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党俨然以与国民党、共产党鼎足而立自居，说“国共两党不足领导革命”，青年党为“领导救国的唯一革命党”。它站于在野的立场上批评国民党“剿共”无方，反共不力，分析国民党“剿共”失败的原因，贡献“有效的办法”。1932年9月10日，青年党领导人之一陈启天在《铲共半月刊》上发表文章，为国民党提供7条所谓“确实有效剿匪办法”，其中首要一条便是结束党治，开放政权，“政治上彻底革新，以免造成助匪的机会”。原来青年党反对“党治”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扩大吸收青年党参加的反共战线，是为了避免和阻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而激起的革命。
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曾琦等曾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与国民党休战”的口号。1933年5月，国民党当局同日本侵略者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1934年春，青年党领导人之一左舜生发表文章，替国民党的妥协外交辩解，受到蒋介石集团的青睐。青年党的另一领导人李璜和曾琦这时也分别在四川、湖南为国民党地方军阀进攻红军出主意、做宣传。由于青年党为国民党反共效力，国民党蒋介石已不再感到它的威胁。1934年，青年党同国民党便完全同流合污，化敌为友，结成“反共联合战线”，其反对“党治”的活动也就收场了。
虽然中国青年党在反共这一点上与国民党是一致的，但他们主张的“民治”与国民党的“党治”是矛盾的，具有民主的色彩。他们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抨击和误国外交的批评，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不满情绪，客观上起了揭露和削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的作用。
梁漱溟的“乡村自治”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30年代前期，围绕着农村和农民问题，除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外，还有一些人和团体，出于不同目的，采取不同形式开办一些农村学校、合作社、试验区、服务处等等。到1932年，大致分布在8个省有44处之多。这些以农村为主要活动场所，以农民主要工作对象的团体和个人，多着眼于农村局部改良之设施，或从事技术改良之实验。其中，梁漱溟拒弃走国家主义和欧美民主政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倡导“乡村自治”，发起了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的“乡村建设”运动，规模和影响比较大。
作为中国近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并非梁漱溟所首创。在此之前和与其同时，有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会”在河北定县进行的平民教育的实验；在南京有陶行知晓庄师范的创办；在河南有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工作；在山西省阎锡山搞的“村政建设”，等等。晏阳初是从事“乡村建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从1926年开始，他以河北定县为实验区进行乡村改良和平民教育的试验工作。1930年他把平民教育活动从识字教育转到乡村建设。1932年，国民政府任晏为“河北县政建设研究院”院长，把定县改为“县政建设实验区”；晏阳初的实验，实际上已被纳入以加强国民党基层政权为目标的实验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县政建设的理论依据是，他认为“愚、贫、弱、私”4种现象，是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造成这些问题和国家衰颓的根本原因，是全国几亿人民“目不识丁”。他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要通过平民教育使“人人都富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以根除“愚、贫、弱、私”，完成“乡村改造，民族复兴”大计。他在定县运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实施文艺教育以救愚、生计教育以救贫、卫生教育以救弱、公民教育以救私，从而进行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卫生建设和政权建设。但是，实验的结果表明，晏阳初要“民族复兴”的愿望没有实现。
与晏阳初的实验不同，梁漱溟的“乡村自治”具有更独特的理论和浓厚的政治色彩。梁漱溟“五四”时期在北京大学教授哲学，曾站在“孔学”的立场上，疑心外来的新文化能否救中国，写了宣传文化调和论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于1922年和胡适等一起提倡“好人政府”，并萌芽了“乡治”思想。1924年国共合作，他又表示“怀疑”，闭门静观3年，确定了“乡治”思想。他“省思”的结果，否定了“共产党”和“一切西洋的把戏”，“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即是“乡治”。他认为“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和“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在中国都行不通，而“乡治”是中国民族自救的唯一出路。
在确定了“乡治”思想之后，梁漱溟于1927年12月南下广州，担任由李济深为主席的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委员并代理该会建设委员会主席，还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他到广州见到蒋介石、李济深等大量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后表示：“不独要清除共产党分子，并要清除共产党理论”。他向国民党提出《开办乡治讲习所建设和试办计划大纲》，得到广州当局批准，他便在广州为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讲《乡村十讲》。后来梁漱溟认为在广州办乡治的时机尚未成熟，于1929年1月离粤北上考察。他先后参观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所办的乡村改进会、“平教会”在河北定县的实验区，调查了山西阎锡山在汾阳、介休等县所办的“村政”。考察之后，因广州政权有变、李济深被蒋介石囚于南京汤山，梁便留在北平，接办王鸿一的《村治月刊》，著有《北游所见纪略》，对各地乡村运动加以评述，为他倡导乡村建设运动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1929年秋冬之间，梁漱溟与人合作，在河南辉县百泉村办起了河南村治学院。梁仲华任院长，粱漱溟自任教育长，讲授《乡村自治》课程，直接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在此后不久，梁漱溟把《村治月刊》，改名《村治》，于1930年6月1日创刊。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主编本刊之自由》，追述他近10年来的思想历程，表白其“乡治”的用心。一他声称：“我眼中的乡治或村治……是看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四五十年来再转再变，转变到今日——亦是到最后的新方向”。“以前都是往西走，这便是往东走”。以后，他不断在《村治》上发表文章，阐述“乡治”主张。
梁漱溟在河南开办村治学院，得到了当时任河南省主席的韩复榘的利用和支持。但河南村治学院是短命的，1930年底随着韩被调往山东蔓该院被新任省主席刘峙所撤消。1931年初，梁应韩电召带领学院的一班人到了山东。6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县正式成立，梁亲自写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粱还被韩复榘聘为山东省政府高级政治顾问，出版《乡村建设》杂志。他们还与各地乡建运动工作单位联系，并组建了中国乡村建设学会。至此，乡建派正式形成。1933年，由山东省政府批准划菏泽县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实验区，该院于1934年在菏泽设立第1分院，1936年又在邹平和菏泽办乡村师范学校。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是“乡村建设”的指导机关，又是培养“乡村建设”力量的学校。其任务是一面研究乡村建设问题，一面指导乡村建设的实施。它下设研究部和服务训练部，前者培养从事“乡治”的高、中级干部，后者培训从事基层工作的人员。开始梁仲华任院长，梁漱溟自任研究部主任，主讲《乡村建设理论》。该院还附设一个农场，邹平实验区主任兼任该县县长，注重在实验中推行乡建派的主张。
梁漱溟的“乡治”和“乡村建设”运动，不只是面向农村，而且着眼于整个中国，企图通过乡村社会改构以及伦理关系的改善，以达到整个社会制度的改良。因此，他自称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建国运动”。他发表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两书奠定了“乡治”的理论基础。
梁漱溟的“乡治”理论，主要是鼓吹中国社会“伦理本位”和“文化失调”说。他认为，中国原是一个“至美至好”的“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乡村社会。在这个特殊的社会中，人际间“处处尚情而无我”，“互以对方为重”，只有“情谊”与“义务”的“伦理关系”，只有“职业分途”，没有“阶级分野”。经济上，人人“彼此顾恤”，财产非个人、家庭、社会所有，“凡在其伦理关系中者，都可有分底了”，“隐然亦有似一种共产”；政治上，“但有君臣间官民间相互之伦理义务，而不认识国家团体关系。又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举国家政治而亦家庭情谊化之”。社会秩序的维持，不在“武力统治”与“国家法律”，全靠“教化”、“礼俗”和“自力”，这是“中国文明一大异彩”。总之，伦理情谊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梁漱溟认为，全世界有3种文化精神：西洋文化是要求改造局面，属奋斗的向前的精神；中国文化是随遇而安，属满足的调和持中精神；印度文化是反身向后，属消极的向后的精神。中国文化精神的代表就是儒家学说，儒家把一切社会生活都化为“礼”，“礼”就是“调和”与“持中”。近百年来中国乡村的破坏，是由于西洋文化的输入，摇坠了“伦理本位主义”。到共产主义输入，更使乡村“愈弄愈糟”。因此，他认为，中国问题不在“帝国主义与军阀”，不在“贫愚弱私”，而在“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唯一的救治之道，是进行“乡村建设”，重建一个伦理本位社会。他主张在“五伦”的基础上，引入西洋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先从农村人手，创建“乡村组织”，由小到大，推广全国，使全国成为一个伦理情谊化之大家庭，发扬光大中国固有文化。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具体措施是：①建立“政教合一”、“以教统政”的“乡农学校”，以此作为社会结构的最基层单位。乡长监督教育，教员兼理乡政；既是学校，又是机关，“使教育机关化”、“社会学校化”。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纳入“乡农学校”的师生关系中，称为“师统政治”，以实行社会改造并进而创造一种新文化。②进行“乡村自卫”，建立地主武装，防止土匪侵扰，协助政府“剿除共匪”。③举办各式乡村合作社和农业技术改进会，促进金融流通、引进先进技术，“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路”，“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结构”，“以达到新社会建设的成功”。
梁漱溟积极地鼓吹、执着地坚持他的主张，并按其“乡治”理论，以《村治》月刊为喉舌，以邹平研究院为主要基地，进行了长达7年之久的“乡村建设”实验。在最初阶段，梁漱溟还只是有他的一套理论，尚缺具体办法，况且乡建派领导人之间意见也不一致。因此，还拿不出一套完整的实验计划，只是零零碎碎地搞点“乡村教育”、“乡村卫生”、“乡村自卫”等工作。除了与南京卫生署、山东齐鲁大学在邹平县城联合开办一所卫生院外，在农村办了一些识字班，搞过植棉种烟等生产；而且仅仅一年，三易县长。但是，梁漱溟抱着“因形势造形势，一处打种多处应”的思想，继续搞下去。1934年，由于梁仲华等去菏泽、济宁另辟实验区，梁漱溟遂接任院长兼邹平县县长。于是，邹平的乡村建设完全按梁的理论进行实验了。随着实验的逐步展开，影响日渐扩大，参观者也日益增多。1933年、1934年在邹平召开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上海“职教社”曾培炎、江问渔，定县“平教会”晏阳初、瞿菊农，华洋义赈会章元善，以及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的代表等出席了会议。会议促进了“乡村建设”运动与其他乡村运动的联合，而过去这些团体、单位是很少联系的。
梁漱溟除主持邹平研究院，招收培训一期期乡建工作学员外，还有计划地进行了建立“农业组织”的实验。“农村组织”主要是“乡农学校”，分为“乡学”、“村学”。梁写了《乡村学须知》，要求以“伦理情谊为主，互以对方为重”的东方文化精神，去处理农村中产生的问题。村学的第一步是调查，查清一个村的人和事；第二步选择声望较好、有点学识或办事能力的人，聘七八个或再多一点为村学学董，定期开学董会酝酿成立村学。村学设“村理事”，相当于原有的村长，但不单管行政，而是在教育的形式下工作；当村民发生纠纷时，他以教师的身份进行劝说。乡学也设有理事（即乡长或区长），有学校，又有乡公所，还开乡农会议。此外，乡农学校推“齿德并茂”的人担任学长，具有监督权。研究院向乡农学校派遣辅导员，辅导理事和学长，推行研究院乡建方针和具体措施。
在建设乡村组织的同时，梁漱溟还从经济人手进行“乡村建设”。除了在研究院设有“农业经济”等课程，设置实验农场，在“乡农学校”中传授农业知识及合作常识外，还采取具体措施在实验区进行以农业为中心的生产活动，主要是植棉、养蚕、种烟、养猪等，还建立了一些农产品的专门加工厂、运销合作社，使农民获得了利益，但也加剧了贫富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