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导论 《周易》的现代反思(3)

南宋时，程颐、张载、邵雍三家易学广为流传，而以程氏易为主导。象数易学也是通过程朱学派而得以发展的。如程颐的再传弟子朱震（1072～1138）对象数易学的整理，朱熹的好友和学生蔡元定（1135～1198）及其子蔡沈（1167～1230）对河图洛书的阐发。朱熹则集前代易学之大成，以程氏易为宗，建立了自己的易学体系，影响极为深远。杨万里（1127～1206）兼容程颐、张载易学，作《诚斋易传》，多以史证《易》。陆九渊（1139～1193）的大弟子杨简（1141～1226），继承程颢、陆氏易说，以心解《易》，作《杨氏易传》和《己易》，创心学派易学。功利学派的薛季宣（1134～1173）、叶适（1150～1223）等人也研究易学，提出河图、洛书为古代地图、地理志等新观点。

元明两代程朱理学立于学官，宋学终于取代了汉学。朱熹的《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成为官方易学范本，出现了大批注释这两本书的作品，如宋末元初胡一桂的《周易本义附录纂疏》和《易学启蒙翼传》，其子胡炳文（1250～1333）的《周易本义通释》，其学生董真卿的《周易会通》，都阐发朱熹易学。明朝胡广（1370～1418）奉明成袒之命编撰《周易大全》，即以胡一桂之书为蓝本。《周易大全》的颁布，使朱熹易学取得统治地位。

由于朱熹易学并不排斥象数易学，使元明两代的河洛之学和邵氏先天易学皆有所发展。元代大儒吴澄（1249～1333）多本朱熹易学，又主取象说，著有《易纂言》等。许多学者提出各种图式以解释《周易》，形成易图学。易图学是宋代图书之学的新发展。元代道教大师雷思齐（1230～1301）上承刘牧、邵雍，继宋代张行成之后，主有数而后有象，推衍出许多图式，属数学派。

俞琰（1258～1314）、张理和萧汉中等人则主有象而后有数，发展了象学传统。到了明代，象学派成为主流，他们主取象说，又兼论理和数，同程朱派的取义说展开论争，来知德（1525～1604）为其代表，著有《周易集注》。其后，方孔熠、方以智（1611～1671）父子的易学对元明以来的象数易学作了一次总结，是象数易学的又一高峰。

相反，元明义理学派多因循程朱，不敢疑义，创获不多。到明代，才有薛暄（1389～1465）、蔡清（1453～1508）、罗钦顺（1465～1547）、黄佐、王廷相（1474～1544）等倾向于气学派易学，湛若水（1466～1560）、王畿（1498～1583）等倾向于心学派易学。明代中叶以后，又出现了以禅解易的风气，以方时化、徐世淳、苏溶、真可（1543～1603）、智旭（1599～1655）等为代表，以智旭的《周易禅解》为代表作。明代医学家张介宾则尊奉唐代药王孙思邈（约541～682）“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之说，依据易理阐发医道，著《医易义》等。明术清初大思想王夫之（1619～1692）则站在气学派的立场，继承宋明气学派象学派传统，修正了程朱义理易学，批判了心学派、数学派学，对宋明以来的易学成果作了一次历史性总结，写下了许多学著作，标志着宋易的巅峰和终结。后来，康熙（1655～1722）命李光地（1642～1718）编撰《周易折中》，乾隆（1711～179说，虽无创见，但说明宋易仍居官方正统。

清代在学术上是从修正宋易而走向复兴汉易的时期。在力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的影响下，明末清初一批学者从考证和辨伪角度清算宋易中的象数之学，揭露它与道教易学的联系，批评朱氏易宣扬图书之学的错误，黄宗羲（1610～1695）、黄宗炎使注重文字训诂和历史考证的汉学再次兴起。惠栋（1697～1758）是清代汉易的倡导者，作《周易述》、《易汉学》等，唯汉易是从，未有创新。张惠言（1761～1802）专攻虞翻易学，试图恢复之。焦循（1763～1820）作《易学三书》，主张会通各家易说，试图创立自己的体系。清代易学不重义理，笃信汉易，理论思维方面极少建树，是古代易学发展的一个低谷。

及至近现代，由于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国人视野的开阔，使易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近现代易学可大致分为注释派、考证派、阐发派、科学派。当然，各派之间多有融会，而不是壁垒森严。

注释派偏重于注解《周易》，沈竹扔、尚秉和（1870～1950）、高亨（1900～1986）为代表。尚氏的《周易尚氏学》集象学之大成。高氏的《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主张经传分观，少谈象数，为此派扛鼎之作。

考证派偏于考证易学的有关问题。杨树达（1885～1956）的《周易古义》通过考察《周易》在古文献中的引用情况来显示其古义。于省吾（1896～1984）的《双剑够易经新证》、闻一多（1899～1946）的《周易义证类纂》在考证的基础上注解《周易》。余永梁、钱穆（1895～1990）、李镜池、顾颉刚、钱玄同、屈万里（1907～1979）、陆侃如、汤鹤逸、李景春、任继愈、沈瓞民、冯友兰（1895～1990）、张岱年（1909～2004）、王世舜、李汉三等，考证了《周易》的作者和时代。章太炎（1869～1936）、吴承仕（1881～1939）、刘师培（1884～1920）、黄元炳、高明、黄庆萱、王忠林、李申等，考辨了一些易学专门问题。郭沫若、胡朴安（1878～1947）、屈万里、平心、黎子耀等，则从《周易》探讨古代历史和社会风俗。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董作宾、郭沫若、于省吾、唐兰、王襄、容庚、商承祚、杨树达、胡厚宣、陈梦家（1911～1966）、裘锡圭、叶玉森、胡光炜、吴其昌、丁山、饶宗颐、孙海波、李孝定、严一萍、沈之瑜（1916～1990）、王守信等，对甲骨卜辞进行了考辨。张政娘、徐锡台、丁骗、张亚初、刘雨、管燮初、徐中舒、陈全方等，考证了《周易》卦象与古代数字卦的内在关联，多认为易卦源于数字卦，殷商已有筮法和重卦，《世本》“巫咸作筮”之说并非无稽之谈，重卦非始于文王。韩仲民、严灵峰、刘大钧、于豪亮、黄沛荣、李学勤、霍斐然、张立文、廖名春、王葆珐、陈鼓应、楼宇烈、许抗生、陈来、王德有、邓球柏、魏启鹏、裘锡圭等，研究了帛书《周易》的有关问题。濮茅左、廖名春、萧汉明、何琳仪、郑万耕等，探讨了楚简《周易》的相关问题。

阐发派偏重于阐发《周易》义理及其与哲学、宗教、文化、政治、管理、文艺、中医等的内在联系。杭辛斋（1869～1924）作《易楔》、《学易笔谈》等，欲融古今中外于一炉。朱谦之（1899～1972）、周善培、苏渊雷（1908～1995）、熊十力（1885～1968）、方东美（1899～1977）、金景芳（1902～2001）、牟宗三（1909～1995）、黄寿祺（1912～1990）、程石泉、罗光、南怀瑾、刘百闵、杜而未、高怀民、朱伯嵬、宋祚胤（1918～1994）、萧蓬父、徐志锐、唐明邦、余敦康、刘纲纪、吕绍纲、周继旨、周止礼、刘长林、罗炽、张善文、戴琏璋、胡自逢、徐芹庭、龚鹏程、曾春海、朱高正、程兆熊、林丽真、唐华、陈瑞龙、吴康、于纫兰、周林静、戴君仁、林汉仕、朱维焕、傅隶朴、简博贤、何泽恒、李焕明、林政华等，在易学上各有发明。

科学派着力于探讨《周易》与现代科学的内在关系。以严（1854～1921）、沈仲涛、薛学潜、刘子华、丁超五、潘雨（1925～1991）、董光璧、王弼卿、王寒生、江公正、黄汉宗、凯旋、沈宜甲、李树菁、徐道一等为代表。他们受启于18世纪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茨（G.w.Leibniz，1646～1716）对易卦科学中的进化论、遗传密码、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相明，但多限于以现代科学比附《周易》，而少见有以《周易》理推进科学进步之成果。这方面较好的著述当为董光璧的《易学科学史纲》和《易图的数学结构》。现代哲学家张岱年就此指出：

“《周易》的一些基本观点，对于自然的奥秘有所揭示，因而能给然科学家以重要的启迪。”

四、《周易》在国外的传播和研究

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周易》在国外也早有传播。有学者认为，早在殷商时代，中国和古印度就已经有文化交流；殷商末期，《连山》八卦图即已传到希腊一带；殷商末年，商纣王叔父箕子去了朝鲜，被周武王封为朝鲜侯，箕子在朝鲜以礼仪教导百姓；春秋战国或者更早，中国和日本已经有文化往来，如徐福东渡之说。这些说法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下面我们就分别介绍《周易》在东方和西方各国的传播和研究概况。

1.《周易》在东方各国的传播和研究

由于地缘关系，《周易》在东方各国的传播和研究很早就开始了，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以50万大军平定了岭南地区，设南海、桂林、象郡，象郡即涵盖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中国文化随之传人越南。秦末汉初，曾经参加秦军南征的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乘秦末中原动乱而割据南海、桂林、象郡，于公元前207年建立南越国（公元前207一前112），自立为南越武王。赵佗（？～前137）在位期间，大力促进汉越交流，加快了中国文化的传人，史称“甚有文理”，“文教振乎象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派兵征服南越。东汉光武帝时，12岁就能明《易》的任延等汉朝派出的地方官在越南“建立学校，导之礼仪”，越南开始正式接受儒家思想。东汉末年，大量中原儒士避乱越南，其中就有著名文字学家、《释名》的作者刘熙，易学家许慈等人，这就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传入越南的历程。许慈由此将郑玄易学传人越南。到公元7世纪前期，越南开始大兴文教立国之风，这就大大加快了儒家经典（包括《易经》）在越南的传播进程。唐代开始，越南地区的人也可以来中国参加科举。爱州（今越南和平省一带）人姜公辅、姜公复兄弟先后考中唐朝进士后，更加激起社会各界研习儒家经典的兴趣。1010年，前黎朝殿前指挥使李公蕴建立了李朝，1054年定国名为大越，开始走向儒学立国之路。1070年，李圣宗继位后下旨，尊奉孔子学说为国教，开展修建孔子庙、祭拜孔门圣贤等活动。1075年，李仁宗开始进行首次科举考试，次年设立国子监。1126年，以儒家五经作为越南国教。1195年，李高宗首次举办儒佛道三教考试，选拔通晓三教的人才。1227年，陈太宗又举办了三教考试。1253年，陈太宗开始设立国学院，以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教材。1428年，黎太祖又设置五经博士，并实行科举制度。1467年，黎圣宗命颁五经官版于国子监。1472年，黎圣宗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科举取士，考试科目中有三道题与《易经》有关。1499年，应试者竞达五千多人。1734年，黎纯宗命印五经颁布天下，王亲制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