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16日下午两点，我在大街上接到妻打来的电话：
“省高院刚才给家打电话了，说让你现在去一趟。你去吧。”
妻说得很平静，就像平日嘱咐我出门时该穿哪件衣服一样。可这个消息却使我心跳不已！我知道，这是法院通知我去接平反通知。在此前的4月3日，我已经接到了他们给我的“再审决定书”。决定书已正式承认他们15年前对我的判决是错误的，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指令，省高院将通过再审程序对原判的错误进行纠正……10分钟后，我走进省高院，果然接到了最后的判决：撤销原判，宣告徐剑铭无罪。至此，长达16个年头的蒙冤之路我总算走到了终点！
那天的阳光真好！十三朝古都长安城里春风荡漾，绿荫摇曳……
没等走出法院大门，我便用手机给妻通话，我说：“伙计，接到了……撤销原判，宣告我无罪……”我的声音因颤抖而变得沙哑，眼眶也感到了酸涩。
妻说：“别激动。早知道会有这一天的。下午早点回来。我给你擀面……”
妻的语气还是那么平静，我说：“哎，伙计，你咋就不激动呢？”
妻在电话里笑了：“有啥好激动的？平反了，你是我丈夫；不平反，不还是我丈夫嘛！”
“吁……”我长长出了口气，合上了手机。
“那天晚上，我觉得天塌了！”
那时，我是党报《西安晚报》的编辑、记者。
1986年2月18日，是农历的大年初十。我们报社的几位平日相交甚厚的朋友聚在一位朋友家喝酒。酒及半酣，突然闯进几名持枪的武警，领头的是跟我打了半年多交道的检察官……
我被“依法逮捕”了，理由是我犯了“受贿罪”，一副冰凉的手铐扣在我这双握了几十年笔杆子、写了数百首赞美诗的手腕上……
我是个没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的人。面对武警们的枪口，我微笑着对用惶惶目光望着我的朋友们说：“放心吧，没事！这是胡闹！”
但那一刻我却突然想到了我的妻子和孩子！想到他们，我的心瞬间战栗了……
妻是一位从16岁就进工厂当学徒的一线工人。在厂里，她是个从不引人注意的人。1982年，我曾以她为原型，写了篇散文，《谁也没有注意她》，一举夺得国家级的大报——《工人日报》征文的一等奖。文中说：20年来，她没有当过先进，没有干过一件出过风头的事，却又没迟到过一分钟，没出过一件废品，没犯过一次错误……风里、雨里、雪里、雾里，她骑着一辆老式的自行车，奔波在从家到工厂的六公里的路上，干着自己该干的一切……茫茫人海，她是一滴最不起眼的水珠……我当记者，当杂志主编，写诗作文作报告，风光无限，踌躇满志。可她对这一切，全然不往心里放，既不在人前炫耀，也从来不到我工作的地方去看一眼……
如今，这突兀而来的变故，她又如何承受得了？两个儿子，一个14岁，一个12岁，正是让大人操心劳神的年纪，她又怎能独立支撑这个被“风暴”摧毁的家？
我被判刑一年又六个月。出狱至今，已经14年多了，直到最近，她才给我讲了那天晚上的事——
那天我上早班，回到家，天都快黑了。刚放下车子开开屋门，一群穿警服的人就来了。我问他们找谁，他们说：徐剑铭被捕了，我们是奉命搜查你们家的。我当时脑子里嗡的一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们在屋里翻箱倒柜地折腾了半天，啥也没抄出来。我还听见他们说：没想到，这么穷酸！（注：我那时租住的是一条小巷中一间墙壁裂缝、阴暗潮湿的小平房，全部家当不值三百元）。那伙人临走时对我说：给你男人送被褥去吧，到公安五处看守所……他们一走，我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哭？没有。我脑子还没转过弯来，只觉得天旋地转，好像是天塌了，不知道该咋办。儿子放学回来了，我这才有点清醒。我赶忙收拾被褥，捆好了，才对儿子们说：你爸出事了，我得给他送行李去。有馍，你们凑合吃吧。我把行李卷放到车子的后架上，可我却不会从前头上车。从后边又上不去，一跷腿就连人带车摔倒了。那一会儿也不知道啥叫疼，爬起来再上，总算跨上去了。可五处看守所在哪呢？以前，这地方我听都没听说过。我骑着车子游魂似的在街上转，忽然想到了咱大姐。我得把这消息给咱姐说说，咱姐最疼你嘛！从北门骑到南郊咱姐家，一进门我叫了声“姐”，眼泪就再也憋不住了，哭得喘不过气来……咱姐劝我的话我一句也没听清。哭了一阵，我想：这光流眼泪也不行啊，天这么晚了，又是大冷天，铺盖送不去你睡哪呀？这才擦擦眼泪，跟姐姐、姐夫商量着咋给你送铺盖。咱姐便让姐夫陪我去……
噢，我想起来：那天傍晚我被关进号子，直到10点多了，还不见我家送铺盖来。我当时心里有点凄凉：莫不是妻吓昏了，或者是妻见我落难，害气不管我了？到了这种时候，人是最容易胡思乱想的……号子里的人犯们开始拉被子铺床了，号门咣当一响，管理员开门进来了：“徐剑铭，出来拿行李。”我走出号子，见地上放着一捆很大的行李，抖开一看，是家里最厚的被子和褥子，还有几件换洗衣服、牙刷、牙膏、肥皂、毛巾……一应俱全。
我小声问管理员：“谁送来的？”
管理员说：“你爱人。还有个老汉，说是你姐夫。”
我强忍着泪水，抱起被褥走回号房，心想：能把这些东西从那么远的地方送来（我家距看守所至少有15里）说明妻还是撑住了，没有被击垮……
但是，那一夜我还是辗转难眠，不仅是为我，我自信我没有犯罪，相信历史最终将还我一个清白之身，我担心的仍是妻子。她那么软弱，那么老实，有我在时，家里出头露面的事她从不操心，全由我撑着。如今我身陷囹圄，前路茫茫，她该怎么行走？
“事情逼到那一步，不走的路也得走呀！”
我在看守所整整蹲了一年半。这期间，每个月的10号，是看守所规定的家属给人犯送东西的日子（号子里的人称这一天为“清明节”，因为这一天只准送东西，不准见人）。而每到这一天，号子里最早接到家属送来物品的人一准是我。并且送来的东西也最多，除了监所里允许送的白糖大蒜等物品外，妻每次都要买几本新出的文学杂志来，如《当代》《十月》《小说月报》等。
最令我纳闷是：在我临接受公审的前两天，妻突然送来了一顶呢子帽儿。天已经热了，我冬天也不戴帽子，这会儿送顶呢子帽干啥？
回来后我问妻，妻说：“我听说，蹲监狱的人都要剃成大光头，你这人死爱面子，我怕你出庭时顶个大光瓢难为情嘛。”
人犯的确多是被剃光头的，不过，监所的人对我还是网开一面的，我在那里一直没剃光头。开庭那天，我一眼就看到了站在旁听席第一排旁边的妻。妻大概看到我没戴帽子，留个“板寸”的头依然高昂着，嘴角蠕动了一下，眼睛便亮亮地闪出泪花来……我冲她笑了笑，轻轻吐出两个字：“没事！”妻却突然转过身去……
我出狱那天，妻在监所门口等我，身边除了两个儿子，还有我的一大帮亲戚和文学界、新闻界的朋友。亲友们围了过来，给我说宽心话，妻却站在旁边，一言不发，只用蒙眬的泪眼默默地望着我。即使在这种时候、这种场合，她仍然是个不会表现自己的人。
但是，亲戚朋友们却纷纷对我说：“你老婆这一年多为你把力出尽了！真是个难得的贤妻！”我老姐甚至动情地说：“我为有这样的好兄弟媳妇而骄傲！”
回家后，我问妻：“都夸你呢，你这一年多是咋过的？”
妻淡淡地说：“有啥说的，就这样过来了呗！”
妻的事我真的是从朋友们口里听来的——
妻不善交际也从不跟我的文学圈里的朋友们来往。我在哪里参加任何聚会、活动，她都不凑热闹。但我出事之后，她却骑上车子，到处找我的朋友们，恳请他们替我说话。路遥、贾平凹、商子雍，周矢、张敏……凡是她知道名字的，都要找到人家家里诉说。朋友们虽然对她很友好，但文人无权无势，也多是爱莫能助。不过，朋友们为她的真情所动，也念及平日和我的交情，还是尽了心力的。譬如，贾平凹曾上书市委，为我喊冤；路遥曾到法院找人打听案情；周矢、商子雍曾直接去找市委主管政法的副书记；张敏曾将自己家的房子腾出来，对我妻说：你和孩子没地方住，就搬到我家来，不会收房钱的……
说到房子，的确是妻在我出事后遇到的另一个大难题。我原来租住的那间民房，因房东老太太跟儿媳妇打官司，法院将房子判给了儿媳。那位打赢了官司的女人立逼着我家给她腾房。妻在无奈中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她们厂的领导。主管后勤的王副厂长当天便为她分了一间平房。搬家那天，厂里的七八个工人找了辆汽车，帮她把家搬到厂家属院。我回来后的第二天，妻便领着我到几位工人师傅家挨门道谢。妻说：“天底下的人只有工人最好！为你的事，我整天要出去跑。碰到班次倒不开了，师傅们就说：‘你去吧，我替你上班’……”妻说这话时，总是很动感情。我同意她的观点，工人们最讲义气，最富同情心。但我也知道，妻的忠厚、质朴、勤劳，也为她赢得了极好的人缘。
最近，我问妻：“你这人，不会跟人交往，又不善言辞，那阵子又是找熟人，又是请律师，哪来那么大的勇气？”
妻说：“事情逼到那了，有啥办法？不走的路也得走呀！”
听姐姐说，我妻还闯过市委呢！她说她要找市委书记论理。市委门口的警卫看她正气凛然的样子，竟然问都没问她。她径直闯进了书记的办公楼，可惜没找到书记。
我不信，问妻。妻说：“那时我是豁出去了。反正我知道你没犯罪。市委书记就不能听听老百姓说话吗？”
有一件事是妻自己讲的。
那天她到看守所给我送东西，听其他人说，监所旁边有一座新盖的居民楼，站在上面可以看到监所里面的人。于是她找到那座楼，给六楼的一位居民说了些好话，人家让她进了屋。站到窗口上，她看到了我。
“你真的看见我了？”我惊奇地问。
“不是你是谁！一个人在院子里转悠，像个华子良！”
说着，一笑，眼水却潸然而下……
“别瞎折腾了，你还是写你的文章吧。”
出狱的那天晚上，妻对我说：“这一年多，你也受罪了，你就在家歇着吧。我这点工资，省着点，够咱生活的。”
我感激妻对我的体贴，但我是个大老爷们，不能靠老婆养活。她起早贪黑，累死累活，一个月挣七十多块钱，儿子都上中学了，我咋能在家闲得住。
我在家只歇了两天，第三天一大早，我就到一个朋友办的小工厂里上班去了。后来，我又被我当初做学徒时的工厂叫了回去，在厂工会里应个“临时干部”的差使，帮厂里搞点宣传什么的。我为厂里办了个搬家公司，我当了经理，带着一帮三班倒时闲下来的工人，给人家搬家。有人对我妻说：“老徐好歹是名记者、名作家哩，你咋让他干那种下苦力的活？”妻回答说：“他本来就是工人出身嘛，我嫁给她时，他还是个一级工，工资还没我多呢！我不在乎他干啥，只要是个好人就行。”
后来，儿子辍学，家庭经济更困难了，我便带着儿子去做生意。我常跟儿子蹬着三轮车到城乡结合部的集贸市场去卖货。只要是妻休班，她准会骑上车子跟我去市场练摊，一跑就是几十里，在熙熙攘攘的市场上从早忙到黑。每年的大年三十，一家四口都要在集贸市场上熬到天黑严了，鞭炮响了才收摊……就这样风风雨雨四五年，苦没少吃，罪没少受，等到某杂志社请我去当主编，我将小店盘给别人时，钱却没落下几个。
妻问：“不是常听你说，店里赚了些钱么？钱呢？”
我长长叹了口气：“唉，是赚了几万块钱，可都让熟人、朋友欠了账了。要，又没法向人家开口。”
妻也长长叹了口气，说道：“我知道，你就不是做生意的料。要我说呀，你还是别瞎折腾了，好好写你的文章吧！”
妻这句平淡无奇的话，对于我，却像荒原上划过一道闪电！我眼神一亮，我怦然心动……是啊，我瞎折腾什么？我从16岁开始写诗，除了写诗作文，我几乎一无所长。在工厂当学徒时，师傅们就极其宽容地说：“这孩子不是干技术活的料，让他写他的文章去吧！”如今，我为什么要放弃我苦苦追求了三十年的缪斯而去叩拜赵公元帅呢？三十年来，我在文学上虽无大的建树，但总算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省作协的弟兄们不是还给了我一个理事的头衔么？一个作家，只能用作品与社会对话，只有写出作品来，才能让社会承认你的存在和价值。在苦难面前，也只有你的作品才能证明你是条汉子，是“打不死的吴琼花”！
1994年4月30日，我断然辞去了一家杂志社常务副总编的职务，在妻的帮助下，将我家的晾台改造成书房，取名“无梦书屋”。次日（“五一”劳动节）清晨5时起床，至10时便写出一篇5000多字的散文《一夜无梦》。
妻不解地问：“为什么要叫无梦书屋呢？”
我说：“从此不做发财的梦，当官的梦，瞎折腾的梦，只圆我的文学之梦。”
妻笑了：“还是有梦嘛！不过，这个梦值得你去圆。”
从此，我每天黎明即起，趴在我那狭窄的书房里写我的文章。而每当这时，妻便像一只猫一样，悄无声息地走进来，在我案头放一杯热茶，或给我肩上披一件衣服就轻轻地走了……
不久，我的各类文章，小说、散文、诗歌、随笔……雪花般地飘落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这些年我写了多少文章？不敢多说，六七百万字总是有的。每当有样报寄来，妻便剪下来，整整齐齐地贴在剪报本上。贴满了十几本后，由于有了孙子，妻忙着照看淘气的孙子，顾不上剪了，便找来十几个空纸箱，分门别类地装了进去。她说：“等孙子长大了，我再帮你剪吧。”
妻在4年前就退休了，退休那天，她笑眯眯地说：“从现在起，我彻底成了你的使唤丫头了！”
我常常戏称妻是我的“丫鬟”。因为自结婚以来，家里的活我是啥也不干的，她也不让我干。她说：“看你干活笨手笨脚的，不够我生气的！”这十几年，她知道我心怀委屈，就更不让我干家务活了。一个穷家，被她料理得井井有条。
最近两三年，我接连不断地在外面给人家编书、写书，常常几天不回家。妻每天给我打一个电话，又总是反复着同一句话：“伙计，写累了就歇会儿。老啦，别玩命噢！”其实，她在家带着那个猴一样活蹦乱跳的孙子，自己又患有风湿病，比我辛苦得多哩！
今年的4月3日，当我刚刚写完一部30多万字的传记文学，点起一根烟，抽了半截，电话铃便响了，是法院通知我去接再审决定书。
放下电话，我又给妻打电话，我说：“书写完了。我的再审决定书也要下来了。”
妻半晌没有说话……
“钱是个啥？活人要紧！”
从1968年结婚至今，我们家的日子一直没有宽松过，但妻从不在金钱上给我唠叨过什么。穷日子穷过呗！她说。这些年，我被单位开除了公职，一直没有固定收入，靠妻的精打细算，日子也还过得去。但妻在对待金钱上的态度却令我肃然起敬。
有一年，外地的一位书商找到我，让我写一本能够赚钱的书。我当然知道能赚钱的书是什么书，便婉言谢绝了。但书商开的“天价”稿酬却又使我有些心动。回家后我便和妻商量。不料，这位平日温顺的老妻却变脸失色地对我说：“你敢写那样的书，我就敢一把火给你烧了！不信你试试！”
我连忙说：“跟你说着玩哩嘛，你想我会写那种书吗？”
我的一位小学同窗，现在是一家国有商业集团的老总。一是工作的需要，二是出于对我的同情，便邀请我当他们公司挂名的副总，不用上班，只帮他们策划一些宣传方面的活动，每月给我700元的工资。我确实也为他们做了几件有影响的事。但一年后我发现他们公司的效益在滑坡，职工开工资都成了问题。我便想让老同学不要再给我发工资了。事前，我跟妻商量，妻说：“对着哩，别让人家给你发工资了。现在的生意不好做，别让朋友为难。”得到妻的支持，我便找老同学去说。老同学说：“我们这么大的企业，那点钱算啥，没事。”我说：“你嫂子也说，不要拿了。”老同学惊奇地说：“唉哟，老嫂子可真了不起！”
后来，我把这件事写成一篇散文《落个好心情》。文章发表后，很多人都问我：“你老伴真的是那么说的吗？那年月，每月700元可不是个小数啊！”我说：“那能瞎吹么？”听的人便说：“真看不出……”
相伴几十年，我也真该好好认识认识我的老伴了！平日，她可是连给自己买双袜子也得掂量半天的呀！
……
案子平反的消息在各种媒体上披露之后，许多朋友打电话向我祝贺。朋友们说：“这十几年，你能熬过来，真不容易！你对苦难的心理承受能力令人钦佩……”
我说：“心理承受能力也得有外部环境的配合。这十几年，弟兄们待我不薄，用一句文言叫承蒙不弃。如果大家都对我报以冷眼，我怕是撑不到今天的！”
朋友说：“这话也对。不过，对你最好的还是老嫂子！”
我把朋友们的话转告给妻，妻听了竟毫无表情，只说了一句话便转身进了厨房：
“说，下午你想吃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