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0架歼教5飞机20年后即1984年从成飞飞出。生产这飞机，不需花费多少领导人的精力了，每年几十架，旱涝保收。最近英国的《简氏飞机年鉴》有它的芳容了，也算是迟到的消息吧。
这个飞机貌不惊人，乍一看，也没有一股子苗条身材的机灵劲儿。开始时，有的同志还认为有些丑，因为长了一个小鼻子，现在才习惯了。人是一定要有个鼻子的，飞机则未必。歼5甲是个大鼻子，洋种吧，歼教5是个小鼻子，自己生的嘛。上海人有句口头禅：瘌痢头儿子自家的好。每当我看到它的小鼻子，却总产生一种亲热感呢！
歼5甲1962年底测绘完成的时候，国家的经济形势逐渐好转了。这一年秋收以后就明显地感觉到了，1963年一过，竟出乎意料地变得快。我到成都以后，误以为是荒地的厂区四周，恢复起一片片黄澄澄的菜花、绿油油的水稻，田间灌溉渠也欢快地流着幸福的水。脑子里塞满了飞机的我，没有时间去想为什么，只感到和经济形势好转的势头一样猛，我们的设计队伍也成长得有点快。测绘时形势一逼，大家动了不少脑子。图纸资料投入试制中有了问题，自己设计的，不能用洋人作挡箭牌了，必须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又一逼，压力当然是不小的，但队伍被逼上了梁山。
20世纪50年代搞自行设计时，对苏联不首先支持我们走自行设计的道路不理解。他们大学课堂里已经给学生用的设计规范，我国正式提出要时，他们拒绝给。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公开化以后，才醒悟到，原来那号称共产党的人实际搞的是霸权主义。总得自己干啊。我们厂底子薄，测绘完成后，1963年初，我就设想搞改型设计。
喷气式歼击教练机歼教1在1958年上天以后，因新发动机“喷发1”没有高空试验手段而不准飞上5000米，接着“大跃进”的风吹来，大家忙于研制超声速，等到头脑有些冷静以后，空军对喷气式教练的技术指标，因有了歼6，不满足于最大速度800千米/时，水涨船高了，歼教1的夭折前途已定。
空军正在使用的乌米格，没有厂可以生产，而且越来越旧，急需国内自己生产的喷气教练机。
我想起了当年在沈飞设计室搞歼教1的时候，厂设计科曾有同志提过用歼5改教练机的设想。这不是不可能的，正像苏联用米格-15改乌米格一样，只是改型的没有专门设计的那样理想。不得已而求其次，本来也是一种出路。我就设想改歼5甲，它的大量零件可以继承，大量经验和工装可以利用。改出来的教练机相对于歼击机来讲是一种长期生产的机种，不易淘汰，可以当看家的产品，对连年亏损的工厂的经营有好处。只是技术水平低一些，但冷静地想，总得实事求是计钱吃面吧。
在和毛庆勤等同志酝酿以后，1963年3月，我作为歼5甲主任设计师，通过总工程师向党委提出了改型设计歼教机的书面建议。提出：“这种歼击教练机，预期用来代替空军正在使用，但国内并未成批生产的yMиГ-15，估计空军在相当长时间内可以继续使用，如果设计得当，104号机绝大部分工装可以通用，则可以使我厂在不分散过多的领导精力和技术力量的情况下，维持较长期的稳定批生产。因此，既有利于空军需要，又有利于工厂的企业经营。”因为歼5甲飞机以后工厂没有具体任务，总工程师晋川同志十分支持这个建议，以后厂长马诚斋同志和当时已改任党委书记的杜向光同志都在报告上批了同意这个建议，并要求正式写出报告向航空工业局提出建议。这样，就在1963年5月由我起草正式向航空工业局上报了“将104号机改型成教练机的设想报请批示”即298号文。
航空工业局认为这个建议是可行的，派了飞机处张金波处长和顾德郯同志来厂共同研究，除了出飞机以外，对工厂设计队伍从测绘、改型走向自行设计这种发展路子特别赞赏。因此，从技术方案到组织机构都出了很多具体主意，要求工厂再报一个改型工作进一步摸底的报告，这已是7月份的事了。科里广大设计人员对新的设计任务也很兴奋，大家就在配合歼5甲试制的同时，抽出时间投入改型方案的摸底工作。
有了总体的初步方案以后，很重要的是要深入了解使用部队的实际和他们对歼教机的意见，以便使方案做到需要和可能相结合。1964年2月7日，我随第三机械工业部（简称三机部）徐昌裕司长去北京空军大院，空军工程部召集军训部、军校部、科研部、订货部及外场部的代表，听取了我关于歼教5总体方案的汇报，由订货部周铁檀处长主持，对方案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肯定了这种改型教练机的方向，也肯定了一些重大技术内容。第二天又单独向科研部魏部长做了汇报，取得了他的支持。就在这个月，空军科研部下发了歼教机的技术方案和要求。
1964年9、10月间，我和总体设计组组长范筱芳及薛士浚同志带了方案，访问了修理和改装过教练机的空军厂、所，听取意见收集资料，又到芜湖、笕桥两个基地，分别征求包括汤副师长在内的空勤干部和地勤干部的意见，观看了修理厂改装的双座歼5飞机（原意为米格-17ПФ飞机改双座，增加雷达观察员做试验的，ПФ飞机少，先用歼5飞机改）。这些都为歼教5方案适应空军部队空地勤人员的实际需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外访经过北京的时候，还专门向十分关心歼教机方案的刘鼎副部长做了汇报。在此之前，1964年4月，孙志远部长来厂检查工作，在党委常委扩大会上汇报发展规划时，听取了我做的歼教机方案和空军领导机关座谈的汇报。汇报完后，孙部长说：“我看这就是我国自己的喷气式教练机……。”当时在座的同志都很高兴。这时有个插曲，孙部长问我的姓名，我回答了，因为我的姓少见，会上有人插话说，就是屠波列夫的屠（实际大多数译成“图”），孙部长说：“屠波列夫，好，我们要有自己的屠波列夫。”这个话不知怎么后来传出去了，“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判我这个“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时，口号标语，一时都是“打倒成飞厂的屠波列夫”，使我有幸与“中国的赫鲁晓夫”在外号上相呼应。但我迷惑不解的是，真是图波列夫也不需要打倒呀，何况这全是人家说的话，九泉之下的孙部长有知，也不会来为我洗刷这件事了。
空军的正式要求下达后，外形和结构方案设计及打样进一步展开了。
歼教5改型总的指导思想，是在满足教练任务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省、降低成本。我们国家穷，仅有的一些本钱，都是人民节衣缩食下来的，我们只能做些小本买卖，不能大手大脚。我认为这一点是做得很成功的，除了试制费的确很节省外，最大的幸运是如果没有掌握好这一条，“文化大革命”爆发时赶制不出两架原型机来，这就很难设想何时正式有歼教5。当时具体的办法是，第一，改动部分尽量少，也就是产品继承性尽量大，这样，不仅歼5甲工装和经验可以利用，而且出问题的机会也少，还可尽量少干扰当时正在试制和转入小批生产的歼5甲；第二，必须改动的部分尽可能利用其他机种已成熟的结构和成附件，这也是一种继承性，只是设计继承性吧。没必要的新东西越少，成功的机会就越大。歼教5改型设计的实例说明，很多旧的、人家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可以变成新的、自己的东西，这也是一种辩证法吧。
譬如对留不留机头的小鼻子，就曾经有争论。要去掉歼5甲机头大鼻子的遗迹，变成歼5那样，是好看一些，但势必影响9框以前的全部外形，这也就是前侧壁、进气道、W大梁、上舱口盖、前轮舱甚至4框以后都要改，非同小可。我就请机身组的薛炽寿、气动组的刘运孝同志等，同车间老师傅一起，用1∶1木质模型逐步修形，修得越小越好，条件是中锥去掉，上罩改小，不得影响1框以后的外形和进气道内形，还要避免机头太钝产生正激波。他们的努力产生了好结果，这就是现在的机头外形———不仅工程进度快，至少节省了好几十万元的研制费。
座舱盖的外形和结构、弹射座椅、双操纵的飞机操纵系统和发动机操纵系统等，凡可以利用乌米格设计的，就尽量用。为了扩大利用和参考范围，我们还专门借来了乌米格的原文档案图纸。零批原型机试制时，甚至就直接从空军修理厂买来座舱盖和座椅，用于上天的飞机。
不得已必须新设计的，为了尽量加大机内油量，加炮舱油箱，扩大后机身油箱，是费了一些功夫。为了节省成本，燃油系统设计员盛才良同志提出了左右油箱蒙皮，只用一套模具成形的好建议。只留一门炮以后，我建议炮架取消升降机构，为此，专门设计了一个抽屉式的炮弹箱。这些导致了歼教5飞机除做机身及舱盖等静力试验以外，还做了5项系统模拟试验，即张功勋同志主管的襟翼操纵系统，张得三同志主管的全机电气系统，刘尚德、张仁保同志主管的全机燃油系统，陈国强同志主管的航炮供排弹系统和包于涵同志主管的弹射座椅地面弹射等试验。
成飞当时没有实验室和试验班子，试验都是用简易的条件由设计人员自己动手同车间工人一起完成的。试验件及试验的条件，往往都需要设计人员主动张罗、东奔西走，但大家都没有任何怨言。厂里没有专门的试制班子，临时组织一些干部分工管，中间又有整顿歼5甲的机翼试制质量，后来又准备接收歼7仿制这些大事，歼教5的试制领导小组成员，常处在动荡之中。如总工艺，开始是周砥中同志管，后来常汉臣同志管了一段，生产定型时则是戴世然同志扫的尾。有关的科室也大致如此。有时一些具体的日常事务，只好由我为主召集领导小组开会协调，好在一些同级干部都很支持。除上头的总工程师晋川、谢明同志未变外，下头的常务主要是我这个建议搞歼教5的“始作俑者”，真有些自作自受吧。我别无办法，就主要靠设计人员。另一方面，我认为设计工作最终的目的是要创造出好的产品来，光是发出设计图纸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设计人员要走完创造出产品的全过程，在这中间修正错误、验证真理，他的设计能力才能成长起来。当时报上正在宣传上海万吨水压机的七事一贯制，我们搞飞机和搞大型单件产品不同，不可能那样分工，但好的设计人员至少要了解制造的全过程，我是赞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