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国朝代史上宦官势力危害最为严重的朝代。明成祖朱棣首开宦官干政之端，之后，宦官插手司法、行政各要害部门，并统领禁军。至神宗万历年间，宦官专权已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宦官势力的猖獗，残酷地压制了朝廷中的正气，宦官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机心巧诈，滥施阴谋，甚至不顾朝廷社稷之安危，排斥异己，陷害忠良。这是明朝时期冤案发生的第三波大浪。
清朝是中国帝制史上最后一个朝代，它是由满洲女真人入主中原、灭亡明政权而建立起来的。在没有入主中原之前，满洲女真人的生活状态还处于奴隶制阶段，这种与中原高度文明突然的对接，并且要统治整个中国，实非易事，于是在开国之时，清廷完全承袭了明朝的制度，实行“以汉制汉”的治国方式。
惊天动地明清案英灵之冤泣鬼神辅佐君开国冤死暴君下
——李善长之冤明太祖朱元璋在完成统一大业后，便对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无疑对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朱元璋在改革中旨在加强皇权、加强专制统治的做法，也给明王朝的统治埋伏了危机。朱元璋为了子孙能坐稳皇帝的宝座，处心积虑，不惜大肆屠戮为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功臣大将，从而塑造了许多冤案。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处死胡惟庸，事隔10年，又以胡案株连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升、毛麒、李伯升等一大批大臣，并宣布他们为奸党，此案连坐受诛者达三万余人。三年以后，又发生了蓝党大狱。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的功臣蓝玉，被锦衣卫指挥告发谋反，不仅蓝玉一族被诛，还牵连到武臣曹震、张翼、朱寿，吏部尚书詹徽等，被诛者达一万五千余人。
朱元璋利用胡、蓝之狱，杀了四万五千人之多，“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此外，屡建大功的朱元璋的亲侄朱之正，亲外甥李文忠，开国功臣徐达，大将冯胜、傅友德等都无一幸免于难。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原本是为子孙计，以防止功臣宿将居功自傲，不利于子孙的统治，不料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其孙建文帝朱允炆却因他杀戮过甚，而找不到可领兵御敌的大将，最后为燕王朱棣所打败。
明初的冤案之多在我国古代是非常罕见的。洪武的胡惟庸党案，是明初第一件大案，它前后持续了十年之久，祸及三万余人，致使明初的功臣宿将受戮殆尽。胡惟庸党案既是明初不同利益的政治集团间明争暗斗的结果，更是明太祖朱元璋精心制造的政治大案。尽管“胡案”镇压了一些图谋不轨的权臣，但也牵连了不少无辜的忠臣良将，被称为“勋臣第一”的开国元勋李善长也惨遭冤杀。
择主而侍夺取天下
李善长，字百室，安徽定远人。他幼年时博览群书，聪明过人。他就史论道，见解精辟；测卜时事，多有所中。一时间，李善长闻名乡里，多有美誉。
李善长生活的年代正处于元末黑暗的时期。当时，广大劳动人民不堪统治者的残酷压榨，纷纷揭竿而起，不久便汇集成几股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大军。其中，郭子兴率领的红巾军便是一支较为重要的武装队伍。当时，朱元璋还是郭子兴的部下。有一天，朱元璋正统率一支农民军经略滁阳，声势威震四乡。李善长闻讯前来拜谒朱元璋，朱元璋大喜，对他以礼相待。朱元璋知道他才识过人，在当地有一定的声望，就任他为掌书记（相当于现在的秘书）。
有一次，朱元璋询问李善长：“现在天下大乱，到处战争不断，世间什么时候才会安宁呢？”李善长回答道：“秦末大乱，汉高祖刘邦身为普通百姓，率领人民在沛县揭竿而起，反抗暴秦的统治。他为人胸怀豁达，知人善任，不滥杀人，终于成就了帝业。您的先祖是沛县人，您也算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乡。现在元朝纪纲紊乱，到处战乱纷争，元朝气数将尽。您现在率众反元，应该趁着这有利的形势，多向您那位皇帝老乡学习，早日平定天下。”朱元璋连声叫好，并对李善长托以重任：“如今群雄四起，天下縻乱，仗要打好，最要紧的就是要有出色的谋士。我看群雄中管文书和当谋士的幕僚，总爱说左右将士的坏话，文武官吏不团结，将士施展不了才能，自然非打败仗不可。将士垮了，好比鸟儿失去了羽翼，主帅势孤力单，也非灭亡不行。你要替我做一个桥梁，调解和帮助将士，不要学那些幕僚的坏样子。”从这时候起，朱元璋时时以那位同乡皇帝作榜样，说话、办事、打仗，都刻意向他学习。李善长也一心一意为朱元璋效劳，从而更受朱元璋的信任。
李善长到了滁州后，李善长任参谋，参预军政机要，负责军粮运输分发，他做得很称朱元璋的心意。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朱元璋威名远扬，来投奔的将士络绎不绝。李善长便根据来人的实际才能，恰当地任用，使得人适其位、人尽其责。若将士间有矛盾，李善长便以大局为重，在他们中间尽力协调，使他们都能为朱元璋尽忠。郭子兴是这支红巾军的统帅，他企图将李善长拉拢过去，辅佐自己，却被李善长婉言谢绝了。因此，朱元璋更加倚重李善长了。有一次，朱元璋行军到和阳（今安徽和县），自己要带兵袭击鸡笼山寨，便留下少数兵士由李善长率领留守。元军探知后，便想趁虚而入，结果被李善长的伏兵打得落花流水。朱元璋得知后，认为李善长很善于用兵。
后来，李善长极力劝朱元璋渡江。朱元璋率军攻取了采石，直逼太平城下。李善长张出榜文，禁止士兵骚扰百姓，结果大军入城后对百姓秋毫无犯。朱元璋自任太平兴国翼大元帅，任命善长为帅府都事。后来，朱元璋做江南行中书省平章事时，任李善长为参议。此时，军队的进退，军中的赏罚，多取决于李善长一人。朱元璋将枢密院改为大都督府，命李善长兼领任府司马，升职为行省参知政事。
朱元璋做吴王时，李善长被拜为右相国。李善长非常熟悉典章故事，处理事务也很果断，又娴于辞令。朱元璋要发布政令，都命他书写文告，而且都很称意。朱元璋每次出外征伐打仗，都让李善长留守集庆，结果李善长都能做到勤于职守，诸将士都很佩服他，老百姓也能够安居乐业。朱元璋有一次要求制定茶法，李善长就根据元朝的有关律法，剔除其弊政，颁定了新茶法，深得民心。后来又制定了钱法，鼓励冶铁；确定鱼税，使得国富民丰。吴元年（公元1367年）九月，朱元璋论平定吴地之功时，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又改革了官制，改尚右为尚左，李善长便被拜为左相国。
元末农民起义军的名义领袖韩林儿溺水死亡后，李善长率领诸大臣劝朱元璋登皇位，朱元璋不肯。李善长等人竭力劝说道：“您从濠梁（即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东北）起兵，原来无一寸土地，现终于完成了大业。四方群雄，几乎全部被铲除，远近之人，没有不诚心归顺的，可见是上天的安排。希望您早日即皇帝位，以顺应大臣和百姓的意愿。”朱元璋说道：“我考虑功业未能使天下臣服，德行也未能服众人的心。而且，天下归一的形势还未成就，四面八方凶恶的势力尚在作梗，如果此时称帝，难使天下认可。自古帝王得天下，明知自己能顺应天命，合乎人心，尚且谦让帝位，以等待更有德行的人。陈友谅开始时刚占据一小块地盘，就妄自尊大，志骄气盛，结果导致灭亡，我怎么能再蹈其旧辙呢？如果上天之命属于我，自然会有这个际遇的，不需要着急。”这样，登基一事就暂时搁了下来。
公元1368年，朱元璋即皇位，年号洪武，后世尊称他为明太祖。太祖命李善长充当大礼使，负责追封皇帝先祖和册立后妃及太子诸王之事。设置东宫官属后，李善长又兼领太子少师，还被委以上柱国之职。太祖驾幸汴梁（今河南开封），李善长留守南京，京中之事多由李善长裁决。李善长不久上奏，确定六部官制，并制定了官民丧服及东宫朝贺的仪式。太祖还钦命他监修《元史》，编纂了《祖训录》、《大明集礼》诸书。李善长带领众儒臣负责议定了山川河流的神氏封号，并且确定了各受封亲王的领地范围及权限。可以说，李善长是明初第一位拥有实权的丞相。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太祖大封功臣。他对群臣说：“在战场上，李善长的功劳并不大，可是他跟随我已很久了。他勤于职守，供给军饷及时，也出力不少，应该进封为国公。”于是，就授李善长为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并封他为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其爵。太祖赐他铁券一块，可两次免死，他儿子免死一次。当时受封国公的开国功臣，另外还有徐达、常遇春之子常茂、李文忠、冯胜和邓愈五人，其中李善长在众国公中最尊。明太祖对他大加褒扬，并将他与西汉时的名相萧何相媲美。这足见李善长受太祖的恩宠之深。
李善长年近花甲，因重病缠身，只好辞职回家休养。太祖赐赏丰厚，有临濠良田数顷，守坟冢的门户一百五十家，又赠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户二十家。后来，又迁江南富民十五万人到濠州垦田，由李善长负责管理。就这样，李善长又留在濠州几年。两年后，朝廷擢升李善长之弟李存义为太仆丞，李存义两儿子李绅、李佑都任郡牧所官。又过了两年，皇帝将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之子李祺，李祺官拜驸马都尉。这样，李善长不仅是开国功臣，还是皇上的亲家，该是何等的荣耀！许多官员一时争相登门拜访，企图靠他升官发财。可以说，李善长是第一重臣。
李善长权重一时，这自然引起了政敌的不安和仇视，就连皇上，也渐渐对李善长有些不放心了。不久，胡惟庸党案发生了，李善长的厄运也就随之开始了。
祸起胡案蒙冤而终
胡惟庸与李善长同是淮西派官僚地主集团的重要人物。胡惟庸是从当宁国令起家的，当时，当太师的李善长总管政务。他就馈赠给李善长二百多两黄金，于是便得到李善长的极力保荐。胡惟庸先被召入宫任太常卿，又多次升迁，官至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又升任右丞相、左丞相。他起初也是勤于职守，兢兢业业，深得皇上信任。因而他的权势日盛。又因他与李善长同为淮西旧人，受到李善长等元老重臣的支持，便露出骄纵不羁的端倪。
胡惟庸和李善长相互来往，情谊日深。他们还联姻结亲，胡惟庸将兄长的女儿许配给李善长堂弟的儿子李佑做妻子。这样，胡惟庸依仗着与李善长的这层关系，越发地肆无忌惮。朝廷上的一些大事，他径自处理，不向皇上呈报。若内外诸衙司上奏皇上的奏本对自己不利，他就将奏本扣压下来。各地想升官发财的大臣，及失意的功臣、军人都奔走在他的门下，送的金帛、名马、古玩不计其数。做了七年丞相，门下故旧臣僚便结成了一个牢固的小集团。
胡惟庸对官员采取笼络、压制等办法，组建并巩固了以自己为首的死党，并产生了谋取政权的邪念。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坐镇中书省，可以看到天下全部兵马的籍册，这为发动叛乱提供了便利。胡惟庸努力争取军队的支持，与许多军事将领暗地勾结，并与亲信们秘密制定起兵反叛的计划。
胡惟庸认为，若能说服李善长一道反叛，就能笼络更多的人归从自己，壮大反叛的实力。胡惟庸首先选中了李存义这位说客，李存义是李善长的堂弟，也是胡惟庸侄女婿的父亲，依仗这种亲戚情份，说服李善长还是很有希望的。李善长闻听李存义的说辞后，十分惊惧：“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难道不知道犯谋逆罪是要被灭门诛九族的吗？”
李存义见说服不了，就悻悻回去向胡惟庸汇报去了。胡惟庸又派了李善长的老朋友杨文裕前去劝说，并许下诺言：若谋叛成功，必封李善长为淮西王，李善长仍不为所动。胡惟庸见杨文裕仍然无功而返，就亲自登门拜访，结果也是白费口舌。其中主要原因就是，李善长已年愈花甲，不愿拿全家老少的命去冒险反叛，他只求安度余生。可胡惟庸仍不死心，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派李存义去劝说李善长。李善长仍未理会，只是长吁一口气，叹道：“我已经不中用了。我死后，你们好自为之吧。”李存义清楚堂兄的脾气，知道已无法说服他了，就回去向胡惟庸复命去了。胡惟庸只好打消说服李善长的念头。
正在胡惟庸精心筹划发动叛乱时，他又出了一桩案子。他的儿子骑马猛然闯入马车队，正撞在车辕上的横木上，马当场被撞死。胡惟庸闻知，不分青红皂白，斩杀了车夫。明太祖知道后，很是生气，下令要追查此案，并谕示杀人者必须偿命。这桩人命案震动了胡惟庸，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不仅相位岌岌可危，就连性命也难保。这样，他便被逼上梁山，决定尽快举兵叛乱。这时，日本国的朝贡使者偷偷来拜见胡惟庸。胡惟庸就与日本国君约定，在贡船上载着数千名精锐武士，扮装成朝贡人员，在约定时间，连同自己府中的兵士直逼皇宫，生擒皇上；如果抓不到皇上，也可以抢掠皇宫中的珍宝，然后从海路逃往日本。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的一天，胡惟庸谎报自己院子里井水涌出甘甜的泉水，邀请明太祖亲临观赏，明太祖应允。当明太祖的车队出了西华门，宫内使臣云奇横冲了太祖的车队，勒住坐骑，想要说什么，却因呼吸急促未说明来意。明太祖大怒，命左右将云奇拽下马来，结果几乎将他的右臂摔折，云奇痛得差点昏死过去，但手指始终指向胡惟庸的府宅。明太祖终于醒悟，便登上城楼向胡惟庸的府宅眺望，看见夹墙间有埋伏的士兵，刀枪林立。明太祖立刻令御林军包围胡惟庸的府宅，逮捕了他，拷问出全部罪状，在街市上将他以磔刑处死。同时处死的还有他的党羽御史大夫陈宁、中丞徐节等人，以及他的属下共一万五千人，株连被捕杀的人就更多了。这就是明初历史止著名的政治大案——胡惟庸党案。
胡惟庸党案发生后，有的大臣说李善长和胡惟庸是同党，建议杀掉李善长。明太祖未答应，他对群臣说：“我刚起兵的时候，李善长来到军营前拜见说：‘可算盼得圣明的君主出世了。’那时我年方27岁，李善长41岁。他说的许多话都正合我意，便命他掌管书记，协助出谋划策。后来天下平定，封他为国公，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的儿子。他是我患难时期的心腹之交，我实在不忍心加罪于他，你们不必多说了。”因而李善长未遭到任何惩治。当御史台缺少中丞职位的人选时，又任用李善长代理，他也非常称职。就这样，李善长又安安稳稳地做了近十年的朝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