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李长科
一九六二年的时候，我们从上海人“朱光头”手中盘下了一家饭店，花了两年的辛苦钱。饭店重新开张，改名天津饭店。我满心欢喜，觉得自己做老板的愿望终于达成了。转眼就是新年，一家人沉静在新年新气象的喜气中。
为了节省开支，起先饭店只摆了六张桌子，请了一个厨房帮手和一个侍者，打扫、进货、搬货一应杂事，都要我和素清自己来。还是我管厨房，素清负责前面招呼客人。大儿子永松，才十一岁的年纪，就开始帮我们管账了。老三永基不到一岁，老二永立也是刚刚会到处乱跑的年纪，保姆一个人顾不过来。孩子哭了，我们也要帮着带。我就背着孩子烧菜也是常事儿。饭店刚刚开张，生意不是特别好，下午空的时候，我还教人做菜。苦虽苦，一家人在一起，终于有了固定的居所，不用到处奔波，心里十分满足。
可惜好梦只做了没几天。我们怎么也没想到，姓朱的是存心骗钱的，饭店开起来了，他带了几个日本人、巴西人上门闹事。硬说这间饭店是他们的，威胁我们不搬出去就要动粗。我自信练过几天功夫，与三四个人交手不成问题，心里也不怕，要硬碰硬。素清一旁示意我不要冲动，跟朱光头一伙人商量，给我们几天时间。姓朱的只是不肯走，在店堂里胡闹。
因为吃了前面两次的闷亏，这次盘下店面，所有手续我和素清不敢有一些马虎。如果正式告上法庭，我们倒不怕，可朱光头摆明了是想要黑吃黑，他带着地痞流氓来闹，饭店没法正常经营，吃亏的倒是我们。
冷静下来，我突然想到了一位救星——奥利菲斯，圣保罗市的警察局局长，永立和永基的教父。赶忙跑出去请。奥利菲斯一来，姓朱的立刻成了缩头乌龟，总算是躲过了一劫。
说起与奥利菲斯的缘分，也是十分神奇。事发前几个月，奥利菲斯带着人来饭店检查。那天恰巧我不在，素清带着永立、永基在家。看着陌生人上门，两个娃娃也不怕生，扑上去就抱住了奥利菲斯的腿。奥利菲斯年轻时受过伤，只有一条手臂，打眼一看很有几分凶相，估计平时没人敢轻易靠近。如今一下子被两个孩子全无设防地亲近，很是兴奋，把他们两个又亲又抱的，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话，孩子们被逗笑了，他更是高兴。临走的时候，奥利菲斯说了一堆话，素清也没有领会全部意思，奥利菲斯留下了名片，让我第二天去找他。
我的葡语也不是很好，那天奥利菲斯找来了一位日本律师当翻译。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是警察局长。谈完公事，奥利菲斯让律师问我，他很喜欢孩子，但自己没有儿子，能不能把两个孩子中的永基送给他抚养。我告诉奥利菲斯，中国人家庭观念是很重的，送孩子不行，但是如果他真心喜欢，可以当他们的教父。奥菲利斯爽快地答应了。为此我们还特意搞了个派对。奥利菲斯还介绍我到他们一个俱乐部教做菜。
第一次危机化解了，可奥利菲斯毕竟不能每天都来。朱光头还是隔三差五伙同地痞流氓来捣乱，有时是吃霸王餐，有时故意掀翻桌椅。饭店生意大受影响。为了维持生计，我依旧到处教人做菜。东奔西跑的时候，发现一个叫普里斯提的地方没有中餐馆，是个商机。回来与素清一商量，素清也同意，结束天津饭店，搬到普里斯提重新开始。
搬过来的家当寄存在一所寺院里。开饭店市口很重要，不敢仓促下定。为了找到合适的铺面，也为了维持生计，我重新做起了走街小贩的营生。半个月后，朱光头发现我们把东西搬走了，又出了个恶招，到圣保罗的一个警察分局举报我偷东西。分局派了两个警察到普里斯提来抓我，并带到普里斯提当地的警察局审问。
到了警察局，了解到事情还是与朱光头有关系，我打电话让素清把合同送到警察局来。警察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我的葡语不太流利，警察也是听得似懂非懂，但合同他能看懂。看着看着，警察发现合同上有奥利菲斯的签名。他就问奥利菲斯是谁，怎么有个名字在上面，我就说是我小孩子的教父，为我们的合同作证的。
原来这位警察，还是奥利菲斯的老部下。一听说我们和奥利菲斯关系匪浅，也乐意做人情，但因为有拘捕令，他也不好直接放了人，只是做势说，既然东西是在圣保罗丢的，那还是回圣保罗去处理吧。于是，当天我又被带回来了圣保罗的一个警察分局。律师联系了奥利菲斯，奥菲利斯也提前接到了老同事的电话。第二天中午，奥菲利斯赶到了分局，分局的局长一看总局的局长来了，二话不说，一再保证，剩下的事情由他们处理就好。
托奥利菲斯的福，生活终于又重新恢复了平静。不久后，我们在普里斯提的饭店开张了，定名为“四海饭店”。这家饭店一直伴随到我们结束在巴西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