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悲苦的喜事

——邓颖超

1

“我是从哪里来的呀？”

这是每个孩子在一定年龄里都会提出的问题——一个带有哲学意味的问题。

它探寻的是生命的根基，血脉的源泉。

我似乎至今仍记得：一个冬日的午后，在背风向阳的小庭院里，我向坐在竹椅上搓鞋绳的祖母这样发问。

这个午后的阳光明亮而又温暖，我的额上被晒出了一层细细密密的汗珠。我以为我将听到一个离奇玄妙的故事，可是祖母的回答让我大失所望。

“你是捡来的！”祖母张开没牙的嘴，一字一顿地说，还特意在语气上着重强调那个“捡”字。

“那么，是从哪里捡来的呢？”我失望之余，又问，想把故事引向深入。

“山上。”

“那么，是谁把我捡回来的呢？”

我差不多已经灰心丧气了。

“你妈妈。你妈妈上山砍柴，看见你躺在山路旁，就将你用衣服兜回来了。”

“啊，是妈妈！”这时候我才一震，不觉在心中欢呼了一声。

当夜，我做了一个梦：我恬静地躺在山野路边的一个草丛间，佯闭着眼睛，屏息敛气，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我所熟悉而又亲切的脚步声的到来……

我之所以叙述童年的这件小事，包括那个恬静的梦，是想说明：生命与母亲的纽带是不能割裂的。哪怕是不懂得血缘为何物的幼小的心灵，当他依然能找到一种连结母亲的方式，他的梦才能获得一种安宁和甜美。

但当我把这个梦说给妈妈听时，妈妈将我的头抚在怀里，沉重地叹息一声，说：“孩子，你是妈妈生的，妈妈才是捡来的呀！”

在我懂事后，便知道这样一个事实：

妈妈没有妈妈。

也没有爸爸。

自然，也就有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从来没有去过外公外婆家，外公外婆也从来没有来过我的家。

妈妈的父母呢？

我的外公外婆呢？

后来，我慢慢从祖母、父亲等大人的口中知道了母亲的“来历”。

母亲是别人“送”来的。

那一年——我父亲6岁那一年，我们家乡——于都县禾丰乡一带来了许多红军伤病员，我们上库村也安置了一批。

红军伤病员来了后被分在各家各户护理。据我祖母回忆，他们也还常常聚集在晒谷场上围成圈唱军歌哩。

又过了一些时候，到了掘番薯的季节（通常是在阳历十一月份），在一个深夜，我们家的后门被敲响了。

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两个男人。其中一个大家认识，他叫刘怡乐，是本乡麻园人，区苏维埃特派员，他的肩上挑着一副担子。另一个就面生了，个子很高，30多岁年纪。把他们迎进屋后，才又发现，那个陌生的男人背上还背着一个细妹。

他们是来找我的叔公赖长发的。我的叔公赖长发与我祖父一家分开过，但住屋是相连的，还共一个后门。叔公过着单身生活，任苏维埃村代表。

刘怡乐是送那个陌生男人和那个细妹来的，送来就走了。那男人和细妹就在叔公家住了下来。

那细妹是个女娃，才3岁。

住得熟了，知道那男的叫张德万。他自己说他原在部队当伙夫，因为身体有病，要回家去。那个细妹是他女儿吗？他说不是，是别人的孩子，他帮人家带着。“人家”是啥人，他不说，也就不好打问。

那细妹白皮细肉逗人喜欢，但来到一个新地方，一开始怕生，老是怯怯地依在张德万身边。后来才与我大姑二姑玩熟了，夜里就由我祖母领着与大姑二姑睡一个屋里。

白天，张德万与细妹却形影不离，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在住下来的那段日子里，他也帮着叔公干些活，有时候还会上山去砍柴，上山他也要把细妹带去。据我们村的老农赖仁端回忆，那时候他是个十六七岁小伙子，张德万砍柴总邀他一起去。去的路上，张德万背着细妹上山。到了山上，他们砍柴，细妹就放在一旁玩。要回去了，张德万将他们两人砍的柴捆成一担，他自己挑柴，让赖仁端背细妹。回到村里，就将柴禾分一半给赖仁端。他宁愿自己挑重点，也要让赖仁端腾出身来背孩子。

闲下来的时候，张德万总喜欢抱着细妹坐在村头的土坡上，眼睛直直地望着东边的大山出神。那时土坡上有一棵老枫树，他们就坐在老枫树露出地面的虬根上，常常半个时辰都不动。人们看着纳闷儿：那山有啥好看呢？再仔细一琢磨：哦哦，他们不就是从山那边过来的……

我们那地面与会昌县交界，山的那边，就是会昌县的白鹅乡，会昌又与瑞金接壤。

细妹对张德万的称呼也让村人觉得奇怪——细妹称张德万为“好妈妈”！细妹“好妈妈、好妈妈”地叫得亲热，张德万也“嗯、嗯”地应得顺口。张德万可是个男的呀，怎么叫了个“妈妈”呢？

那细妹叫什么名字呢？张德万唤她“野萍”（谐音），村里人也就照着叫她“野萍”。

张德万在村里一直住到过了年的正月元霄节。元霄节过后，村子里便闹腾开了，说是白狗子要来，红军伤病员都得走散。那日，叔公和牵着细妹的张德万一起过到我祖父母屋里。叔公说：“哥、嫂哩，张兄弟有话同你们商量。”

张德万把孩子拥在胸前，脸色郁郁的，对我祖父母开口道：“大哥、大嫂，我要走了，回吉安老家去。这一去，怕是凶多吉少。这孩子，我不能带着一起走，我想……就请你们收养下来吧！”

祖父母瞅着那细妹，心里很是怜疼：是呀，3岁的人儿，怎么受得了四处颠簸……但要说收养她，这可是件大事，而且还有难处哩。祖父母就照直说：“这事怕是不妥呀。张兄弟你是知道的，我们家境贫寒，膝下三男三女，且都年纪尚幼，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们夫妻俩整天田里土里地忙，对孩子怕是难以照看周全。一旦出了差错，怎么对得起孩子的父母和你的信托。”

张德万含了眼泪说：“这孩子本就是苦命人，不要求特殊照料，吃穿能同你们家孩子一样就行了。我住了这么些日子，知道你们是忠厚善良人家。孩子交给你们，我放心。你们就把她收下吧！”

听他这样说，祖父母答应下来了：“张兄弟，你放心吧，就是吃糠吞菜，我们也要把孩子拉扯大。”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张德万要走了。临行的那天，他一大早牵了孩子，挨家挨户上门相告：“公公、婆婆、大伯、大婶、大哥、大嫂、各位乡亲……我要走了。这孩子，这没爹没娘的孩子，就留在你们这里了。拜托诸位乡亲，要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就这样，他牵了孩子，一家又一家地走，一家又一家地叮嘱。乡亲们听了，除了点头，便是抹泪。

张德万走了，细妹留了下来。

留下的细妹，后来成了我的母亲。

在这以前的事，母亲当然都不记得了。但对于后来张德万又来过一次我们村的事，她至今还记忆清楚，因为那一年她已有6岁了。

张德万离开我们村后，历尽艰险，几经周折，终于回到了他的家乡——吉安县新安乡（现为云楼乡）。三年后，风声不怎么紧了，他又特地从家乡来到我们村，看望母亲。吉安到我们那里，将近三百公里路程。而那时候他的体质已十分虚弱，骨瘦如柴。他是喘着气走上四五天时间前来的。现在猜测，可能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

他到来的那日，我母亲正在灶下帮着烧火。没柴了，她走出灶间到檐下去抱柴。刚跨出门，就见到他。他一下子认出她来了，叫一声她的名字，便俯下身来要抱她。但她就认不得他了，他皮包骨头的样子，还让她见了心里害怕。他想抱她，她却将身子往后缩。尽管他一再笑着提醒：“我是你的好妈妈呀！”直到重新熟稔了，她才敢接近他。

张德万这次只住了三天。每顿饭，他都要亲手喂母亲，尽管她已经能够自己吃饭了。白天，他又总带着她，坐在村头土坡上的那棵老枫树底下，面对东面的大山怔怔地出神，时而反反复复地念叨：“当时好妈妈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到家，要知道，就不会撇下你了，你不怪好妈妈吧……可是，现在，你看我这个样子，唉……看来，你还是在这里的好哇……”

张德万又要走了。这回，母亲是看着他走的。他一步一回头，脸上尽力做出微笑。可印在母亲心里的，是他那深陷下去的眼窝，和眼窝里的泪光。

张德万去了，再也没有来过。

第二年，就传来他过世的消息。

人常说：真情难觅。可这就是真情，这就是人世间的真情：纯朴、诚挚，能让大地动容，能催苍天垂泪！

好人张德万走了，同时也带走了一个秘密——因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他隐瞒了我母亲的身世，给人们留下一个谜。

据祖母回忆，当年张德万是带了两个箱子来的，里面装的是母亲的衣物。这些东西当时存放在叔公家里。后来一场大火，除了一个小铁箱和几件替换衣服外，其余都被焚烧一空。

叔公也在那场大火中丧生。

叔公是村苏维埃代表，当年张德万是否曾经把母亲的身世向他透露过，现在已无法知道。

刘怡乐也在1935年被还乡团杀害。

纷纷扬扬的，是那岁月的尘土……

每年夏天，母亲都要把几件小时候穿过的衣服拿到太阳底下晾晒。那几件小衣服一直存放在我们家那个放有樟脑丸的箱子里。

这些布衣的经纬，编织着无人知晓的往事，它们默默地接受太阳的光照，又在年复一年的光照中无声地褪色。

每年里总有那么几个时候，母亲一个人待在阁楼里，把那些衣物捧在胸前，眼含泪水怔怔地想些什么。

后来我读到过一位女作家的散文《妈妈的羽衣》，说的是她珍藏着已故妈妈的一件羽衣，它总使她想起妈妈对儿女的爱心。这使我联想到母亲所珍藏的那些小衣服。据说被那场大火焚烧掉的衣物中，有好几件大小不同的棉袄，这显然是为母亲不同年龄阶段而准备下的。从中可以想见：一个即将与女儿离别的母亲，眼看着女儿不能在自己的羽翼下获取温暖了，便把最后的情爱倾注在针针线线里。

写《妈妈的羽衣》的那位女作家怀想起母亲的时候有那么多真切的感受，眼前总是浮现出母亲的清晰形象，内心里充满对母爱的具体体验。但是在我母亲的怀想中却没有具体对象，任凭她怎样努力，也无法唤醒三岁前的记忆，哪怕是朦胧的印象也无法求得。

母亲的怀想是孤寂、凄楚的。

我们家乡有一个风俗：大年三十这一天，出了嫁的女儿总要煮好一只鸡，连同汤汁用一只罐子装好，送往父母家，以表女儿的一片孝心，以报父母的养育之恩。每逢这一天，在我们家乡的主要乡道上，可以看见提着罐子的女人们穿梭般往来。这一天，可以称之为我们家乡特有的“母亲节”。

可是，这一天，母亲的汤罐向谁送呢？

啊，无根的痛苦，失落的惆怅！

一个谜，象凄迷的雾，笼罩在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很久很久……

2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以种地为生的贫苦农民。

穷乡僻壤，加之祖父母子女多，孩子中最大的不过十岁左右，还收养了母亲，生活的境况可想而知。

更为不幸的是，在我父亲十二三岁大的时候，祖父一病不起，撇下祖母和一大堆孩子，撒手西去。

这对于本就困苦不堪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顶梁柱倒塌了，生活的重担压在了祖母和每一个孩子的肩上。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也不例外，同家庭中的其他孩子一样，早早就开始了辛勤的劳作。

母亲后来对我们“忆苦思甜”，最常提的一件事是：她九岁就当了“瓦桶娃”。

我们那一带，以前只种一季早稻，冬天水田用来养鱼。男人们冬天大都外出给人家做砖瓦、烧窑。通常一个烧窑师傅配一个帮手和一个“瓦桶娃”。“瓦桶娃”由孩童担任，主要的一项活是把师傅做好的贴在瓦桶上的瓦坯提到晒场上晾晒。除此之外还得挑水、做饭和做其他杂活。九岁的母亲个头还没有师傅做瓦的台子高，要把瓦桶从上面提下来，只好在地上垫上砖，做成台阶。体力的劳累还不算什么，最为严酷的是冬天的寒冷。因为身上穿的只是几件单衣，一条单裤；脚上套双布鞋却没有袜子。冰天雪地里就这样穿着，脚后跟冻裂了，既痒又痛，还淌血水，只能找点破布包包，还要照常干活……

一个冬天干下来，“瓦桶娃”的报酬就是赚得自己一冬的饭吃，为家人省下一份粮食。

至于家中的男孩子，除了当“瓦桶娃”外，稍大了还上广东挑盐头。

那日子就在苦难中熬呀，熬呀……

母亲17岁上与父亲成亲。

解放后父亲在矿山参加了工作，有一份工薪，家里的日子才好转起来。

母亲也曾有到矿山当家属工的机会，但对留在家里的祖母放心不下，便将机会放弃了。

母亲就这样始终与田土打着交道，并具有典型的农村妇女那种勤奋朴实、吃苦耐劳的作风。

母亲辛劳大半生，令她感到欣慰的是，子女们都大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的头两年，弟弟与我相继考上了大学。在偏僻的乡村，一个家庭一下子出了两个大学生，无疑成了轰动一时的事情。母亲心里自然感到很是光彩。

我离开家乡，离开父母亲，走向外面的世界。在与父母挥手告别的那一刻，大家的心绪都很复杂。但无论是父母还是我自己，都不曾想到，在走入一种新的生活空间的同时，还会有一些意外的契机，将与我们相遇……

我大学毕业后，来到了座落在赣江源头的赣州市，在南方冶金学院（原名江西冶金学院）任教。此后，母亲便常会从乡下来赣州小住，我有了孩子后她也来照看过一段时间孩子。我们系资料室的黄玉香大姐与我住得近，她与母亲经常相互串门聊家常。有一回不知怎么就聊起了母亲的身世，黄玉香听后啧啧感叹了一番，对母亲深表同情。

家常聊聊本就过去了。没想到的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竟发轫于这次聊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