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条“进攻路线”指挥下，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政策都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在革命形势上，夸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在革命任务上，混淆不同阶段的界限；在革命道路上，提出“城市中心论”；在斗争策略上，实行“阶级反对阶级”，打击中间力量，搞“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在组织上，大搞错误的肃反运动，大搞“反右倾”，在党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
王明是共产国际决议的坚决宣传鼓动者，而且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对于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还有发展。王明的这本小册子完稿于他回国前的三个多月。从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是“中国十月”的胜利这种语言都照搬苏联的论述中，人们可以预料，一个奉苏联模式为革命样板的中共未来领导人，已经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扶植下出现了。
八、“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由来
为王明作传，不能不论及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因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出自于中山大学，而王明又被认为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首领。
但搞清“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缘由又是一项艰难的课题。虽然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问题长期以来在党内外、国内外流传甚广，议论颇多，但多有歧义，莫衷一是。诸如，这一称呼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要称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有无必要继续使用这一称谓？这些问题不但在国内外的研究著述中众说纷纭，就是原中山大学的当事人也说法各异，需要认真地进行辨析和考证。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是如何出现的呢？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是如何出现的，原中山大学的当事人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第一种：“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在“十天大会”中出现的。
持此种说法的人最多。但是，这个称谓在“十天大会”中是怎样出现的，说法又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在表决支部局的工作报告时，只有28个人拥护，所以，这些拥护者就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7年入中山大学的陈修良回忆说：
“大会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讨论支部局的路线对不对，揭发支部局的官僚主义、学校当局的贪污问题。后来没有办法，只好付诸表决，看谁拥护支部局的报告。五百多人投反对票的是压倒多数，赞成支部局的只有二十八个人。因此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以表示轻侮之意。那天这二十八个人都立在大会台的左面，所以大家很容易计算举手的人数和是什么人。‘文化大革命’时，有许多人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其实并无‘半’个，这不知道根据谁的说法。”
与陈修良同期入中山大学的张崇文在接受我们的访问时回忆说：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十天大会’时发生的。大会表决时拥护支部局的就只有二十八个人，大多数都反对。”
第二类：表决是否改组支部局时，拥护支部局领导的只有二十八个人，这些人就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也是1927年入中山大学的吴福海回忆说：
“同学们就是否要改组支部问题展开辩论，最后大会对此付诸表决，结果拥护支部领导的人不过二十八个。后来我们就送给他们‘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称号。”
第三类：在表决支部局提出的解散团支部的要求时，只有二十八个人赞成，这些人就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8年入中山大学的李一凡回忆说：
“在支部局提出的解散团支部的表决中，只有二十八人举手赞成。主席团的余笃三一走出大会会场就哈哈大笑，说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就只有二十八个？从此以后就传开了。”
第四类：有人在大会上提出了二十八个人的名字，后来就把这些人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7年入中山大学的毛齐华回忆说：
“有一天下午继续开会。余笃三在发言中拿出一张纸条，说：所谓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究竟有多少人呢？接着就念了纸条上所列的二十八个人的名字。”
第二种：“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反对支部局的人对以支部局为核心的王明等人的讽刺性称谓。
1926年入中山大学的盛岳说：
“只是到后来，中山大学的一群学生，我是其中一员，才慢慢被人叫成‘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因为这二十八个人成了中山大学所有‘反党’派别的敌人，结果，大家给他们起了个别号，叫做‘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意思是说他们不过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尾巴而已。”
1927年入中山大学的袁孟超（袁家镛）回忆说：
“我们是拥护斯大林的，当时我们也搞教条主义。与托派斗争时都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拿着马列书本，引经据典，与他们论战。托派就给我们这些人起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因为天上有二十八宿，加个半是讽刺，类似于中国的四大金刚等。”
1926年入中山大学的李元杰回忆说：
“当时反对党的路线的人说这些人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我也是一个。我们这些人坚决拥护党的路线，但我们并没有组织，而且也不是一直的。”
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说：
“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和‘陈绍禹集团’的说法，也是托派和陈独秀分子于1929年秋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搞清党时捏造出来的。”
在上述这两种说法中，第一种说法的四类观点虽然在细节上有些区别，但基本上都肯定“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出现，源于“十天大会”表决支部局提出的提案时，只有二十八个人拥护，后来就把这些拥护者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第二种说法的四位当事人，都是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成员。他们一致否认“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源于“十天大会”表决支部局的提案时只有二十八个人拥护的说法，而是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反对支部局的人对他们的讽刺，是逐渐出现的。
据我们考证，第一种说法虽然有较多的当事人在回忆中坚持，但由于年代久远，记忆难以十分准确，而且有些回忆材料又是相互参考引证，所以，仅靠人们的回忆是难以作出正确结论的。从“十天大会”的实际情况来看，认为“在表决中只有二十八个人拥护支部局的决议”的说法不能成立。
所谓的“十天大会”，是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于1929年6月暑假前夕组织召开的一次工作总结会议。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曾经叙述了这次会议召开的背景：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政治斗争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虽然他们及其支持者，同第二条路线联盟进行了激烈的搏斗，但联盟分子人数大大超过他们。尽管如此，他们在1929年夏初还是要求同第二条路线联盟摊牌。按照他们的‘争取速胜’战略，他们向党支部局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全部得到采纳。他们建议召开中山大学党员大会，来对有关问题深入辩论。他们还提议请中山大学所在地的苏共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给大会讲话。他们并进一步提议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出席大会，从而把他们置于公开批判之下，以此来制止他们的幕后活动。这就是‘把他们拉出来打’的策略。”
按照苏联当时的管理体制，高等学校的党组织也要接受所在地党组织的领导。所以，大会召开后，首先由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讲话，博古和杨尚昆现场翻译。芬可夫斯基在讲话中公开表示支持支部局的路线，对反对支部局的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由于芬可夫斯基的讲话不符合中山大学的实际情况，明显袒护教条宗派一方，自然遭到了多数学生的反对，甚至有学生跳到台上，打断了芬可夫斯基的讲话，会场一度出现了混乱。
不过，虽然在“十天大会”上拥护支部局的是少数，王明教条宗派在同学中间也比较孤立。但是，由于他们有学校领导的支持，有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为靠山，参加大会的又有几百人（一说近500人）。因此，支部局提出的决议“只有二十八个人举手拥护”的说法难以成立。
而且，所有当事人的回忆都说王明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首领，我们所见到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单也都把陈绍禹的名字排在前面。如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果真来自于“十天大会”表决支部局的提案时有二十八个人举手拥护，那么，王明当然是举手拥护的二十八个人中的一员。可是，“十天大会”是1929年6月召开的，而王明于1929年3月就已经由苏联回国，他根本就没有参加“十天大会”。
第二种说法中，认为是“托派”或者是“当时反对党的路线的人”给起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显然是对托派分子分裂党的错误行为与中山大学的多数学生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正义行为的混淆。但是，这种说法中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谓的出现，不是在“十天大会”的某次表决时有二十八个人拥护支部局的决议，就把这些人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而是当时反对支部局的人对他们这些人的讽刺称谓，是逐渐出现的，则是比较可信的。
1928年来到中山大学的吴玉章，曾在1943年写了《吴玉章略传》。他在这篇自传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十天大会”的情况，并提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反对支部局的人在墙报上提出来的，是对支部局一些人的讽刺。
《吴玉章略传》中关于“十天大会”的叙述时间较早，内容丰富，其中关于“十天大会”召开的时间等史实描述已被证明准确。大量的回忆材料也可证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在“十天大会”之前并未流传，确实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出现的。因此，我们认为，吴玉章的观点是可信的。
为什么将王明教条宗派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如前所述，虽然王明于1929年3月回国，但正如杨尚昆所言，“这条线还在”。因此，在王明离开中山大学以后仍把中山大学内的教条宗派称为“王明教条宗派”，是必要和恰当的。但是，在“十天大会”上，为什么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同学要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呼而不是其他的名称来称谓这个教条宗派呢？
我们认为，袁孟超所说的，“天上有二十八宿，加个半是讽刺，类似于中国的四大金刚等”，还是可以说得通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把“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为“二十八宿”，与袁孟超的说法不谋而合。当时参加了王明教条宗派活动的人，多数都在支部局、团组织、学生公社或者学校中担任一定的职务，有一定的影响。这些人当时又多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所以，用中国传说中象征着具有一定权势和地位的“二十八宿”来称谓，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有无必要继续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称谓？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有名词，虽然并非是后人的虚构，而是在中山大学1929年6月召开的“十天大会”上出现的一个特定称谓。但是，笔者同意杨尚昆同志的意见：“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这是一个实事问题，不是理论问题。”“当时确有以王明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党员，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上比较一致，但是，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员。”“‘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不能准确反映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建议今后不要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有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