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总是企图以这样的观点警醒世人：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表面的一切都有可能是假的，而内里的真实才是我们应去追求的。比如，那正史、偏史甚至是野史中，你可知有几人是真英雄，有几人是假仁君？
回望历史长河，再细细探寻，我们会发现，表面平静的过往中有太多的假象：正史在册的仁君可能是最可怕的枭雄，世人唾骂的奸臣也有可能是被人误解所致；更多的历史明珠，则是因为生不逢时，才导致了自身成为后人眼中的跳梁小丑。
枭雄曹操：成功者注定与美无缘
纵观历史上那些非同寻常的人物，他们总是有非同寻常的性格。比如曹操就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他聪明至极又愚钝不堪，既奸诈圆滑又坦率真诚，既豁达大度又生性多疑，既宽宏大量又小肚鸡肠。他集王者风范、小人嘴脸、英雄豪情、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于一体，如同一个长着多张面孔的多面人，但这几张面孔在他那里又显得很合体，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曾经有人这样来综合评价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用今天的话说，曹操是一个有才华、有领导能力、会综合分析意见、善于把握机会的聪明人，是东汉末三国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当然也有人不认同这个定论，提出反对，说曹操这个人干了不少缺德的事儿，杀了不少人，甚至连自己的恩人也杀了。譬如，杀吕伯奢全家、杀华佗、屠城徐州，他手上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
事实真是这样吗？曹操真的杀了这些人吗？他为什么要杀这些人，历史真相是什么？
刺杀董卓真相
小说《三国演义》中，作者罗贯中最初将曹操描绘成了一个为行刺董卓而不惜屈身事贼、忍辱负重的英雄。但事实上，曹操行刺董卓一事纯属子虚乌有。据史书记载，董卓打进东京之后，因为大将军何进已被宦官所杀，兵强马壮的董卓成为洛阳城中的最强势力，他迅速收编了多股原本听命于何进的势力，在这之后又策反了吕布收编了丁原残部。董卓野心很大，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信和权势，他又想出了废掉少帝、立献帝为王的伎俩。可是，这一想法遭到了卢植、袁绍等人的强烈反对，少壮派势力代表人物袁绍愤懑之际公然悬节于洛阳东门，东奔冀州，以此抗议。
袁绍的出走对时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时任司隶校尉，该官职是京畿地区的行政长官，拥有参劾百官的权力。之前，何进在谋诛宦官时还特别授予袁绍“假节”的权力。就是说，袁绍在军事行动中拥有绝对的指挥权，违其令者斩——由此可见袁绍当时在朝中的影响力。
这样一个人物的出走，引起的动荡可想而知。当时，曹操被董卓看作袁绍在政治上的同盟者，是董卓极力拉拢的对象——拉拢曹操可以孤立袁绍，争取人才，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曹操也被授予骁骑校尉之职。但此时包括曹操在内的少壮派势力其实都已起了二心——如果大家继续留在朝中，人心散乱之际，董卓很可能会趁势把大伙儿都收拾了。因此，曹操当机立断弃官出逃京师。曹操出逃的方向是向西出武关，经中牟到陈留。
当然，无风不起浪，这件事情在野史中多少有些记载：曹操年轻时确实当过一回刺客，但是，他行刺的对象不是董卓，而是当时权倾朝野的中常侍张让，不过那次刺杀最终失败，因为曹操行刺不成被张让发现，情急之下，曹操“舞手戟于庭”，翻墙跑掉了。现在想来，正是因为野史的这个记载，后人们才创造出曹操刺董的故事。
事实上，如董卓那般的权势人物，多少警卫重重保护，旁人根本近不了身，想刺杀他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当时，想杀董卓的人的确有不少，譬如董卓信赖的城门校尉伍琼就试图刺杀他，但行动失败以后，伍琼被杀。这个故事也很有可能是曹操刺董卓的来源之一。现实中，如果曹操真的只身前往行刺董卓，恐怕也会落得与伍琼一样的下场。
曹操杀华佗之谜
对华佗之死，多年来一直有不少争论，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华佗是为曹操所杀，但曹操杀华佗的原因至今也不曾有一个清晰的论断，争议颇多。不过，不管是《三国志》还是《后汉书》关于华佗的传记中都没有提到华佗要为曹操开颅治疗头风病一事。因此，历史名著《三国演义》中对华佗之死的记述，也纯属虚构。
关于曹操杀华佗这个事，多少年来，一直有大批学者在研究探索，有很多个版本。最近有学者多方考证之后，得出华佗之死的新结论：华佗仰仗自己医术高明而要挟曹操，向曹操要官，结果被曹操所杀。这种说法有三种依据。
一是心理失衡。华佗原本是读书人，不得志的情况下不得已才当了医生。他名气越来越大后，非常羡慕那些达官贵人。所以，《后汉书·华佗传》称华佗“为人性恶，难得意”，其意指，华佗因为不得志，未能踏足官场，性格变得越来越怪，难以与人相处。在华佗心里，当医生并不是他的理想——他的理想是当官。
二是养病自重。曹操曾经在下令杀了华佗之后，公开对身边人说，华佗可以治好自己的头风病，但华佗却有意不治好，借此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曹操寻思：我不杀他，他也不会为我彻底治好这个头风病。
三是夸大病情。曹操不过是个“头风”病，但华佗却说此病不能治好，长期坚持治疗也只能多活几年。
冷静分析上述三条理由，我们会发现，它看上去貌似合理，实际上经不起推敲。先说第一条“心理失衡”。华佗其实并非官迷。相传，沛相陈珪曾经推举华佗做孝廉，他辞而不就；太尉黄琬征召华佗，华佗也推辞不干。从这里可以看出，华佗没有走通过孝廉和征召的路子当官，又怎么可能要挟曹操给自己封官呢？要说华佗因为心理不平衡而要挟曹操要官，根本不合乎情理——如果真想当官，华佗就应当逢迎曹操，而不是顶撞曹操、和曹操对着干。
其实华佗在当时表现出了一个医生的医德：尽管他不大喜欢曹操的为人，但他依然应曹操之召“常在左右”，多次为其治病。在这期间，华佗既没有向曹操求官，也没有对曹操拖延不治。
那么，后来他为什么以妻子有病为由不赴曹操之召呢？这得从政治角度来看。华佗实际上不愿乱世为官，他的正统思想很浓，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和华佗的正统思想不合，正因为这样，华佗不愿意为曹操效劳，再加上曹操的病确实难治，治不好麻烦很大，他只好退避三舍。所以，他既不愿受曹操恩遇，也不愿囚徒般地禁锢在曹丞相的笼子里。
再说第二条“养病自重”。这个说法是曹操杀了华佗之后传出来的话，从曹操的立场来看，不排除曹操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因素。曹操为何坚持杀华佗？我们可以换个角度，从患者和医生的关系上来看这个问题，曹操的头风病的确难治愈。作为病人的曹操求治心切，作为医生的华佗治疗无门。因为这个原因，二者之间要相互理解非常困难。华佗认为头风病难于治愈，曹操认为他是“养病自重”是故意不给治疗，矛盾由此激发，曹操杀了华佗。
最后说第三条“夸大病情”——所谓夸大病情，放在当下却是对患者坦诚相待。头风是一种顽固性疾病，此病虽然是头疼的一种，但极难医治，且时时发作、疼痛难忍。而且，该症发作时多有并发症，曹操的并发症状是心慌、眩晕。华佗对曹操说此病不好治是实事求是，直言病情，这是坦诚，不是要挟。所以，华佗真正的死因只有一个：他冒犯并触怒了曹操，曹操因为病痛的折磨杀了华佗。
当然，现在看来，曹操和华佗之间，确实有点儿小误会。当时，华佗托故暂回家乡，一去不归。据《三国志》记载，华佗回家后，曹操曾多次写信催他回来，还曾命令郡县官员将华佗遣送回来，但是华佗还是不肯回来，先说是老婆病了，后来说是老婆生孩子了，后来又说老婆病了，老婆生孩子了……种种借口。久等不来，曹操大怒，派人前去查看，如果华佗的妻子果真病了，就赐给四十斛小豆，并放宽期限；如果华佗说谎，就拘捕押送他回来。
使者到华佗家一看，夫妻俩正乐呵呵地过日子，生病、生孩子都是骗曹操的，于是华佗被抓起来交付了许县监狱，审讯后华佗认罪。听闻曹操要杀华佗，荀彧替华佗向曹操求情，曹操拒绝后固执地将华佗给处死了。据说，华佗临死前仍不忘济世救民，将已写好的《青囊经》取出，交狱吏说：“此书传世，可活苍生。”狱吏畏罪，不敢受书。华佗悲愤之余，只得将医书投入火中，一焚了之。
杀了华佗之后不久，曹操的头风病又几次发作，诸医束手，他仍无一丝悔意，还说：“佗能愈吾疾，然不为吾根治，想以此要挟，吾不杀他，病亦难愈。”直到这年冬天，曹操的爱子曹冲患病，因诸医无术救治而死，这时曹操才悔恨交加地说：“吾悔杀华佗，才使此儿活活病死。”
曹操杀华佗是不是一时意气用事呢？他判处华佗死刑有法律依据吗？我们从当时的律法来分析一下。曹操向来以“动以王法从事”著称，是个时时、事事标榜自己按汉代法律和规矩办事的人。依照汉律的规定，华佗犯了两宗罪：一是欺骗罪，二是不从征召罪。汉律中有“大不敬”罪，对“亏礼废节”之犯者都要处以重刑，《汉书·申屠嘉传》便载有人“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的案例。“大不敬”的具体内容较多，其中“征召不到大不敬”适用于华佗所犯之罪。
由此看来，华佗之死，也不能全怪罪曹操。他个性狷介，并最终为自负和狷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医生毕竟是医生，而不是政客，倘若华佗是政客，自然不会与曹操如此对峙，搭上自己的性命。
曹操杀吕伯奢全家谜案
曹操被扣上“恶贼”、“小人”的帽子，原因是《三国演义》第四回的“曹操杀义父吕伯奢全家案”。可以说，这是一宗从法律、道德、人格诸方面审判曹操、否定曹操、诋毁曹操的案件。只可惜，作者罗贯中的故事编得太不高超，该故事逻辑混乱、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使人不得不怀疑这是一桩子虚乌有的文学冤案。
毫无疑问，《三国演义》是一部以刘氏汉室为正统的话语体系，尽管曹魏政权控制了全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刘氏蜀汉最终沦为地方割据政权，但旧史家文人和艺人还是视蜀汉集团为正宗，视曹操为篡位的奸雄。
《三国演义》里是这样说的，曹操行刺董卓未遂，弃官逃亡，逃到中牟县时，被军士抓住。为求脱身，曹操自称客商。当时，守关军士并不认识曹操，中牟县县令陈宫认识曹操，知道他是朝廷通缉的要犯。
陈宫本不宜说破却当众说破，还扬言要押解曹操去京师请赏。这陈宫既然公开说要押解曹操请赏，晚上却又亲手把曹操放了，还弃官携款随曹操一起逃亡——如果按照正常逻辑出牌，陈宫应按客商身份，当着军士面，心照不宣地把曹操放掉，既落了人情，又摆脱了私放逃犯的嫌疑和责任。
谁都知道，天下大乱之时，官府是最好的避风港，县令实权在握，生活条件优越，经营人生的资源丰富，为什么要跟一个逃犯乱跑呢？陈宫毕竟是一个见过世面、知道利害关系的领导干部，何至于如此愚昧？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陈宫对曹操来说是个危险人物，因为他是曹操杀吕案的唯一证人。陈宫当面指责曹操多疑滥杀、不义妄杀，倘若曹操与他翻脸，他自己和家人都有被灭口的危险。所以，陈宫当初也有趁曹操熟睡之机结果其性命的想法。他知道曹操奉行的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但最终陈宫没有下手。而曹操同样也没有下手杀陈宫。
作者罗贯中花费了大量笔墨刻意描写曹操的奸诈恶毒，但在描述陈宫与曹操的矛盾冲突中却没有体现出来。陈宫在杀吕案中仅仅充当目击证人的角色，以证实杀吕案确实有其事，而且正是陈宫把曹操的丑事传播出去，流传后世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二人的矛盾刻画明显不合常理，充满了刻意的颠覆性的安排。
再说吕伯奢此人。他是曹操父亲的结义弟兄，虽伯奢称呼曹操、陈宫二人为“小侄”，吕老汉实际上算是曹操的义父，吕家当是朝廷排查逃犯的重点户。吕伯奢明知曹操是朝廷遍行文书张榜通缉捉拿的甲A级逃犯，他来借宿一夜，如果说是要接待，肯定是悄悄地接待，避人耳目，以绝后患，绝对不敢铺张折腾，还杀猪宰羊，这不符合常规。难道吕伯奢脑子坏掉了，不怕被外人举报，丢了全家人的身家性命？
按照旧日习俗，农家也只有逢年过节、遇到结婚等大事才杀猪，日常待客买几斤肉足够，何况只是接待两个年轻人吃一顿晚饭而已，杀一头肥猪干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杀猪款待曹陈二人的情形过于夸张，不合日常生活情理，也有悖特殊政治环境下的人之常情。
从民俗礼教上来看，书中交代，吕家共9口人，吕伯奢是一家之主，家中来客，当是吕老在堂作陪，妇人张罗茶饭，青壮男儿上街采购。这是千年礼教之下的中国家庭的生活规则，就算今天也是这样的礼节和安排。罗贯中居然安排吕老汉骑驴往西村买酒去了。这个情节写得非常幼稚，有违礼法家教。
还一件事，既然安排吕老汉到街上去买酒，为什么不将酒肉一起买回？一起买了岂不是比杀猪宰羊要来得快捷和方便？这个地方罗贯中把吕老汉写得有点儿弱智了。
有个细节值得一提——大家都知道，杀猪就要绑猪，这个时候猪必然会垂死挣扎大叫不止，而直到被杀死之前，猪会一直号叫。猪的号叫声势必会惊动左邻右舍，甚至半个村庄。曹操、陈宫能听见庄后的磨刀声，隔墙能听到吕家人的说话声，难道就没有听到猪叫声？难道这猪是哑巴猪吗？
由此可见，罗贯中在写《三国演义》的时候对曹操是一肚子成见，所以抱着一种“概念在先”的脸谱化描写，充满了浓厚的儒家正统、道德和法统意识形态。他安排杀吕案的立意就是要从道德上给曹操戴一顶薄情寡义、残忍缺德的帽子，从人生观、价值观和灵魂深处深挖曹操的“反动本质”，彻底否定他的个人品质，把曹操写成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无信无礼、丧失理智、惨无人道、彻头彻尾、里外都坏的坏人。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就编制了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故事来。
从《三国演义》来看，曹操杀吕全家的事实应该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罗贯中完全可以照实写，没必要浪费力气和时间去专门编一个出来。退一步说，即使曹操确实杀了吕全家，起码也不是像《三国演义》写的这样杀法，因为那样的行为无论是从人的思维、行动习惯还是逻辑上，都是讲不通的。
如果此案换一个说法，吕家几个儿子见曹操和陈宫随身携带钱财甚多，临时起意，想弄死曹操和陈宫，结果被曹操和陈宫发现，先行下了手。倘若这样，曹操在激愤下杀了吕家人，倒是有几分可能性。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出于政治立场和个人的思想局限性，为了在读者心中建立曹操冷酷无情、忘恩负义、杀人成性这样一个形象，可谓用心良苦。他借助曹操杀吕伯奢全家一事，形成了贬低曹操的巨大证据链，以此证明了曹操一贯奉行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原则，这就是他的目的和用意。
曹操屠徐州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