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对叛乱者宽严有分寸。他取消了禁止贵族和亡命者家属出任国家公职的规定。允许亡命者回国，并不以逃亡者对待。拿破仑这一政策发生了极大效力。在短短两年内，包括一些著名的反对派人物在内，大约有百分之四十的逃亡者返回了法国。但当王党分子由此产生了幻想，其头目提出要与拿破仑合作，一起复辟波旁王朝时，拿破仑则回信明确答复道：“你回来是要用十万死尸作代价的。为了法国的安宁和幸福牺牲吧。历史会为你记上一笔的。”对于王党分子对他本人进行的复辟波旁王朝的游说他也坚决地否定道：你们想复辟波旁王朝，只要我还是政府首脑，你们就永远达不到这个目的。对于王党分子随后对他进行的几次暗杀行为，拿破仑则报之以严厉的镇压。
在镇压王党的同时，拿破仑对雅各宾党人也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拿破仑曾以自己是一个雅各宾主义者而自豪，但他既然是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而要实行独裁专制统治，就势必不能容忍代表广大无套裤汉利益的雅各宾党人的存在。为了巩固大资产阶级政权，他对于来自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反抗都一概予以无情打击。他的原则是既不要红帽子，也不要红鞋跟。所以，有人评价道，在对待反对派问题上，“从罗伯斯庇尔统治时期以来，法律从未曾如此严厉过”。
从宗教中看到治国奥秘
拿破仑上台之际，由来已久的宗教大分裂已经危及革命本身。宗教领域的混乱较之政治领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将有可能毁掉法国，使之沦为欧洲的奴隶。因此，拿破仑在与国外敌人进行十分激烈的军事和外交斗争的同时又抽出了相当多的时间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拿破仑1802年颁布的政教协议，充分反映了他的宗教思想和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深刻认识，亦是他治国安邦的一项英明杰作。
法国大革命是第三等级反对贵族和僧侣阶级的革命。在政治和经济上摧毁封建教会的统治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革命前，天主教是国教，天主教会是法国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它内部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教会对广大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实行封建统治。当时，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霍尔巴赫、狄德罗和拉美特里等人对封建教会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抨击，为彻底摧毁封建教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法国大革命则剥夺了封建教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等方面的垄断权。这是法国大革命的一项非凡成果。随后，第三等级又制定了一系列法令对封建教会进行了根本改造，使之从属于胜利了的阶级。
拿破仑是实践上的伏尔泰，他的宗教政策贯彻了伏尔泰的理论。拿破仑本人并不信教，但他一贯认为宗教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秘诀。其用途在于：通过抚慰灵魂来保持公众的安宁。他常说：教士比康德之流和所有的德国空想家更有用。他认为，为了国家的利益必须恢复天主教活动，但必须对宗教进行改革。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宗教政策，即更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取缔修道院，通过教士法，对教会进行改革，使教会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新教和犹太教与天主教享有同等权力是正确的。他还支持大革命对教会财产和土地的剥夺。但他反对强迫教士宣誓从而分裂宗教的做法，也不赞同强制性的非天主教运动。正如拿破仑多次所说的，法国大革命一个重大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利用法国人民的宗教感情去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他认为，要使国家强大和人民统一，就必须实现宗教和平，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同罗马教廷达成协议恢复在法国人民中影响最大的天主教。
然而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因难主要有，代表封建势力的罗马教廷企图利用恢复天主教之机，尽可能地恢复法国教会的封建特权；革命内部反宗教力量视恢复天主教为恢复旧制度，对此坚决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首先颁布法令，准许教堂开放，教堂用于宗教目的，取消教士的独身宣誓，恢复礼拜日。他还经常参加弥撒，以示同罗马教廷达成谅解的诚意。
同罗马天主教达成协议涉及几个重大原则：一、同教廷达成的协议既要获得教皇的批准，又要保持法国天主教会的充分独立性，限制教皇对法国天主教会的权威和影响。二、既要恢复天主教会，又要确保大革命摧毁教会的封建特权的革命成果。三、既要贯彻宗教信仰的充分自由，又要使神职人员同时是国家支付薪俸、为国家服务的公职人员。四、兼顾正统派教会的原则和宪政派教会的实际情况，使分裂的两派统一起来。罗马教廷对拿破仑这些原则和要求进行了顽强的反抗，使谈判迟迟不得进展。
拿破仑首先向罗马教皇表达了和解的意愿，并发给每位主教15000法郎的薪俸作为没收教会土地给教会造成损失的补偿，以此作为和谈的妥协。同时。王党分子和路易十八对谈判的种种破坏和整个巴黎对谈判的敌视这一切更加坚定了他坚持将谈判进行到底、直至成功的决心。他要求加速谈判进程。促使谈判有效进行，他撤销了原来对教廷持敌视态度并过于死板的谈判代表、原宪政派教士格雷古瓦，任命精明强干的正统派教士贝尼埃为新谈判代表，以使谈判取得成功。
在分歧极为深刻的谈判中，如同在战场上一样，拿破仑不断地变换手法。他同时提出一点并撤回另一点，接着又撤回两点再提出第三点。他用颇为认真的态度支持宪政派教会全国会议的召开，并用建立新国教的计划向罗马教廷施加压力。拿破仑还派兵在教皇属邦征用军用物资，以此向教廷施加压力。他有时突然把协议草案撕毁，并大发雷霆地威胁教皇的谈判代表。他有时单方宣告谈判破裂后，又主动重新开始谈判。经此种种努力，1801年7月15日，双方全权代表终于签订了著名的政教协议。
政教协议明确了罗马教廷与法国天主教的关系以及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它将天主教会由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变成了法兰西资产阶级国家的工具，它在一个多世纪内一直是法国宗教政策的主要法典。这是拿破仑的重大贡献，它的影响远远超过拿破仑及其法国本身。
政教协议签订恢复天主教的活动大得人心，在多年动乱之后，人民终于可以自由地在教堂做礼拜了。法国的国际地位加强了。其他诸多的宗教问题也得以妥善解决。法国宗教和平得以实现，人民内部统一团结的局面也因此而大大加强了。两年后，当欧洲反法联军向法国发起第三、四次干涉和侵略时它们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强大的法国了。拿破仑的宗教政策是实现国家强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真正的光荣是民法典
拿破仑在实行个人独裁、强化中央集权、实现国内和平的同时，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稳定社会秩序，于1800年8月至1804年3月，组织编纂了《拿破仑法典》。它是拿破仑在内政上的最主要建树，被外国史学家称为是新社会（指资本主义社会）的圣经。
这部法典在法律上把资产阶级对封建制度取得的胜利用文字固定下来，保证私有制度在新社会中不可动摇的地位，确保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原则不被任何东西所损伤。《法典》是法国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硕果的结晶。
1789年革命前的法国是一个封建农业国，实行专制集权统治。在森严的封建等级下，全国居民被分为三个等级。一、二等级的僧侣和贵族构成统治国家的特权阶级，最高代表是国王，拥有无限权力，却不承担任何纳税义务。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等级（农民、平民、工人和资产者）政治上完全无权，却承担全部纳税的重担。第三等级经济上的强大与政治上的无权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使他们愈加不满现状。所以，取消封建特权，确立资产阶级的平等，变封建所有制为资产阶级所有制，构成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这种要求由孟德斯鸠、伏尔泰，特别是卢梭的著作充分地表达出来了，资产阶级正是凭借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来进行革命的。
1785年的革命风暴冲垮了封建特权，制定并通过了包括《人权宣言》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令，巩固了资产阶级革命成果。但是，旧法典毕竟没有被废除，经过长期战乱后的法国人民更需要一部统一而稳定的新法典，于是，拿破仑法典应运而生。
法国革命的胜利固然为法典的诞生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但是，历届政府和国民议会对于制定法典认识不足，颁布的许多法令互相矛盾，缺乏权威人物和机构对诸种认识加以取舍定夺，致使法典的编纂工作一拖再拖。
拿破仑上台后，很快着手《民法典》的制定工作。他首先组成《民法典》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由四名著名的法学家组成。法典将肯定农民和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土地和财产的剥夺，以便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产，用解放了的民族工业生产力，进一步巩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四个月后，草案写成，交各法院征求意见，然后由参政院的立法委员会根据审查意见进行修改，并由参政院全体会议逐条加以讨论。讨论详尽激烈，长达数月之久。
拿破仑对法典草案的讨论极为重视。他在百忙中抽出相当多的时间参加了这一阶段的讨论。在参政院为讨论草案而召开的102次会议中，拿破仑亲自主持了52次。他注意倾听法学家们的意见。当讨论纠缠不休时，他便出来理出头绪，归纳出醒目的结论。他常常能提出一些明确、深刻而有条理的见解。为制定法典，拿破仑从法学家康巴塞雷斯处要来一些法学专著，特别是国民公会为制定法律而准备的各种有关材料，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并作出精细的分析和综合。这使他有能力领导这一如此重要的工作。拿破仑常常不拘泥于纯法律的考虑，而是更多地从政治上着眼，这种高瞻远瞩使他在发表意见时往往独具慧眼。
在拿破仑的推动下，参政院经过热烈而充分的讨论通过了草案。然而草案却遭到了保民院和立法院的否决。拿破仑不为所动，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只从资产阶级治理国家的观点出发，以危害还是巩固、削弱还是加强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为制定法典草案的准则。因此，拿破仑不能容忍对草案的否决和由于意见的分歧而使对草案的争论长期拖延下去的做法。他要干预了。1802年4月1日，他颁布法令简化批准法典的繁琐程序。1803年2月5日到1804年3月15日，法典的36章在立法院陆续通过。1804年3月2l日，拿破仑签署法令，将《法典》正式颁布实施。这样经过差不多4年的努力，法国终于有了统一的、能真正反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民法典》。
《民法典》是资产阶级国家最早的一部法典。它包括总则和正文36章，共2281条。作为资产阶级意志利益的化身，法典明确地规定了资产阶级民事关系的三条原则：全体公民民事权利平等原则；私有财产无限制和不受侵犯原则；契约自由原则。这三条原则，是法典的基石和主要内容。
法典规定了全体公民民事权利平等的原则。即，在法国，人人享有民事权利，除法律规定的限制外，每个成年人都能平等享有民事行为能力。这实际上是1789年《人权宣言》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民法上的具体反映。它肯定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下等级特权的胜利。此外，法典还废除了封建的长子继承制度。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法典基本上否定了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法典制度。
法典规定，所有人对于自己的财产，均有无限制地、随意地使用和处理的权利。有关土地所有权的规定。确认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具有安抚和稳定农民，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作用。法典还规定国家征用私人财产，必须以事先公正的补偿为条件，否则，私人有权拒绝征用。这一规定保证了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不会因公用转让而造成任何损失，从而进一步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上述规定，实际上也是1789年《人权宣言》宣布的“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在民法上的进一步的具体化。法典确认了私有财产的法律地位，确保资产阶级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
法典规定契约是具有行为能力的双方当事人，在完全自由平等公正互愿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法典还规定了若干担保、损害赔偿和民事拘留等与契约相关联的条文。条文法典还规定了自由买卖和等价交换的条文，即除法律规定禁止的人和物外，任何人都可以进行买卖活动，包括劳动力和人身在内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买卖。
契约自由和自由买卖的规定，也是法典的重要内容。它对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原料、劳动力都要通过契约自由、自由买卖来实现。
《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法典。新生的资本主义在这部法典中具有了它们较为完备的法律表现，巩固了自己存在的基础。《民法典》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依据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把战胜了封建专制后刚刚诞生的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译成了”司法法规的语言，从法律上维护和巩固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法典》因符合法国广大人民要求安居乐业、从事稳定而有秩序的生活和生产的强烈愿望，因而受到热烈欢迎。《民法典》对于调动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巩固稳定社会经济秩序起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法国在19世纪是个强国，特别是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更具权威，这使得《民法典》在破坏欧洲封建制度和促进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民法典》文字简明，逻辑严谨，体系完整。它继承了以往各类民法的优点，而又在内容上废除了一切封建桎梏，因此最适合于19世纪陆续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国家的需要。“他把他的法典带到被征服的国家里，这个法典比历来的法典都优越很多，它在原则上承认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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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一代名相：张居正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乏有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刘邦、朱元璋都以开国的一代君主享名青史，但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罕见的一位。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