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从1929年3月由苏联回国，到1930年7月被李立三撤销中宣部秘书职务这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是他人生经历的一个重要转折期。
回国的前半年，王明仅是基层区委的一名宣传干事，是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普通一兵。
但王明又不仅仅是一名普通的战士，他熟知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通共产国际指挥中国革命的思路与策略，谈起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和共产国际决议有关中国革命的相关精神，在国内工作的同志，包括一些中央的领导，未必是王明的对手。
因此，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7月，无论在中宣部工作还是到总工会工作，王明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理论特长，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在党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为其日后掌握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权力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这一期间，特别是到中宣部之后，王明是异常勤奋，努力工作的。他在《红旗》编辑部工作时间不到半年，竟然发表了37篇文章，这在当时党内无人能出其右。
不过，仅有在上海区委的半年工作经验，是不可能把握中国革命的复杂特点的。王明的那些长篇大论中阐述的观点，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可以在共产国际的决议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定中找到出处。
王明从苏联回国之际，正值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开始之时。王明在留苏四年中，既读过马列的书，又学到一些“左”倾理论。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生自然地为王明“左”倾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土壤。这期间王明发表了56篇文章，除了一部分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支持社会主义的苏联、国际工人阶级和国内工农革命运动之外，多数是鼓吹“左”倾思想，为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推波助澜。
“立三路线”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由“立三路线”转换到“王明路线”也有一个过程。王明先是追随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当“立三路线”正式形成而遭到共产国际批评之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为反“立三路线”的“英雄”，最后形成了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王明路线”。
在这个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历史上的“左”倾思潮严重泛滥时期，王明高高跃起在这次“左”倾思潮高峰的浪尖上。
一、下派基层
1929年3月，王明由莫斯科回国。
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无冠之王”，王明是带着米夫改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厚望，被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派回国的。米夫对王明回国作了周到安排。在王明回国之前，他就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工作给予妥善安排。
据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黄理文回忆，米夫对王明回国特意作了安排：“上火车坐的是头等车厢，两人一个小包间，窗帘拉着，谁也看不见。这在苏联只有中央委员才能享受这种待遇，而中国同志只有瞿秋白等少数政治局委员可以享受这种待遇”。“到海参崴换轮船时，王明坐的是二等舱，而留学生回国大家都座三等舱”。
王明先由莫斯科乘火车到海参崴，然后又由海参崴乘船到达上海。3月上旬到达上海后，这位有着特殊背景的年轻人赋诗一首，表达了他回国后的“冲霄壮心”。
抵上海
方酣春意独还乡，别意离怀万里长。
西问天鹰歌织女，东听河鼓笑牛郎。
域中乡市争红白，沪上风云搏暗光。
到此一心为战斗，冲霄壮心正昂扬；
正昂扬。
不过，王明这位毫无国内斗争经验的留苏学生，并没有像米夫和他本人想象的那样得到中共中央的器重。接到关于王明等回国的电报后，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安排王明等人的工作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王明的工作按照中央历来对回国留学生的安排规定，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具体负责安排。
中共中央在当时曾经有过规定，凡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由于他们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一般不直接安排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而是先安排他们到基层工作，锻炼一个时期后，再根据他们在基层工作表现的能力，考虑调到中央或地方领导机关工作。
在艰苦复杂的革命战争年代，缺乏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学生出身的干部确实需要到基层锻炼，逐步了解和掌握革命斗争的特点与规律。当时中央的这一规定是正确的。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当时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秘书长恽代英，秘书余鸿泽又专门研究了王明的工作安排，决定按照中央的规定，安排他到基层工作。
于是，王明被派到上海沪西区委作宣传工作。
当时党的基层地下宣传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秘密散发传单标语。1929年7月27日，在离开沪西区委之前，王明写了一首七绝，描述当时的工作情景：
从头学起有得
见空就投飞似箭，背人即贴快如风；
莫言此道学无用，手足机灵耳目聪。
7月底，王明又被调到中共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兼任《红旗》报通讯员。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中心，集中产业工人80多万。当时，党在上海没有专门设立市委，而由江苏省委兼管上海市委工作。下辖沪东、沪西、沪中、法南、闸北、浦东、吴凇等7个区委，140多个基层党支部，1200多名党员。
沪东是上海的工业区，从提兰桥以东到杨树浦一带工厂林立，其中有老怡和纱厂、恒丰纱厂、永安纱厂、三新纱厂等工厂，还有英商电车公司和海港码头，在上海也是产业工人的集中地。
这时，担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的是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理论修养的老共产党员何孟雄。
何孟雄是北京共产党小组的早期党员，曾经是京绥铁路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从北京调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工作。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又随同中共中央由武汉迁往上海，到江苏省委工作。何孟雄从1929年4月由沪西区委书记调到沪东来，把区委的工作重点放到从事工人运动方面。他经常深入工厂进行调查，和工人广交朋友，巩固与发展工会组织。他组织沪东区委出版了《沪东工人》杂志，积极对工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他领导沪东工人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而且他在斗争中注意防止一些“左”的作法，深受沪东工人爱戴，在工人当中威信很高。
中共中央对于王明的工作还是重视的。周恩来为安排王明到沪东区委工作一事，特意向何孟雄交代，要他对王明给予帮助和培养。
何孟雄热情欢迎王明来沪东区委工作，殷切希望他能把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的理论和沪东工人斗争实践结合起来，在斗争中发挥作用。工人出身的区委组织部长金伯棠也欢迎王明的到来。
区委宣传干事的首要工作是深入基层，到工厂群众当中了解情况和进行革命宣传鼓动。王明曾到过沪东韬朋路码头工人中了解情况和参加会议。但是，在书斋中成长起来的王明热衷的是理论，擅长的是笔杆子。本来中共中央鉴于他没有基层工作经验，才让他深入基层学习锻炼。但是，王明却借口没有基层工作经验而不愿到基层接近群众。在沪东区委工作期间，他很少深入工厂和群众当中去了解情况，对于自己担任沪东区委宣传干事的职位深感不称心。在王明看来，中央这样安排他的工作，简直是把共产国际极端器重的人才给冷落起来，是有才不用，浪费人才。
因此，王明对区委分配的工作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开会时他可以侃侃而谈，而深入基层时却拖延不动。
二、博得芳心
回国后对被下放到基层工作有些灰心的王明，情感上却正处于与孟庆树的热恋期。
孟庆树1911年12月2日生于安徽省寿县田家集孟家围子一个地主家庭，与王明可谓安徽老乡。她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三期学生，与王明又可谓校友。她于1927年11月，与后来成为张闻天爱人的刘英、陆定一爱人的唐仪贞等同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离开祖国，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这批青年，当时大多数正值妙龄，加之开明舒适的异国环境，使中山大学的恋爱风盛行。孟庆树虽然算不上校园里的美女皇后，但青春的优势和落落大方的风度自然也使她成了一些男学生的追求对象。时年23岁的王明也把追逐的目光投到了时年16岁的孟庆树身上。可是，孟庆树入学时虽然王明已经赫赫有名，无奈王明的身高并没有同他的地位那样显赫，孟庆树并没有把王明放在心上，而是先于王明结交了一位男朋友。
不过，在来中山大学时就已经表现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王明，并没有因为孟庆树已经有了男朋友而退缩不前，仍然顽强地向孟庆树发起爱情攻势。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时，王明利用米夫要他挑选几名中山大学学生作大会工作人员之机，指名要当时只是团员的孟庆树参加大会工作。王明此举虽然引起了很多党员同学的不满，但却赢得了孟庆树的好感。孟庆树看到王明得到米夫和共产国际的信任，前途不可限量，便与原来的男朋友脱离了关系，转而与王明相交。可是，王明的身高实在引不起孟庆树的激情，一直到1929年初回国时，王明的热烈追求也没有得到孟庆树的肯定答复。
王明回国后，“暮暮朝朝顾盼”着仍留在莫斯科的孟庆树，把他们之间比作牛郎织女。1930年，孟庆树继王明之后也由莫斯科回国。回国后，她也被分配到上海沪东区委，在沪东区委妇委会工作，这为王明的追求创造了条件。此后一个时期，请孟庆树去小馆吃饭，逛马路，看电影，成了王明热衷的活动。
但是，由于王明对于本职工作消极，不能很好地完成区委交给的任务，在区委会上经常受到同志们的批评。当年中山大学的“白马王子”倒成了经常挨批评的对象，这使孟庆树爱情的天平发生了倾斜，开始有意疏远王明。
上海沪东区委妇委书记是女工出身的朱秀英，孟庆树在朱秀英的领导下负责保管文件和到工厂去调查情况。沪东区纱厂、纺织厂较多，孟庆树常深入到老伯和、恒丰、永安、三新等纱厂劳动。由于王明不断来找孟庆树，孟庆树干脆把自己的住房退掉，搬到朱秀英处与朱秀英同住，故意躲开王明。
开始时王明并不知道孟庆树已经搬家，当他来到孟庆树旧居室时，只剩下一所空荡荡的房子。人去楼空，但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踱来踱去的王明意外地捡到了孟庆树用过的几支发卡子，他小心收藏起来作为心爱的纪念品，这倒可窥见王明当时的一片痴情。
1930年7月30日，孟庆树不幸被捕入狱，被关押在上海龙华看守所。恋人身陷囹圄，使王明万分焦急，他在孟庆树被捕后曾写了一首《三度七夕》的七绝：
天上当然织女好，星间难怪牛郎痴。
真情岂受银河隔？有限长空无限思。
在孟庆树被关押期间，王明冒着生命危险，于10月19日、10月26日、11月2日，三次与孟庆树的二叔孟涵之去龙华看守所看望。
1958年6月，王明曾赋诗一首回忆当时的情形：
化装三探龙华监，亲织背心递我穿。
高话家常低话党，铁窗加紧两心牵。
孟庆树入狱倒真成了两人恋爱史上的转折点。孟庆树于11月22日出狱后，终于答应了王明的求婚，而且两人在孟庆树出狱的第二天，即1930年11月23日，即喜结良缘。
1930年11月23日，王明在与孟庆树结婚周年的日子里，写了一首《结永伴》的七绝：
出狱两天便结婚，双心结合胜千军。
三年多少悲欢剧，银汉女郎不可分。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王明与孟庆树是初恋，而且孟庆树也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位爱人。
王明并不是一个留恋于花前月下的花花公子。他在上海沪东区委的消极表现，主要源于对分配他来区委做一名宣传干事的不满。王明虽然对沪东区委的批评帮助觉得不悦，但他并没有忘记回国的目的和自己的特长。要想在党内扩大影响，还得摇动手里的笔杆。于是，王明向他的中山大学同学，当时任中宣部秘书的潘文郁求救，请求潘文郁设法将其调到《红旗》报编辑部工作。
潘文郁，又名潘东周，是王明在中山大学第一期的同学，回国后曾用“问友”、“文玉”、“冬舟”等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宣传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文章，是中宣部内李立三的得力助手。他后来在武汉情报机关工作时，不幸被捕，后被敌人杀害。
得到王明的求情后，潘文郁为王明的工作调动进行了活动。党组织也考虑到王明有一定的理论才干，经过组织同意，1929年10月，王明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在《红旗》报工作。
三、上调《红旗》
《红旗》报创刊于1928年11月20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由李立三兼任，副部长是罗绮园，秘书长是恽代英，秘书先后有李求实、潘文郁。《红旗》报编辑有谢觉哉、李求实。王明调到《红旗》报后，担任编辑和采访员（记者）。
在白区工作的秘密条件下，当时中共中央的组织机构并不多。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部（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军事部（中央军事委员会）等是中共中央的主要机构。其中组织部和宣传部（分别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和李立三兼任）尤其重要。
王明由江苏省委下辖的一个区委的宣传干事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直接来到中共中央的喉舌——《红旗》报工作，确实激发了王明的工作热情。来到《红旗》报后，王明又采访又编辑，施展起文笔流畅的特点，写了大量的理论、评论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