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
我在西安特别有缘，第一是有人缘；第二是有书缘。让我感到这是块文化的宝地，所以，这次忠实先生说白鹿书院举行成立庆典，想叫我过来一下，我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我想，我已经放弃了一次韩城，再不能放弃白鹿原了。就这样，今天我就终于比较准时地坐在这个地方和同学们，和各位专家教授、领导们进行交流。关于“青年作家”的问题我怎么笑起来了，因为我20岁写作的时候，还是下乡知识青年。当时发表了长诗，在那种文化饥饿的年代，一个月我收了1800多封信，全国各地的。今天又听到李书记喊我“青年作家”，一下把我唤回了当年20多岁、30多岁所有的我在文学上的美好的回忆。
白鹿书院的成立，就是研究传统文化。忠实先生说：“你是写历史小说的嘛！你对传统文化很有感情。”我说我不但有感情，传统文化已经成了我文学最重要的基因之一。在陕西来谈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人杰地灵。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像陕西这样的文化沃土并不很多。我小时候熟读唐诗，从唐诗中了解了古代的长安。再加上后来我研究丝绸之路也好，研究很多历史上典籍也好，长安永远是像一种古文化的北斗星一样指引着我们这个文化星空。因此《张居正》这部历史小说，虽然我写的是北京，写的是明代，可是我发现当时一个最珍贵的历史资料就在你们西安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我1997年来搜集素材的时候，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我看到万历年间的一张清账田亩的田契。它对我这部书的写作没有直接的历史背景，但它这种文化传承的精华依然对我起了一种指导的意义。
张居正是在明代万历年间也就是1572年到1582年这10年的时间里，他主政，实际上操控了政坛，成为当时那10年中间实际的领导人，他所领导的“万历新政”，这场改革是非常的激动人心，而且在历史上也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所以直到他死之后，对他的毁誉一直都存在，贬他的人可以一直把他打到地狱，赞誉他的人认为他是天堂的使者，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从梁启超一直到黄仁宇这80年时间里面，就不停有人为张居正鸣不平。我1992年在深圳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其实张居正的改革和今天的改革有许多相似之处。他说了这句话，我回去以后就看《明史》，再就慢慢地看他诸多列传，看所有有关他的书籍，慢慢就有了一个轮廓。我突然就感到，张居正的改革对现在的改革有非常深远的借鉴意义。
我把整个中国宰相系列做了一个比较研究，又比较研究了秦始皇到最后一个皇帝宣统的所有皇帝系列，更激发了我的研究兴趣。后来我感到，主要是我们的皇权世袭制，而我们宰相的出身就像在座的大学生一样都是读书人出身。他们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从学生到科举，饱经挫折，慢走到权力巅峰。所以说为什么每一次改革都是由宰相来发动，进而成为整个改革的工程师和设计师，而不是由皇帝发动的主要原因。古人有句话叫“学得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就是把自己的满腹经纶用来为人民谋福社。这样一分析，我就觉得张居正非常值得写，他的家庭出身是非常卑贱的。他的祖父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公司的保安，就是辽王府门中看大门的。他从这么一个家庭出身一步一步走向宰相之位的时候，他定下来的所有的改革方针，实施的所有的方式，有两个。一个就是限制约束皇室以及所有士大夫的特权；第二就是极大限度地为老百姓谋利益，就是今天所讲的亲民政策。
张居正的用人也有标准。像清官海瑞，他批评嘉靖皇帝，嘉靖皇帝把他打入死牢。给他平反的时候，张居正还是一个副部级，但是张居正的老师徐阶是首辅。宰相给徐阶建议把海瑞放出来，说这样一个人非常有民心、有民望，就给了他全国最好、最富的府——苏州府，让海瑞当知府，结果当知府两年，整个苏州的赋税少了一半，为什么呢？海瑞抓腐败不管生产。很多人告他的状，只有免了他的职，回海南岛当一个闲人，就在这个时候，张居正上任了。海瑞很高兴，他就给张居正写了封信表示祝贺，并表示自己还可以为国家贡献余热。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又推荐海瑞。吏部尚书就是我们周至县人，杨柏。他是三朝元老，有一天就到内阁，就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找总理谈话，说海瑞你还得用，为什么呢？他的名气太大了，不用的话你对天下的读书人是一个伤害。他人品好，不贪。张居正说，柏老，你想过没有，我们用人的政策历来有偏差，把人品放在第一，把事功放在第二；朝廷用人，第一要让皇上放心，第二要让老百姓满意，他这样做事，皇上也不放心，老百姓也不满意，如果你清官自守，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但是老百姓的生产还是得发展。他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不是搞穷一方：他人品非常好，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但是做人和做官不一样，做人讲品质，讲情操，做官除了品质和情操，还要有政绩，还要为老百姓谋利益，我宁可要天下骂我，我要保持海瑞的清官形象，不用他，现在国家百废待兴，就是要有搞经济建设的人才，用勋吏不用清流。这也是他死后，攻击他的重大原因，所以有人问我，说：“熊先生，你说张居正这么好，为什么他死后这么多年，老百姓不知道他，而且后代的人对他都那么反感？”我说，历史有一个很怪的现象，凡是皇帝不喜欢的人，就是当权显赫的利益集团不喜欢的人，读书人一定喜欢，李赞也好，海瑞也好，有很多例子；凡是读书人批驳的人，像严等很多人，皇上喜欢他。唯独张居正，皇上不喜欢，读书人也不喜欢，因为谁对社会没有利益，他都不用。因此，掌握政权的人不喜欢他，让你无法在正史上留名；掌握话语权的读书人也不喜欢他，让你在口碑上也没有。这就是传统文化，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再讲一个问题，亲情、友情。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很多事情法制碰到人晴得绕着走，的确是这样。当时张居正一当了首相后，他的所有同学和朋友欣喜若狂，就感觉到出头之日到了。他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古人把同一年同榜的进士叫同科也叫同年，嘉靖二十六年的同学里边，都一下子很高兴，奔走相告，很多人就给他写信，其中有一个平常跟他关系不错，叫汪道昆，当时在湖北当巡抚，就相当于今天湖北的省委书记。他就想，现在我该当部长了吧，我的同学现在当总理了。他就给张居正写了信，张居正回信说有机会我会安排你。汪道昆想，有机会是不是说我还不懂事？然后就利用他的名义，倡修“大学士牌坊”，就是在张居正老家找了一万六千两银子，给张居正修一个很大的牌坊。张居正知道以后，立刻快报制止，说：“做了一半给我拆掉。”他说：“今天拆，比我死后别人拆更好。这种沽名钓誉之事万不可做。”但是怕他再闹事，就把他调到了兵部左侍郎，就是国防部常务副部长，从二品升了一级，从正三品当上了从二品的国防部副部长。进京来以后，让他视察边关。他干什么呢？他是个诗人，喜欢写诗，他每到一地，首先把当地的文人找来，宣纸铺上，笔墨伺候，光写诗，三个月视察完了，回到北京，字斟句酌写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汇报他的视察的情况。他为了显示才华，加了很多文学用语。张居正就觉得这个人不大务实，他跟海瑞的表现是另外一种。他就在他的奏章上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除”，就是说你是最美的兰花，你在大路中央，这个路不是用来种花的，是用来走马车的，那我得把你铲掉，你生错了地方，你不能搞行政，只能去当作家，就把他免了职，说你回老家当诗人去。他是明代有名的大诗人，今天的文学史上都谈到他，可是他的官就是这么丢的。
所以这个人就这么绝情。他死后，第一个骂他的都是他的部属。他得罪读书人，但是有一点，他的第一批尚书中，除了老臣，四个正部长全是他的同年，就是同学中有真正的从政才能的。你看海瑞也的确想为老百姓办事，但他的方法不对，所以张居正不用他，不是对他人品不肯定，是非常肯定，但是感觉到他执政能力有问题。这个是需要智慧的，智慧就是执政的能力。执政的能力就是智慧加勇气。第二个就是你看清的事情，你要敢做。他说了一句话：“中国的读书人，十个有八个看得清，但十个有九个人不敢做。”
我书写出来以后，没有想到会产生这样大的共鸣，有这么多读者来呼应他。我想也就是书中所写的观点和人，引起了大家的思考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认识，也就是对今天生活的一种借鉴，这样大家就有这么一个感触。所以今天说是谈传统文化，我想我着重从我的创作上来给大家汇报。中国帝王文化也好，权谋文化也好，我谈的治国文化，就是国家政治文化中的一些表现和争论。比如说，我谈张居正的问题，他用勋吏不用清流、执政能力、智慧和勇气问题，都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值得深思、值得分析的一些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