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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改革整整一百年之后的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刚刚建国的汉王朝发生一件大事：“韩王信叛降匈奴，与寇汉边至太原。七年，绛侯周勃击韩王信于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还攻楼烦三城。十年秋九月，信与陈狶合兵寇代、雁门，勃复败之于楼烦，定雁门十七县。”（《宁武府志·事考》）
这里说到的匈奴，早在战国时就已存在，主要在燕、秦、赵以北地区活动。秦汉之际，冒顿单于统一匈奴各部，势力日益强盛，先后统治了大漠南北广大地区，并经常南下攻扰。汉王朝建立后，冒顿单于乘其立国不久，又一次兴兵南侵，战火很快就漫延到平城（今大同市）、雁门、楼烦一带。汉高祖便遣韩信驻守雁门、楼烦，阻止匈奴南犯。——此时，今宁武所属地域一部分属雁门郡楼烦县，一部分属太原郡汾阳县。但匈奴并未因此撤兵本土，反而大举进攻，包围了韩信。韩信无力抵抗（抑或是不敢抵抗、不愿抵抗），便“叛降匈奴”，并与匈奴合兵，击楼烦，攻雁门，直逼太原，严重威胁到汉高祖刘邦刚刚打下的江山。在这种情况下，刘邦只好于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率32万大军御驾亲征，以便夺回失去的领土，平定这场边界风波。因争夺的重点是平城，所以有史家称之为“平城之役”。
对于这次战役，《史记·高祖纪》中亦有记载，但韩王信叛降匈奴不是在高祖五年，而是在高祖七年：“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同谋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黄立故赵将赵利为王以反。高祖自往击之，会天寒，士卒堕指者十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史记·韩王信卢绾传》中的记载则更为详细：“明年（高祖六年）春，上……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上许之。信乃徙泊马邑。秋，匈奴冒顿大围信，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发兵救之，疑数间使有二心，使人责让信。信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反以马邑降胡击太原。七年冬，上自往击破信军铜鞮，斩其将王喜。信亡走匈奴，与其将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立赵苗裔赵利为王，复收信败散兵，而与信及冒顿谋攻汉。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与汉兵战，汉大破之，追至于离石，后复破之。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汉令车骑击破匈奴。匈奴常败走，汉乘胜追。北闻冒顿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晋阳，使人视冒顿，还报曰可击。上遂至平城……”结果呢？汉军却被冒顿的四十万精兵强将围困在白登山上，长达七天七夜。后来，刘邦采纳了陈平的离间计——让冒顿之妻阏氏拉冒顿的后腿，冒顿“罢去”，刘邦才脱险生还。
从上面的记载中不难看出，虽然双方争夺的重点是平城和太原，但真正的战场是在平城与太原之间的楼烦、雁门一带。记载中屡次出现的马邑，今属朔州市，与宁武相距不过三、五十里，有雄关可据的宁武自然就成为双方激烈厮杀的战场，因而周勃才会“还攻楼烦三城”、“复败之（韩信）于楼烦”。而且，同赵武灵王驱逐楼烦相比，平城之役显然更像一场战役。无论是冒顿单于还是汉高祖刘邦，也无论是韩信还是周勃，均非等闲之辈。整个战役，从战略的部署、计谋的运用，到作战的规模、激烈的程度，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宁武这块土地也又一次经受了战争的洗礼。
这场对汉王朝来说至关重要的战役，不可避免地要在宁武和忻州留下历史的印迹。刘邦与汉军从平城突围后，马不停蹄地逃到如今忻府区与原平市的交界处才摆脱追兵，于是“六军欣然”，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因“欣”、“忻”相通，从此这里便得名“忻口”，后来的“忻州”亦来源于此。
在宁武，则有一个与刘邦和韩信有关的小山村——蒯通关。相传，当年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大将韩信手下有一名谋士叫蒯通。有一天，蒯通对韩信说：“我会相面，给将军相相面吧。”待韩信摒去左右，蒯通将其打量一番之后说：“相君之面，贵不过封侯；相君之背，乃贵不可言。”韩信问：“此语怎讲？”蒯通说：“贵贱在于骨相，成败在于决断。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当今，刘邦、项羽二人的命运都掌握在将军手里。将军依刘则刘胜，将军归项则项胜。将军若打倒刘、项自立天下，岂不是贵为天子吗？”韩信说：“容我考虑几天再说。”
过了几天，蒯通问韩信考虑得怎么样了。韩信说：“刘邦待我不错，给了我高官厚禄，把我抬举为人上之人，我不忍心背叛他。”蒯通说：“将军听说过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说法吧？将军今日不听我言，必有后患。愿将军三思，千万不要坐失良机。”韩信说：“让我再考虑几天。”
又过了半月，蒯通再次催促韩信，韩信仍旧下不了决心。蒯通回到自己帐内，仰天长叹道：“韩信这小子气量太小，不足以共谋大事。”随后便装疯离开了韩信。
后来，韩信果真在权力斗争中被吕后杀死在长乐宫。临死前说：“唉！真后悔当初没听蒯通的计策。”
刘邦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着人把蒯通绢拿归案，并亲自审问：“当初你是不是曾教唆韩信要把我打倒？”蒯通说：“是的！可惜那小子没听我的话。要是听我有话，你还能当上天子审问我吗？”刘邦气得大叫：“烹死他！”蒯通连忙大喊：“烹得好冤枉啊！”刘邦问：“你还有啥冤枉？”蒯通说：“当时我是韩信的谋士，并非高祖的谋士。假如您把我用起来，我还能给韩信献谋反的计策吗？再说，当初秦失天下，群雄并起，想当皇帝坐天下的人多得数也数不清。不过贵贱都在命运，您当了皇帝是命中注定。试问，您当了皇帝后，能把当初想当皇帝的人都烹死吗？”听完蒯通的话，刘邦慢慢点了点头说：“我不过是跟老先生开个开玩笑，哪舍得杀你。”说罢便命武士把蒯通放掉。
蒯通获释后便云游四方，最后在汾河源头山青水秀的地方隐居了下来，直至去世。后来，乡人怀念蒯通的大智大勇，就把他隐居的地方称为“蒯通关”，一直延用至今。
这一故事究竟有多大成分与历史的真实相符，我们无从稽考。但宁武民间何以会流传这样一个有鼻子有眼的故事？显然不是空穴来风。“若问朝中事，山中问野人。”我们猜想，故事的生活依据或许就是前面所述的“平城之役”。也可以说，故事本身是战争留给宁武这块土地的精神遗产之一斑，它既是经受战争洗礼之后民间所进行的一种反思，同时也寓含了一种普通百姓的道德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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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年血雨腥风的厮杀，无论是匈奴还是汉王朝，似乎都已精疲力竭，都需休养生息。但战争的血雨腥风仅仅平息了五、六十年，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匈奴就又“入雁门至武泉，吏卒战死者二千人。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三月，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死之。”之后，尽管有汉武帝的进军漠北和人们啧啧称道的“昭君和亲”，匈奴势力渐衰，可和平的局面也只维持了五、六十年。“世祖（即光武帝刘秀）建武九年（公元33年），骠骑将军杜茂与雁门太守郭凉击卢芳将于繁峙，芳将贾贤率胡骑万余救之。茂等战不利，引兵入楼烦城。”（《宁武府志》）这里所说的卢芳，本是今宁夏固原人，自称是汉武帝曾孙刘文伯。王莽执政末期，其联合羌、胡贵族起兵，后称上将军、西平王，被匈奴单于立为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底，在匈奴扶植下割据五原、朔方等五郡，都九原（今包头市西南）。上面所述战事，就是在这之后发生的，楼烦又一次处在了抗击外侵的前哨和刀光剑影的战场。
其间，今宁武所属地域的区划也屡有变动。先是一部分为崞县（今原平市）地，一部分为汾阳地；后来，又成为武州县（治所在今山西左云）属地；东汉末年，武州县废，匈奴人入居，直到西晋末年才又重设楼烦县。应该说，这时的匈奴人同二、三百年前的楼烦族一样，是宁武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甚至是主角。可惜，包括《宁武府志》的编撰者在内，历代史家往往受“民族正统论”的影响，总是将汉族当作中国的主宰，而别的民族则是来与汉族争抢政权的侵略者。史藉中不时可见的“寇”字，不论是作为名词，还是作为动词，都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结果，我们在各种史藉中便几乎一点也看不到曾经是宁武历史舞台上重要角色的匈奴人的正面记载，只有在民间的世俗生活中，我们才偶尔能看到一些匈奴人留下的蛛丝马迹，这同样不能说不是一个历史的遗憾。其实，在我们许多晋北人的血液中，很可能还不可避免地保存、流淌着匈奴人的遗传基因呢！
也是在这期间，匈奴亦开始分化。先是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附汉，北匈奴则留居漠北，并为东汉和南匈奴所击败西迁。再往后，南匈奴又分为五部，并于西晋时先后建立赵、夏、北凉等国。而就在北匈奴西迁的同时，楼烦故地的边境上却又出现了另一个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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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兴安岭鄂伦春嘎仙洞向我们走来的鲜卑族，原本是依附于匈奴的一个游牧部族。其中的拓跋部通过兼并整合，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了最为强大的一支，所以史称鲜卑拓跋，也有的干脆称之为拓跋氏。北匈奴西迁之后，鲜卑拓跋“乘虚而入”，进而又建立了以平城（今大同市）为首都的北魏政权。于是，后汉“自桓灵献之世，边郡为鲜卑所钞，无有宁岁。”“魏明帝青龙元年（公元233年），鲜卑轲比能诱保塞大人步根使叛并州，自将万骑迎之于陉北，遣其子率兵与并州刺史毕轨将苏尚董弼会战楼烦，尚等败死。”晋怀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代拓跋猗卢取陉北地。初，并州刺史刘琨与猗卢相结，托为外援，表为代公，猗卢乃从琨求。勾注陉北之地琨不能制，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五县之民于陉南更立城邑，以其地予之。（《宁武府志》）
面对这样的历史记述，我们心头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感觉。可能是我们忻州人引以为荣的金元文学泰斗元好问就是拓跋氏后裔的缘故，长久以来笔者对鲜卑拓跋总是怀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后来随着阅历的逐渐丰富，才知正是鲜卑拓跋，开凿了光耀千古的云岗石窟；也正是在鲜卑拓跋的杰出代表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执政期间，在五台山建造了佛光寺、清凉寺、显通寺等一大批寺庙，为五台山最终成为佛教圣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使我们对鲜卑拓跋在亲切之外又多了几分感佩。再往后，又得知为最终入主中原，孝文帝还以常人少有的气魄和胆略，走了一条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看起来相反、精神实质相同的改革之路，那就是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如下令鲜卑族一律改穿汉人服装；禁止说胡语，改说汉语；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他自己首先带头娶汉族大姓女为后、妃，并给他的弟弟们也娶汉族大姓女为妻室，还把公主们嫁给汉族大姓；甚至连其姓氏也改“拓跋”为“元”，以及把丘奚氏改为奚氏，把步陆氏改为陆氏，等等，创造了灿烂的北魏气象、鲜卑文明，于是在亲切和感佩之外，让我们对这个民族又添几分崇敬。
与此相关，我们还想到，宁武与大同近在咫尺——较五台山还要便捷，且有独特的山水，不会不会引起尊崇佛教的鲜卑拓跋的注意，也肯定会留下其踪迹。仔细寻觅，果然，在宁化乡坝门口村东百余米一处石壁上，就有一处疑是北魏时期的五佛造像。造像坐西向东，五佛镶于一龛之中。龛高83厘米，宽86厘米，深33厘米。中间大佛高47厘米，跏趺坐；左右各一侍立菩萨，高43厘米；顶部各有一小佛跏趺坐，高20厘米；须弥座下部还雕有双狮守护图。经专家鉴定，整个雕刻为北魏风格，很可能与云岗石窟雕于同一时代。
无独有偶，位于石家庄西北二公里处洞儿洼石壁上的青龙山天花洞，人们也疑为北魏时开凿。其洞址选在地形险峻难以攀登的半山崖处，坐北向南，藏风聚气，负阴抱阳，温暖而又清静。洞前设有月台，长4米，宽1.5米，洞前有台阶五级，高1.35米。洞口用方石砌成，宽1.2米，高2米，上方凿书“青龙山天花洞”六个大字。洞总高3.6米，底部呈长方形，南北长3.1米，东西宽3.06米，高出地面78厘米处有石料围洞三壁。洞内设有佛像基座，石条宽1.4米，上置泥塑菩萨九尊，呈莲花瓣形。洞顶分为五层，第一层为八角形，每边长1.2米，厚22厘米，每角上端设有石雕仿木结构，半拱呈五铺作，高42厘米，两头和昂嘴部雕有人面兽，斗拱旁雕有花鸟人物图案八幅。第二层至第四层为圆形，其中第二层雕有石佛17尊，第三层雕有石佛18尊，佛高25厘米。佛后有梅花形和椭圆形背光。二、三层两边及第四层雕有花卉日月图10幅。第五层为洞顶，呈圆凹形，深10厘米，直径50厘米，壁上刻有八卦图案。中部下垂一石柱，设有挂灯铁环。洞内另存两端上卷的长方形石案一条，长80厘米，宽40厘米，厚28厘米。洞内还存有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重修天花洞残碑一通。整个石洞雕工精细，艺术价值颇高。只是规模不大，难以与云岗石窟相比，似乎不值得考古专家做什么文章。但它却是鲜卑拓跋当年在此传播佛教的一个证明。而且，从此后唐、宋两代宁武境内佛教空前兴盛的情况看，其基础正是奠定于北魏时期。
此外《宁武府志》还记载：“北魏高宗和平六年（公元465年）春二月行幸楼烦宫。”“显祖皇兴元年（公元467年）八月幸武州山。”“高祖延兴元年（公元471年）五月幸武州山。”“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四月幸崞山，（五月）乙酉车驾祈雨于武州山。”这里屡屡担到的武州山，并非与宁武楼烦风马牛不相及，而是“疑武州山即芦芽山。”笔者查阅《汉书》之《高宗纪》、《显祖纪》和《高祖纪》，也均有相同记载，只是时间上稍有出入——“高祖延兴元年”应为“延兴五年”，因为“延兴元年”高祖孝文帝刚刚登基，年仅五岁，怎么可能外出“巡幸”呢？显然是《府志》的编撰者给弄错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高宗（即文成帝）、显祖（即献文帝）和高祖这三代北魏皇帝都曾巡幸宁武一带。这三代北魏皇帝为何都把宁武一带作为巡幸之地，且如此密集？是不是宁武的奇山异水吸引了他们？考虑到当时交通的不便，如果没有值得“到此一游”的景观，三位皇帝又何必长途跋涉，经受无谓的劳顿之苦？对这几次巡幸，史藉中没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倒是有一个以孝文帝为主角的民间故事在宁武广为流传。
桑干河上游的恢河，由于河床多为渗水性极强的沙砾石，底部又是很深的不透水层，所以河里的水渗到一定深度后便不再渗漏，而是呈过水形式向下游流去，人们便称这一上面看不见、下面涌暗流的奇特现象为“恢河伏流”。伏流的恢河上接分水岭下的天池，下通朔州境内的桑干河，流量则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朔州志》对此亦有记载：“恢河伏流至州南五十里，出宁武军山口，至红崖儿村伏流十五里。”
这一奇特现象究竟是何人何时发现的？我们不得而知，反正北魏时期人们已经有所了解，于是便引起前来巡幸的孝文帝的注意。从《宁武府志》的记载看，起初孝文帝对“恢河伏流”似乎不大相信，为验证真假，便用金珠穿鱼七条，放入天池。结果呢？真的在下游的桑干河又见到了所放之鱼。但他“犹为不信，又以金缕拖羊箭射着此大鱼。久之，又于桑干河得所射箭。”这一来，“恢河伏流”便得到验证，成为人们争相游览的一大景观，后来还被列为宁武古八景之一。
是否真有其事？如同蒯通关的故事一样，我们很难考究。但透过故事本身，我们仿佛看到了孝文帝的身影和他在宁武这块土地上留下的足迹。此后，北魏便迁都洛阳，而孝文帝也只活了33岁，病死在了南伐途中。其继任者则一代不如一代，只过了三十多年，经过一系列大胆改革兴盛一时的北魏便分裂为东魏、西魏两部分。东魏、西魏都很短命，前者一帝17年，后者三帝23年。但短命的东魏，却在宁武历史上留下一段类似于“昭君出塞”的和亲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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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北匈奴西迁之后鲜卑拓跋“乘虚而入”一样，就在鲜卑拓跋建都平城的同时，另一原本附属于拓跋部的游牧部落柔然（亦称蠕蠕、芮芮、茹茹）随即进居阴山一带，五世纪初又迁居漠北，合并邻近各部，组成联盟，创立军事编制，并于公元464年建年号为永康。当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后，柔然的势力便乘机扩张到了楼烦一带。面对柔然咄咄逼人的气势，懦弱的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只好效仿“昭君和亲”，于其称帝的第二年即东魏天平二年（公元535年），将兰陵公主许与柔然的阿那环。翌年四月，阿那环遣使迎公主于新城之南。六月，时任相国、实际掌控东魏大权、后来被尊为北齐高祖神武皇帝的高欢亲自送兰陵公主于楼烦之北，且隆重接待柔然使者，博得阿那环欢心。虽然，“兰陵和亲”很难与“昭君和亲”相比，但“自此，东魏边境无事。”（《宁武府志》）东魏统治者用女人换取一时的苟安虽然不值得称道，但宁武的百姓倒也因此少受些战乱之苦。
就在送亲的同时（也许是另外一次出行），高欢还顺便游览了天池，且获得“瑞石”一块，石头上隐约可见“六王三川”四字。照其大臣杨休之的解释，六王就是指高欢，因高欢表字贺六浑；至于三川，俗称黄河、洛水、伊川为三川，泾、渭两河加上关中地区也叫三川。这就是说，高欢应当拥有八百里秦川和三千里西北地区，王于天下。——这显然是高欢在玩“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矣”之类的把戏，为其废魏立国造舆论，但天池却从此名声大振。其次子、实现废魏立国的齐文宣帝高洋就曾数次北巡，游览天池。但是若论对宁武天池的迷醉，高家父子还远逊于隋王朝第二任皇帝隋炀帝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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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220年汉献帝为曹丕所废、东汉灭亡开始，中国经历了长达360年的“乱世”，也就是史家所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如前所述，地处大漠与中原交界处的宁武一带，由于统治者的不断更换，隶属也屡屡变更，时而归北秀容地，时而属北灵州地，时而又为库莫奚人所居。直到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灭周建国，才使三国以来连续三百多年的战火得以熄灭，再次实现大一统的局面，宁武一带也才相对固定下来——属楼烦郡静乐县。
隋文帝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比较开明的皇帝，也是一个较为杰出的政治家。正如史家所言，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代以后各代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历朝所遵循。秦、隋两代虽然存在时间都不长，但对推进封建社会的进程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可是，勤于政事、俭于自奉的隋文帝，却生了一个既奢侈又残苛的儿子——次子隋炀帝杨广。说到隋炀帝的奢侈淫逸，古往今来世人诟詈最多的是开凿运河、三游江都（即今江苏扬州）。殊不知，就在三游江都的同时，他还南北交替，三游（一说四游）宁武天池。与三游江都比，其声势规模也毫不逊色。
史载，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乘坐周长两千步的“行城”，带领五十多万甲士和十多万马匹巡游北疆，旌旗辎重千里不绝，令胡人大惊，以为天神降临。就在这次巡游南返中，隋炀帝曾一览宁武天池之瑰丽秀美。回到东都洛阳后，便于次年（大业四年）下诏在天池建造汾阳宫。史书上说：“帝无日不治宫室，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自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夏四月，诏于汾州之北汾水之源，营汾阳宫。”（《资治通鉴·隋纪五》）虽然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但他不仅不听劝谏，还逐年增修，将整个建筑一直延伸到汾源、宁化，使亭台楼阁、宫宇殿堂迤逦百里。其中天池为上行宫，宁化为下行宫，汾源则处于中心。《大业拾遗记》载：“敕于汾阳西北四十里临汾水起筑汾阳宫，即管涔山河源所出之处也。当盛暑月，临河舆漱，即凉风凛然如八、九月……上有名山管涔山，高万千仞，上干青霄。造亭子十二所，最上为翠微，次阆风、彩霞、临月、飞芳、积翠、合璧、含辉、凝碧、紫岩、澄景，最下名尚阳亭……上下皆有临汾殿”，可见汾阳宫之规模。为了使浩大的巡狩队行走方便，还在太原西北天门山修筑栈道，直达汾阳宫，全长300里，名为“杨广道”。也是因为建汾阳宫的缘故，隋炀帝还下令割离石郡之汾阳、临泉和雁门郡的秀容三县，置楼烦郡，令张衡在督造汾阳宫的同时，修建了楼烦郡城（今静乐县）。
如今我们若到天池游览，便可发现，在池滨南面一块平夷开阔的台地上，有一处出露于地表约0.3至1米的古代建筑遗址，这便是汾阳宫主殿遗址。遗址坐北向南，长方形布局，总占地面积两万多平方米，砖层瓦砾堆积物平均在1至2米之间。漫步遗址，断砖破瓦俯拾皆是。瓦为青灰色，内侧有条形和布形绳纹两种，这是捏制时隔衬所留痕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遗址上还发现过陶瓷残片，由当地的“料僵石”粉碎后捏制而成，外表涂有浅绿色彩釉，鲜艳夺目，翠色可人，已具唐三彩之特点。
从现存遗址遗物观察，可大致判断当年的主殿规制。残存地基前低后高，由北向南倾斜。从其占地面积、基础空间、柱础石直径之大（偶尔挖掘出来的柱础石直径达一米多），可以想象当年汾阳宫主殿是多么的巍峨壮观；由其选址和琉璃瓦颜色与砖瓦制作之考究，可以推断这一建筑是何等的富丽堂皇；由天池周围房屋基础遗址、瓦砾遗物、田地里瓦砾之多，可以猜想其建筑的规模是怎样的宏大。出露地表的墙基遗迹表明，宫城共有内外四道宫墙，均以红砂岩块石砌筑而成。四道宫墙由外向内收缩，皆为正方形布局。最外一道宫墙，四个边均为1000米，各道宫墙之间的距离约为100米。内护墙水平面比外护墙高出约20米，具有居高临下、统驭全局之势。
隋炀帝在位期间，曾先后四度到汾阳宫避暑。每次来这里避暑狩猎，除宫娥嫔妃随行、武将兵丁护卫外，还少不了文臣学士陪驾。那位曾写过“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的隋代诗人薛道衡就写有一首《从驾天池应诏》：
上圣家寰宇，威略振边陲。
八维穷眺览，千里曳旌旗。
驾鼋临碧海，控骥践瑶池。
曲浦腾烟雾，深浪骇鲸螭。
尽管修建了那么多的亭台楼阁，仍旧难以满足需要。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四月，隋炀帝最后一次到汾阳宫避暑时，因宫城迫隘，大批随员无处住宿，只好布散山谷间结草为营。适值突厥南下，楼烦太守阴世师劝帝返太原，帝不从。六月，突厥入岚城，隋将范安贵阵亡，王师败绩。但隋炀帝仍于七月再至雁门，进抵天池。时值大雨滂沱，山谷泥深2尺，随员帐幕尽毁，露天达旦，死伤狼藉。
已然如此，隋炀帝还借口高丽不肯入朝纳贡，接连发兵三伐高丽，将广大农民拖入无穷无尽的徭役和兵役之中，结果引发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起义军总人数达好几百万。面对农民起义的怒涛，隋炀帝吓得坐卧不安。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七月，他仓惶离开东都洛阳，逃到已经游历两次的江都。他深知亡国已经不可避免，便愈益荒淫无度。宫中设有房屋百余间，各居美女多人。他每日一房，轮流做主人，天天酒杯不离口，夜夜美女不离身，想一下子享尽人间欢乐。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发动兵变，攻入宫中，隋炀帝急忙换衣逃到西阁，被叛官马文举捕获。隋炀帝问：“我犯了什么罪？”马文举说：“你轻动干戈，游玩不息，穷奢极欲，拒绝忠言，使得男子死在战场，女弱填入沟壑，万民无业，变乱四起，你还问什么罪？”隋炀帝说：“我实在对不起百姓，至于你们，跟着我享尽荣华富贵，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你们。今天的事，为首的是谁？”叛官们说：“全国同胞，何止一人？”隋炀帝要求饮毒酒自尽，叛官们不许。隋炀帝惧怕刀杀，只好自解巾带，让叛官们勒死，隋王朝亦随之土崩瓦解。
“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今天，当你行走于汾阳宫遗址，面对那些残基废础、断砖破瓦，不难推想到他当年在汾阳宫是如何的奢华荒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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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隋炀帝的人去政亡，汾阳宫也毁了——毁于刘武周之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马邑鹰扬府校尉刘武周聚众起义，杀死太守王仁恭，依附突厥，进而攻占楼烦郡，进驻汾阳宫，将宫女三千献给突厥始毕可汗，换得一万匹战马，随后就自称皇帝，在天池登基，以妻沮氏为皇后，建元“天兴”。虽然“天兴”并没有得到“天佑”，刘武周王朝短暂得像一颗滑过夜空的流星，很快就殒落了，但就宁武历史而言，也还是值得记载的一笔。
其间，已有相当势力且已杀到长安的李渊并未像刘武周那样急着称帝，而是立隋炀帝长子杨昭之子杨侑为帝，就是隋恭帝，并尊隋炀帝为太上皇。隋炀帝被杀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李渊认为时机已到，才于同年（大业十四年）五月登上大唐皇帝的宝座。为实现统一全国的宏伟目标，称帝后的李渊采取了东联李密、北和突厥、集中力量解决西北问题的策略，于是，已经攻取太原、晋州、浍州，且有宋金刚的农民起义军前来投奔的刘武周，便成为刚刚建立的李唐王朝的首要打击对象。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刘武周兵败北逃，溃逃前一把火烧毁了汾阳宫。富丽堂皇的宫殿，顷刻化为一堆灰烬，遍地瓦砾。——它与中国的许多建筑一样，缘起于非理性之手，又毁灭于非理性之手刘武周败逃后，楼烦一带便被划入唐朝版图。我们主观猜想，曾被隋炀帝任命为太原留守、从太原发迹的李渊和他的几个儿子，对楼烦一带的山川风物应该是熟悉的，对隋炀帝在宁武建造汾阳宫的来龙去脉亦应耳有所闻。但李渊父子却没有步隋炀帝的后尘，将山水秀丽的天池、汾源当作游乐的场所，而是利用这里优越的水草资源饲养起战马来。
楼烦一带饲养战马古已有之。《战国策》载：“苏秦曰：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对苏秦这两句话中的后一句，《读史方契纪要》是这样解释的：“貉族人居古来的燕地，胡人和古代州居于赵国所辖。今山西太原府岢岚州以北，是古时候林胡楼烦人居住的地方。以上胡、貉、代三处皆产良马。”这一情况，李渊及其子孙也肯定熟知。所以，他们不但选择这里为饲养战马的基地，还设立了专门机构——牧监；而且不止一处，在今宁武辖区内就一下子集中设立了天池、元池、楼烦三处牧监，占全国各地的牧监总数的四十八分之三。一度时期，天池、元池、楼烦饲养的马匹多达七十余万，“色别为群，望之如云”，甚是壮观。其中楼烦牧监又最为著名，以致有“楼烦牧政甲天下”之美誉。
或许正是由于饲养了那么多的战马，所以前后延续近三百年的李唐王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其强盛程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王朝。“牧政甲天下”的楼烦一带，畜牧业也出现蓬勃发展的鼎盛局面，且一直延续百多年，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正是缘于这一背景，李克用于唐昭宗龙纪元年（公元889年）占领楼烦后，曾上表逼迫李唐王朝置宪州，统领楼烦、天池、元池等三县。因当地人口不多，唐王朝只批准设立天池、元池为下等县。但这也足以说明，当时这一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达到一定高度。直至唐朝灭亡，进入五代十国时期，这一局面才算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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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同战国争雄、三国鼎立、南北朝对峙时期的情况一样，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大分裂。其间，楼烦一带先后为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所建立的后唐、甘当契丹“儿皇帝”的石敬瑭所建立的后晋、刘知远所建立的后汉、郭威所建立的后周所占据。这四个朝代，存在时间最长的14年，最短的仅4年，累计相加也不过38年，说明民心思安定，民心思统一，分裂总是不得人心的。
再次统一全国的赵宋王朝，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疆域要比唐朝小得多。就宁武而言，宋、辽对峙期间，境内的分水岭竟然成了宋、辽两国的边界，天池也竟然被划入辽国的疆域！这一来，管涔山便再次被推向战争前沿，其军事功能和战略地位也进一步强化，政治军事中心也随之南移到了汾水之滨的宁化。
宁化位于宁武县化北屯乡（原属宁化乡，撤乡并镇时宁化乡与化北屯乡合并），距县城五十多公里，自古就是晋西北重要的军事要塞，古称阖峪口，与九牛口（古宁武军口，即阳方口）互为犄角之势，向有“南守阖峪，北控九牛”之说。其周围的村庄，亦多用关、堡、营、寨、屯等军队驻扎地命名，如蒯屯关、新堡、旧堡、头马营、二马营、三马营、山寨、大寨、北屯、化北屯等，表明这一带在历史上曾设关、筑堡、立寨、建营（军马营）、屯垦，驻扎过相当数量的军队。因此，隋代之前这里就已经有城池存在。隋炀帝建造汾阳宫时，又将城的周长拓展到了六里四十一步。到得宋代，根据边防建设的需要，先是设宁化县，并于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对宁化城再次进行扩建。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因西夏人不断侵扰隘口，朝廷又在此设立宁化军（设兵戍守之地，唐时设置“军”、“守捉”、“镇”、“戍”，大的称“军”，小的称“守捉”、“镇”、“戍”），为河东路八军之一，领宁化县。到得金朝，宁化县又于大定二十二年（公元1182年）升为宁化州。一时间，宁化的地位变得十分显赫。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宋、金之后的元、清两朝，宁化一带不再是边防前线，而明朝时则将防线北移，宁化的政治军事功能便有所减弱，但其战略地位依然受到朝廷的重视。元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宁化军并入岚州，改为巡检司。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都指挥常守道驻军于此，在隋代汾阳宫旧城东侧改建新城，周二里一百九十六步（经文物考古测量，实际周长为2.5公里，城垣残高为3至6米，底宽为3米），开南、北、西三座城门。改建时用明砖包砌了内城隋代的旧砖，因此宁化内城至今保留着两层城砖。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延安侯唐胜宗率千户唐成驻军于此，剿灭元代残将“四大王”余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设宁化守御千户所，管辖范围东西长一百里，南北宽六十里。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又对新城进行重修，城墙加高到三丈六尺。城内有千户所官衙（今为医院所占），关北有门楼，南有关门，西门原有十八登科坊（已毁），为进士潘文、潘高的寓所。当时，宁化城中的驻军多达2747名，军火器总数多达40250件。直到清代，这里还驻有旗兵3348名。
宁化古城东依大山，西临汾河，自南向北，两面群山连绵，隘口夹在东西两山间。城墙与汾河相距不足10米，从古至今从汾河西岸到宁化城之间以索道相通。村庄四周，至今保留着城池的清晰轮廓。长满蒿草的城墙虽已残缺不全，但仍可看出古城的规制；建于不同年代的旧式房舍分列街道两侧，默默地展现着时代的变迁；烧制于不同时期、不同规格、不同形状、不同土质、不同工艺的古砖旧瓦随处可见，若隐若现地透露着历史的沧桑和厚重。古城内尚存的古迹，有城门、南北瓮城、大段城墙墙体、明代千户所官衙、三孔宋窑、官道、教场、关帝庙、隋汾阳宫遗址，以及宋代寺院铺地方砖、宋代火葬罐、明代皇家石棺墓葬，还发现明代一窑已经烧好但未出窑的城砖。——整个古城简直就是一座琳琅满目的历史博物馆。而且，时至今日我们还远未窥得其全貌，还有许多历史的细节有待挖掘。
因宁化古城现存遗迹主要为宋太平兴国年间创建，所以人们又称其为“宁化宋城”，并且是目前中国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小型宋城。在我国，现今保存完好的宋城大型的有西安，中型的有平遥，小型的还比较少见。宁化宋城的发现，填补了这方面的一个历史空白，因而于1996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宁化这个弹丸之地的历史是辉煌的，这辉煌一直延续到四百多年后的朱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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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元朝的灭亡，但元朝的灭亡不等于蒙古族的灭亡。退往漠北的蒙古贵族，虽然由于内部纷争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却依然具有一定实力，并不时侵扰明帝国的边境。于是，为防御蒙古贵族南下，明王朝建立之初就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一线设置了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九大军事重镇，史称“九边”。全国“九边”，山西有其二——大同以北的万里长城为大边，大同、太原之间以偏关、宁武、雁门三关为主要隘口的“二边”，其实就是两道防线。这一来，地处三关中路的宁武就再次被推上时代的舞台，担当起了历史的重任。
起初，宁武一带的军事重心还在宁化，宁化守御千户所则归静乐管辖。到了明代宗景泰年间，便开始移向宁武关。宁武关的中心位置，即今宁武县城，位于县境北部。其西挽管涔山，东携云中河，距汾河与恢河亦即黄河流域与海河流域的分水岭20公里；北行仅13公里出阳方口，便是今朔州市境；东南行不足10公里，便进入今原平市（原崞县）境，是直接控制恢河河谷通道和间接控制汾河河谷通道的咽喉要冲。再远点，由此向西约80公里，为偏头关；向东约60公里，为雁门关，这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太原镇外三关。在外三关和西起黄河、东至平型关的战略防御体系中，宁武关又位居中路，因而东可佐雁门忻代，西可援偏关老营，北可应云朔之急，南可固省城之防，其战略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
宁武正式设关是在明成化年间。之前曾有古宁武军口，又称托罗台，距宁武关城13公里左右，位置在今阳方口镇河西村一带。宁武设关时，即因古宁武军口而得名，“宁武”二字亦由此而来。设关之前，宁武关为宁武屯，驻军屯垦黄花岭。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开始筑城，周围七里有奇，但仅建城池，并未设关。明成化版《山西通志》记载，宁武关系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巡抚佥御史李侃等请置，专敕都指挥使等官领兵守备。而据该志所收《新置宁武关记》，成化二年只是“请置”和“准奏”，真正开始建设是在成化三年三月，到成化四年九月建成，历时18个月。由此可知，宁武置关为成化二年，建成为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当时，明王朝边防废弛，边关吃紧，北方少数民族常常南下。连续十余年的边关之乱，不能不引起朝廷的重视。太监郑同、佥都御史李侃和署都督佥事王信等三人，受朝廷之命，到内长城一线镇抚其地，并兼督诸关戍务。他们注意到，宁武一带“虽山势磅礴绵亘，而其中原隰相因，有平衍可通之道，非若被二关（指雁门、偏头二关）之峻险回阻也。往岁北虏猖獗，辄经此入寇我境内……此诚吾疆一缺障也。释今弗图，安保无曩时入寇之患乎？”便上疏朝廷，请建城设关，选将提师守备，与雁门、偏头两关同样建制。朝廷诏示：“下有司如议”，批准了这一建议。
宁武关城施工之时，“工徒则取兵民当调戍者，材则石伐于山，木取于林，甓陶于野。”关城建成之后，李侃等三人便监督调来驻防部队和设立指挥机关。后来郑同被召回京，王信移镇于代州，由李侃最后监督完成了宁武关的建筑事宜。关城为土城，城墙高3丈，周长4里，仅开东、南、西三门。
弘治十一年（1498年），都御史侯恂、太监刘政和巡按史邓璋奏请仿照雁门关和偏头关先例，设立宁武守御千户所，并拟建立公署，“铨武臣，给印章，召募猛勇，以屯以守。”随后，侯恂调任。巡抚都御史魏绅再次奏请建立宁武守御所事，朝廷准奏。时太监刘政调往榆林，由太监陈逵接任。魏绅等榜喻全晋，调集召募武士。一时间，“晋人趋赴恐后”；同时，又扩建了宁武关城，“伐木于林，砍石于山，陶甓于野，焕然而公署成，巍然而兵垒修，蒸然而才武集”。（《三关志》）这次关城扩建，周长扩为7里120步，且加开了北门，从1498年起到1502年历时4年才完成。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关城再次扩建，城墙改为为石垒砌，并加高到3.5丈。
宁武关建成后，宁武守御所归宁武关管辖，并配备三关总兵，统领宁武、雁门、偏头三关军事。清初，改宁武关为宁武卫（一说为“宁武所”或“宁武营”），随后又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改军事防区性质的宁武卫为宁武府，辖宁武、神池、五寨、偏关四县，为山西全省九府之一。直至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宁武府才被废。在这近二百年的时间里，宁武关城除军事设施外，其它方面的功能也逐步完善，成为晋西北地区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浏览《宁武府志》中的“府城图”、“府署图”、“府学图”等图示，其规划之周密，布局之合理，配置之完备，我们都不能不为之概叹。还有一个颇能说明问题例子：就在宁武府被废的第二年（民国二年），山西省教育司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成立七所中学，其中一所就设于宁武，即山西省立宁武第五中学，简称省立五中，招生范围覆盖晋西北各县以及崞县（今原平市）、代县、繁峙县和雁北地区的平鲁、山阴等县，当时宁武在山西全省的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仅是山西。在中国传统戏曲中，有一出戏叫《宁武关》，不但山西的晋剧、蒲剧、北路梆子上演，河南豫剧、河北梆子、四川梆子以及南路秦腔、中路秦腔、东路秦腔也上演；山东梆子和豫剧还有一出传统剧目，叫《宁武关投亲》；有一部电影，片名也叫《宁武关》，宁武便因此而响名于世。而在海滨城市青岛，还有一条街道叫“宁武关路”！这一切，自然都缘于宁武关。
那么，在宁武关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