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过立法禁止堕胎和美国将母亲的不恰当行为如吸毒和感染艾滋病列为犯法之类保护胎儿的尝试中，这种阿波罗式的形象居于中心位置。
18世纪、19世纪关于天真的儿童的前社会学话语是当代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特殊教育规定、托儿机构和幼儿园、需要即喂（feedingondemand）以及专门针对个体需要的一系列儿童养育调试性策略的基础。我们还发现，人人都应有关心儿童的信念，以及从社会秩序再生产的角度而言儿童是对未来的投资的信念也已开始生根发芽。
天性本然的儿童
卢梭对儿童的观点，是一个唯心论者的创造。它是精神优先于物质的例证，正是这种意向性和纯粹理性的结合，使儿童成为如此有力的生物，并在人学意义范围内具有优先性。卢梭的天真的儿童最终将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和天性本然的儿童。但是，儿童的这种模式的蓝图是在超过半个世纪之前由一位不同于传统的激进哲学家提出的。约翰·洛克（JohnLocke）在1693年的短文《教育漫话》中关注的便是年轻公民的适当教育问题，在此之前，他已在1689年的重要论文《人类理解论》论述了知识的认知和获得。
我们当然不能把洛克的思想放入天真儿童的模式中，因为他非常清楚地表示这种理想化的原初良善是不存在的。与卢梭梦想的那种自由高贵未开化的人不同，洛克则更坚持于他对儿童的理性观点，即认为儿童有着残酷的、恶意的、不和谐的性情。他没有将童年看作一个善良和互惠的西方极乐———这也并不是说他将童年看作本质粗野的。对他而言，儿童本质上是一张白纸，但这是一种认识论的判断而非漠视。尽管来自一个清教徒家庭，洛克似乎没有受到清教徒那样对儿童的强烈态度的影响。相反，洛克因其认识论观点对经验论传统的贡献而闻名，他在《人类理解论》中认为，儿童并不具有内在的或一个先验的理解类别或一般的推理能力：我们可以假定人心如白纸似的，没有一切标记，没有一切观念，那么它如何会又有了那些观念呢？人的匆促而无限的想象既然能在人心上刻画出几乎无限的花样来，则人心究竟如何能得到那么多的材料呢？
他在理性和知识方面所有的一切材料，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可以一句话答复说，它们都是从“经验”来的，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而且最后是导源于经验的。
表面上这似乎是最激进的主张。“白板说”看起来与卢梭对儿童的构想直接相反。但是，洛克过时的自由主义对他的理论有所缓和：儿童作为未来公民，他们虽不完美但有潜在推理能力，因而被认为具有一种潜力。因此，尽管洛克认为人生来没有内在能力和知识，但儿童所具有的动力和性情虽然洛克与理想主义者卢梭这两位哲学家的观点的分歧日益加深，甚至有完全不相容的危险，但他们对学习过程的看法却是从不同的出发点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是在一条朝向推理的曲线上前进的。和卢梭一样，洛克相信无论儿童是什么，他们都不是不充分或部分成型的成人。应该认识到他们有一些特殊的兴趣和需要。儿童应该总是被劝导，父母应该像教师一样具有知识和经验，并且对他们实施控制。通过教育，儿童将变为理性的、有道德的社会契约成员和自我控制实施者。
尽管洛克的经验论坚定地认同知识来源于“经验”这一观点，但其信念也有一些矛盾之处。例如，他区分了心灵的主要和次要特质，认为特定观念不是对客体的简单反映，而是由心灵自身创造的。在一些情况下，知识是心智活动和观念的结果。“经验”的方法是由我们自身心智过程所预定的。
因此，卢梭的儿童是天性本然的，因为它被认为拥有推理能力，这种推理能力在适当的环境中就会发展。洛克的儿童是天性本然的，因为它具有心智过程和观念，并且，如果我们提供合适的环境，我们能引导出它的推理能力。按照阿查德的说法，洛克通过一种将唯心主义者的假设和经验主义者的刺激说相结合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最早的“儿童中心教育”宣言（1993：1）。当然，正是这些构成了现代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早期学习的理念。回想早前的儿童被激发而学习的模式，天性本然的儿童的前社会学模式强调了在理解童年时不但要注意连续性，还要注意不连续性。
自然生长的儿童
在这种模式中，我们遇到了人类科学和人类本性的邪恶结盟。和社会学不同，心理学从不会犯下质疑自身作为科学的身份的错误，并且，在发展心理学的幌子下，它与医学、教育和政府机构一起，将童年牢牢地控制为自己的殖民地。这转而又为它带来了声望、权威和说服力的提升，以及持续的高水平的公众信任和经费支持。发展心理学即使不算巧妙地但至少很有效地利用了两种日常假设：第一，儿童是自然现象而非社会现象；第二，这种自然性必然发展为成熟的过程。这种对儿童自然性的信念源自自身曾经作为儿童的普遍经验，以及作为家长或儿童亲属的共同经验；这种对必然性和儿童成熟的“好”的信念，来自一种后达尔文主义的发展文化旨趣（developmentalculturalaspirations）和后启蒙时代对生长和进步的混淆（Jenks，1982a，1989）。
自然生长儿童模式的建立者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让·皮亚杰（JeanPiaget）。他的发生认识论成功地令生物学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词汇，并且制造出了我们所能遇到的最纯粹的童年形象。也许讽刺的是，皮亚杰的理想主义比卢梭更为根深蒂固，但又经过经验主义的调和。皮亚杰试图对推理和事实进行调和。
皮亚杰所说的儿童这一可怜的生物，充满了巨大的潜力，他们并不是任意生长，而是要成为特别的个体。在他关于认知和身体技能发展的研究中，皮亚杰阐述了一些必然的、清楚界定的生长阶段，这些阶段都有明显的标志。儿童出生后即进入感觉运动智力时期，随后经历前概念思考时期，最后成为正常的人。在这个模型中，这些阶段按时间顺序排列，并且按照从较低的婴儿期、“形象”思维到较高的成人的“运算”思维。形象思维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得以体现，如无法对训练进行迁移，以及对客观物体的具体模仿。特定情景中的情绪反应会激起这样的行为，儿童被认为是被组织和被导向客观的结构。很明显，这里所证明的是能力的缺乏。相反，运算思维———属于成年人，则体现为行动，对事物有根据的认知性的操作，以及通过主体反映对这些事物所进行的改造。这些行为显示了逻辑过程和个体在有限直接经验中的自由思考能力。运算思维所展示的，是一种获得和应得的能力。它为建立成人和儿童的差异提供了分析和文化的基础。成人能力所能提供的控制力使成人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当化，并进一步确定了童年必须被视为人类发展不充分的初期阶段。
这种将成人置于优越地位的观点，在皮亚杰（1972，第26页）对他的目的的阐述中完全得以揭示：
发展心理学可以被描述为对心智功能发展的研究，这种研究能对它们最终的机制提供一种解释，或至少是一种完整的描述。换言之，发展心理学就是要利用儿童心理学来找到对一般心理学问题的答案。
但是，最近对于这种权威观点在理解人类成熟方面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这些声音质疑是否存在一种普遍的、标准的、必然的发展阶段模式（RichardsandLight，1986；Morss，1990；Burman，1994）。正如阿查德（1993，第65—66页）所说：
首先，他对于成人认知能力的观点是西方哲学特有的。认知发展是以发展出一种使用西方逻辑的概念和准则来思考世界的能力为目标的。皮亚杰特别关注理解成人如何获得康德哲学中的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的概念。如果成人的认知能力是以这种方式被构想的，那么没有理由认为它符合人甚至是西方成人的日常能力。第二，有证据证明，儿童拥有某些关键能力的年龄要比皮亚杰所说的早。
其他的一些批评也出现了。与维果茨基（LevVygotsky）的观点联系起来看，维果茨基认为，人类并不是消极地进入社会，而是能动地接受和改变着社会。因此，问题是生物学是否能够对理解人类认知提供一个充分的解释模型。莫斯（Morss）认为，发展心理学是嵌在一系列前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中的，而这些观点早就在它们自己的学科中被抛弃了。对于莫斯而言，这意味着将人类成熟的所有过程简单地理解为发展问题是必然会带来悔恨的：
“现代发展主义者测量、调查甚至是感知他们的主体时，都仍然被那些过时的生物学概念所局限。他们在经验研究中所获得的发现，可能早就被非达尔文……生物学所决定了。”
但是，皮亚杰的遗传认识论已经通过它对儿童的测量、分阶段、评等级和评价的方式，对我们当代的儿童研究注入根深蒂固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在发展阶段检测的压力下，儿童不仅要接受测试和积分来与同伴作不正当的比较，而且还要不断按照“正常儿童”的统一标准接受评估。
对于那些达不到标准的儿童，不论是在教育、身体发展还是总体状况方面，都会得到极大的回应和惩罚。
无意识的儿童
在20世纪之交，弗洛伊德的观点突然带来的影响和对于人类精神新的兴趣让我们对儿童的观念产生了极大转变。在长期以来关注发展和未来之后，童年又成为回溯过去的领地。尽管在理论和日常生活中都已牢固地建立起儿童是明天的指示器这一观念，但弗洛伊德开启了对儿童作为成人的过去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弗洛伊德的理论致力于解释人类的成熟：通过他对人格因子、发展阶段和情结的解释，呈现出成年人的精神病理学结构存在于童年之中。
弗洛伊德所说的发展是三个因子的联系的过程：本我、自我和超我。
本我包含一种基本的无穷无尽的欲望动力，就像一个充满本能的蓄水池，本我是不受控制的，被快乐原则和冲动所占领。尽管有创造潜力，本我完全无法与集体生活相容，因此需要受到约束。对于弗洛伊德而言，成功的发展是对本我进行适当的“约束”或压制。因此，本我其实正是时间稍晚一些的邪恶的儿童模式，童年再一次被认为是需要约束和管理的。不过，这次它采用了无意识的形式。自我则让我们回想起了天真的儿童模式。它假设童年中互动的角色，使自身可以通过感受去体验别人的感觉。因此它可以对行为进行调整，使本我受到掌控。意识和理性最终通过超我来形成，通过对集体和他人的体验来调整自己的表现，将儿童整合进成人行为的世界。
随着弗洛伊德精神病理学影响的增长，可以看出它对当代思想的影响，一种新的因果解释也产生了：对成人异常行为的解释，在许多情况下都归因于童年。作为对整个近现代社会（latemodernity）的不正常、犯罪的和变态现象的一种解释，它创造出一种平等的父母———儿童关系，将儿童转换为无意识的。它认为，成人的各种行为都是童年的化身。尽管这种模式为成人自我探索打开了巨大的空间，但按照许多现代社会起源的观点来说（Giddens），它对于拓宽我们对儿童的理解贡献不大。弗洛伊德理论也仅仅将儿童视为一个未完成阶段。在这个模式中，童年再次被剥夺了意向性和能动性。相反，它们被吸收进了动力和本能的词汇中，与性一起成为自我发展和遗忘出现的主要维度，且具讽刺意味地成为成功社会化的关键。
结语
我们对于儿童的前社会学模式的回顾是具有启发性的。它揭示了这些对于儿童的理解是如何通过不同方式（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方式）构成一系列复杂的主题，通过这些主题，童年一直被想象且至今仍被想象着。但是，这些不是幻想。相反，正如我们将要在本书所看到的，这些模式仍然和一些成熟的关于童年的社会学理论一起继续在影响着人们日常行为的实践。作为模式，对它们进行应用必须非常小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