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十自述》里，胡适曾专门提到他在中国公学时期的学习情况：“公学的英文、数学都很浅，我在甲班里很不费气力。”事实上，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后来发现的一份《中国公学年终试验成绩表》上，可以看到胡适所在的高等预科甲班的成绩排行。这份成绩单发表在《神州日报》上，列出的就是胡适所在班级21位同学的成绩。其中，朱经(即朱经农)等2人为最优等，任鸿隽等4人为优等，接下来有6位同学为中等，5位同学为下等，未及格的同学只有胡洪骍等3人。而在这不及格的3人中，胡适位于中间，也就是说，在该班21位同学中，胡适成绩是倒数第二。9
不过，这似乎并不影响胡适的“神采飞扬”。《竞业旬报》为他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试验场”。当时，《竞业旬报》为了吸引青年国民的阅读兴趣，决定一律用白话文。胡适在这份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地理学》，就是用白话文写的：
譬如一个人立在海边，远远的望这来往的船只。那来的船呢，一定是先看见他的桅杆顶，以后方能看见他的风帆，他的船身一定在最后方可看见；那去的船呢，却恰恰与来的相反，他的船身一定先看不见，然后看不见他的风帆，直到后来方才看不见他的桅杆顶。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那地是圆的，所以那来的船，在那地的低处慢慢行上来，我们看去，自然先看见那桅杆顶了。那去的船也是这个道理，不过同这个相反罢了。这可不是一个地圆的大证据么！10
今天读到这些明白晓畅的文字，或许我们会豁然开朗：怪不得十多年后，胡适会与陈独秀一道扛起中国“文学革命” 的大旗，原来他在中国公学时就已经开始大胆破冰试水了！
做了一个月的白话文，胡适的胆子更大起来。他决意写一部章回体的白话小说，叫《真如岛》，借助19岁主人公孙绍武的经历，继续“破除迷信，开启民智”的思想革新道路。说干就干，胡适迅速拟好了40个回目，每回一个主题，如第一回《虞善仁疑心致疾，孙绍武正法祛迷》、第二回《议婚事问道盲人，求神签决心土偶》，批的都是求神拜佛、看风水、开鸦片店等陋习陈规。比如在第一回里，胡适大批算命先生的鬼把戏：
那算命的话，如何可以相信呢？一个人的寿年，不论那个也不能预先晓得，我们这样好好的人，也还不能够晓得，何况那些没了眼睛、五官不全的瞎子呢？那些算命的人，因为自己没有饭吃，所以学些江湖诀窍，出来哄骗人。有时说些巴结人家的话，叫人家喜欢他，有时又故意说些恐吓人的话，好叫人家说他肯直言，不肯拍马屁。他这一种忽紧忽松的本事，就是他们的饭碗了。这种没廉耻的人，本来不值得去责备他，只可笑那些愚人，偏要去相信他。咳！那真是可笑得狠呢！11
以今天的标准看来，这样的小说语言自然很是稚嫩，毫无技巧可言，更多像是一种说教。但不能不承认，在当时的文学体系中，胡适的这种大胆尝试确实有点石破天惊，以至几十年后著名台湾记者龚选舞在撰文为胡适祝寿时还高度评价《真如岛》说：“连载在旬报刊载十期的长篇小说《真如岛》，是用《水浒传》似的白话文写成的，在仅能找到的五期旬报中，我们看出胡先生以徽州做背景，姓胡的人物为主角，轻松地描绘出当时徽州的风俗，深刻地刻画出当时可爱人物，而且更用他的泼辣的‘秃笔’，痛斥迷信，打击神佛。这种大胆的作风，现在是家常便饭，当日却说得上是惊世骇俗的。”12
只可惜，《竞业旬报》办办停停、停停办办，最终只勉强维持了41期，终因中国公学兴起风潮等缘故解体停刊了。胡适的《真如岛》也未能如愿写成，只完成了11回。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
这时候的胡适，还迷上了写诗，一度以“少年诗人”而闻名。据他自己统计，在上海期间，他一共做了200多首诗。只可惜，后来他改弦易辙，主张白话文写诗实验，对于早期的诗作并不特别重视，如今只能看到不足40首了。
在这一时期的《竞业旬报》上，我们经常能看到胡适的诗作，比如《观爱国女校运动会纪之以诗》《西湖钱王祠》《游万国赛珍会感赋》《秋日梦返故居觉而怃然若有所失因纪之》等。尽管有的诗作连韵脚都没用对，但胡适却憋足了劲头，无论是出游，还是读书，或是参加活动，都有诗作，还真没有愧对“少年诗人”的头衔。
然而，“少年诗人”很快就厌烦了写诗，尤其是古体律诗。说起原委，他解释说：“做惯律诗之后，我才明白这种体裁是似难而实易的把戏；不必有内容，不必有情绪，不必有意思，只要会变戏法，会搬运典故，会调音节，会对对子，就可以诌成一首律诗。这种体裁最宜于做没有内容的应酬诗，无论是殿廷上应酬皇帝，或寄宿舍里送别朋友，把头摇几摇，想出了中间两联，凑上一头一尾，就是一首诗了；如果是限韵或和韵的诗，只消从韵脚上去着想，那就更容易了。大概律诗的体裁和步韵的方法所以不能废除，正因为这都是最方便的戏法。”13识破了律诗的把戏，胡适此后就很少作律诗了，尤其是七律。
这个时代，胡适已经开始有点不满意于旧文学的陈腐了。在他当时的读书笔记里，曾录过《麓堂诗话》上的一段话：“作诗必使老妪听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读而不能解，亦何故耶？”几年后，胡适开始大胆尝试用白话文写诗，进而引发文学革命的浪潮，催生出一个新时代，似乎正源于此。
不管怎样，负笈中国公学，尤其是担纲《竞业旬报》编务的经历，不但给了胡适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他一个多作白话文训练的机会。胡适曾感慨说：
清朝末年出了不少的白话报，如《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安徽俗话报》、《宁波白话报》、《潮州白话报》，都没有长久的寿命。光绪、宣统之间，范鸿仙等办《国民白话日报》，李莘伯办《安徽白话报》，都有我的文字，但这两个报都只有几个月的寿命。《竞业旬报》出到四十期，要算最长寿的白话报了。我从第一期投稿起，直到他停办时止，中间不过有短时期没有我的文字。和《竞业旬报》有编辑关系的人，如傅君剑，如张丹斧，如叶德争，都没有我的长久关系，也没有我的长期训练。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14
“做一个开路的工人”，当然只是胡适本人谦虚的说法。对于这一点，胡适好友、著名学者杨亮功曾有过一个评价：“胡先生一生对于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白话文学和思想与研究方法的提倡。白话文运动是将士大夫式的中国文学变成为广大民众传达思想之利器，其对于教育普及的影响甚大。至于胡先生的思想与研究方法，是对学术界指出一条新的途径；此两种贡献自有其历史的评价。胡先生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已经对此有了根基了。”15
退出公学，自办新学
1908年9月，中国公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潮。结果是，超过半数的学生退学，另立出一个中国新公学。
胡适是这场风潮的直接见证人和参与者。1931年夏，在写《四十自述》时，他曾参考当年的《竞业旬报》，详细写出整个风潮的过程。写完后，他担心有不正确或不公平的地方，便将原稿寄给“风潮的对象”王敬芳，请他批评指正，“他是我们攻击的干事之一，是当日风潮的一个主要目标，但时隔二十多年，我们都可以用比较客观的眼光来回看当年的旧事了”16。
在胡适看来，风潮的苗头，其实早在1907年初就出现了。
中国公学早期完全是学生自治，连校长都没有。日常的管理模式仿行同盟会的民主分权体制，只设评议、执行二部。评议部由班长和室长组成，执行部的干部则是公选产生。但随着学校规模的逐渐扩大，完全的学生自治同样会带来一些弊端，其中最让主事人头痛的就是外界社会的疑忌，不是特别相信这些毛头小子能折腾出什么名堂。
左右权衡之下，中国公学决定吸引社会力量支撑办学，实行监督制。经过再三努力，1907年3月，社会名流郑孝胥答应出任中国公学监督。然而郑孝胥此时正忙于立宪运动事务，又忙于文坛应酬，对学校的事务基本无暇顾及。中国公学的主要当家人仍是执行部干事王敬芳、张邦杰和黄兆祥三人。
三位主事人鉴于平常“外面要四出募捐，里面要担负维持学校的责任，自然感觉他们的地位有稳定的必要”，因而产生了修改学校章程的想法：一是要确立监督负责的管理体制；二是要改变学校职员的产生方式，取消评议部，改由监督聘任；三是要减少在校学生担任学校职员的人数。说到底，就是改过去的学生自治制为监督负责制。
平心而论，三位主事人希望做出这样的改变，固然有稳定地位的考虑，但更多的还是从中国公学的长远发展出发，希望学校尽早步入正轨，赢得官方的支持和社会的认可。但这个改变最关键的动作之一是取消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的评议部，相当于直接罢免了学生中核心人物的选举权和决策权，自然会引起强烈的反感。
评议部的反对，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根据中国公学章程规定，“非经全体三分之二承认，不得修改”，而这次的修改动议主要是由三位主事人提出的，当然不能算数。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矛盾和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在评议部已被学校取消的情况下，持反对意见的同学就以全体学生的名义，组织起一个“校友会”，类似于今天学校里的学生会，专门负责与三干事的对抗与谈判。争执了几个月，学校里的教学工作几近停滞。
具体的争执情形，已无从知晓，但据1908年3月21日《郑孝胥日记》，可以稍见端倪：“过季直。遂诣中国公学，为高等乙班班长刘光烈记过事召校友会。会长罗毅、朱经，询其情形，欲免其记过；教务长黄兆祥以为不可。”
尽管不同意免除闹事学生的过错，但三干事最终还是做出了一点让步，答应学校章程可由全体学生参与修改。于是，校友会立即着手校章的修订，几经磋商，几多争辩，最终拿出了一部新章程。
这让胡适等人颇感校方的宽容，他在此时致徽州同乡、同学程春度的一封信里写道：“公学近日几起大风潮，苟非监督明白事理，则公学已破坏矣。”17
眼看着事情有了转机，时间却已过去了一年多。学校管理层又发生了新的变化。1908年4月，郑孝胥辞去中国公学监督职务，推荐好友夏敬观代任。夏敬观，字剑丞，号盥人，晚号吷庵，为著名经学家皮锡瑞的弟子，通经史，工诗词，与郑孝胥、陈三立、端方等名流往来密切。
在郑孝胥和夏敬观的组织下， 中国公学决定成立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主要包括对公学多有赞助的社会各界人士及早期参与发起创办的公学学生。根据董事会章程，董事会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可以决定学校发展的大计、监督的选聘、负责经费的筹措等。18
有了董事会的支持，夏敬观与三干事在学生要求修改学校章程的问题上，态度陡然变得强硬起来。1908年9月27日，就在校友会召开大会热火朝天报告校章交涉经过之际，夏敬观贴出布告，完全否认学生有修改校章的权力，并明确发出禁令：“集会演说，学堂悬为厉禁。……校友会以后不准再行开会。”
对于在学潮中积极带头的学生朱经、朱绂华等人，夏敬观更是毫不客气地下达了“逐客令”：“倡首煽众，私发传单，侮辱职员，要挟发布所自改印章程，屡诫不悛，纯用意气，实属有意破坏公学。照章应即斥退，限一日内搬移出校。”
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们也不是好惹的，在这份布告贴出的第二天，全体学生就聚集到操场上开会，签名停课。而三位干事同样不肯做半点让步，再次贴出布告，声明开除罗毅、周烈忠、文之孝等七人，并警告学生道：“如仍附从停课，即当将停课学生全行解散，另行组织。”
1908年11月24日，胡适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对于中国公学风潮之感言》，生动记录了当时冲突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