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神对世人的爱的焦点在于人类的需要和它在Paul Ramsev的道德中对人类永久形象的坚定责任，Bas/c Chr~tian Ethic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0）。坚定的爱对于医学道德也很重要，参见The Patient as Person：Explorations in Medica ZEthics（New Haven，CT：耶鲁大学出版社，1970），pp．xii—xiii。
35．Carol Bradley Shirley：“Where Have You Been？”Columbia Journal~m Review31：2（1992年7月/8月）：25—26，她写于暴动之后，中心城市部门的宣言之前。
36．Marcano，City Times，pp．8—9。
37。引文和细节均出自Chades Storch的“Disney Does Its Magic for the Media”，Chicago Tribune，1986年10月8日，第三部分，PP．1，7。
38．由Quill中的“R0porter Tourists”改编而成（1991年11月/12月）：31。
39．关于避免不正当行为的表露的重要性的附加例子和注释出自John L．Hulteng的Playing It Straight（Chester，CT：Globe Peguot出版，1981），PP．25—33，另参见Charles W．Bailey的“Conflicts of Interest：A Matter of Journalistic Ethics”给国际新闻会议、Minnesota Journalism Center、Minneapolis的报告，1984。
40．参见Jeremv Weir Alderson的“Confessions of a Travel Writer”，Columbia Journal~mReview，第26期（1988年7月/8月）：27—28；另见Quill（1991年3月）：20—25中EdAvis的文章“Have Subsidv，Will Travel”。
§§§第2章 讲实话
报纸刊登事实是其文章获得众所公认的一个标准。事实上，无论什么道德准则，对于报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陈述事实。品格高尚的编辑特别将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或墓志铭。语言准确对大众传播事业是关键的。
庞修斯·派拉特（据《圣经》）曾问：“什么是真实？”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人都须努力给予回答的。但正如思想和世界观会变迁一样，对真实的解释也会变化。在当今西方学术与文化中，新闻工作者将面临大量有关事实的意义含糊的语句，使其情况变得更为复杂。还因为预算的强制要求、发稿截止时间、读者的期望、编辑惯例及利己收益等因素的存在，新闻常常被说成“在匆忙中的真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提供一个精确的、具有代表性的解释实在很难。同时，复杂的技术使新闻日夜不停地播放，所以新闻把关人必须从成堆的选择中加以捌选，常常没有时间从道德上详察各种纷繁复杂的情况。
下文的例子介绍了有关讲真话的几种重要性。虽然并没有包括所能想象到的各个方面，但真实显然已超出了仅仅表述事实的范围。
大我们的范围的一种方法是，比如说考虑真实的反义词，说明新闻的采集与写作。真实的反义词是欺骗，是指经过思索之后的故意误导。在新闻写作中明显的欺骗并不经常发生，一位记者或编辑故意地、有意识地发出一条错误信息和报道，这种情况即使有之亦属罕见。但新闻采集中欺骗是一种持续性的诱惑，因为它常常使获得消息的过程简便化。
这部分中的第一个例子，“匿名炸弹制造者的声明”，是有关道德_上有争议的暴力和技术问题的讨论。有人主张运用暴力的手段反对邪恶的技术命令，这种事是否值得一听呢？
第二个例子是“通过堕胎谋取暴利者”，表明了在调查性报道中要下很大的赌注。而在这个例子的众多纠缠在一起的伦理问题中，欺骗是最重要的。利用错误的借口求得一个光明的结尾来采集新闻，无论在小镇还是在大城市都是典型的问题。当报馆或电台接到电话称孤儿院里发生暴力事件，护理室里发现病人绷带上有蛆，修理时遇到技术上的欺诈时，欺骗成为中止描述的一种可能的选择。当然，重要的问题是，欺骗在伦理上是否可以永远站得住脚。
第三个例子，“性别歧视与希拉里·克林顿”描述新闻工作者最持久的痛苦。社会团体中的性别歧视尤其受到旧观念的影响。事实上，要求原谅自己的无知和找借口的日子已不复存在。有为数众多的关于性别歧视的明显例子可供选择。但他们不代表道德上进退两难的境地。性别歧视的言语是非人性化的，因而是错误的和非专业化的。这个例子与竞争纠缠在一起，而这种竞争在总统的政治生涯中常常存在。自从克里斯廷·克拉夫特与KM—BC电视台在堪萨斯城的争论至今，性别歧视或宣称性别歧视在雇用中也是争论的要点，并不仅仅存在于文字中。
第四个例子有关“新闻照片电子改写技术”，由于媒介技术的突飞猛进，进而引起了道德上的争论。传统上在真实与虚构、新闻与娱乐之间的界限格外分明，但在数字化技术发展到能进行技术改写时，这条界限模糊了。
第五个例子介绍了有关亨里克·易卜生的《人民公敌》的争议。易卜生是19世纪挪威著名剧作家，为未来的民主而写出这个剧本。当阿瑟·米勒改写现代剧时，这出鲜明的充满纠纷的戏剧展示了社会如何面对整个城市赖以生存的资源却被破坏的棘手的事实。公众日益关心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人民公敌》是一部用以检验报业作为社会机构的原则的有利剧作。
6．匿名炸弹制造者的声明1995年9月19 N，《华盛顿邮报》与《纽约时报》联合发表了一份35，000字的声明，这份声明来自一个自称是制造炸弹的匿名者。司法部门追踪此人已经超过了17年。在这段时间内，他制造的炸弹已造成了3人死亡、23人受伤的悲剧。1995年6月，这份声明连同一封信寄到了这两家报社，要求报社必须在3个月之内发表这份声明。在此期间他许诺“停止恐怖活动”。
他警告说，如在限定的9月29日前他们拒绝刊登，他将“开始制造下一颗炸弹”。这个匿名者同时要求在未来的三年之中，任何城市如果有人攻击他的声明，他有权发表3000字的文章加以反驳。
《纽约时报》的老板阿瑟·O·苏兹贝格和《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唐纳德·E·格雷厄姆发表了这份联合声明：
三个月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一起面对着一个自称是制造炸弹的匿名者的要求，他要求我们发表一份35，000字的声明。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份声明的作者威胁将送一枚炸弹在不确定的地点，目的在于杀人。
从一开始，两家报纸就是否要在暴力的威胁下发表声明进行了商讨。我们也请教了司法部门。首席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的领导现在都建议我们出于公众安全的考虑而发表这一声明。我们也同意这么做。
苏兹贝格在对他的员工解释时强调，这一事件是独一无二的，并不能成为新闻工作中的先例。“此时我们的传统做法仍将行之有效，我们通知司法部门，什么也不登。”苏兹贝格解释说，“如果你登了，而他没有杀任何人，那倒是很好的。如果你登了，而他继续杀人，那么你失去了什么？是新闻纸的成本吗？”
在声明中，匿名炸弹制造者的中心观点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工业科技化体系对人类而言是一场灾难。所以他寻求“传播反工业的思想”，并鼓励“那些反工业体系的人”。那些痛恨工业体系的人的责任是通过增加“社会压力和推动社会不稳定”以促使体系的崩溃，这也包括使用炸弹。为了持久的改变，“改良是不够的”，而“革命则是必须的”。在匿名炸弹制造者的词汇中，革命包括破坏和毁灭“这个体系”，并且看着“残余物也化成灰烬，永远不能修复”。
当匿名炸弹制造者的兄弟看到了声明之后，他立即通告了联邦调查局。
他认为他的兄弟有可能就是声明的作者。联邦调查局的侦察员在4月1日包围了蒙大拿群山中西奥多·卡津斯基的小屋并逮捕了他。6月，在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多，卡津斯基被起诉。联邦法院指控他从萨克拉门多邮寄了两枚致命的炸弹，另有两枚击伤了目标。1996年10月1日，在新泽西的纽瓦克，联邦陪审团起诉他说，他的一枚邮寄炸弹杀害了新泽西州北考德威尔的广告经理托马斯·J·莫瑟。在纽瓦克起诉的案由是，卡津斯基在1994年12月9日邮寄炸弹到莫瑟家中，第二天，当莫瑟打开包裹时被炸死。
1995年4月《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封信，匿名炸弹制造者在信中称，莫瑟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的公司（伯森·马尔斯泰勒）曾在1989年发生的阿拉斯加的埃克森·瓦尔德斯事件后帮助埃克森清洗其公众形象，而伯森·马尔斯泰勒否认与埃克森石油泄漏事件有关。司法部门规定西奥多·卡津斯基将先在加利福尼亚受审，若定罪他在那儿就将被判死刑，而他在新泽西受审的可能性很小。
一些新闻记者强烈反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决定发表这种声明，理由有二：首先，“自由报业的这两大拥护者”会依据“联邦政府执法机构的建议”来发表声明，这种做法本身就值得谴责。争取报业自由委员会的简·柯特利认为“这种做法严重侵蚀了在媒介与政府之间的界限，而这条界限应当是固定和不可变更的”。
其次，反对的意见主要集中在报业纵容了一个匿名恐怖主义者的要求。
《美国新闻评论》的编辑瑞姆·里德写道：
这种情况类似于与那些劫持入质的人进行谈判。长期以来，执法专家一直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只能鼓励更多的人去挟持更多的人质。
那就是说，如果你极为绝望，极不负责任，极为暴戾，我们就会将自己的新闻专栏拱手让你。
我们的社会充满了愤怒，反对女性，反对少数民族，反对政府。那些愤怒的人支配了正直人的怒火，而他们的对手又心怀恶意地加以误导，使得运用暴力去推动前者并伤害后者，在他们脑海中成了有道理的了。
发表匿名炸弹制造者的声明向相信事实的人表明：只要搞足够的破坏，施加足够的暴力，夺取足够的无辜生命，伤害足够的入，“印刷机”就是你的了。
弗吉尼亚州阿灵顿《自由论坛》的第一修正案国会民间冤情调查委员会的保罗·麦克马斯特斯怀疑出版业是否会以公众安全为由“使其他报纸、电台、电视台面临了一个更大的威胁，即有可能由于相似的意图而被人劫持”。
因此，这个问题可以根据波特图式第二部分来理解。在这里重要的职业道德价值观濒临危险——报业能否独立于政府之外，能否不受来自敌对群体的威胁以保持独立。从这个角度来展望，《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违反了两大基本的新闻工作价值观，这将损害报业的诚信和战斗力，在长期内都会如此。
然而，这种理解依旧有含糊之处，《华盛顿邮报》的理查德·哈伍德认为这种批评是“一种麻醉剂”。
政府没有权力命令报业做出决定。报业在许多情况下请教政府机构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安全，使人们的生命不受威胁。选择是自由的，（对于编辑与老板来说）应明白自己担负的是维护公民权和是非善恶之心的责任。
看来屈服于匿名炸弹制造者的要求，至少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发表声明的决定能够挽救生命并且帮助调查者查明他的身份的话。
如果从讨论职业价值的角度来看，这里也涉及新闻价值问题。苏兹贝格和格雷厄姆并没有将新闻价值当作出版的理论基础。而他们为发表这份声明所提供的可能的辩解是“基于这是一项有关公众利益的事，媒介没有权力剥夺读者获取信息的权利。”’几个月来，公众从各种不同角度发表了自己对匿名炸弹制造者这一案例的理解，报上已发表了许多文章的摘要，而报业的决策者也与官员会了面，谈到了匿名炸弹制造者所关心的某些技术方佰的问题。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决定，保持公众与一个正在进行的报道相关联并使得编辑与记者处于控制当中免受外来利益诱惑或命令的干扰，至少看来是合理的。
第二部分职业价值观的分析看来使许多恰如其分的行为变得含糊了。
第三步该如何呢？道德伦理学说有用吗？
亚里士多德中庸之道在这里不能用了，因为双方都不是合法的。当一个部分采取犯罪行动时，均衡的态势将不复存在。人们惊讶于坚持公正与保护隐私权，而不是明确地去找出来源或真相。因为匿名炸弹制造者的反应是不可预测的，功利主义是行不通的，拒绝发表声明可能会带来难以承要的危险与灾难。当道德问题濒于险境时——诸如谎言、欺骗、盗窃等等一这种明确的强制性的决定是尤为果断的。
