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百上千次的刀光剑影和民族间的金戈铁马，构成了宁武独特浓郁的边塞风情。
历尽沧桑的古关，蜿蜒起伏的长城，残垣断壁的堡寨，遍布坡梁的烽堠，以及一个个以“堡”、“寨”、“营”、“镇”、“屯”命名的村庄，便是一部丰富而厚重的边塞文化教科书，至今仍在吟唱着英雄们的慷慨悲歌，诉说着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碰撞交融。
14
在梳理宁武历史沿革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历代封建王朝的疆土争夺史、政权更迭史、皇位变易史，往往就是一部中原汉族与北方民族、黄河文明与草原文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碰撞史、交流史、融合史，位于必争之地、交战之区的宁武更是如此。翻阅《宁武府志》等史藉，有关战争的字眼触目皆是。战争好像成了宁武这块土地一种挥之不去的“宿命”，几乎贯穿宁武历史的始终。出没于刀光剑影和金戈铁马中的，则是万千生灵和无数豪杰。正是他们，才使宁武的历史变得格外鲜活生动，令人荡气回肠。而宁武关便是他们驰骋的舞台，留名的丰碑。
我们还是先来一睹宁武关当年的风采吧：周长7里120步、城墙高3.5丈的宁武关城，四门都开通后均建有城楼，东为“仁胜”，南为“迎熏”，西为“仁和”，北为“镇朔”。城头有敌台徼舍，四隅有阁，城墙上有垛口1720个。城下有堑门，门外吊桥可掣入城内。城内官衙设有千户所、都察院户部分司、兵备道布政分司、总兵府、守备府、通判行署、监牧同知府、万亿仓、预备仓和傲房130处，还有革房两处。城内还建有守帅厅事潘臬行司，“走传有驿，储粮有仓，积刍有场，栖卒有庐”，战守兵器，无不毕备。每年有太原等卫所班军，分为两批，轮流戍守。最兴盛时，总驻军民达4000人，其中骑兵1000人。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关城东门仍有一块砖刻“宁武关”横匾嵌在城头。试想，一个小小的关城，便驻有四千多军民，而且主要是军队，那是一种什么情景啊！且不说爆发战争，即便是平时，恐怕空气中弥漫着的也是浓烈的硝烟味儿。
关塞雄三镇，风烟剧五戎。
胡尘惊代北，汉月照云中。
战士黄沙碛，将军白玉骢。
防秋烽火近，何日捷音同？
这便是明代诗人、嘉靖年间任山西布政司参政的张子立笔下的《宁武关》。另一明代诗人、嘉靖年间任右都御史巡抚山西的孙继鲁同样题为《宁武关》的诗作展现的则是又一番情境：
寒夜操觚独坐，壮怀抚剑高歌。
燧火不传紫塞，风尘定远黄河。
类似的诗词曲赋还有很多。仅是收集到《三关志》和《宁武府志》中的诗文，直接以《宁武关》为题的就有十多首（篇）。我们无缘目睹那一幕幕的刀光剑影，也无缘感受将士们的壮怀激烈，但研读品味历代骚客留下的这些诗文，仍能想象得到宁武关当年的豪壮、雄浑和苍茫、萧瑟。
还不止此。作为一套完整周严的军事防御体系，仅仅有宁武关一座“孤城”显然还不足以有效地抵御来犯之敌。所以，宁武关城建成之后，又陆续在城西修筑了宁文堡，在城北的华盖山顶建造了护城墩。
宁文堡筑于明正德十年（公元1514年）右都御史文登丛奉敕总制边务期间。文登丛临城西山岗，俯视关城，周览河山，发现如果由此居高临下，攻击关城，关城将无法固守。于是，他让副兵备张凤翔设法解决这一问题。张依靠巡抚都卢龙玉，随山修筑了一座城堡。为纪念文登丛的功绩，便将城堡命名为“宁文堡”。宁文堡距关城一华里，堡墙周长322丈，高1丈8尺，内筑设官厅一座，营房50间。堡门上有门楼，外有吊桥。据记载，到清代堡内仍经常驻有守堡旗兵50名。
华盖山位于宁武城北，因“俯瞰城阴，一峰特秀，形如华盖”而得名。1979年，文物考古部门曾在此发现新石器文化遗存。据断层观察，文化层堆积厚0.2至0.5米，地面暴露以绳纹陶片为主，夹有少量素面陶器。与宁武众多崇山危峰相比，华盖山不是很高，但因紧傍关城，所以在整个宁武关军事防御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为此，便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在山巅筑护城墩。墩名“永宁”，方圆28丈，基高2丈，基上为台；台下以砖墙环护，墙高1丈，周长40丈；台上建楼三层，楼外列24堞，分别建于24个方位上，称作24山，象征全方位防守。巍然屹立的护城墩，与关城互为表里，以扼守北犯。登上护城墩，视野甚为开阔，可极目百里之外的塞北金沙滩古战场。
护城墩建成后，整个关城的布局酷似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又因城南面对凤凰山，遂得名“凤凰城”，一个美丽的传说也随之诞生，说是上古时这里栖息着一只硕大的凤凰，华盖山为凤首，凤尾一直延伸到南门外，两翅展开，一面是东关，一面是西关。每当天降灾难或是外敌入侵，它便振翅飞上高空，让整座城池和城中百姓免遭苦难；苦难一过，便又降落下来，让人们继续过安乐祥和的日子。
除了宁文堡和护城墩，关城东、西两侧还各设城堡一座，名为东梁墩和西梁墩。至此，宁武关军事防御体系便基本完备。如果这一堪称浩大的军防工程能完整地保留下来，毫无疑问可列入全国以至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此外，说到宁武关军事防御体系，还有一点不能不说，那便是与关隘唇齿相依、互为依托的长城。
15
在当年中国北方的军事防御体系中，包括宁武关、雁门关、偏头关在内的各雄关险隘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论工程的浩大、规模的宏伟、影响的久远、声名的显赫，还是数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以致成为令世人惊叹不已的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工程之一和弥足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
地处中原与大漠交汇之处、又有雄关可据的宁武，自然也是历朝历代修筑长城的重点区域，而且是内长城（亦称长城内边或二边）的重要地段，现存遗址便有赵长城、齐长城和明长城。
赵长城有“赵南城”和“赵北城”之分。赵南城修筑于春秋战国时赵肃侯在位期间（公元前349年至公元前326年），比秦长城还早一百多年。其东起河北省涞源北界，经应县、山阴到代县西北之雁门关，转向西南行，入宁武之东山境，到阳方口附近，经神池、岢岚，到保德县黄河岸边为止，在山西境内长700公里，大部分用石头砌成，一部分由黄土夯成。继赵肃侯之后的赵武灵王，大破林胡、楼烦后又在更北处筑“赵北城”，东起于代（今河北省蔚县），经雁北抵内蒙古傍阴山南麓至高阙（今杭锦后旗的狼山石兰计山口）。管涔山地区从盘道梁到阳方口直到神池一带的长城遗址为明长城，但其基础是赵长城中的赵南城。同时，在汾源楼子山上还发现多处赵长城。其中一处在坝沟湾村两侧山脊上，用当地石头砌成，间或也有土筑，距地面三至四米。1984年山西省文物局进行文物普查时，认定楼子山长城为战国长城遗址。
北齐长城筑于那个曾经亲自送兰陵公主于楼烦之北的东魏大丞相高欢及其子高洋执政期间。为了确保晋阳安全，东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高欢于西至马陵（今岢岚县境）、东至上墱（即宁武盘道梁）一带修筑长城。北齐天保三年（公元552年），文宣帝高洋又从黄栌岭（今离石、汾阳境内）起筑长城，北至杜平戍（今岢岚县境），总长二百多公里。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又调民夫180万筑长城，西起恒川，东至幽州夏口（今北京居庸关）。天保七年，又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长城一千五百多公里，每隔5公里设一戍，其要害处皆设州镇，凡25所。其中管涔山一带的长城属肆州长城，主要是为了防御柔然、突厥入塞南袭。如今，在荷叶坪和马仑草原尚有北齐长城遗址存在，露出地面的部分平均宽度为5米。有两处保存比较完整的段落位于宁武和岢岚交界处的悬崖上。里外两侧都用当地的紫罗石砌成，中间填有大量的碎石，无灰浆，随山崖就势而筑，顶宽三米左右，高约四米左右，是目前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段北齐长城。
就宁武境内的长城而言，明长城最为完备。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将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予以修缮，连贯为一。此后，汉、北魏、北齐、北周、隋各代屡有修筑，其中也包括从雁门关起经阳方口到黄河东岸的内长城一线。到了明代，为防止鞑靼、瓦剌族的侵扰，更是修筑不断。从洪武至万历的二百多年间，前后修筑长城达18次。如前所述，为了便于管理长城全线的防务和修筑，还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一线设置了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九大军事重镇。以上九镇所辖长城总长六千三百多公里（《辞海》为六千七百公里）。其中，经大同、宣府两镇的外长城称为“边墙”或“大边”，而太原镇所管辖的长城则称为“内长城”，也称“二边”、“次边”，其西起河曲黄河岸边，经偏头关、老营堡、宁武关、雁门关、平型关、固关而达黄榆岭（山西和顺县东），全长800公里。太原镇总兵总领雁门、宁武、偏头三关，宁武立关后由雁门移驻宁武，春天出驻阳方口，冬季黄河结冰后因鞑靼、瓦剌渡河更加容易，就又移驻偏头，以防不测。
明代内长城依托太行山北部、五台山、恒山、管涔山等山脉，凡山高地险处，城墙略为低窄一些；遇平地或要冲处，城墙则高大宽阔。城墙的结构有砖、有石，有砖石合筑，也有泥土夯筑。城墙断面下宽上窄呈梯形，顶部内设宇墙，并设垛口（有瞭望孔和射孔）。每隔二百米至三百米，就有一个突出的墙台（供守卒巡逻时遮风避雨）。另外还有跨建于城墙之上的两层或三层的敌台，可居住守卒，存贮武器。城墙同各种城池、关隘、烟墩（烽火台，亦称“烽堠”）、堡寨相互呼应，组成完整配套的防御体系。
宁武境内现存明长城均属内长城，起于盘道梁，经燕儿水梁至薛家洼，跨禅房山、王爷梁，进入阳方口，被恢河拦腰斩断，随即又从恢河西岸的托莲台筑起，至大水口，上猴儿山，然后经神池温岭、烈堡等地进入偏关界，总长约四十多公里，先后修筑十一次之多。其中，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朝廷派遣“朔州总兵移驻宁武，边境之工有加无已。”（《三关志》）参加修筑的军工，比往年增10倍，施工声势之大可想而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军工来自外地，甚至是举家而来。有一茹姓人家，自嘉靖年间从外地迁来后，常年点窑烧砖，以供修筑长城之需，后来又招工扩场，定居垦植，祖辈相袭，便形成一个村庄，这就是如今的薛家洼乡茹家窑村。与茹家窑相距不远、同处长城脚下的贾家窑、童家沟，亦由此形成。
如今，宁武境内四十多公里的明长城风化15公里，人毁5公里，尚存20公里不相连接的段落。其大体可分为六段：大水口至神池界，原2.5公里，毁0.5公里；阳方口至大水口，原5公里，毁2公里；阳方口至黄草梁，原5公里，毁2公里；黄草梁至薛家洼，原7.5公里，毁1.5公里；薛家洼至盘道梁，原15公里，毁1公里；盘道梁至原平界，原5公里，毁4公里。所存20公里内边遗迹，以砖为表者已所剩极少，十之八九为土筑之墙，高度在一至两米之间。唯一保存较为完好的，是位于阳方口镇西距北同蒲路200米的石油公司院内的两座与长城衔接的碟楼。碟楼总体布局坐北向南，呈正方形。全部建筑均为砖砌，内部空心造，可住人，有回廊。三面开石券天窗十余孔，门上有砖雕斗拱及垂花石。与碟楼衔接的长城亦为宁武境内保存最完整的段落，是游览和研究长城的珍贵遗存。
尽管如此，尽管难以看到其原貌，可是当我们伫立于那些残垣断壁上放眼远眺时，心头依然涌起一股不可名状的激动。望着依稀可见蜿蜒逶迤于山脊的长城遗迹，我们仿佛看到万千军工正在烈日下夯土、砌砖，仿佛看到朔风呼啸中的猎猎战旗和闪闪刀光，甚至，我们还想到了国人耳熟能详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长城，我们到底该为你骄傲，还是该为你哀叹？到底该为你欢呼，还是该为你悲伤？我们不禁想起在一篇文章中看到的康熙皇帝于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的一道上谕：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厚，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腾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衰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康熙不愧为一代明君，他明白“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厚，而边境自固”的道理，深知安邦治国不能寄希望于强暴和武力。确实，那曾经用累累白骨筑就的万里长城，作为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工程这一，它留给国人千秋万代的骄傲，但也留给我们无尽的思考。
这个思考，其实并不是从康熙爷开始的。早在整整七百年之前，就有人已经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康熙皇帝所阐述的这一似浅显又似深奥的道理。
16
用生命诠释康熙皇帝观点的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北宋名将杨业，即民间所说的杨老令公。
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祖为阻御辽兵，以“杨业老于边事，洞悉敌情”，命杨业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杨业上任后，立即在辽军出入的要道修建边寨，共建阳武寨、崞寨、西陉寨、茹越寨、胡峪寨、大石寨共六寨。太平兴国五年，辽国皇帝耶律贤亲率骑兵十万余众进犯雁门一带。杨业不畏强敌，沉着应战，以代州一州之军大败辽军，因而升任云州观察使，仍刺代州。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初，北宋王朝想利用辽国幼君初立、朝政混乱之际，收复幽云十六州，便发兵三十万，分五路北伐辽国。西线的第四路军由潘美指挥，杨业为副，从雁门一带出击。杨业指挥大军奋勇出击，势如破竹，连克云州、应州（今应县）、寰州（今朔州马邑）、朔州等四州之敌。而就在杨业连战连胜之际，东线宋军主力遭到辽军沉重打击，河北各州相继被辽军占领。宋太宗急忙下令全线撤退，潘美、杨业只好放弃四州，掩护代北二十万百姓内迁。辽军乘势反攻，云、应、寰、朔四州又得而复失。
为避辽军锐气，全力保护代北居民撤退，杨业主张不与辽军决战，提兵出代州大石路（今繁峙县西15公里处）侧击东进。但主帅潘美和监军王侁却指责杨业领数万精兵而畏敌胆怯，非要杨业西出雁门北川，擂鼓猛进，进攻寰州。杨业只得临时改变作战方案，进攻寰州。临行前，他请潘美、王侁等伏兵陈家谷口（在宁武阳方口镇西，为宁武、神池二县界沟），“张步卒强弩，为左右翼之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
辽军统帅耶律斜珍闻杨业来攻寰州，派副部署肖达兰伏兵于城外。天明，杨业军至城东，耶律斜珍亲自领兵与杨业对阵。斜珍佯败，杨业追入辽军预设的埋伏圈内。斜珍回兵掩杀，杨业败退于朔州狼牙村。
伏兵于陈家谷口的潘美、王侁，从寅时等到近午，还没有杨业的消息，便派人登上托莲台（今阳方口对面的山头）瞭望，以为杨业已经获胜。王侁欲争其战功，立刻领兵离开陈家谷。潘美制止不住，也自领本部兵马沿交河（即恢河）西南行二十里。
杨业被围后，从午时战到日暮，终于杀出重围，退到陈家谷口，见无伏兵前来援救，只好复从陈家谷口杀回狼牙村。由于陷入重围，孤军奋战，部下伤亡惨重。老将王贵、长子延玉战死，最后只剩下了一百多人。杨业本人也受伤数十处，后因战马受伤，藏匿于附近树林中。辽军大将耶律希达向杨业射出一箭，杨业中箭坠马，在狼牙村被擒。被俘后，杨业坚贞不屈，绝食三日而亡，年仅52岁。
杨业死了，死得十分悲壮，令人扼腕。面对陈家谷口孤寂荒凉的沟壑坡梁，我们不禁产生一系列的疑问：杨业因何而死？是军事防御工程不坚牢吗？是作战部署不周密吗？是杨业作战不英勇吗？显然不是。同样，杨业及其子孙的“一堂忠义”、“千秋忠义”、“奕世良将”、“忠勋世美”，也未能改变北宋王朝灭亡的命运，又是为什么？
如果说杨业之死还不足以回答上述疑问，那么我们就再看看另一场同样惊心动魄的鏖战。
17
另一场鏖战的主角是两个人：李自成和周遇吉。
史载，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闯王李自成占领陕西全境，年末立国“大顺”，年号“永昌”。年关一过，就率领义军二十万东渡黄河，攻打山西，先后破平阳（今临汾市），陷汾州（今汾阳市），一路势如破竹。二月初八，义军攻占太原，休整八天后继续北上，攻占忻州，并在进军途中发布著名的《永昌元年诏书》，实际上是义军向朱明王朝发出的一份最后通谍式的劝降书。
相传，义军攻占忻州后曾在忻州城停留小住，李自成还在城内关帝庙看过戏。戏台上的楹联为“风云有意迎新主，日月无光掩大明”，横批是“大顺永昌”。登台演出的则是义军自带的山陕梆子同州派，亦称同州梆子。正是这次演出，将山陕梆子的种子播撒在了忻州，最终演变、发展为如今被列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山西四大梆子之一的北路梆子。
义军在忻州城小住三天后又乘胜前进，直逼代州。代州总兵叫周遇吉，辽宁锦州卫人，崇祯年间任镇守雁门、宁武、偏头三关总兵。周为人干练，带兵有方，法令严明，智勇双全。他见义军来势凶猛，考虑到代州势孤力单，难以拒守，就放弃代州，退到防御工事更为齐备坚固的宁武城。
见周遇吉退守宁武，李自成占领代州后就又直捣宁武城下，但屡攻不克。民间传言，每逢义军展开攻势，宁武城就变成一只凤凰飘飘悠悠地飞了起来。李自成看着凤凰飞到空中，感到十分奇怪，便下令撤退。当义军退到崞县境内的轩岗时，遇一骑牛牧童。令人不解的是那牧童奇怪的姿势——脊背朝前，眉脸向后。李自成就上前问道：“小兄弟，你那是干啥哩？”牧童回答道：“倒骑牛哩。”李自成便想：“耍把戏，接口气。牧童能倒骑牛，我就不能倒取宁武关吗？”于是，他命令义军立即撤退，然后绕行一百八十度，绕到宁武关的北面，一鼓作气攻下了宁武城。——这就是民间传说的“李自成倒取宁武关”。
对于这场鏖战，清秦雄褒《周总戎守宁武关事略》曾有较为详细也更为可信的记载：
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太原，总戎周遇吉提兵往救，至忻州，贼已陷城而北矣。遇吉迎其锋锷，与战数合，斩首千级，而贼来益众。遇吉恐其迳逾勾注，急保代州，复从间道出兵罗其不意，踣贼爪牙。当时贼众乌合，蜂屯云中，北地将兵官皆逡巡袖手，独遇吉陷阵先登。而代郡一城势孤食少，贼流迅速直趋西北，宁武将有陷失之虞。乃徙营宁武关，四围伏炮，坚壁边城。贼果猬至，遇吉选兵营阵，开门迎战。遇吉跃马而前，麾骑四面驰下，击杀贼数千人。贼复冒围，遇吉聚骑夹攻，复杀数千人。伏炮发，众贼师死伤如积。自成惧，欲退军。候曰：我军百倍于彼，用十攻一，不如复战。自成聚兵进，数十万众围城。遇吉欲死战，时有监司将兵绯衣垂带，从容议曰：将土塞门。遇吉慷慨语曰：君欲塞门扼敌，而贼势猖獗，土塞不复溃耶？如此，则城众惧死，无为也，独死遇吉乃可耳。于是领兵独出，呼声动天，贼披靡，杀贼骁将四人，战数合，斩首复千级，而官军亦被创，不复起。贼怒，尽其种类，数重交攻。城陷，官军溃。遇吉孑身独战，徒手格杀数十人，身亦重被十余创，遍体血流，遂为所缚。贼怒其杀虏过多也，集众射之，众矢丛集而死。城中土民莫不悲伤，挺身死贼者甚众。其妻刘氏素娴射艺，及城破，率妇数人据山巅公廨，每抽一矢曰：必期死贼。一发果殪，屡发皆然，及矢尽纵火自焚。
同杨业一样，周遇吉也死得十分悲壮——连妻子刘氏也率众女仆登上总兵府高处，居高临下，射杀不少义军；箭尽后，其母亲又下令纵火烧毁总兵府，自焚而亡，因此亦是一堂忠烈、千古忠义的楷模和典范，理所当然要受到朝廷的褒奖。只是明廷还未来得及褒奖就寿终正寝，结果这一任务就落到了取而代之的满清王朝肩上。到了清代，周遇吉被追封为周武公，并建祠立庙。在宁武，其墓冢就有两座，一座在宁武城内，为“阖署尽节墓”，已毁；一座在城东大河堡村外，后迁于县城东郊火车站附近，近年又迁到了在华盖山开辟的栖凤公园。艺术家们则据其事迹编演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戏曲《宁武关》，且成为黄河以北各梆子戏的长期上演保留剧目。
不过，周遇吉与杨业却有一点不同——交战的对手不同。前者的对手是被称作外族的辽国，后者的对手则是农民起义军。恰恰是这不同的对手，使周遇吉此后的命运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以笔者愚见，变化的根子在毛泽东同志那儿。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老人家给农民起义以高度评价：“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一来，“流寇”李自成便一跃而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英雄，周遇吉却一落千丈，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罪人。是耶？非耶？囿于识见短浅，笔者不敢妄下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李自成与周遇吉阶级立场不同，却用同样的英勇、同样的智慧、同样的悲壮，共同书写了宁武关的辉煌！他们的名字，都将永远镌刻在宁武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