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8月上旬，美华肖普博士携总统哈定亲笔信，到洛阳访问，住七日之久。吴佩孚在招待华肖普的宴会上，当众取下悬于腰间的白玉一块，面交其转赠美总统哈定，并说：“此白玉据金石学家鉴定，大约为三千八百年前之旧物，中国文化之渊源，亦如此白玉同其悠久。侧闻哈定总统为赞同国际共管中国论者之一人，若哈定总统果信此事之可信，请勿踌躇而好自为之。事若有成，乞将今日所赠之白玉，再还原主为幸。”华肖普博士唯唯取白玉而去。
吴佩孚开府洛阳时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着有《吴佩孚》一书，详尽记载了美驻华公使施坦因卸任时赴洛访吴情况。施坦因与吴氏会谈时说：“吴将军领导中国抗击在满洲有实力之日本，单靠口舌文章交锋，不可能解决所期望的问题。事情非赖中国唯一实力者洛阳将军亲自出马不可。”吴却答：“中国自有处理中国问题之办法，我对满洲问题自有对策，无需外人出主意。”
英国特派兰顿博士于1924年6月5日访洛，向吴佩孚请求说：“应由英领缅甸经过大吉岭而修筑一条达内藏首都拉萨的铁路。此时中国可将川汉铁路延至拉萨，则英国的铁路可由印度、缅甸而直达长江上游。”吴大为愤慨，怒而斥之：“西藏为中国之神圣领土；未尝割让与贵国。贵国如擅由大吉岭筑铁路至拉萨，中国实不能予以承认……中国有自主权利，而决不能唯贵国之命是从。”
吴佩孚宴请兰顿博士于巡阅使署，谈及中国古代文化之渊源，说：“西方有女尊男卑之风，东方有男尊女卑之俗，是因源流不同的缘故。”又说：“按古书记载，伏羲率三男以经略东方，女娲携三女开拓西土，赴西方者形成欧洲之风俗，往东方者则融铸东方之习性，世界人类之分布，不外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而分派于东西。”吴并以此做为东西文化一元说的依据。兰顿博士在倾听吴的高论后也说：“确有证明吴将军卓见的事实，我曾跋涉中央亚细亚而搜集考古资料，在君士坦丁堡附近河岸发现女娲之古墓，其境域尽为茂密树林掩映，至今尚保持原貌，由伊斯兰教徒负责看守。”
吴佩孚常夸耀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曾说：“中国历史之渊源，世人往往满足于一万八千年之说，但我宁愿相信四万八千年之论，视天干地支阴阳五行为荒唐无稽的人，是没有资格谈中国历史的。我并不怀疑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但决不能信其万能。中国古代发达的文化，往往有与现代文化暗相附合者。如所传黄帝骑龙升天着陆希腊之说，可解为今日之飞机。”
黄郛夫人沈亦云在《亦云回忆录》中，回忆黄郛与吴佩孚之间的交往：“膺白到过洛阳一次，吴子玉先生邀与同饭，同往郊外试炮，听其言论，甚为失望。他说：‘科学吾国古已有之，格物一章而今亡矣，就是到西洋去了，老子出关西去，格致之学被他带走。’试炮时，自称其目测之准，遥指一点，说若干米，试之果然，左右叹服。这样自封自是态度，当大任是可忧的，与新世界亦距离太远了。”
黄郛(1880—1936)，原名绍麟，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沪军都督陈英士的参谋长兼二师师长，后策划浙江独立，起兵反袁。1921年赴欧美考察经济，旋以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参加华盛顿会议。北京政府时期曾署理外交总长，国民政府时期任外交部长。
吴佩孚驻洛阳时期，曾考察各国的旗章，认为从中可见该国的民性。他说：“英国为鹰隼，常注目于权利财富，发现可食之物，即奋其全力捕获之；美国国旗以星条划之，表示权利分散而象征和平，含有希求机会均等之意；俄国之旗绘以猛鹫，不顾一切而欲攫取他人之国；法国三色旗，表现国内纷争及三权分立，似无用大力以经营海外之意。至于中国五色旗，则秩序错乱，实应改为蓝、红、黄、白、黑，蓝红白黑象征春夏秋冬，黄为中正之色，故居中位，如四时运行，循环相因，自强不息，兼寓五行木火土金水相生不相克之意。假若以日丸为旗章的日本，如果在国际关系上，采取正大态度，而不梦想侵略他邦，则日本帝国可享万年之福。”
吴佩孚喜易好卜，不仅借以问运道休咎，还时常运用于日常生活。某日清晨，他卜了一卦，得“有不速之客三人至”之断，即命厨房准备客人吃的午饭。但等到下午一点钟，只有两位客人来到。吴的副官长为了不让“大帅”尴尬，临时跑到外面拉一个不相干的人来凑数，以合“不速客三人”之数。此事当然不能向吴报告，于是吴愈发相信卜卦灵验。
吴佩孚邀张敬尧到洛阳一游，张接电不敢前往，先派其弟张敬舜到洛阳窥探虚实，却受到吴佩孚的盛情款待，张这才于1924年2月9日赴洛阳。吴设宴为之洗尘，席间电灯忽然熄灭，张大吃一惊，急忙拔出手枪对准吴欲拼个你死我活，吴却佯装不觉，饮酒谈笑如故。少顷电灯复明，一切并无异样，原来洛阳电力供应不足，停电是常有的事。
1924年4月，吴佩孚忽作惊人之举，请曹锟下令各巡阅使、各督军一律免兼师长之职。此议一出，各省督军及巡阅使大哗，因为他们如不亲兼一个师长，很可能就变成了空头督军和督使，最后被部下撵走。所以大家一齐发难，齐声谴责吴佩孚，山东督理郑士琦兼第五师师长表示：宁降一级叙用，辞山东督理，不辞第五师之长。
郑士琦（1873-1935），字蕴卿，安徽肥东人。曾任陆军第五师十旅旅长、第五师长兼第七混成旅旅长，1921年出任帮办山东军务，1923年为山东督办；1925年授济威将军，加陆军上将衔。
吴手下的两员大将王承斌、王维城闹意见，前者为二十三师长，后者为该师旅长兼天津镇守使。王维城从天津曹瑛处得到消息，王承斌将要加害于他，王维城立刻回沧州军中，写一函，将个中情形报告吴佩孚。吴在信封上只批四个字：“稍候一候。”王承斌亦有书信给吴佩孚，说王维城不听指挥等种种不是，并以辞师长之职要挟吴惩治王维城。吴亦批复：“我自有办法。”数日后，命令发布，准王承斌辞师长职，由王维城继之。
王承斌（1877—1936），字孝伯，号迂庵，满族人，辽宁兴城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入北洋军，累迁至团长。1917年任直隶第一混成旅旅长。后所部扩编为第二十三师，任师长。1922年帮办直隶军务，旋出任直隶省省长。次年为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授陆军上将。
王维城，字少珍，又字少箴，河北任丘人。陆军大学第一期毕业。曾任陆军第三师第六旅十一团三营营长。1923年11月，任天津镇守使。1924年任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
1924年4月23日，驻德国公使魏宸祖到洛阳访吴，逗留一周。期间，吴魏两人多次谈及德国现状，话题除涉及军政大事外，当吴佩孚听魏公使介绍，德国因战争伤亡男女性别比例失衡，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吴竟十分认真地说：“目前德国女多男少，而中国则男多而女少，各省虽情形不一，然某某省盗贼之多，实由于男女数量不均所造成。果如魏公使所言，可由欧洲移入过剩女子以补中国女子不足，使中国无旷夫怨女，来转变铤而走险的民心，可收一举两得之效。”
胶县人郭绪栋识吴佩孚于微时，故吴对郭常怀知遇之感。待吴崛起军中开府洛阳，力邀郭氏入幕任秘书长，吴待郭不与其他幕僚等视。吴佩孚对鸦片深恶痛绝，而郭多病难祛旧嗜，但吴破例任其吸食。郭绪栋谋事甚忠，鞠躬尽瘁，于1925年病逝于洛阳。吴伤悼不已，挽以联云：
国尔忘家，公而忘私，遽抛老母孤儿，有我完全担责任；
义则为师，情则为友，此后军谋邦政，无君谁与共艰难。
民国名士吴獬曾写“民国正需廉耻将，吾家曾出广平侯”一联赠予吴佩孚。广平侯系指东汉光武帝手下的名将吴汉。
吴獬（1841—1918），字凤笙，湖南临湘人。光绪进士，曾任湖南沅州府学使，兼敦仁书院山长。着有《不易心堂集》和《一法通》等。
第二次直奉战前，直军在军费方面非常拮据，作战费用每日约需30万元。吴佩孚向财政总长王克敏提出筹款要求，王则强调种种困难，最后说：“只有承认金佛郎案，才有办法。”吴坚拒，且申斥王一顿，说：“你怎么总忘不了卖国！”
王克敏（1879—1945），字叔鲁，浙江杭州人。1917年出任中国银行总裁，三度出任财政部长。1937年12月出任日军扶植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京)”行政委员长。
冯玉祥在回忆录《我的生活》中，记述了一段吴佩孚在北京“讨逆军”总司令部点将情形：“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挨挨挤挤，坐满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到有人大声地报告道：‘总司令出来啦！’嚷着，吴佩孚已经摇摇摆摆地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乡下大姑娘，于是口授命令，念到中间，电灯忽然灭了，半晌才复亮，王怀庆(直军第二军司令)和我坐在一处，附在我耳朵根低声笑道：‘不吉！不吉！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言。”冯又评论说：“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轻率儿戏，吴之鲁莽灭裂，往往似此！”
二次直奉战起，康有为秘密向吴佩孚进言：“冯焕章举措多不近人情处，凡不近人情者，很少不是大奸佞。肘腋之患，不可不除，公若不忍置之死地，缴械而善遇也可。”吴说：“极承关注，感镂心骨。然大敌当前，自残肢体，人其谓我何？”终未听从康的话。吴以讨逆军总司令居四照堂，电召冯至，以善言相督责，任命为第三路司令，出朝阳。冯军星夜开拔，如往日援豫情形，吴感叹说：“人言那可全信，焕章纵然不贤，也不忍心与敌人为伍啊？”
吴佩孚的参谋长张方严在军中甚少主事，却在直奉大战最紧要关头，以吴的名义发一急电，催促后方部队赴援。冯玉祥得电后，知前方军情吃紧，不必再有所顾忌，便于10月19日自滦平火速回师，发动北京政变。等到吴派在冯处的人回来报告“倒戈”经过，吴责问张方严何时要后方增援？张跪下说：“我错了。”吴说：“起来，我不杀你。”
二次直奉大战最后阶段，吴佩孚由秦皇岛退至天津，专车停在天津北站，以待援军，解曹锟之危。一日，天津商会送来十万元，正避居天津租界的王承斌和京兆尹刘梦庚亦各送来十万元。吴先命人将天津商会的十万元，暂时存储不准动用，以备随时退还。王承斌送来十万元，还另附有亲笔信。信中说这十万元是从多方募集而得，因形势已非，力仅及此，悬望收下，以济万急之需等语。吴将信反复读了几遍，最后命其军需退还。吴并说：“这笔钱和商会的钱绝对不能收。”但是刘梦庚送来的十万元，吴却收下了。据说刘的钱还是卖房子的钱。因王承斌参与冯玉祥倒戈，吴已有所闻，故吴佩孚要坚决退还王的赠款。
刘梦庚(1881—？)，字炳秋，直隶抚宁人，陆军军医学堂毕业，曾任直隶督军参议。民国后，任直鲁豫三省巡阅使署军医总监，后任京兆尹兼密云副督统、井陉矿务局总办、京畿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伪满热河省长等职。
北京政变后，吴佩孚问身边部属：“仲老（指曹锟）是被哪方所软禁？”部下回答：“现在不论哪一方都要听张作霖的话。”吴听后即给张作霖发一电报，内称：“此次战事，皆由我一人主持，绝不与曹仲老相干。你早晨把仲老释出，我晚上就亲赴辕门，请君处置等等。”张作霖接电后，对其左右言：人家曹仲珊用的人是这样意气，真是忠心他的长官，吴子玉真是好样的。后二人结拜，与此有莫大关系。
吴佩孚在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乘舰南遁，由吴淞口折入长江，过南京时名士张謇向吴致一函：“子玉将军麾下：将军为国家而战，为主义而战，战不足为将军罪，将军之败败于内奸与外谋，败不足为将军辱。下走平日雅重将军，今以将军之败愈增敬爱。时难方殷，愿将军为国珍重，少饮酒，勿任气，将军幸甚，国家幸甚。”信末另附以诗云：“壮语招时忌，斯人实可嗟。一舟成敌国，四海欲无家。治易刘中垒，能军李左车。盈谦有消息，尺蠖即龙蛇。”吴感慨说：“季老真是穷途知己。”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海门人。光绪状元，近代着名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倒吴健将胡景翼曾对报界宣称：“吴佩孚不知政治，只知《易经》、《四书》，看不起人，此次应失败。请诸君不要害怕，吴之势力决不能复。吴不怕死，不要钱，其人格我等当推崇。吾等改革不要地盘，吾并河南变相督理亦不要。”
胡景翼(1892-1925)字笠僧，陕西富平人。1911年，于陕西举兵响应武昌起义，后赴日本留学。归国在陈树藩部任营长、团长等职。1917年组织陕西靖国军。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率部到河南援直，归附直系。北京政变后，任国民军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河南军务督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