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谁读朱湘的信，都不难发现，其中的关键词，是钱。留学在外，别人是靠家里寄钱，朱湘则总是想着每月寄多少钱回家。尽力节省伙食、衣着，努力译书，并打算学做厨师到餐馆打工，以及让妻子买来绣花到美国再卖。妻子要他照相寄回家，免得旁人猜疑夫妻感情不好，却一等再等。朱湘不喜欢照相是事实，不过这次，是筹不够照相的钱。妻子寄食物给他，也要盘算如何省钱，更要免得罚钱。朱湘说：“现在美国新定法律，中国运来的东西又加了税。人家国强，我们现在国弱，也无法可想。将来中国强了，他们加税，我们也加税。”国家是卑微的，诗人是卑微的。朱湘始终在为生计奔忙，出国前穷，留学时穷，学成归来依然是穷。那一年四季紧蹙的眉头，我们是可以想见的。
朱湘的穷酸到了什么地步呢？住在又脏又臭的房间里，自己又要做饭，衣服上自然就有几股味道，惹得同学生厌。朱湘对此很是敏感，有好几封信中都提到，心中说不出的难受。不只是为了自己个人，也是考虑到国家的脸面。不能给中国丢脸啊。朱湘发誓：“不单要替中国学生在学问上争光，并且要教外国人知道，我们中国人并非天生得不干净，不必他们见了中国人就濞鼻子。”身为亚洲人，中国人，朱湘受了很多的歧视。老师少了一本书，就怀疑是他没有还，甚至当堂破口大骂亚洲人。
在信中，朱湘每每展望学成归来后的幸福生活。妻儿衣食无忧，不再寄人篱下，借债度日。他又几次提到，国内仇人太多，怕谋不了生。当年文艺界的恩恩怨怨，究竟如此，我们是不清楚的了。
朱湘差不多五天一封信，总共106封，《海外寄霓君》中收了94封。他的信有个特点，就是台头和落脚之间，只有一个自然段。这样，读起来就是密密麻麻的一篇。若是分开段来，读起来可能会简明，却少了很多韵味。密密麻麻的一篇，翻来覆去也就那几个意思，没有耐心的人会觉得啰嗦，我却以为其中情意绵绵，意味无穷。想想看，那真正的情意，不就是“剪不断，理还乱”吗？读朱湘的“与妻书”，要慢慢地在心中默读，甚至于感觉不到自己在读，只是眼睛在看，心思放在字上。顺带，对书的装帧设计也要赞美一句，小五号字体非常合适，若是字号大了，朱湘的深情厚意就被“稀释”掉了，就飘散了。
信是写给妻子的，也是写给自己的。不乏自言自语的成分。这自言自语，不是仰天长啸，而是低头自问。在昏暗的灯火下，在暗地里，在无人的空旷里，低语。这言语不是通过嘴唇发出的，是用心嚼着的。敏感、脆弱的诗人，孤苦伶仃的朱湘，即使在他对妻子的细密情思中，我们也不难发见，诗人的心是落寞的，是幽寂的。相信妻子对他多少是了解一些的，也不必讳言，妻子的了解和理解是很有限的。至于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夫复何求？1933年12月5日晨，从上海开往南京的船上，落下了年轻的身影。
或许可以说，朱湘早已预演了这个结局：
葬我在荷花池内，
耳边有水蚓拖声，
在绿荷叶的灯上
萤火虫时暗时明……
葬我在马缨花下，
永做芬芳的梦……
葬我在泰山之巅，
风声呜咽过孤松……
不然，就烧我成灰，
投入泛滥的春江，
与落花一同漂去
无人知道的地方。
写这个读感的过程中，希望对朱湘知道更多，在百度里轻轻一捞，就捞出了这首诗。题为《葬我》，收录在1927年出版的《草莽集》里。那年，他不过23岁。
生豪的情书
1933年，21岁的朱生豪到上海世界书局任英文编辑。他痛感于莎士比亚戏剧没有中译本的全集，决意用业余时间来翻译。在生活困难，译稿和重译稿毁于炮火的情况下，他坚持不懈，到1944年上半年，译出莎士比亚37部剧作中的喜剧13部、悲剧10部、传奇剧4部和历史剧4部，共31部。大功垂成，而他的病情已发展为结核性肋膜炎及肺结核、肠结核的并发症，1944年12月26日告别人世，年仅32岁。业内人士评价说，朱生豪的翻译态度严肃认真，以“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为宗旨，译笔流畅，文词华丽。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外国作家全集——1978年版的《莎士比亚全集》，戏剧部分采用了朱生豪的全部译文。我对莎士比亚知之甚少，这里要谈的是生豪写给妻子宋清如的情书。生豪和妻子十年苦恋，离多聚少，加起来不足两年半，大多时候只能书信往来。目前存留的是1933到1937年间的306封信。
信的台头和落脚是很值得把玩的。列举一些有趣的：无比的好人/快乐的亨利，好/朱，好友/不说诳的约翰，好宋/朱，好人/厌物，好人/你脚下的蚂蚁，小姐姐/专说骗人的诳话者，好友/Villain，小亲亲/小瘌痢头，哥哥/Ariel，傻丫头/黄天霸，青女/丑小鸭，好友/你所不喜欢的人，我们的清如/朱朱和我，好友/太保阿书，清如贤弟/吃笔者，宋/希特勒，好/米非士都非勒斯，朋友/老鼠（因不及小猫，故名），昨夜的梦/星期四，清如/心烦意乱，宋/和尚，小弟弟/阿弥陀佛，清如仁姐大人芳鉴/小弟朱生敬启，二哥/拙者，好孩子/朱朱，好好/魔鬼的叔父，弟弟/弟弟，宋儿/鸭子，婆婆/珠儿，宋神经/朱，宋家姐姐/小巫，清如我儿/金鼠牌，爱人/张飞，青子/红儿，威灵吞公爵勋鉴/鄙人约翰斯密司顿首，弟弟/叽里咕噜，二姐/WATATA，小妹妹/伊凡叔父，宝贝/多多，宋宋/牛魔王，妞妞/你的靠不住的，你这个人/卡列班，宋千斤/阿二，等等。
有这样的台头和落脚，可以想见，生豪是怎样的好搞笑，心底的快乐是怎样的自然。情书中也谈到社会，谈到生活，谈到莎士比亚剧本的翻译，但总的情绪是孩童般的活泼和热闹。据说，生豪是不善言谈的，性格内向，但这些情书中，诙谐、幽默不可抑止地流淌着。俗气的人可能从中只看到打情骂俏，而懂真性情的人，会读出生豪的天真烂漫。
情书是不适于评论的，生豪的尤其是。在灯光下静静地读，在清晨慢慢地读，在夕阳里细细地读，在心底里读，不能念出声来，只要感觉，体会，回味。当年，清如从中读到了甜蜜和温馨，她是这些情书“预定的”读者。我们作为读者，显然是侵犯她的专利了。不过话说回来，我们阅读，是抱着旁观者的身份，不是读柔情蜜意，读的是生豪的性情、灵气、孩子般的心地，读的是爱情的美好，人世间的美好，生命的美好。忽然想到顾城，曾经他也有一颗童心，可惜，后来被丢掉了。生豪像孩子，像孩子一样自在，喜欢捉迷藏，说疯话和傻话，疯得要爬到树上去，傻得要跳到河里去，当然，也只是装模作样罢了。
生豪的文字很清爽，富于跳跃，动感很强，简洁而韵味多多，像是两个小孩打闹，五四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的自由、天然统统展现，称之美文学毫不夸张。还是抄录几句：
我是宋清如至上主义者。
为什么我一想起你来，你总是那么小，小得可以藏在衣袋里？我伸手向衣袋里一摸，衣袋里果然有一个宋清如，不过她已变成一把小刀（你古时候送给我的）。
你说过几时带我到月亮里去，几时去呢？你要是忘记了，我不依。你讲一个故事听好吗？
要是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多么好，我一定要把你欺负得哭不出来。
你在古时候一定是很笨很不可爱的，这我很能相信，因为否则我将伤心不能和你早些认识。我在古时候有时聪明有时笨，在第十世纪以前我很聪明，十世纪以后笨了起来，十七八世纪以后又比较聪明些，到了现代又笨了。
寄给你全宇宙的爱和自太古至永劫的思念。
在生豪的信里，好像可以看到郭沫若、刘半农、沈尹默、汪静之等人的影子，但生豪就是生豪，生豪还是生豪。清如是幸运的，她遇到了生豪；生豪是幸运的，上苍赋予他如此的性情；我们是幸运的，可以读到这样的童真；文学史是幸运的，有这样的稚趣可以记载。
荫麟的高度
知道张荫麟，缘于他的《中国史纲》。这本不是很厚的书，过去几年，至少有三家出版社印行。可能打开翻过，却没有怎么留心。一来是好书太多，我不可能都在意，二来他好像也算不得太有名的人物吧。
今天在野草书屋打折区，看到他的《素痴集》。先看后记，是编选者李先生写的，谈了亲近张荫麟的过程，交代了书名的来历。素痴是张荫麟的笔名。该书没有收录过于专业之作。打动我的，还有李先生编选的辛劳。最近几年，对编选、汇校、点校一类的不易，早已有了敬意。后记只有五段，三四两段都是关于编选的原则、方法和过程，占了后记一半的篇幅。
原价20元，打折后10元，我还是犹豫。不在价格，而在价值，以及由此而来的阅读的可能。从目录看出，所选文章涉及文科各个领域，有时评、史评、文评、人评，可读性很强，但是否适合我的兴趣，一时难以定夺。最终促使我决心的，是《张荫麟先生传略》中的一句话：1942年10月24日，张荫麟在贵州遵义病逝，年仅37岁。
37岁的高度有多高？这个疑问，这个好奇，这个期望，猛地涌上。生来不是很争强好胜，却也难免比较。和周围的人比，和书上的人比。很早就知道，人和人是不能比较的，但比较总归是一种鼓励，一种督促，一种自我的期许。
1923年，18岁的张荫麟考入清华学堂，同年9月，即在《学衡》撰文质疑梁启超的“《老子》考”。在清华六年，他发表了一批书评与论文，评点过的学者除梁启超外，还有（我知道的）胡适、郭沫若、冯友兰、容庚、张君劢、郑振铎，以及（我几乎一无所知的）卫聚贤等，共二十余人。固然少年气盛，勇气可嘉，却也有理有据，伶牙俐齿。此外，他研究过张衡的科技成就、《九章》及两汉的数学，还挖掘出了洪亮吉及其人口论。他懂得英语和德语，吴宓的翻译课程，据说只有他和贺麟、陈荃三人听讲。
1929年秋至1933年夏，张荫麟赴美留学，在斯丹佛大学学习西洋哲学，后改学社会学，并立志以史学为终身职业。1933年夏回国，次年至1937年，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七七事变”后，在西南任教与流亡，直至病故。
从《素痴集》看，张荫麟和那个时代的很多有识之士一般，是不安于书斋的，他谈论思想与革命，从政治形态来看待世界的前途，分析中国民族前途的“障碍物”，寻求修明政治的途径。留美期间，他就为国内报刊撰稿，议论时政。1939年，他甚至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后在重庆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小住，受到部长陈诚礼遇，作有《蒋委员长抗战必胜训词释义》。但他毕竟是文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关心民生，希望革命却又不忘改良，错综复杂，不一而足。
我是做哲学的，对他这个方面的思考自然格外关切。他从《易经》说到革命，易就是变易，革命就是变易的一种。“而且，哈哈，革命这个名词还是从《易经》出来的哩。”他代戴东原灵魂致信于冯友兰，讨论理和道德。他阐释“可能性”是什么，讨论自由、因果与前定，释Could，还分析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在这些思考中，他的视野是开阔的，前沿的，征引的中国前贤不必说，外国的有康德、黑格尔、柏格森、怀特海、尼采，还有几位是我不曾听说的。他的方法是分析的，逻辑的，甚至是语言哲学的。顺便说一句，尽管他是在美国留学，但对杜威的心理逻辑很不感冒，进而也就对胡适的理论主张不以为然。
张荫麟是以考据起家的，他起初发表的文章就是考据文章，就他全部发表的文章而论，三分之二以上的文章也是属于考据的。他学力见于考据，却不以考据为止境，他的《中国史纲》之所以至今好评不断，正是由于贯彻了一种哲学的意识和方法。张荫麟1928年的《评冯友兰君〈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一文或能提供一些启示。冯友兰引据旧籍，证明孔子并未著作，亦未删正六经，但却没有因此而否定孔子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反而把孔子比拟为苏格拉底。张先生说：“义理与考据之学截然两事，吾人不当以历史事实偶有摇动，发见穿错无漏，而遂谓昔之人物与理想均无价值……若冯君此篇，考证明确，持论公允，以二事分别进行而不相混，殊为可称者矣。”谢幼伟在《张荫麟先生言行录》中特别探讨了考据与义理的关系，指出考据是一种学问，义理也是一种学问。治考据的不能不懂义理，否则便不可能对考据的对象有深刻的认识。而且，我国的经典本身就是义理，若不懂义理，如何去谈考据？同样，治义理的也不能不懂考据，否则，可能辞多附会。考据是规矩，义理是目的，考据只有辅以义理，才是有生气的，有意义的。今日所需要的考据家，是调和汉宋，冶考据与义理于一炉的考据家。张荫麟就符合这样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