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隋唐,砚的取材种类及形状更为多样化。石砚、陶砚多为箕形,后部有二足,此二足有安在后部两角者,有与两角有一定的距离者。砚面呈箕形,与米芾《砚史》所说“有如风字两足者”正相合。此种陶砚在隋唐之际乃为通行的砚台。陶瓷砚除三足圆形外,尚有多足的辟雍砚,圆拱如壁,四周有水槽可以盛水,取教化流行之意。这一时期,瓷砚的胎土变成了白色,出现了涂有灰、黄、绿、三彩釉的瓷砚。
五代南唐时宫廷对制砚特别重视,命人采掘歙州石,用以制作南唐官砚。还专在歙州设置制砚官,提高了制砚的地位。自此始,歙砚名扬天下。
石砚的发展于唐宋时代达到一个高峰。唐代石砚,已经开始讲究石材。山东青州的红丝石,广东高要县的端石,江西婺源县的歙石和甘肃卓尼县的洮河石,已被用来制砚,生产了著名的红丝砚、端砚、歙砚、洮河砚。柳公权《论砚》中说:“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重端、歙、临洮,及好事者用未央宫铜雀台瓦,然皆不及端,而歙次之。”此外,澄泥砚在唐代也开始制作,最初出于山西绛州。据说用绢袋装上汾水河泥加以漂洗淘澄得出细泥烧制而成。唐三彩砚也开始烧制,多为小型,制作精美。有人以为或系宫闱画眉之用。
宋代,士人更重石砚,尤其对端砚、歙砚爱之。宋代书法家蔡襄及诗人梅圣俞等也都写过《咏龙尾砚诗》。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尤讲求端、歙、洮等石,当时石砚的主要式样为“抄手砚”,将砚背部分挖空,便于挪移,既轻且稳。陶砚逐渐被石砚所替代,但澄泥砚仍有发展。
宋砚朴素大方,实用雅观。宋米芾所作《砚史》,实即为砚石谱。其中仅有两三处讲到陶砚,可见此时箕形灰陶砚已日趋没落,而端歙两地所产砚石之美,凡文豪和书画名家无不喜爱。
宋代使用的石砚,多是就地取材,雕工亦不甚讲究,形式多种多样。石材制成的砚,已为诗人所珍视。米芾《砚史》备列晋砚、唐砚以至宋砚的各种形制,而于端、歙两石记载尤详。芾本善书,凡石之优劣,皆亲自试验,故所论都很精确。这时的砚台以实用为主,形状多为“凤”字形及“箕”形。
元代以蒙古人入主中国,本不重文事,唯对于砚石一事亦知所宝,于端、歙各处设把总一员,守兵若干专司守坑,律盗坑石比窃盗论罪,故砚在元代未有多大发展,但客观上却保护了砚石资源没有受到大的毁损。
元代雕砚风格比较粗犷、浑朴自然。
明初时开砚禁,定制未周,且以宦官当权,贿赂成风。开采时,质量之佳者、纹理之美者尽流入阉寺权要之手。禁采时,居民竞相盗采。端溪石中唐代开采的龙岩,宋代开采的上、中、下岩已不可用,又在水岩开采,分为大西洞、小西洞、正洞和东洞四个洞。由于在水下,非冬季浅水时不能开采。来时先抽水,洞小水寒,工人裸身在水内凿石,虽是盗采,亦至为辛苦。明末盗掘之风更甚,民盗不已,又继以官盗。
明代的砚端庄厚重,纹饰也较古朴。除仍以端、歙石砚为人所宝重外,澄泥砚、瓷砚、漆砚、铜砚也有制作。另外,还有用木、铁作砚的。并且在砚上雕刻诗句、铭文,成为风气。这些砚的制作,逐渐出现了脱离实用,走向工艺美术品的趋势。
由此,砚台分为实用砚和赏玩砚。当然,也有一部分砚台既可使用又可把玩。
明清时,端、歙更加讲求石质,雕刻花纹、造型式样等日渐丰富,并在砚上镌刻名人诗词、题识,同时也追求外装砚匣的装潢考究和华丽美观。当时还出现了许多制砚名手,有顾二娘、王岫筠、汪复庆等。雕刻艺术上追求自然,出现了随形砚式,因材制砚,形式多样,致使明代砚从使用价值转化为艺术价值,达官贵人的附庸风雅、收藏砚台的风气大为流行。文人、士大夫、艺术家的直接参与,亲自选材,亲自设计和制作,也大大提高了砚石的质地与装饰。
清初三藩作乱,砚坑禁驰,易采之石均为当地百姓剥取殆尽。乾隆朝重新整理,并大肆开伐,凡以前不易得、不能得之端石,均设法加以挖掘出来。故乾隆朝所产的端砚质地、花纹,均优于以前任何一朝。清末张之洞总督两广,又行采取,所获既多,且为大件。
清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砚台的材料更加丰富多样,有端石、歙石、洮河石、澄泥、红丝石、砣矶石、菊花石,此外还有玉砚、玉杂石砚、漆沙砚、铁砚、瓷砚等,不下几十种材质。由于清代统治者重视始祖发祥地东北,所以在这时又大力推崇产于东北混同江的“松花石砚”,将其定为御砚。
清代砚的制作极注重雕刻,方法、题材同石雕、牙雕、玉雕也很类似。制砚工艺更为发达,砚材的品种,雕刻的技术,形式的精巧,以及砚匣的装潢,都有许多考究。但清代砚台同明代一样,有重美观而不问实用的倾向,成了供欣赏的装饰品。
特别是用一些不太发墨的材料如玉石、翡翠、水晶来制砚,美观性增强了,但实用性却大为降低。
在古代,由于砚台历来受文人雅士的喜爱,因而也就有了“石虚中”、“即墨侯”、“万石君”、“石乡侯”、“铁面尚书”等别号。
第二节书房用器概述
在古代的文房书斋中,除笔、墨、纸、砚这四种主要文具外,还有一些与之配套的其他器具,这些辅助文具的产生是陪伴着书写工具的出现而相继面世的。其实,远在史前时期,就有了陶制的盛水具,商周时见有玉制的调色器,两汉以降,瓷、玉的砚滴,镇纸也时有所见。但是,书房用器真正在典籍之中出现,则要追溯到到隋唐时期。
一、隋唐时代
至隋唐时代,随着书画艺术的兴盛,文人雅士对于书房文玩愈加重视和追求,文具的品类、制作更趋完善,已经远远超出了文房四宝的范畴。
如《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而唐杜甫《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则明确地指出笔架已经成为了当时文人墨客的常用之物。
至南唐,“文房”成为文人书房的专用词,南唐后主李煜雅好文学,收藏甚富,所藏书画均押以“建业文房之印”。宋米芾在《画史》中也说:“大年收得南唐集贤院御书印,乃墨用于文房书画者。”李后主是我国历史上对文房四宝有着杰出贡献的人物,他任命从易水迁居来的奚廷珪为墨务官,并赐他李姓,于是有了“李廷珪墨”,有了徽墨的起源。他又任命李少微为砚务官,用歙州产的石头制作南唐官砚,即歙州龙尾砚,也是著名的歙砚的发端。
李后主的前代列祖李昪鼓励造纸,著名的“澄心堂纸”就是以他的书斋命名的。据说李廷珪墨、南唐官砚、澄心堂纸与吴伯玄的笔,有徽州四宝的美誉,它们推动了中国文房四宝的发展。
二、宋元时期
而到了宋元时期,不仅出现了大量新的书房用具,而且出现了众多书房用器方面的专著。
其中,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开了系统整理书房用器的一个先河。在这本书中,他将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书房用器分门别类地加以阐释。
此外,像宋代林洪的《文房图赞》、龙大渊的《古玉图谱》、周必大的《玉堂杂记》、李昭玘的《乐静集》与刘宰的《家藏集》、岳珂的《槐郯录》等图书以及《槐阴消夏图》《西园雅集图》等绘画中,都出现了大量关于书房用器的资料。
通过这些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看得出,宋代的文玩,不仅门类丰富、用途广泛,而且制作材料也非常讲究。这些文房的器物,在拓展它们实用价值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价值。
三、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文具内容、范围扩大,适合书斋需求的用品一应俱全,并日益讲究自身的装饰性和艺术性,逐渐演变为集实用与欣赏为一体的文房清玩。于是乎,许多文人雅士便将目光转向了这些既能实用,又能把玩的器物,纷纷编书阐述,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作用。
最早编撰的是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曹氏将文房清玩分为十三类:古琴、古墨迹、古碑法帖、金石遗产、古画、珍宝、古铜、古砚、异石、古窑器、古漆器、古锦、异木。曹氏与他的前辈所不同的是,学识渊博的曹昭没有就事论事地记述文玩的品种门类,而是从工艺、产地、考据与鉴赏的角度,论述了文房清玩,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文玩收藏的追崇,此书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明文震亨的《长物志》,也是一部记载文玩的著名文献,他是“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的曾孙,其洋洋万言的《长物志》一书共十二卷,综合概述了明代文人清居生活的物质环境,在卷七《器具》中,列入众多的书房文玩,计有砚、笔、墨、纸、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掭、水中丞、水注、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裁刀、剪刀、书灯、印章、文具等。这些都是直接的书房文玩,此外,还编入不少文房清玩的器物,例如香炉、袖炉、手炉、香筒、如意、钟磬、数珠、扇坠、镜、钩、钵、琴、剑等。另外在卷三《水石》、卷五《书画》、卷六《几榻》、卷十二《香茗》中,还记载了大量的文房清玩,例如灵璧石、昆山石、太湖石、粉本、宋刻丝、画匣、书桌、屏、架、几、沉香、茶炉、茶盏等。作者对这些文房器物的追崇,体现了明代文人的“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的心境。
高濂的《遵生八笺》,也是明代文人留下的一部文人清居的著作,其中载有《文房具篇》,书中对文具匣、研匣、笔格、笔床、笔屏、水注、笔洗、水中丞、研山、印色池、糊斗、图书匣、臂搁、笔觇、墨匣、笔船等都有专文记述。在高氏的条目中,有的描写得很详尽,例如“笔格”条文云:“有玉为山形者,为卧仙者。有珊瑚者,有玛瑙者,有水晶者,有刻犀者。”又如“笔床”条文云:“笔床之制,行世甚少,余得一古鎏金笔床,长六寸,高寸二分,阔二寸余,如一架然,上可卧笔四矢,以此为式,用紫檀乌木为之亦佳。”再如“水中丞”条文中是这样描述的:“铜有古小尊罍,其制有敞口圆腹细足,高三寸许,墓中葬物,今用作水中丞者。余有古玉水中丞,半受血侵,圆口瓮腹,下有三足,大如一拳,精美特甚,古人不知何用。近有陆(子冈)琢玉水中丞,其碾兽面锦地,与古尊罍同,亦佳器也。磁有官、哥瓮肚圆者,有钵盂小口式雨雪者,有瓜楞肚者,青东磁有菊瓣瓮肚圆足者,定有印花长样如瓶,但口敞可以贮水者,有圆肚束口三足者,有古龙泉窑瓮肚周身细花纹者,有宣铜两寻沙金制法古铜瓿者,样式美甚。近有新烧均窑,俱法此式,奈不堪用。”今天,我们读着高濂的这些文字记载,一方面为作者的收藏鉴赏所折服,另一方面也可以窥见明代文人的书斋文具的丰富多彩。
在明代文人留下关于文房清玩的著作中,罗列品种最繁多与全面的,恐怕要数明末的屠隆,他在《考槃馀事》一书中的《文房器具笺》中,一共列举了45种文具,可谓是集当时文房清玩之大全了,包括笔格、研山、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觇、水中丞、水注、砚匣、墨匣、印章、图书匣、印色池、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等45种文玩,如果再加笔墨纸砚,总数就达49种之多。这不仅在明代,也是古籍中记载书房文玩最多的典籍,成为后人研究与引经据典的重要出处。
中国的古代书房文玩,历经唐宋元明之后,至清代形成了鼎盛时期,除了被誉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外,更潜心发展“文房四宝”的辅助工具,精心设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些器物的实用价值,也被观赏与把玩性所取代,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玩”。
在清代,文玩的流行与繁荣,除了文人精心追求,营造一个窗明几净、赏心悦目的书斋环境外,另外在很大程度上,是清室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爱好与推动。如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了一件乾隆御用旅行文具箱,是件绝无仅有的艺术精品。该箱紫檀木制作,箱长74厘米,高14厘米,宽29厘米,箱盖装有铜镀金暗锁。箱打开后可支成文案,案腿设计在箱槽内,用活动薄板支撑,再用暗扣固定。桌箱内设有两个同样大小的屉盒,每一屉盒都有两层形式不同、大小各异的多宝阁,可以入置65件文具与器玩,例如,白玉洗、松花江古砚、玉臂搁、笔筒、兽镇、石章、描金云龙纹笔,等等。此外还有棋子、棋盘、小蜡盏等。这个文具箱所藏的都是文具中的精华,反映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文房清玩,形微体轻,与重器大件相比,实属小器物。然而正是这些小玩意儿,却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知识载体,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是物化了的民族传统,它丰富的功能、独特的造型,以及千姿百态的制作工艺与材质,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彩、品位高雅的艺术世界,也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书房文玩,也是物质文化史上的重要研究对象,吸引着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考证与研究。同是,古代文玩越来越得到收藏家们的青睐,成为珍贵的艺术品。
古文具在质料上,凡陶、瓷、铜、铁、漆、木、竹、石、玉、翡翠、水晶、玛瑙、青金、珊瑚等皆有采用。在装饰手法上也十分丰富多样,如瓷文具上施以青花、釉里红、粉彩、五彩等,绘以缠枝花纹、云龙纹、飞凤纹、人物纹等。
竹文具上镌刻以高士、仕女、竹石、花草、山水、楼阁、诗文等;玉文具则多取动、植物造型,像辟邪、鹿、马、莲、桃、瓜、葫芦、海棠、松干、竹节、树叶等;图案有龙纹、蝙纹、兽面纹、羊纹、狮纹、蟾纹、鱼纹、鹤纹、牡丹纹、荔枝纹、梅花纹、秋葵纹、灵芝纹、松竹纹及九老图、婴戏图、狩猎图、观瀑图、渔家乐、五子登科等,也有吉庆“喜”字、“寿”字纹的,或充满清新自然之气息,或蕴含吉祥美好之祝愿。五色斑斓,异彩纷呈,为静谧的书房平添了不少优雅和逸趣,深得古代文人的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