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会到太原学习，我来到了晋祠。说实话，我没有感受到晋祠的陌生和厚重。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历史遗产有了失重的感觉。
晋祠是一部用建筑书写的史册。它的主编不是别人，而是晋祠的子民。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那时，晋祠姓唐，主人叫叔虞，是周成王的同胞弟弟。他死后，子孙立祠祭他，故名唐叔虞祠。三晋大地又名古唐大地。但是，随着历史进入春秋时期，古唐大地开始寻找另立门户的姓氏，一个自己的姓氏。潺潺晋水哺育的古唐子民选择了晋，这个本来很自然的事情，却大大地伤害了周王朝的感情，刺痛了那根已经很脆弱的政治神经，也揪断了以宗族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的纽带。晋，因此具有了一个类似潜台词的命运：逆子，贰臣，僭主，甚至就是争天下做皇帝的龙种沃土。于是，一些不安分的人便把它神秘化为一个出帝王将相的风水宝地，可也有人因此视它为洪水猛兽。一直到了宋朝，赵光义一把火烧了晋阳城，请风水先生开了个破风水断龙种的方子，只准太原建丁子街，不准有十字路。其实，历史往往只是人们看待事实的一种角度，并不一定就是一种说法。究竟当时是怎样的，取决于人的态度。据我所知，宋太祖攻打太原并没有成功，一直耗费了11年的工夫，到了宋太宗的手里才拿下。这不能不让一朝两代皇帝恼火。也许就因为久攻不下而采取的恶意报复，只是太过火了，连自己都有些不能接受，这才另找一些理由搪塞历史。但是，这种说法又不是正史所传，只出现在晋祠的一些宣传册子上，是晋人们喜欢的一种传说罢了。那么，晋人为什么就有这样的喜好呢？我陷入了好奇的追问中。我想理解宋朝的赵氏兄弟，更想了解三晋大地上蕴藏着的神秘。
赵光义这样做也是说得过去的。因为从这里走出去的皇帝还真不少。从汉文帝算起，大大小小的皇帝究竟有多少，我没有统计。关键是有几个靠反叛造反当上了皇帝。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唐王朝的李渊父子，干脆就把唐叔虞当做“国父”供奉。大唐帝国就是在这个小小祠堂门口迈出他的第一步的。就是这个叔虞祠，为大唐在历史的母体中分娩出来给足了理由，成为唐王朝顶天立地最坚强的精神支柱。我们说，一个政权要有其充足的合法性，而在一个讲究认祖归宗的民族中，没有谁能代替唐叔虞这位有着正宗血脉的传人。在这位老祖宗面前，谁也没有资格说不，谁抢先拿他说事，别人就会陷于被动。李渊父子就明白这个道理，就用足了这笔遗产。至于汉文帝，先藩太原，后王天下，开创文景之治，使得太原既有王气，更具霸气。作为王子，可以传承为帝；作为臣工，可以易帜称帝。这样一个帝王气象峥嵘的地方，隔三差五就冒出一个皇帝的地方，怎么能不让坐在九五之尊上的皇帝担心呢？就算风水先生说的没有一点道理，也应该有点作为，杀杀它的嚣张气焰，给那些心里有想法的人一个警告也好。至于晋人特别喜欢这样的传说，或者说乐于创作这样的故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豪。无论是怎样当上皇帝的，都说明这方水土是藏龙卧虎的风水宝地。
我再去追究这样的事由，也许已经没有了意义。但我很关心他这样做的结果。真的，晋祠毕竟变换了主题，不再成为别人夺取政权的借口或理由。一股英雄气开始从凝聚逐步趋于疏淡，接受另类文化主题的稀释。能够代替“忠”性文化的，或者说能够冲淡这种文化的只有“孝”性文化。于是，晋祠在其十分显著的地方建起了圣母殿。让唐叔虞的母亲坐镇太原大地，管教她的有非分之想并且会做出非分之事的子孙们。赵光义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位老祖母会达到这样的目的？事实上，这位老祖母还真没有辜负赵光义的一片苦心，晋祠的子民们真的温顺了许多，把香火都虔诚地供奉给了自己的老祖母。不让供奉叔虞是害怕男儿英雄气盛，那么供奉英雄的母亲不仅能顾全英雄颜面，更能内敛英雄气节。不能称帝并不等于不能封王。于是，晋祠人逐渐把王霸天下的雄心壮志置换成惠泽百姓的仁义善举。晋祠在不动声色中改变着自己的英雄品质。
另类英雄在晋祠人的心中诞生。一个叫做柳春英的普通女子以其深刻的善良和巨大的忍耐赢得了晋祠人的爱戴。他们毫不吝啬胸中的慷慨豪情，为她铸造了一座精神的殿堂——水母楼。这就是晋祠人，在创造帝王将相的豪情受挫的历史阶段，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创造自己心中的神灵。中国人的精神是摧不垮的，因为中国人心中的信仰不是来自上苍。老天是无为的偌大，只有来自心灵中的神圣才是拯救自己的精灵。哪怕这种侵犯来自内心，也会被坚不可摧的精神信仰战胜。《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其实这就是中国人的自然天条，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割舍不掉的遗传基因。天人合一正是人人头顶神灵，个个自强不息，刻苦修炼以成君子的最高境界。而这种境界不分贵贱不分智愚都能达到。柳春英就这样被晋祠人供奉为水母神灵，而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村妇。
晋祠就这样实现她的历史跨越。从王侯家祠到国母圣殿，再到村妇入祠，在平民化的过程中，我感觉到有一股子浩然正气从脚底涌向心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历史就是这样，在它的兴衰更替中，有一点始终很清楚，那就是还历史于人民，还真实于人民，人民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人。
七贤祠是晋祠文人的一个创作。就像历史必须要有文人的作为一样，晋祠文人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参与到晋祠的历史沿革中，用文学的技巧展示晋祠在历史史诗中的起承转合。春秋时人豫让的忠君无论如何都是文人必须煞费苦心的选择，也是唯一能表示正统文章的素材。承接以李白、白居易两位唐代大诗人对晋祠在大唐的无限风光的赞美，算做对往日繁华的一丝挂念，然后笔锋一转到了宋代，这是晋祠从张扬走向内敛的关键期，于是范仲淹、欧阳修两位神情凝重、文笔厚重的官方文人登场。在他们的诗文中已经有了太多的谦恭。“此意谁可穷，观者增恭虔。”连范仲淹都如此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合韵落到明朝的于谦和王琼，这两位明朝中兴大臣入住晋祠，更能表现文人们进则报国退当理家的君子气节。特别是这个王琼，他是晋祠人，作为“明朝三重臣”之一，在我比起张居正和于谦来，要陌生得多。要不是工作的需要，我多翻了几遍家乡的县志，发现他就在我的家乡当过三边总兵，下马关三百里边墙就有他的一锹土，他也是镇守下马关古城的一员边防大将。我想起他的一首叫做《过预旺城》的诗来：
固原直北荒凉地，灵武台西预旺城。
路入葫芦细腰峡，苑开草莽苦泉营。
转输人困频增戍，寇掠胡轻散漫兵。
我独征师三万骑，扬威塞上虏尘清。
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预旺城其实就是下马关的一个要冲，在战略上是多么重要。县志上说的跟诗中表达的是一致的。建造下马关就是解决军备物资的运输难题，缩短补给线，为更有效地打击敌人。王琼也就是从这里一步步走向他政治的顶峰，成为大明朝几百年中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当然，他不是唯一到过下马关的三边总兵，还有更有名的将军诗人王越，很受沈德潜的好评。还有让百年后平远县首任县令陈日新倍加怀念的刘天和，而我要说的是我在晋祠遇见了他——王琼，有一种异乡遇老乡的亲切感。
悬瓮山并不高，但我登临其顶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着我的家乡下马关那一马平川的百里旱塬上横卧着一条苍莽的巨龙，就像是给这道平川隆起的一道脊梁。我不知道六百年前的王琼当时站在这条巨龙上作何感想？还有那些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将士们作何感想？我只知道六百年过去了，一座古城还剩下遗址可以依稀辨别昔日的风采，一道边墙的高度还在，还能够在残存中透露历史的信息。岁月使它们失去了青春美貌，但历史给予它们生命与价值。
站在晋祠里想家。我开始理解它了。想家的感觉让我把晋祠记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