消息后，极为愤概。原本并未参加强学会的谭嗣同，偏偏在强学会被封禁之后，立即在汉口着手建立湖南强学分会。经过多方努力，强学分会虽然没有建成，但却表现了谭嗣同与封建势力勇敢抗争的精神。
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帝国主义日益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康有为在上海闻讯后，急速赶赴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指出：瓜分大祸，迫在眉睫，必须当机立断，迅速维新变法，否则“皇上与大臣想在都城做一个平民百姓都做不成了”。光绪皇帝读后深为感动，表示不甘做亡国之君，随即准备亲自召见康有为。恭亲王奕忻和一些守旧大臣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为借口，从中阻拦，光绪帝改令康有为上递条陈。
这时，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思保湖南之独立”，使“南支那”可以不亡，因而筹议组织南学会。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南学会于1898年2月成立。组织南学会，本是想从湖南一省做起，逐步把南方各省仁人志士联合起来，共同探讨爱国之理，寻找救亡之法。南学会在长沙设立总会，由陈宝箴选派本省10位士绅担任总会长，再由这10人联络会友。会友分三类，一是议事会友，由南学会创办人谭嗣同、唐才常充任，职责是议定会中事务章程；二是讲论会友，定期讲学，随时答问，公推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地理；三是通讯会友，承担回复咨询的工作。南学会规定每周开一次大会，或公议地方的事情，或由谭嗣同等人发表演讲。听众十分踊跃，每次都有近千人参加。
谭嗣同演说时，常常挥动有力的手臂，气势激昂，他的观点明晰，语言犀利，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在南学会，谭嗣同发表的第一次演讲题目是《中国情形危急》。他沉痛分析了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而面临着的被瓜分的危险。在《论今日西学皆中国古学派所有》的演讲中，他热情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的思想，猛烈抨击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
谭嗣同希望通过南学会来团结维新人士，开导风气，并不只是着眼于湖南，而是以湖南为基础，将变法成果扩及全国，力图掀起全国性的变法维新运动。同时，谭嗣同还寄希望南学会在一定程度上担当起“议院”的作用。谭嗣同以南学会为活动中心，团结了一部分迫切地要求革新的维新人士，并得到陈宝箴的支持，他对湖南的兴革事宜多资策划，从而促使湖南的的维新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
在南学会的影响下，湖南各府州县纷纷组织学会，培养改造社会的人才，对于削弱陈腐守旧的顽固势力，传播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南学会积极参与推行新政，倡导设立课吏堂，以培训新式官吏。在南学会的倡导下，湖南仿照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形式，设立了一个由官绅合办的维持市区秩序的机构——保卫局。谭嗣同建议保卫局，不仅要能够抵御帝国主义的蹂躏和屠杀，而且要附属设立迁善所，拘留有流氓、拐骗、盗窃等行为的人，强制他们劳动、学习技艺，使他们在被释放以后，能够弃恶从善，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不仅如此，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在积极创办学会以外，还致力于移风易俗的工作，使得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方面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为培养国家有用的人才，必须废除陈腐的教育制度，兴建学校。而教育贤才，又应当以学习算学、物理、化学为主。1895年，谭嗣同与好友唐才常、刘善涵等商量，准备在浏阳设立算学馆。谭嗣同上书欧阳中鹄和湖南学政江标，请求将浏阳南台学院改为算学馆。谭嗣同又拟定了算学馆《开创章程》和《经常章程》，除规定时间学习算法外，其余时间温习儒家经典、历史，阅览外国史事、古今政事、中外交涉、算学、物理、化学、等书籍及各种报刊。谭嗣同的主张，得到他的教师欧阳中鹄及唐才常等人的支持，但是他们的行动却遭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那时，浏阳灾情严重，所以算学馆的兴建被迫搁浅。在这种情况下，谭嗣同邀集16人，组织了一个小型的算学学社，自己出资，购买书籍，聘请教师，开展活动。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1897年初建成了浏阳算学馆，迈出了举办新政的第一步。
时务学堂，是湖南新政中一个重要的成果，也是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基地。谭嗣同为了它的创立和发展，花费了很多的心血。在时务学堂的影响下，湖南的一些开明士绅请求更改书院章程，岳州府士绅郭鹏、方付鸾等请求岳阳书院设置经学、史学、时务、地理、数学、诗歌散文六门课程。宝庆府武冈州拟将鳌山、观澜、峡江三书院的课程一律改为实学。时务学堂的设立对湖南学风影响巨大。
谭嗣同在湖南推行新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创办《湘报》（日刊）。《湘报》由谭嗣同、唐才常创办于1898年3月7日，在长沙出版，每天一张，唐长常、熊希龄主编。主要内容有社论、奏疏、圣旨、本省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新闻等。在此之前，湖南曾刊行《湘学报》旬刊，曾不遗余力地鼓吹维新变法。但是，谭嗣同考虑到，列强纷纷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因而要使民众更快地知晓国内外的局势，知晓中国所处的困境；况且新闻的时效性很强，今天是新闻，到明天已不能算新，何况10日呢？因此，要体现“每天都有新的内容和思想的追求”，“并将这种风气传播到其他省”的精神，所以重新创立《湘学》日刊。
《湘报》是维新派宣传新思想和变法主张的喉舌，它所发表的论说文章一针见血，不仅有很强的感染力，令人精神振奋，同时具有深刻的说理性，让人从中受到民主思想的熏陶，谭嗣同先后在《湘报》上发表20多篇文笔犀利的宣传维新变法的文章。此后在《湘报》上便很少见到谭嗣同的文章，这无疑说明张之洞对谭嗣同等人宣传维新的思想的压制，而谭嗣同等人那一篇篇像投枪一样的文章也的确使旧封建的顽固势力胆战心惊。《湘报》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学说，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介绍，对维新变法思想的鼓吹和宣传，对湖南以及各地维新运动的支持和介绍，推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增强了人们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自觉性。
赴汤蹈火推动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